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研究

赵为民,汪孔春

(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合肥 230039)

一、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新时代的税收征管指明了方向,要将“以数治税,数据赋能”作为实现税收现代化的重要渠道,推动税收现代化更好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税务机关的海量涉税数据在支撑决策、治理和创新等领域具有无限潜力,随着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日趋完善,税收现代化将推动中国ESG实现新的发展。ESG是目前金融市场兴起的重要理念和企业行动指南,由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的英文缩写构成,代表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综合表现,倡导企业在发展中要关注环境保护、社会发展和公司治理。推进企业ESG发展对于我国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后疫情时代,为了提振国内企业发展信心,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政府已考虑从税收角度推动企业ESG发展,加强对ESG企业的税收调节,以税收政策驱动企业ESG目标的实现,税收已成为促进ESG发展的关键要素。

近年来,企业税收信息披露不完善、偷税漏税现象频发,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形象,阻碍了国内ESG的发展。作为一项外部治理机制,税收征管可以促进企业完善内部治理体系,使相关税收政策落到实处并发挥良好的激励作用,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注重环境保护。税收征管数字化使信息技术与税收征管系统有效融合并产生良性互动,不仅在宏观层面优化了国内的税收征管体系,也在微观层面改善了企业的内部治理状况[1]。在中国税收征管数字化建设进程中,金税工程是一项代表性的成功举措,其中“金税三期”工程凭借其对数据的高效共享和集中化处理,显著提升了税务监管部门对企业涉税信息的监控能力,在降低企业代理成本、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促进企业ESG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构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同时从代理成本渠道和信息环境渠道进一步验证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的作用机理。此外,为了厘清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的治理效应在不同主体间的差异性,本文分别从产权性质、内部控制及外部监督视角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影响的异质性。本研究有助于揭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的作用机理,为进一步完善税收征管体系与规范企业ESG发展路径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在于:一是将外生于企业的宏观财税政策引入企业ESG的研究中,拓展了企业ESG表现的研究思路;二是从税收治理角度剖析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的作用机制,为设计一套契合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提供了决策参考;三是从现实意义角度来看,研究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的治理效应也为智慧税务的构建提供了新的方向。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企业ESG表现的研究

ESG表现基于环境、社会和治理三个维度,代表了企业在资本市场中的综合表现。学界对企业ESG表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ESG表现的经济后果及影响因素。

对于企业ESG表现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对企业价值和投资效率的积极影响,部分研究显示其对企业创新也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Attig等[2]认为,ESG表现能够推动企业合理运用和配置资源,使其形成持久的竞争优势,从而创造价值。高杰英等[3]研究发现良好的ESG表现能够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抑制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这两类非效率投资行为,提高企业整体投资效率。王治等[4]进一步研究发现,ESG表现能够通过声誉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有效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目前涉及企业ESG表现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部分学者从企业数字化转型、税制绿色化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角度对企业ESG表现的驱动要素进行了探索。王海军等[5]认为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运行效率和感知能力,通过企业创新能力、信息互动和财务绩效三种渠道有效提升了企业ESG表现。王禹等[6]研究发现税制绿色化能够显著改善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李国龙等[7]认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并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提升其在资本市场的表现,推动企业ESG发展。

(二)关于税收征管数字化的研究

税收征管数字化凭借其在数据收集、传输和分析等方面的优势,显著提高了税务机关的分析能力和监管效率。现有文献对于税收征管数字化影响效应的研究聚焦于企业避税和公司治理两个方面。

除了减少企业避税行为,税收征管还具有溢出效应,能够对公司治理产生一定影响。Desai等[11]首次借助理论模型,将税收征管纳入公司治理体系,研究发现强有力的税收征管能够抑制内部人转移公司资源的行为。廖歆欣等[12]发现避税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和自由现金流节约为管理层进行在职消费提供了便利,降低了公司的治理水平。近年来,在深入研究中,部分学者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还会对企业的金融化程度产生一定影响。范润等[13]认为减少避税活动通过降低企业可支配现金流和代理成本两条路径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

