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历史分析视角下日本国家形象建构研究
——以外务大臣答记者问疫情话语为例

储天阳 项 往

（大连外国语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日本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西安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陕西 西安 710128）

2020年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疫情之下，日本充分发挥了花小钱儿、办大事的外交诀窍，实行特定药物援助，日本外交对于美国、地区合作的影响日益增大，也极大地提升和改善了日本的国际形象（周永生，2020）。日本国家形象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其政治走向，及时掌握其外交动态，为我国的对外传播策略提供借鉴，充分发挥语言研究服务于国家战略的积极作用。因此，本研究自建日本外务大臣疫情情况答记者问政治话语（以下简称：疫情话语）语料库，以批评话语分析的话语历史分析法为理论框架，定性和定量相结合考察疫情话语策略特征，揭示政治话语所建构的国家形象及其背后的原因。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前人研究综述

政治话语通常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外交动态，对国家形象的建构起到重要作用。这一研究本应该是跨学科、多领域的研究。不过迄今为止，围绕日本国家形象的研究不仅数量偏少，还主要集中在传播学领域。具体而言，张昆和王宇婷（2018）基于中美两国民意调查，建构中美两国民众认知日本国家形象的过程。毕亚娜（2019）归纳整理了战后日本国家形象的构建和演变过程，发现日本国家形象的国际建构总体上比较成功，但是却招致了东亚邻国的负面评价。范红和苏筱（2022）运用日本文化符号进行考察，建构了完整、内涵丰富的国家文化符号体系。李丰（2017）以安倍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为分析对象，认识到安倍有意使用“擦抹”策略来回避敏感话题，以塑造日本“爱好和平”的国家形象。

与传播领域研究热度不同，从语言学视角探究日本国家形象建构的研究可谓是凤毛麟角。尽管在政治话语研究之中，批评话语分析、话语历史分析法备受学者青睐，也被广泛运用，但是大多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察单个语篇的话语策略，极少关注话语策略背后所构建的国家形象。围绕国家形象建构的学术研究，只是出现了以中国国家形象（孟雪陈辉，2019；张睿 常红宁，2021）、挪威国家形象（李菁菁，2017）为对象的相关研究，而关涉日本国家形象的研究极为少见。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研究尝试弥补日本国家形象研究过少，缺乏语言学和跨学科视角探讨的“困境”，站在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察日本外务大臣“疫情话语”运用的话语策略，探究其建构的国家形象，并揭示其根源之所在，以期为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外传播提供语言层面的借鉴。

（二）理论基础

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评理论和伯恩斯坦（Bernstein）的社会语言学理论在历史上的不同阶段，对话语历史分析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季丽珺，2013）。话语历史分析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DHA）是由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Ruth Wodak及其团队在分析战后奥地利国内反犹思潮的过程中提出来的。DHA是一种跨学科的话语分析方法，其以社会语言学和批评理论为基础，涉及多学科领域交叉融合，包括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杨敏 侍怡君，2021）。DHA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揭示权力、社会的不平等，以及社会不公平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通过改善发话人的语言使用，进而消除社会现存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现状。DHA在具体操作维度可分为话题分析、话语策略分析和实现话语策略的语言手段分析三个方面。其中话语策略分析又可以从以下五点展开论述：命名策略、述谓策略、辩论策略、视角化策略及强化弱化策略。这五种话语策略虽然在语言组织层面存在差异，研究问题的复杂程度有高有低，但是却从词汇到语篇、再到语用层面构成了一个整体的策略网络（赵永刚，2021）。本研究重在通过对疫情话语中话语主题与策略的分析，探究话语所建构的日本国家形象，揭示形象建构背后的意识形态动因。由此可知，DHA话语策略分析为本研究提供了合适的理论框架。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疫情话语是围绕哪些主题展开的？日本外务大臣在疫情话语中运用了哪些话语策略？这些话语策略具有什么功能？疫情话语建构了怎样的国家形象？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尝试将语料库辅助话语研究（Corpus-Assisted Discourse Study, CADS）方法与DHA结合。CADS属于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方法，它的特点在于利用计算机技术处理和加工数据，并对现实生活中真实语言的使用功能进行分析（Partington, 2004）。语料库作为一种实证研究方法，可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量化”依据，可以有效降低话语分析过程中的主观性、随意性和片面性，增强话语阐释的客观性以及话语解释的说服力（郭松，2011）。本研究将语料库索引分析技术融入批评话语分析过程中，利用语料库技术提取相应语言型式，而后在DHA框架内按照其分析模式进行话语识别，分别对其主题、话语策略和采用的语言手段进行分析。

