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村数字治理的内涵拓展及实践路径

尹铁燕

摘要：数字赋能乡村治理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鲜明特质。新时代乡村数字治理的理论基础主要有数字理论、治理理论、公共管理理论。新时代乡村数字治理要坚持党性原则，坚定中国共产党对乡村数字治理的领导；坚持人民性原则，始终把农村居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价值引领；发挥组织优势，坚持基层党组织的领导示范作用；坚持法律托底，构建乡村数字治理的制度体系；体现德治优先，构建乡村数字治理的道德体系。新时代乡村数字治理具有开放性、共享性、普惠性、法治性、技术性和协同性的基本特征。乡村数字治理的本质内涵是实现数字治理与基层治理有序衔接，与乡村社会基础契合匹配，使数字技术有效嵌入乡村社会，激活和赋能内生治理资源。在厘清新时代乡村数字治理的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提出新时代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路径：从经济维度看，打造乡村数字经济新优势；从政治维度看，提高基层政府数字化建设水平；从文化维度看，实现网络文化数字化治理；从社会维度看，加快乡村社会数字化建设水平；从生态维度看，营造良好乡村数字生态。

关键词：新时代 乡村数字治理 农村居民

一、问题的提出

数字乡村是未来乡村发展的新形态。“数字乡村的内涵是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新工具、农民生活幸福的新驱动、乡村生态保护的新手段，以信息化赋能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环节，不断提高农业农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水平，提高农民生活的智慧化水平，促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生活质量显著提升。”

以5G网络、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新工具、新渠道。数字赋能鄉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方法手段。数字乡村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举措。数字赋能乡村治理是进一步完善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提高新时代乡村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2019年5月，《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发布，确立分四个阶段推进实现数字乡村发展目标，提出数字乡村建设的10项基本任务，即“加快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数字经济、强化农业农村科技创新供给、建设智慧绿色乡村、繁荣发展乡村网络文化、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信息惠民服务、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推动网络扶贫向纵向发展、统筹推动城乡信息化融合发展”。《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提出要“推进管理服务数字化转型，建立健全农业农村管理决策支持技术体系和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监测预警体系，建设数字农业农村服务体系、农村人居环境智能监测体系、乡村数字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乡村数字治理体系已经成为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向和核心要义。2020年5月，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进一步厘清了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目标、关键措施和制度保障。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基础，发展农村数字经济是数字乡村建设的物质基础，建设智慧绿色乡村是数字乡村建设的生态基础，繁荣发展乡村网络文化是乡村数字建设的思想基础，深化信息惠民服务是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诉求，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乡村数字建设的前进方向，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是乡村数字建设的根本任务，推动网络扶贫向纵向发展和统筹推动城乡信息化融合发展是乡村数字建设的两项重点任务。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是破解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困境的新出路，是推动乡村数字建设的现实要求。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强调要“加强乡村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建设”。由此可见，乡村治理数字化建设已经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数字技术赋能新时代乡村治理研究、构建完善的乡村数字治理体系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二、新时代乡村数字治理的内涵拓展

新时代乡村数字治理可以从理论基础、基本要求、基本特征、本质内涵四个方面进行内涵拓展。

（一）新时代乡村数字治理的理论基础

新时代乡村数字治理的理论基础主要有数字理论、治理理论、公共管理理论。厘清新时代乡村数字治理理论的主要来源，对构建该理论的基本框架体系和研究范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数字理论是乡村数字治理的重要理论来源。要理解数字理论，必须首先厘清数字技术的理论内涵。数字技术是指以5G网络、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技术拓展了乡村治理的治理空间，重构了乡村治理的社会关系。数字技术赋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乡村建设及其治理，构建了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模式。数字技术既是一种治理工具，本身也具有价值功能，数字技术是工具性和价值性的辩证统一体。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赋能，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工具、新手段、新方法。数字技术具有共享性、普惠性、价值性的基本特征。数字技术的天然属性是共享互通，运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能够实现数字信息的共建共治共享，从而提升农村公共服务的质量。数字技术能够消除信息壁垒，为公众提供普惠性的公共服务，让数字技术带来的福利覆盖城乡所有居民。数字技术还具有价值性。数字技术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广泛应用，催生数字经济，能够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