(三)文献述评

综合上述,现有关于企业ESG表现的文献主要集中于ESG表现的经济后果,而关于增强企业ESG表现的驱动因素的研究较少。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和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背景下,能否通过提升税收征管数字化水平推动企业ESG发展,鲜有文献进行研究。同时在研究税收征管数字化的效应时,现有文献聚焦于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税负的直接影响,分析其对企业经营治理的作用,注重税收征管数字化的经济效益而忽视其社会效益。本文从税收征管数字化的潜在社会效益出发,探析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的作用机理,为完善税收征管体系和规范企业ESG发展路径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税收征管数字化与企业ESG表现

企业的ESG表现由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的综合表现来体现。从环境保护角度而言,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显著提升税收治理水平,有助于税收优惠政策精准落地,进而有效调节社会发展中的“负外部性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推动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14]。从社会责任角度而言,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降低企业的逐利性动机,促使企业将更多资金用于履行社会责任[15]。从公司治理角度而言,上市公司的避税活动往往会损害其企业价值[16]。税收监管体系的完善有助于规范企业的盈余管理,通过提高数据源的信息透明度,及时监控企业是否存在操纵盈余等现象,推动公司治理体系日趋完善[17]。同时,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有效降低涉税企业的代理成本,使管理层重视有助于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的投资决策,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因此,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驱动作用,优化现有税收征管体系,有效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并提高企业信息环境质量,为推动企业ESG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ESG表现。

(二)税收征管数字化影响企业ESG表现的作用机制

一方面,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管理层的逐利性动机,进而提升企业的ESG表现。管理层的报酬基于企业的经营绩效,其投资决策往往以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当股东与管理层存在严重的代理冲突时,管理层为了追求自身的高收益,可能会做出有损企业价值的行为。管理层通常对于企业的投资决策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利用金融产品的高收益率及强流动性谋取私利的现象层出不穷[18],易对企业的ESG投资产生不利影响。“金税三期”工程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显著提升了税收征管强度,有助于监管部门实时监控企业的经营投资,对异常投资行为及时进行检查和处罚。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管理层虚构交易或利用关联关系掩饰其代理成本的行为,降低管理层利用金融资产进行投机套利的可能性[19],促使其积极履行对股东、员工等的社会责任。当企业的管理层摒除逐利性动机时,就能将更充裕的资金用于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的履行及公司治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的ESG表现。

另一方面,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提高企业信息环境质量,规范盈余管理,增强企业与社会各阶层黏性,促使企业在社会舆论和政府监管下主动进行ESG投资。“金税三期”工程利用数字技术对企业的涉税数据进行实时监控,能够有效提高企业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及时评估企业各项费用的合理性。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提升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互动,吸纳其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合理诉求,充分发挥利益相关者对公司治理的监督作用。尤为突出的是,企业信息环境的改善有助于缓解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20],使股东广泛参与到企业的经营治理中,从而选择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的经营决策,强化其进行ESG投资的动机和意愿。同时,盈余管理程度是企业经营情况的重要体现,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通过评估会计账目是否存在虚假问题以及各项费用是否合理来判断企业是否操纵盈余[21],有助于规范企业的盈余管理,推动其进行合理投资规划,将资金更多用于提升企业的ESG表现。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提升了企业的ESG表现。

假设3: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改善信息环境提升了企业的ESG表现。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金税三期”工程渐进式的推进为本研究构建了良好的准自然实验基础。为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本文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具体模型如下:

ESGit=α+βGTPct+γControlit+δi+μt+εit

(1)

式中:ESGit代表企业ESG的综合评分;下标i表示企业,c表示所处地区,t表示年份;GTPct表示税收征管数字化的虚拟变量,若企业所在地区当年进行了“金税三期”工程试点,则GTP取1,反之取0;系数β表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Controlit代表企业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合集;本文控制了企业层面(δi)和时间层面(μt)的固定效应,并在企业层面上聚类调整标准误。

(二)主要变量定义

1.企业的ESG表现(ESG)