（三）自建语料库

本研究的语料来源于日本外务省官方网站①2020年1月至2020年12月间的疫情话语，自建目标语料库，总字数达14万余字，总词汇数达4.3万余词。同时，为了得到语料库的显著关键词，本研究还收集了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日本外务大臣答记者问政治话语作为参照语料库，总字数为70万余字，总词汇数约为20万词。采用的语料库工具为KH Coder（樋口耕一，2017）。

（四）研究步骤

研究步骤分三步：首先，提取目标语料库中的主题词，确定该语料库围绕的主题和基本话语态度；其次，结合疫情话语中呈现的主题，考察分析日本外务大臣建构日本国家形象的话语策略；最后，揭示疫情话语建构的日本国家形象及其背后的成因。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主题词确定

利用KH Coder对目标语料库和参照语料库分别进行词汇网络共现。为了使二者具有可比性，笔者将目标语料库中词汇的最小出现次数设定为30，结合参照语料库的库容大小将词汇的最小出现次数调整为130，分别整理得出目标语料库词汇网络共现图以及参照语料库词汇网络共现图，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 目标语料库词汇网络共现图

图2 参照语料库词汇网络共现图

对比图1和图2，发现两个语料库中有关日本「日本」「政府」「国際」等指向施事主体的名词大量共现，说明日本外务大臣答记者问过程中始终围绕这些施事主体展开。为了探究与参照语料库关注焦点问题的不同，笔者整理出目标语料库前20位高频主题词，如表1所示。

表1 目标语料库中的前20位高频主题词表

经分析可知，表1中的高频主题词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主要围绕话题主题展开。疫情答记者问的高频词主要有「新型」/（新型）、「感染」/（感染）、「感染症」/（传染病）、「コロナウイルス」/（新冠病毒）、「感染者」/（感染者），表明关于疫情情况答记者问话语主要围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状和感染者等方面开展。第二类是指向行为施事主体的词汇。疫情话语的涉及方集中在「中国」/（中国）、「世界」/（世界）、「邦人」/（日侨）、「地域」/（地域）、「海外」/（海外）等施事主体上，可以说在话语阐释过程中这些施事主体的行为对于日本国家形象建构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第三类高频词聚焦日本疫情期间的政策变化。日本在疫情防控方面的关注点主要反映在高频词「措置」/（措施）、「往来」/（往来）、「支援」/（援助）、「防止」/（防止）、「外交」/（外交）等问题上。这些词语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日本对于疫情的态度：一方面积极采取多种措施防止疫情扩散，如国家间的物质援助、出入境限制；另一方面重视国际人员往来、外交活动等相关的经济利益。下文笔者将围绕日本政府所关注的防疫措施、物质援助、人员往来以及经济活动等主要内容，考察日本外务大臣是如何运用话语策略建构国家形象的。

（二）话语策略分析

1.命名策略

命名策略（所指或提名策略）是通过成员分类的方法将某个人归属于自己一方或者对方，比如提到某人的生理特征，或使用自然化或中性化的隐喻，以及通过使用借代等修辞手段，如“部分代表整体”或“整体代表部分”，以达到构建“内群体”和“外群体”的目的（季丽珺，2013）。在政治话语中，话语者的重要使命便是建构积极的“内群体”，博得民众的支持；同时建构“外群体”的对立形象，凸显“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最终为己方行为提供合法依据（杨敏 侍怡君，2021）。语料库语言学中的词语搭配通常把MI值大于或等于3的词作为显著搭配词，由此可知MI3的值越高，说明两个词搭配显著性越强。笔者通过对施事主体名词「政府」的搭配词进行检索，发现「中国」和「日本」两个词的MI3值最高，分别为15.962和15.719，说明「政府」通常以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形式呈现在答记者问话语中。现举例分析如下：