第二，治理理论是乡村数字治理理论的关键理论源头。2001年，在伦敦举办的“数字治理：数字档案、数字图书馆和科研信息化研讨会”上，正式提出“数字治理”的概念范畴。治理理论不再强调政府管理的唯一性，而是凸显多元主体治理的协同性。治理本身具有双重属性，是价值性和工具性的统一体。一方面，治理能够构建多元、互动、自主的治理共同体，强调社会自组织网络的治理，凸显治理的自主性，这就是治理的价值性；另一方面，治理彰显政府、市场之外的自组织（村委会、社会组织、行会组织等）完成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功能，这就是治理的工具性。马文祥、江源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三重逻辑，他们认为：“在思想逻辑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治理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思想之核，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思想之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治理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思想之源。”

乡村数字治理要综合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网络治理理论、合作治理理论等。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协调、整合、合作，网络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的协同性，合作治理理论强调开放性、多主体、平等性、协同性。从治理的方法手段分析，治理理论可以分为网络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合同制治理理论等。网络治理理论强调以网络作为治理工具，注重多元主体运用网络参与社会治理。网络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手段多样化和治理结构网络化的基本特征。政府部门在网络治理中起引导和监督作用，社会公众是网络社会治理的关键主体。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协调和整合。整体性治理对打造整体性政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整体性治理还对一站式社会公共服务的打造提供理论参考。协同治理强调多主体合作治理的协同性，指的是多元主体通过协调合作，形成相互依存、共担责任的治理共同体。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合同制治理理论强调以合同作为治理的工具，合同双方在平等基础上订立契约关系。在政府与企业、个人进行合作时，政府应对合同全过程进行有效管理和监督。合同制治理可以作为政府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一种新手段、新方法。

第三，公共管理理论是乡村数字治理的重要理论支撑。公共管理理论主要关注公共组织范畴的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是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公共管理本身具有公共性、价值性、制度性、协调性。公共管理是对公共空间的管理，不涉及私人空间。公共管理对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性。同时，公共管理需要借助多种制度安排去实现，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规则达成管理活动的目的。治理是公共管理的理论工具和实践模式。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实现公共管理的公共价值。朱德米、曹帅对公共管理的公共价值理论进行了理论阐释，认为“中国公共价值的重构需要深入研究‘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语义，以公共性和有效性为双轮驱动人民性的实现，探寻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同一的价值基础”。

公共管理理论的历史演进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紧密相连。公共管理理论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阶段、新公共行政阶段、新公共管理阶段和公共治理阶段。传统公共行政阶段形成了普遍适用的、效率导向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行政阶段建构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阶段发展为回归市场、追求效率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公共治理阶段强调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共治理理论。

（二）新时代乡村数字治理的基本要求

新时代乡村数字治理不是孤立的时代主题，而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新时代共同富裕等紧密相连。新时代乡村数字治理要坚持党性原则，坚定中国共产党对乡村数字治理的领导；坚持人民性原则，始终把农村居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价值引领；发挥组织优势，坚持基层党组织的领导示范作用；坚持法律托底，构建乡村数字治理的制度体系；体现德治优先，构建乡村数字治理的道德体系。

（三）坚持党性原则，坚定中国共产党对乡村数字治理的领导

乡村数字治理是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优化路径。党对乡村数字治理的领导是乡村数字建设的前提条件，党性原则贯穿于乡村数字治理的全过程。在乡村数字治理中，要继续发挥“第一书记”在乡村数字建设中的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的传统。这个传统不能丢。”党的领导是中国乡村数字治理的本质特征。