随着ESG投资理念不断深化,众多ESG评级体系蓬勃发展。华证ESG评级运用国际主流的评级方法,融入符合我国国情的特色指标,向市场提供A股上市公司及发债主体等证券发行人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个维度的评级结果,目前已得到商界和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与应用。其他ESG评级较之于华证ESG评级存在一定劣势。例如,商道融绿评级覆盖范围较窄,且其更新频率处于较低水平;嘉实ESG评级在更新频率上表现较好,但其尚未在WIND、CSMAR等数据库上线,数据获取难度大。结合评级覆盖度、更新频率及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选取华证ESG评级度量企业的ESG表现。华证ESG综合评级主要分为AAA、AA、A、BBB、BB、B、CCC、CC、C九档,本文依次赋值为从9到1,数值越大代表企业ESG表现越好。

2.税收征管数字化(GTP)

金税工程是我国税收征管数字化的重要实践。“金税一期”和“金税二期”基于“以票控税”思想,实现了对增值税发票各环节的实时监控。“金税三期”通过信息共享、数据交换和业务联动,实现了全国税收数据大集中,显著提升了税收征管数字化水平。“金税四期”在“金税三期”的基础上将非税收入纳入监管范围,建立各部委、人民银行等参与机构之间的通道,实现“以票控税”向“以数治税”的转变。由于“金税四期”目前未被广泛应用,难以评估其政策效应,本文选择“金税三期”工程作为税收征管数字化的衡量指标。“金税三期”工程采用分批试点的方式逐步上线,2013年在重庆、山东、山西进行第一批试点,2014年,广东(不含深圳)、河南和内蒙古加入试点,截至2015年底扩展至湖南、安徽、四川和吉林等14个省市,最终于2016年完成全国覆盖。“金税三期”上线初期采用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与“金税三期”工程系统双轨并行的方式,本文选取各省份“金税三期”的单轨运行时间作为试点时间以识别政策的净效应。参考张克中等[22]的处理方法,将下半年实施“金税三期”工程的地区视为下一年度开始试点。

3.控制变量

为了精准识别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本文借鉴闫华红等[23]的做法,设置了以下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负债水平(Lev)、盈利能力(ROA)、现金流量(Cashflow)、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管理层持股比例(Mshare)、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t)。此外,为了控制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地区财政支出差异等因素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本文还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Pgdp)和地区财政支出占比(Finance)纳入控制变量范围。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描述

本研究选取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ESG评级数据来自Wind资讯金融终端,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地区层面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处理方法如下:鉴于金融行业商业模式和报表项目较为特殊,删除了金融行业的样本;“金税三期”工程自2013年开始实施,为保证样本在政策实施前后均有观测值,删除了2013年及以后上市的样本;剔除财务异常的样本;剔除变量观测数据缺失的样本。本研究最终得到21 285个观测值。为了防止离群值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在上下1%分位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企业ESG表现评级数据的均值为4.1160,表明样本的ESG平均评级在B到BB之间,同时不同企业之间的ESG表现存在较大的差异;GTP的均值为0.4430,表明样本期间共有44.30%的上市公司所在地实施了“金税三期”工程。

五、实证研究

(一)基准回归分析

为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本文进行了多期双重差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3。列(1)仅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未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列(2)和列(3)分别逐步加入企业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由表3可知,税收征管数字化(GTP)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有效提升企业ESG表现。在完整控制相关变量的情况下,税收征管数字化(GTP)的估计系数为0.0816,较样本ESG表现的平均值而言,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幅度约为1.98%(0.0816/4.1160)。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充分发挥其治理作用,显著提升企业的ESG表现,假设1得到实证支持。

(二)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要求在受到政策冲击前,实验组与对照组对于结果变量所造成的影响呈现一致趋势,即“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前实验组与对照组企业的ESG表现无明显差异。为满足双重差分模型的前提条件,本文构建如下模型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2)

式中:POST-4、POST-3、POST-2、POST-1、POST0、POST1、POST2、POST3、POST4分别表示“金税三期”工程实施的前四年及以前年度、前三年、前两年、前一年、实施当年、后一年、后两年、后三年、后四年及以后年度,以“金税三期”工程实施的前一年POST-1作为基准年,运用式(2)进行回归分析。根据实验结果,在95%的置信区间上绘制平行趋势检验图,如图1所示。结果显示POST-2、POST-3、POST-4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而政策实施后POST1、POST2、POST3、POST4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符合双重差分模型的基本假设。

