从解放军文化教员到著名语言学家
——我所认识的黎运汉先生

余惠邦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成都 610041）

（黎运汉先生一家）

黎运汉先生于1929 年出生在广东省阳春县。1949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志愿军，荣立一等功和二等功。1960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和中文系，师从容庚、商承祚、潘允中、高华年、赵仲邑等语言学名师，奠定了他从事语言学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从1960 年到退休，黎先生一直在暨南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为本科生、研究生、大学师资班、助教研修班讲授现代汉语、修辞学、语体学、语言风格学、公关语言学等热门课程，深受学生欢迎。黎先生一生立德树人，著书立说，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他曾任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文学语言研究会顾问、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顾问委员会委员、锦州师范学院语言运用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海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原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硕士点兼职导师等职。

黎先生对语言学研究的突出贡献和研究成果，被收入《中国语言学家文库》《实用汉语语法大词典》《中国语言学家名人录》《中国专家人名辞典》《中国现代语言学词典》、英国剑桥传记中心《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国际名人传记词典》等书籍和文献。

黎先生是我在语言学界结识的唯一一位当过兵、立过功、获过嘉奖、锐意进取而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朋友。几十年来，他在学术上孜孜不倦地开拓创新，对学生视同子女，对朋友诚恳热情，与老伴相亲相爱，确是一位人品学识俱佳的优秀教师与学者。

开拓创新成果丰硕

黎运汉先生先是在部队经过艰苦生活的磨练，又以战斗精神向科学进军，在现代汉语修辞学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1.创作修辞学精品

1986 年，黎先生与中山大学张维耿教授合著《现代汉语修辞学》，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和台湾书林出版社出版，作为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教材或主要参考书，被誉为“饶有新意”“精于同类”“颇有参考价值”的修辞学专著。

2.建立了现代汉语语体修辞学的理论体系

现代汉语语体修辞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兴起的一门介于传统修辞学和言语风格学之间的边缘学科。黎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语体修辞学》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而科学的体系，开拓了语体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填补了中国语体学研究空白，被誉为“是现代汉语语体学的一部开创性著作”（濮侃语）。

著名语言学家胡裕树教授在《序言》中赞扬“该书体系完备，论据充分，论述周密，对于指导人们依据不同语体选取恰当的风格手段很有作用”。

3.开启了汉语风格学的新篇章

1990 年，黎运汉先生的《语言风格探索》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结构严谨。正如著名语言学家胡裕树教授在《序》中所说：“我国的修辞学，过去偏重修辞格的研究，在语言风格方面，成果不多……黎运汉先生多年来在这方面进行了艰巨的垦荒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称赞这部专著“材料翔实，论述周密，举例确当，富有启发性”。

2000 年，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黎先生的《汉语风格学》。澳门大学中文学院原院长程祥徽教授在《序》中谈到：“黎运汉教授这部新著，就是风格学走向成熟的一声春雷”。

4.探索建立了公关语言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公共关系成了热门话题，而语言应用直接影响公共关系的效果。黎运汉等先生捕捉到学科发展的势头，迅速探索建立公关语言学。1990 年，黎先生主编的《公关语言学》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复旦大学李熙宗教授认为“该书运用了公共关系学、语言学、特别是言语学原理，在借鉴现有成果和深入研究大量公关语言现象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公关语言学框架”。南昌大学文学院原院长刘焕辉教授认为“该书就学科建设中一系列理论、原则、方法问题作了全面的系统深刻的论述，它的问世，标志着公关语言学开始并列于广义应用语言学众多分支学科之林。”张寿康先生在《序》中评价该书“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教材与专著”。

5.文学语言研究受到作家称赞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著名作家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古往今来，很多著名作家用优美的语言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佳作。1992 年，黎运汉先生与其弟子李剑云先生合作出版了《秦牧作品语言研究》，开创了对一位现代著名作家作品的语言进行系统研究的先河，有益于提高我们的语言应用和语言鉴赏水平，从而促进汉语规范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秦牧先生在读了全书之后，“觉得作者讲得颇有道理”“阐明了我在语言艺术上努力的方向”。

黎先生对中国修辞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建树是多方面的、具有开拓性的，因而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正如张静、柴春华先生在《清心望远——贺黎运汉教授九秩华诞》的《序言》中所说：“他将应用语言学中特性互别互联的四大门类——修辞、语体、风格、公关融会贯通，无论立论、撰著、研讨、教学，其研究之深、涉猎之广、影响之大、撰述之多，均在国内位居前列。”

诚恳热情广交朋友

黎运汉先生和柴春华教授曾先后担任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他们都是中国修辞学会的大管家、好管家。