（四）坚持人民性原则，始终把农村居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价值引领

人民性是乡村数字治理的价值诉求。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就是人民性。乡村数字治理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新形态，应始终坚持以农村居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提升农村居民的网络素养和数字技术作为根本任务，努力为乡村数字建设奠定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標志。”

（五）发挥组织优势，坚持基层党组织的领导示范作用

党建引领乡村数字治理是中国乡村治理的鲜明特质。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数字治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数字治理的战斗堡垒。乡村数字治理呼唤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干部要率先掌握数字技术，提升自身的网络文化素养，带动农村居民不断提升数字技术，引导农村居民自主学习，共建共享数字技术学习平台。党的基层组织要把网络扶贫和城乡融合发展作为乡村数字治理的两项重点任务来抓，把基层党组织服务电商发展、推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作为基层党组织的重点工作来抓，列入基层党组织的目标考核中，基层党组织要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通过网络教育培训、建立微信群和QQ群联系帮扶、乡村网络信息化公共服务等方式，为农村居民和电商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促进乡村产业与市场的无缝对接，构建基层党组织领导、社会团体、行业组织、农村居民充分参与的电商扶贫培训体系。

（六）坚持法律托底，构建乡村数字治理的制度体系

乡村治理法治化是新时代乡村数字建设的必然要求。乡村数字治理必须坚持法律托底，强化法律在乡村数字治理中的权威地位，不断提升治理主体的法治素养，健全农村公共法律的数字化服务体系，加强对农民的数字化法律援助和数字化司法救助。乡村数字治理是一种法治化治理模式，必须在国家的法律法规的基本框架下进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2021年），为新时代乡村数字治理提供了制度规范和法律保障。构建乡村数字治理的制度体系已经迫在眉睫。构建乡村数字治理的制度体系，需要从治理方式、社会发展和个人需求三个维度构建相应的制度规范。从治理方式的维度看，乡村数字治理的制度体系就是要构建自治、德治、法治深度融合的乡村社会治理制度体系；从社会发展的维度看，乡村数字治理的制度体系就是要建立健全农村数字基础设施管理制度、农村数字经济管理制度、农村基层党组织网络化制度、乡村网络文化管理制度、乡村网络生态系统治理制度等。从个人需求的维度看，乡村数字治理的制度体系就是要构建与农村居民个体需求和个人利益相适应的数字技术培训制度、数字人才培养制度、数字技术背景下的个人隐私保护制度等。

（七）体现德治优先，构建乡村数字治理的道德体系

乡村数字治理必须坚持德治优先，深入挖掘乡村熟人社会的道德规范，不断强化道德在乡村数字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引导农村居民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在乡村数字治理中，可以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平台，经常性开展“好媳妇”“好儿女”“好公婆”等网上评选表彰活动，开展寻找“最美乡村教师”“最美乡村医生”“最美村官”“最美家庭”等网络评选活动。乡村数字治理需要道德规范作为治理的社会基础，要把农村居民的个人道德建设摆在首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居民道德品格的塑造。乡村数字治理中的道德主体问题、乡村数字建设中的道德问题、乡村数字技术人才的道德培育问题等，已经成为乡村数字治理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乡村数字治理作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新形态，必须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发挥村规民约的道德指引作用，引导农村居民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观。

（八）新时代乡村数字治理的基本特征

新时代乡村数字治理具有开放性、共享性、普惠性、法治性、技术性和协同性的基本特征。

第一，开放性是乡村数字治理的鲜明标识。政府数据开放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抓手。数字政府可以实现数据开放、资源开放、场景开放和政策开放。数字开放平台应包括面向个人的数字化开放平台和面向企业的数字化开放平台。政府通过数字化开放平台，将公共数据安全且有序地进行共享。数字化开放平台可以为个人提供个性化的数字公共服务。同时，数字化开放平台可以为企业提供专业数字化的数字公共服务。政府数据开放可以为平台企业提供宝贵的数据信息，为企业创造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

