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学研究的史学视角

2023-12-15 00:17
出版科学 2023年5期
关键词:出版学方法论范式

方 卿

近期,在编写中国特色出版学系列教材《出版研究方法论》过程中,发现出版学研究方法或范式的一些显著不足,其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于殿利先生指出的,“当前的出版研究重现实、轻历史”[1]。从方法论视角看,史学方法或范式的不足或缺失必然影响出版学科的健康发展。因此,强化史学视角的出版学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马克思关于“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的判断同样适用于出版学,出版学也应该是“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2]。从史学方法或范式视角考察,出版学既具有自然史的属性,也具有人类史的属性。从自然史视角看,出版是载体、文字符号与书写印刷复制技术演进的历史;从人类史视角看,出版则是文化传承、文明演化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一部《四库全书》或一座中国国家版本馆,彰显的既是我们中华出版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自然史,又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人类史。因此,出版学研究只有坚持唯物史观,从载体、符号与书写印刷复制技术演进的自然史和文化传承、文明演化和社会发展的人类史双重视域出发,才能科学揭示“出版现象”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

强化史学视角的出版学研究,一是要重视出版史研究,二是要重视出版学研究的史学方法和范式。

一般认为,史论法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三个基本维度。出版史自然也是出版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构成。出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人类社会文化现象,我国出版业萌芽于上古至西周甲骨文和青铜器上的文字刻画,历经春秋战国的手抄本制作,定型于其后的雕版、活字与机械印刷,勃兴于世纪之交数字与媒介技术的发展,生生不息,绵延数千年。出版史相关研究尽管还算热络,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如研究力量不足且分散,研究工作的系统性不够,有组织的研究更是严重缺失;史料发掘和积累不足,有限史料的分析和数字化不够;一些微观问题的研究限于史料的堆砌,有史无论或史论结合不够等。唯有厚实的出版史研究,出版学才有扎实的根基、深厚的底蕴和科学的解释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同样,历史研究也是出版学的基础。

史学方法和范式,则事关出版学的方法论层面,它强调科学史对出版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与自然或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任何其他学科一样,出版学也有一个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也遵循着学科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因此,基于科学史范式开展出版学研究应该成为出版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自觉。例如,基于“科学划界”理论探讨出版学的起源,就是一种典型科学史视角。出版学,是不是科学,它何时真正进入科学的殿堂,都是与“科学划界”理论密切相关的,是有其基本的理论遵循的。正是基于这一视角,我将出版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寄生于古典文献学时期的出版学、引入营销学时期的出版学和依附于传播学时期的出版学。这一结论的科学性虽然还有待检验,但其遵循的科学史方法和范式应该不会出现太大偏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Barraclough)指出的“如果没有历史学—也就是说,如果仅仅简单地从现在的状况去对人类进行思考……社会科学就不完整”[3],强调的不仅是史学研究的意义,而且应该包含史学的方法论价值。他的这一观点与其前辈大哲学家培根《新工具》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

一言以蔽之,出版学是历史的科学,出版史研究是出版学的基础,科学史是出版学研究的史学方法和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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