（1）【茂木外務大臣】今、私が冒頭申し上げたような形で、日本政府として今とりうるべき対応というのはと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して、また、中国政府とも様々なレベルで情報交換、連携というのも行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必要な状況が生まれましたら、政治レベルでもコンタクトを取りたいと思います。/正如我开头时所讲，日本政府正在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同时，也在同中国政府在各层面展开信息交流与合作。必要时会进行政治上的联络。

从例（1）可以看出，日本外务大臣在回答记者问过程中连续使用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来建构双方的不同身份。根据认知语言学中提喻相关理论，基于人们可以将范畴进行伸缩的认知能力，上下位概念之间的相互指称可以产生委婉的表达效果（姚艳玲，2020）。此处用下位概念来表达上位概念，即以“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分别代表日本和中国，表达出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两国政府可以进行协商，而并非两国所有情况都可以协商之意，限定了协商成立的范围和条件，模糊了概念范畴的大小，回避了直接表述带来的不可逆性，体现了其表达意识形态的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构建了“己方”身份和“对方”身份的不同。

（2）【茂木外務大臣】これはあくまで先ほど申し上げたように、日本国内において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の拡大を防止する、こういう観点から採っているわけであります。そして韓国におきまして今、感染者の数が急激に増え、6 000人を増えているというのは事実であります。そういう事実に基づいて採っている措置でありまして、外交上の観点であったりとか、何らか他の問題に関連付けて採っている措置ではありません。こういったことについて引き続き、きちんと説明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正如先前所讲，日本国内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以防止新冠疫情扩大为前提的。然而，目前韩国的感染者人数激增，新增确诊病例超过6 000人，这是不可扭曲的事实。我们所采取的措施是以此事实为基础，而非从外交或其他相关问题方面出发。有关这一点接下来我会详细说明。

对于政治话语来说，话语者在建构积极的“内群体”的同时，通过建构消极的“外群体”，凸显“好与坏、善与恶”之分，最终为己方行为提供合理证据。从例（2）可以发现，茂木外务大臣将“日本国内”塑造为积极采取防疫措施的“内群体”，同时将“韩国”凸显为一个感染者人数不断增加的“外群体”，从而形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建构出积极抗疫的日本国家形象和消极的他国（韩国）形象。

2.述谓策略

DHA的述谓策略指在话语的谓语成分（包括明确的谓语或谓语性质的名词、形容词等）中使用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评价性词汇，为社会活动的参与方（包括人、物体、现象等）赋予正面或负面的特征和属性（Wodak ＆ Meyer, 2009）。在政治话语中，述谓策略通常是运用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词汇来建构“我方”为正义或者受害者，“对方”为负面或者侵害者（杨敏 侍怡君，2021）。利用KH Coder，我们对主题词中出现最多的两个涉及方「日本」和「中国」的谓词搭配进行检索和分析，探究目标语料库中使用的述谓策略。笔者通过词汇统计以「日本」作为节点词进行搜索，将跨距设为5∶5，提取MI3值大于10的搭配词，并筛选词汇类别设定为动词，形成「日本」的谓词搭配词汇网络共现图。具体见图3。

图3 「日本」的谓词搭配词汇网络共现图

如图3所示，可以总结出与「日本」搭配的高频动词有「感染」「支援」「理解」「措置」「保険」。为进一步深入分析高频动词所在句子呈现的整体意义，我们提取出部分「日本」与高频动词搭配的索引行，具体如表2所示。经分析可知，疫情话语中有大量富有正面积极色彩的词汇与「日本」搭配使用，如「感染拡大の収束」/（早日结束疫情）、「感染症拡大の防止」/（防止疫情感染的扩大）、「支援」/（援助）、「措置」/（措施）、「理解」/（理解）等。日本外务大臣通过使用这些词汇，将日本建构为努力做好疫情防控、采取积极防疫措施、援助疫情受灾国防疫物资的“正面形象”，突出日方在疫情防控中的“积极性”，从而凸显了日本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表2 “日本”周边谓词检索汇总表