第二，共享性是乡村数字治理的价值属性。乡村数字治理是一种共享治理。数字政府可以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共享数据。数据共享保证了公共服务的个性化有效供给和企业运营的专业性数据供给。乡村数字治理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实现了数据要素的在线化共享。数字化传播加快了数据要素的自由流动。数字资源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资源的优化组合和共建共享。

第三，普惠性是乡村数字治理的比较优势。乡村数字治理可以促使农村居民享受普惠性待遇。乡村数字治理应实现数字效益和数字正义的深度融合发展，坚持效率有效和兼顾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实现数字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可及性。乡村数字治理中需要提供更多人性化的数字技术服务，让农村居民享受普惠性的数字公共服务。

第四，法治性是乡村数字治理的重要保障。乡村数字治理需要法治保驾护航。数字乡村是一种法治乡村。数字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制度框架中进行。对数字平台中的排他性交易、数据封锁屏蔽、大数据杀熟等现象，还需要制定相应的规则进行规制。加强各级政府对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的监管必须依靠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规制。

第五，技术性是乡村数字治理的关键要求。乡村数字治理需要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已经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工具。乡村数字治理的技术性必然要求逐步完善数字治理的标准规范，特别是针对乡村数字治理关键性技术的规范。制定数字技术规范，在最大程度上释放数字技术的潜能，需要一大批掌握数字技术的人才。乡村数字治理中的技术问题是推进乡村数字治理的最大瓶颈。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应率先掌握数字技术，在乡村数字治理中起关键的引领性作用。

第六，协同性是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品格。乡村数字治理属于社会治理的基本范畴，构建数字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已经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乡村数字治理是一种协同治理。乡村数字治理需要党委、政府、行业组织、平台企业、农村居民等多主体全过程参与，共同承担治理权利，履行治理义务。乡村数字治理应堅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基本原则，不断增强数字政府内部的协同性、数字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性。

（九）新时代乡村数字治理的本质内涵

乡村数字治理的本质内涵是实现数字治理与基层治理有序衔接，与乡村社会基础契合匹配，使数字技术有效嵌入乡村社会，激活和赋能内生治理资源。从技术维度看，乡村数字治理是运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乡村社会进行数字化治理，实现乡村由传统到现代转型。中国传统乡村经历了由“政社合一”模式、“乡政村治”模式到“多元共治”模式的转变。数字技术嵌入现代乡村治理后，数字技术赋能多元共治治理主体，推动乡村公共事务精准化治理，重构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从而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从空间维度看，乡村数字治理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能够实现乡村“元宇宙”。乡村“元宇宙”的构建方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数字孪生、虚拟原生、虚实融合。例如，我们可以利用脑机接口设备，只要戴上VR眼镜，就可以用虚拟人的身份抵达农庄或田间，身临其境地看到作物的成长，需要浇水了，只要按一个按钮，浇水装置就会开始自动喷水；如果需要除草，一个按键就会有智能除草设备开始运转。从经济维度看，乡村数字治理是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乡村数字治理解决了新时代乡村经济发展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能够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经济发展模式。从政治维度看，乡村数字治理是提升基层政府组织力、领导力、服务力的重要手段，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现代乡村治理中的生动表达。从文化维度看，乡村数字治理是满足农村居民精神需求的重要方式，是解决乡村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出路，是实现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从社会维度看，乡村数字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渠道，是进行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从生态维度看，乡村数字治理是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的必由之路，是打造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的重要治理方式，是推动智慧农业、生态农业、节水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从教育维度看，乡村数字治理呼唤数字人才培养。乡村数字治理的本质是人的治理。要实现乡村数字治理，就必须培养一大批掌握数字技术且具备公共管理能力的现代化人才。

三、新时代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乡村数字治理还刚刚起步，需要在乡村数字建设的具体场景中不断探索乡村数字治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范式。新时代乡村数字治理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教育五个维度建构其实践进路。