黎运汉先生在广州共主持了4 次中国修辞学会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积极推进内地和海外与港澳台的学术文化交流。1992 年，他在广州主持筹备了中国修辞学会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了港澳台地区及美国著名修辞学家齐聚一堂，开启了合作交流的平台。

黎先生多次应邀出席在美国和港澳台地区举办的学术研讨会。1994 年，黎先生作为中国大陆代表团成员赴台参加“两岸汉语语汇文字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作了题为《略论两岸汉语语汇差异之文化因素》的学术报告，会后又应邀到台湾空中大学讲学。此后，黎先生先后4 次被国务院国台办派为领队，带领大陆代表团赴台参加中国修辞学会学术研讨会，并应邀到台湾电视台介绍大陆的修辞学研究概况，到台湾师大、中华语文研习所讲学。

2000 年7 月，来自祖国内地和港澳的会员、台湾地区修辞学界的著名学者及部分外国专家，在暨南大学出席了中国修辞学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学会成立20 周年纪念大会。会后，黎运汉、肖沛雄教授共同主编的论文集《迈向21 世纪的修辞学研究》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中国修辞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既是中国修辞学会成立20 年来“力量壮大、朋友增多的检阅”，又吹响了向新世纪进军的号角。作为多年来为修辞学会呕心沥血的副会长兼秘书长和在教学科研上不断开拓进取的修辞学家，黎运汉先生功不可没。

我与黎运汉先生交往30 多年，为他和夫人刘老师的诚恳、热情、好客所感动。1990年12 月，我应香港语文教育学院院长白敬理博士的邀请，赴港出席第六届国际研讨会。由于是第一次到当时还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人生地不熟。幸亏得到黎先生的热情相助。路过广州时，在黎先生家住了一晚，屋子原来是他女儿住的，专门让出来给我住。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在朋友家住宿。第二天清晨，黎先生又陪我乘出租车去广州车站，为我介绍了在深圳和香港有亲戚、准备出席这次研讨会的顾兴义先生，正是由于黎先生、田小琳教授和顾兴义先生的帮助，我才顺利地完成了香港之行。

黎先生在学术界广交朋友，与很多专家学者结下了深厚情谊。很多学者朋友到了广州，黎先生都亲自接待，并且经常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我在学术界也结识了不少朋友，但在对朋友热情周到方面，我自愧弗如。

立德树人师生情深

在我面前摆着两本他的学生为了纪念黎运汉先生70 华诞和九秩华诞而编辑出版、印刷精美的书。打开《修辞·语体·风格》的扉页，上面印着“谨以此书献给我们敬爱的老师黎运汉教授”，而《清心望远——贺黎运汉先生九秩华诞》的书名则是他的老朋友、澳门大学前文学院院长程祥徽教授的手书。翻开扉页，在老两口合影的背面则是现任中国修辞学会会长、复旦大学陈光磊教授工整的手写的贺词。

第一页的《序言》为中国修辞学会第三任会长、著名语言学家张静先生和秘书长、海南师范大学柴春华教授所作，其中有几句评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黎运汉教授矢志奉献修辞学事业，在中国修辞学发展壮大中，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记得前两年为运汉写过一首七言绝句：

卫国戎马幸荣归，

南粤讲坛教鞭挥；

弟子三千满华夏，

修辞立诚老泪垂。”

这首七言绝句高度概括了黎运汉先生的一生。黎运汉先生在教学科研上辛勤耕耘数十载，赢得了学生的敬重。他出席学术研讨会经常带着自己的研究生，让他们经风雨，见世面。记得1989 年中国修辞学会修辞理论研究会在成都西南民族学院（现西南民族大学）举行。这次会议规格很高，只邀请了50 多位在中国修辞学界知名度较高的副教授以上的专家和日本学者，黎运汉先生带了他的3 个研究生参会。这次研讨会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甚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对研究生的成长很有好处。

他还在主编自己的几部专著的时候让自己的研究生参与，这都有利于研究生尽快地跨入科学的大门，培养研究生的科学研究能力。他把自己的学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他常告诫他的研究生要“站在学科发展的最前沿，捕捉科学发展的新信息，要具有拓荒的精神和填补空白的勇气”“青出于蓝胜于蓝”，现在他的很多学生已经成长为大学知名教授、博士生导师和学科带头人。

2019 年春，我收到他的研究生为他九秩华诞而编辑出版的《清心望远》一书，我们很快添加了微信。互联网把我们联在一起，能经常看到90 高龄的老两口在家里接待朋友和学生，养花种菜、锻炼身体的照片或视频，心里特别高兴。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吧。

（原载中国传媒大学公众号西去东来中传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