笔者又通过词汇统计以「中国」为节点词，跨距设为5∶5，提取搭配高频词，发现主要有动词「発生」以及名词「感染症」「往来」与之共现。现将其索引行总结至表3。由表3可知，日本外务大臣在建构中国形象时使用了不同的方式：反复使用相同的谓词和名词，如「中国で発生し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中国出现的新冠疫情）、「中国で発生した今回の新型コロナ」/（在中国已经出现的本次新冠疫情）、「中国との間の人の往来」/（和中国之间的人员往来）、「中国とのビジネス関係者の往来の再開」/（恢复中日间商务人员的正常往来）等，表明日本政府在论及新冠疫情时有意识地暗示与中国的关系，同时注重疫情期间中日两国人员的往来；信息来源立场的不同。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是传达政治外交理念的重要途径（任东升 季秀妹，2021），很多记者提出关于中日两国人员往来，尤其是商务人员往来的问题，表明在疫情期间中日之间的人员往来，特别是商务上的往来仍然是日本比较关切的话题之一。

表3 “中国”周边高频谓词检索汇总表

3.辩论策略

辩论策略（论辩策略）是通过使用有用/有利、无用/无利、定义、危险或者威胁、羞辱、公正、责任、累赘、财务、事实、数字、法律和权力、历史、文化滥用等论辩题目来论证正面和负面的描述（Wodak ＆ Meyer, 2009）。本研究将重点从“威胁”“责任”“有用/有利”等命题来分析日方是如何建构国家形象的。

（3）【茂木外務大臣】Go To キャンペーンと人の往来の再開、同列には扱えない問題だと、このよ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もちろんGo To キャンペーンをどういった形で実施をしていくか、これは内閣官房であったり、また国土交通省において担当し、進めていくと、昨日もその旨の発表があったところであると、こんなふうに考え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我认为唤起国内消费政策go to campaign与恢复国际人员往来两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至于go to campaign将以何种方式实施，这个问题会由内阁官房和国土交通省负责推进，其主要内容也在昨天的主旨演讲中提及过。

国内の状況、国内経済というものを見てみると、今回、様々な形の自粛要請等によりまして、日本経済が大きく落ち込むという状況が生まれ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从国内状况、国内经济来看，此次居家隔离政策的实施造成了日本经济的大幅回落。

だいたい底を打っている状態というのが、4月から5月ぐらいになるかと思いますけど、リーマンのとき、底を打つまでに、だいたいあのときでどれくらいかな、GDPが7.1%ぐらい落ちるということで35兆円ぐらい、今回、6.5%ですけれども、GDPが大きくなっていますから同じぐらいの規模のマイナス、これが出ているわけでありまして、もちろん感染の拡大防止、これを徹底すると。/大体上从4月至5月经济跌入谷底，金融危机时期，在经济跌入谷底前，GDP下降了约7.1%，总值约35兆日元。此次虽然GDP下降了6.5%，但是由于GDP总量增大，因此经济出现与上次相同规模的负增长。当然，为了防止疫情进一步扩大，只能将现有政策贯彻下去。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到，日本政府把经济的大幅回落归因于居家隔离政策的实施。日本外务大臣在论证抗击疫情对经济回落造成威胁的命题时，引用大量“客观数据”来增强话语可信度和说服力，例如金融危机时期日本GDP大约下降7.1%、约35兆日元，此次降幅为6.5%。在疫情严重的时期，日本政府仍然把促进经济发展看作自己的首要责任，如实施旅行补贴、恢复人员正常往来。总之，日本政府将经济下滑归咎于疫情，由此疫情防控对经济发展产生“威胁”，从而推卸抗疫不利的责任，建构出日方积极抗疫形象的同时，展现了日本坚定不移、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形象。然而，这种顾此失彼的做法也是导致日本疫情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原因之一。