（一）经济维度：打造乡村数字经济新优势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是乡村数字治理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经济已经成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新方法、新手段，在乡村数字治理中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新优势。

第一，打造乡村数字平台经济，解决农村产业销售信息严重不对称的问题。通过网络，打造电商与农村居民的网络互联交易平台。乡村数字平台经济以大数据为核心技术，克服了传统经济中的信息不畅通，全面提升了乡村的资源配置效率。

第二，发展乡村数字“共享经济”，解决农村资源匮乏的问题。农村的商业服务、金融服务、交通出行、旅游休闲等呼唤共享经济模式，构建农村商业数字化服务体系、农村数字金融服务体系、农村交通出行共享体系、农村数字化公共服务体系等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例如，“认养农业”模式就是共享经济在农业领域的大胆尝试，为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农业生产模式带来新的思路，打通了乡村生产与城市消费的“最后一公里”。

第三，打造乡村智慧物流平台，解决农村购物不便的问题。智慧物流平台应推进乡村配送服务，实现智慧物流平台的城乡一体化，推动中国智慧物流的地区全覆盖、城乡全覆盖。

第四，不断完善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建立健全数字经济产权制度、数字经济监管制度、数字经济考核制度等，不断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规则，为数字经济提供制度保障。发展乡村数字经济，打造数字乡村经济新优势，就要与时俱进，在乡村数字治理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建立健全数字经济法律法规，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例如，针对农村数字金融，必须建立农村数字金融的法律规范体系，实现农村数字金融法治化，用法律制度规制农村数字金融，引领农村数字金融健康、有序发展。

（二）政治维度：提高基层政府数字化建设水平

数字政府是基层政府的发展方向。促进基层政府数字化转型是乡村数字治理的基础性建设工程，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政治要求。

第一，利用数字技术打造数字民主。数字政府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基层民主数字化。基层民主数字化就是利用5G网络、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助力基层民主的网络实现方式。基层民主数字化的理论前提是农村居民的数字化表达设备、平台和通道的获得和应用。乡村没有网络覆盖和智能化设备，且农村居民不具备数字素养的时候，乡村就会变成“数字沙漠”。基层民主数字化离不开数字技术的硬件设施和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

第二，创新基层政府管理理念，构建以数字技术平台为支撑的基层民主政府，实现基层民主网络化、基层服务网络化。

第三，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整合网络政治民意。应用数字技术加强网络政治信息的收集、整理与分析，筛选出有代表性、有价值的重大政治议题、政治表达和政治建议，为基层政府进行科学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第四，打造基层政府数字服务平台，利用互联网重构基层政府权威并不断提升基层政府的公信力。重构政府权威包括权威信息的来源、发布、传输渠道、权威话语及意见等。应充分发挥基层政府数字服务平台的作用，在第一时间发布和传播基层政府的权威信息，从而平息网络谣言，达到提升基层政府公信力的目的。

第五，基层政府应加强电子政府建设，实现电子政府和广大网民的互动交流，彰显网络政治民主。电子政府必须及时回应农村居民的网络政治参与，给予网络民意反馈。电子政府要利用网络让广大网民有更多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三）文化维度：实现网络文化数字化治理

网络文化治理是乡村数字治理的文化基础。数字技术可以把传统乡村文化以数字的形式保存下来，通过网络进行传承。

第一，建立乡村公共文化数字服务平台，着力构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圈，让农村居民就近享受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同时，把科学精神、人文精神融入数字乡村文化治理中，积极探索乡村数字治理的文化心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大胆创新。同时，要以真善美为基础，在乡村数字文化治理中充分尊重网民的主体性，充分体现网络文化对农村居民的精神改造。

第二，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乡村数字治理中，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用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产品占领乡村数字治理的文化空间，引领农村居民形成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生态。