2.安慰剂检验

为了消除实验的偶然性和随机性,本文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参考魏志华等[24]的做法,采用随机选择“金税三期”工程试点区和随机设定各地区“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时间两种方法分别进行检验。从理论角度出发,实验中设定的处理组和试点时间均随机生成,不会对企业的ESG表现造成影响,其估计系数应分布在零点附近。本文分别重复500次上述设置过程,根据实验结果绘制核密度图,如图2所示。结果显示,在两种随机模拟下,估计系数的均值均位于0附近,绝大多数样本的P值都超过了0.1,税收征管数字化(GTP)的实际系数(0.0816)独立于该系数分布之外。安慰剂检验结果说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不受偶然性事件的影响,实验结果的稳健性较强。

3.排除“营改增”政策的影响

自2012年开始,“营改增”政策在我国逐步推行,至2016年完成了政策的全覆盖。“营改增”政策优化了增值税的抵扣环节,有助于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使其能够以更加充盈的资金开展ESG投资。由于“营改增”政策产生的影响集中于房地产业、生活服务业、金融业及建筑业四大行业,而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不易受政策影响,因此本文参考郑建明等[25]的做法,仅选取样本中的制造业、批发业和零售业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4列(1)。其中,GTP的回归系数为0.0768,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排除“营改增”政策影响后,实验结果仍与假设1相符。

4.更换企业ESG表现的度量方法

考虑被解释变量的测度可能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本文参考胡洁等[26]的做法,更换企业ESG表现的度量方法,采用彭博咨询公司的ESG评级替换华证ESG评级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4列(2)。其中,GTP的回归系数为0.4313,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更换ESG评级指标后,税收征管数字化仍对企业ESG表现有显著提升作用,实验结果与假设1保持一致。

六、机制分析

前文的研究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ESG表现,为进一步揭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的内在影响机制,本文参考温忠麟等[27]的研究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从代理成本渠道和信息环境渠道分别进行机制检验:

Mit=b0+b1GTPct+b2Controlit+δi+μt+εit

(3)

ESGit=c0+c1GTPct+c2Mit+c3Controlit+
δi+μt+εit

(4)

式中,Mit为中介变量,其他变量定义参照前文所述。

(一)税收征管数字化与企业ESG表现:代理成本渠道

税收征管数字化强化了政府的监管作用,降低了管理层利用避税活动掩盖其代理行为的可能性,使其将资金更多地用于环境保护、履行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现有文献多用管理费用率衡量代理成本,管理费用率越高,企业的代理冲突问题形势越严峻。本文选取管理费用率(Mfee)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探究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与代理成本之间的联系,机制检验结果见表5列(1)和列(2)。列(1)的GTP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管理费用率(Mfee),起到降低企业代理成本的作用。列(2)实证结果体现了税收征管数字化(GTP)和中介变量管理费用率(Mfee)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管理费用率(Mfee)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抑制作用。同时,在控制管理费用率(Mfee)后,税收征管数字化(GTP)对企业ESG表现的回归系数较基准回归结果有所下降。综合上述分析,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的ESG表现,与假设2相符。

(二)税收征管数字化与企业ESG表现:信息环境渠道

税收征管数字化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实现了税收数据的集中与征税标准的统一,能够有效提升企业涉税信息透明度,使企业在政府监管与舆论监督下主动进行ESG投资。因此本文着眼于信息环境渠道进行机制分析。现有文献主要以修正Jones模型运算得到的盈余管理程度(DA)度量企业的信息环境质量,DA取值越大,企业的信息环境越差。本文沿用这一做法估计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DA)并将其作为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机制检验结果见表5列(3)和列(4)。列(3)显示,GTP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涉税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列(4)实证结果体现了税收征管数字化(GTP)和中介变量盈余管理程度(DA)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盈余管理程度(DA)能够对企业ESG表现产生显著抑制作用。在控制企业盈余管理程度(DA)后,税收征管数字化(GTP)对企业ESG表现的回归系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上述结果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通过改善企业的信息环境提升企业的ESG表现,与假设3描述一致。