（4）【茂木外務大臣】中国側は全力で、今、感染の防止のために対応されていると、このよ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当然、現地の状況、これは中国政府が一番よく知っている、そことはしっかり連携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我认为中国现如今正采取措施全力防止新冠疫情的扩大。当然，当地的情况只有中国政府最了解，所以希望能与中国政府展开紧密的合作。

例（4）中日本外务大臣有意识地把撤侨过程中涉及的难题甩锅给中国政府，「当然」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评价理论，在这里起到过程强化的作用，强调事情的真实性。辛斌（2021）指出这种“甩锅”的行为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在政治话语中更为常见。日方意在转移听话者的注意力，为撤侨过程中产生的不利因素找借口，从而独善其身规避责任，目的是衬托自我积极的正面国家形象。

（5）【茂木外務大臣】特に前回の場合の落ち込みはほぼ製造業でした、大半が。ところが今回は飲食であったりとか、宿泊であったりとか、イベントであったりとか、様々な業種にこういった影響が及んでいるわけでありまして、それを回復させていく、活性化させていくためにはGo Toキャンペーンを含めた様々な取組というのは必要になってくる。/上次备受打击的多半是制造业。但是此次受到波及的有餐饮、住宿、大型活动等。为了重新恢复各行业的活力，必须采取包括go to campaign在内的各种措施。

例（5）使用了“有用/有利”辩题，指出旅行补贴等措施对日本制造业有利，是恢复餐饮、住宿、大型活动等活性化的有力手段。尤其是当下疫情正给日本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日本政府越来越意识到采取各种措施恢复经济增长的必要性。

4.视角化策略

视角化策略是指讲话者表达他们对语篇涉及内容的看法。讲话者通过选取不同的视角将其观点融入自己的报道、描述、陈述或转述之中（田海龙，2009）。下面运用视角化策略，主要从消息来源和引用方式角度分析疫情答记者问中构建的日本国家形象。消息来源群体包括核心来源（外务大臣）和第三方来源（如政府、媒体、组织）。笔者利用KH Coder对目标语料库中的部分转述话语进行标注、归类统计后，得到表4。

表4 消息来源群体检索汇总表

如表4所示，疫情答记者问中消息来源群体主要体现在外务大臣转述话语，通过引用自己阐述过的观点来对事件进行强调和说明，唤起听话者对前期内容的记忆，有助于说话者表达其意义。其次，在答记者问的过程中，同样也使用到了第三方来源转述话语，转述对象具体表现为韩国政府、匈牙利政府、世界卫生组织等。许静（2017）指出外交新闻发言人在答记者问中，对于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话语通常采取引用第三方观点的方式间接表态，发言人本身的评论较少，目的是力求客观忠实地呈现，唯恐偏离说话者想要表达的意思。以上通过采用消息来源确切的间接引用方式客观呈现事实，增强话语的说服力，也避免了个人的主观臆断。

（三）日本外务大臣建构的国家形象

通过对语料库和话语策略的分析，本研究发现日本外务大臣分别使用命名策略、述谓策略、辩论策略和视角化策略，实现了对国家形象的建构。究其基本路径，可以归纳总结如下：

1. 命名策略：日本外务大臣通过使用命名策略来建构“己方”正义身份和“对方”非正义身份。具体操作方式为将日本政府、日本国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体归为“己方”身份，用积极词汇对其身份进行建构；而将中国和韩国等其他国家归为“对方”身份，用中性词汇或消极词汇进行语言描述，以此建构积极的“内群体”和消极的“外群体”。

2. 述谓策略：日本外务大臣在对日本国家形象进行建构时，通过述谓策略对两个群体的形象进行评价，运用了大量富有正面积极色彩的词汇，体现出日本国内积极做好疫情防控、采取防疫措施、援助疫情受灾国，树立了其“正面形象”；在针对中国的评价中，除了经常论及新冠疫情和中国的关系以外，还提及了疫情期间两国人员的往来问题，为日方试图建构良好的国家形象提供依据。