第三，把民族文化、乡土文化嵌入乡村数字治理中，体现乡村数字治理的地域特殊性，彰显不同民族文化、乡村文化背景下乡村数字治理的文化属性。

第四，利用数字技术打造“文化云”网络数字平台，设置书画、舞蹈、戏曲、摄影等免费网络课程，开展农村居民喜闻乐见的网络文化服务。

（四）社会维度：加快乡村社会数字化建设水平

乡村数字治理需要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村委会、农村居民、行业组织、专家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充分参与，构建“一核多元”的乡村数字社会治理共同体。

第一，始终坚持党对乡村数字治理的绝对领导，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干部的数字素养。要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电商扶贫，充分发挥党建优势，将基层党组织服务电商发展列入基层党建工作的考核目标，有条件的乡村可以建立村级电商扶贫驿站，通过数字技术培训、联系帮扶、打造品牌产品等方式，建立电商与农村居民相互联系的网络服务平台。同时，在乡村数字治理中要继续发挥“第一书记”的引领作用。

第二，发挥基层政府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基层政府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推进乡村教育、乡村医疗、乡村社保、乡村就业、乡村金融數字化，增强基层政府数字化社会服务能力。

第三，充分发挥村委会在乡村数字治理中的带头作用。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在乡村数字治理中发挥重要功能。村委会应经常组织村民学习数字技术，开展数字技术培训，不断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不断推动乡村数字经济、数字政治、数字文化、数字生态建设。

第四，充分发挥农村居民在乡村数字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坚持把农村居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数字乡村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挥农村居民的主体作用和自治效能，建立以农村居民为主体力量的乡村数字治理共同体。

（五）生态维度：营造良好乡村数字生态

乡村数字生态是发展乡村数字经济、加快乡村数字建设、提高基层政府数字化水平的理论前提和实践基础。“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营造良好数字生态，提出数字生态建设的核心目标是“坚持放管并重，促进发展与规范管理相统一，构建数字规则体系，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

第一，确立乡村数字生态建设的基本目标。开放、健康、安全是良好乡村社会数字生态的三大基本要求。乡村数字生态建设的基本目标就是要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环境。要做到“开放”，就要建立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平台，推动乡村数字化服务得到共建共享和普惠应用。要做到“健康”，就要加强乡村数字化建设的规范管理，尤其要坚持对乡村数字化建设的创新主体的规范管理，引领平台企业有序地参与乡村数字治理。要做到“安全”，就要加强网络安全风险评估，制定数字安全规则体系，保证乡村的关键数字基础设施及关键数字技术安全可控。

第二，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不断完善乡村社会数字规则体系。数字市场要素规则、国家公共数据公开的数字规则、企业数据公开的数字规则、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等还有待在数字乡村建设的具体实践中进一步完善。要坚持经济发展与信息安全并重的基本原则，加强对数据安全的有效监管。

第三，建立数字生态监测平台。建立数字乡村监测平台，助力美丽乡村建设。例如，贵州数字乡村建设监测平台设立村镇生活垃圾收运板块、乡村生活污水处理板块以及传统村落建设管理和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板块，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实施村镇环境综合治理的新举措。

第四，构建“元宇宙”乡村数字生态治理体系。加快构建基层政府引导、农村市场主导的协作模式，营造开放包容、广泛连接的乡村数字生态环境，打造数据、技术、应用与安全协同发展的农村产业生态体系，加快传统乡镇企业向“元宇宙”企业转型，推进“元宇宙”乡村数字企业高质量发展。

四、总结与展望

乡村数字治理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发展方向。始终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障。乡村数字治理中要始终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数字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同时，还要注重发挥基层政府、社会团体、行业组织、农村居民等治理主体的作用，构建多主体参与的乡村数字社会治理共同体。乡村数字治理研究还刚刚起步，乡村数字治理的分析框架、解释框架和实践范式等，还有待进一步进行理论阐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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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