七、异质性分析

前文实证分析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改善信息环境对企业ESG表现产生显著促进作用。本部分将从产权性质、内部控制及外部监督视角,进一步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影响的异质性。

(一)产权性质视角

产权性质决定了企业的经营目标,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的治理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分组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6列(1)和列(2)。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于非国有企业的ESG表现在10%水平上具有显著促进作用,GTP的回归系数为0.0621,对于国有企业的ESG表现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促进作用,GTP的回归系数为0.0941,且此分组通过了组间系数显著性检验。国有企业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均高于非国有企业,说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国有企业ESG表现的治理作用更强。其内在原因可能在于,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需兼顾更多的社会责任,如环境保护、稳定就业等,当企业的信息披露透明度得到改善后,在政府规范和社会引导下,国有企业往往具有更强的ESG投资意愿。实证结果说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对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ESG表现均能够产生积极影响,但对国有企业的ESG表现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二)内部控制视角

作为公司治理的基础设施,内部控制情况影响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至关重要[28],可能会对企业的ESG表现造成一定影响。本文选取“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衡量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内部控制指数越低,则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差。当企业的内部控制状况表现不佳时,易对其信息披露透明度产生负面影响,预期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的治理效应更显著。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低内部控制组与高内部控制组分别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6列(3)和列(4)。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于低内部控制组企业的ESG表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高内部控制组企业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当企业内部控制环境较差时,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对企业的ESG表现产生更显著的治理效应。

(三)外部监督视角

外部监督强度与企业的信息披露透明度关系密切,而企业的信息环境质量易对其投资规划产生影响[29],进而作用于企业ESG表现。本文以企业是否受“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来衡量其所受外部监督强度。当企业受“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企业面临较强的外部监督,预期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其ESG表现的治理效应较弱。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分组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于非“四大”审计组企业及“四大”审计组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6列(5)和列(6)。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于非“四大”审计组企业的ESG表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四大”审计组企业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也意味着税收征管数字化与外部审计监督在提高企业ESG表现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替代作用,当企业受到的外部监督作用较弱时,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充分发挥其治理作用,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

八、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构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通过缓解代理冲突问题和提高信息环境质量促进企业ESG发展,同时异质性分析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的治理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差或所受外部监督强度较弱时,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强。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积极推进智慧税务建设。现阶段我国应当积极推进智慧税务建设,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对现有税收征管系统进行智能化改造,搭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涉税信息共享平台,同时将金税工程的监管范围拓展至更多非税业务,利用数据分析技术建立税收风险识别和预警系统。通过以上措施提高企业信息环境质量并缓解代理冲突,推动企业加大对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的资金投入,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二,不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利用税收征管数字化的数据集成优势,搭建与社保、工商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平台,从整体上提高涉税信息披露透明度,为民生项目建设、重点工作推进提供有力保障。重视税收政策的间接治理效应,对企业的ESG实践适当释放政策红利,鼓励企业进行节能减排化生产并积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不断创新纳税服务举措,落实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助力企业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第三,构建内外结合的公司治理体系。本文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的治理效应在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差和受外部监督强度较弱时效果更加显著。这启示企业应当加强内部制度建设,例如采取管理层激励制度促使其关注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的投资决策,建立全面预算体系以提高内部控制水平等。同时应结合外部监督力量,如在税收征管中引入政府的评价机制以提升企业信息披露的透明度等,积极构建内外结合的公司治理体系。由于税收征管数字化的治理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政府还应重视引导非国有企业关注环境保护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为企业的ESG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第四,完善企业ESG的发展路径。ESG表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之一,对于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政府应联合行业协会等力量,不断完善ESG的发展路径。政府应搭建企业间相互学习的桥梁,积极引导企业更加高效地进行ESG实践。行业协会应充分发挥自身力量,牵头搭建ESG展示平台,动态展示在ESG实践中表现突出企业的实践成果与发展心得,同时制定更为严格的企业ESG实践标准,以规范行业ESG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