3. 辩论策略：日本外务大臣通过使用辩论策略如危险或威胁辩题、数字辩题和有用/有利辩题，说明疫情防控对经济发展产生“威胁”，同时运用“责任”辩题表明日本政府始终把促进经济发展看作自己的首要“责任”，以此赢得民众的拥护，成功推卸国内抗疫不利的责任。

4. 视角化策略：日本外务大臣通过视角化策略增强所述内容的客观性、忠实性，一是引用发话人已阐述过的观点，唤起听话者的前期记忆，使得话语来源更有依据；二是转述第三方权威机构的话语，目的是提供给读者必要的背景信息，使得话语更具有说服力。

概而言之，疫情话语建构出日本积极抗疫、援助他国、负责任的国家形象。我们探究国家形象的建构时，在分析语篇的话语策略基础上，也应结合话语的社会历史语境进行解读和阐释，从而揭示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话语历史分析法强调从历史的视角对政治语篇进行分析，研究特定历史语境下的辩论策略和语言表现形式。“历史因素”应该涵盖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因素，应该考虑上述因素是如何在语篇中体现出来并对读者施加影响的（项蕴华，2013）。由此可见，日本国家形象建构主要受制于国家政治立场与经济利益。正如吕耀东（2020）指出，安倍在第二次执政期间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新名词，具有战略意义，如“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和平主义”“价值观外交”“战略性外交”“战后日本外交总决算”等，其在外交领域的用心，目的是摆脱“战后体制”，实现“大国化”的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政府有必要对外展现出积极抗疫、援助他国的国家形象。随着日本疫情加速恶化，日本经济也开始受到影响，迫使日本政府开始考虑自身经济利益，把经济发展看作其首要责任，通过实施旅行补贴、恢复人员往来等手段，防止经济快速下滑。日本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恢复国内经济，对内则展现出敢于承担、负责任的国家形象。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面对抗击疫情和经济发展，日本政府难以两立。崔岩（2020）指出日本在防疫和推动经济复苏方面，可以说成功的经验和值得总结的教训并存。2020年7月之后，日本政府考虑到疫情防控政策对经济产生的严重影响，毅然实施政策转变，这种转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严格的防疫对策对经济的冲击，但也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如鼓励人们外出旅游导致的疫情再次扩大化。由此可见，日本的外交立场以及国内经济复苏计划是影响日本国家形象建构的潜在动因，而日本外务大臣的职务是协助日本首相拟定对外政策和计划，并予以贯彻执行，他的官方话语代表着日本政府的态度以及日本政府的形象。

四、结语

本研究基于DHA的理论框架，自建疫情话语语料库，通过主题分析和策略分析，结合DHA的命名、述谓、辩论和视角化策略进行考察，探究疫情话语所建构的日本国家形象，并揭示其背后蕴含的原因。研究表明：疫情话语围绕疫情防控、物质援助、人员往来以及经济活动等主题展开。日本外务大臣运用命名、述谓、辩论和视角化策略，建构出日本对外积极抗疫、援助他国，对内考虑本国经济利益负责任的国家形象。这种国家形象建构方式受日本政治外交立场、国内经济复苏等因素的影响。

不言而喻，政治话语具有输出政治观点、传播意识形态、建构国家形象、影响外部舆论等作用，要为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服务。本研究将语料库与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定性定量地分析了疫情话语的话语表征，揭示了语篇建构者背后所要表达的目的和意图，从而帮助读者理解政治话语所运用的话语策略，提高读者解读话语背后意识形态的能力。本研究也论证了批评话语分析应用于日语政治话语中的可行性，体现语言研究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意义。由于语料的有限性，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未来研究可以收集更多日本外务大臣答记者问的语料进行分析，以期获得更准确、更全面的发现。

注释：

① 日本外务省官方网站：https://www.mofa.go.jp/mofa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