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破解我国产业发展低端锁定困境的影响机制研究

2024-01-08 09:32
管理现代化 2023年2期
关键词:低端服务业数字

□ 王 钺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经济学教研部,北京 100091)

一、引 言

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数字经济与社会发展诸多领域的融合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趋势,并深刻影响着中国产业的发展模式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与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之一,力图通过数字化技术改善生产结构,重塑产业发展动力。

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低端锁定态势1本文的产业发展低端锁定主要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个方面。。首先,“两头在外”的全球产业布局使得我国企业被长期“锁定”在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上下游国家通过设置技术知识壁垒或提升环保标准等大力压缩我国产业发展的利润空间,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其次,处于全球价值链顶端的国家或者企业依靠其在研发创新和技术服务上的垄断能力,将不利于本国发展的高污染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逐渐成为“污染避难所”[1];最后,在长期缺乏核心生产技术及粗放型经济生产方式的引导下,我国的产业发展对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这不仅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还使得我国产业发展陷入了低端锁定的恶性循环。在此背景下,如何利用数字经济优势破解中国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现实困境,提升中国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能力,进而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成为一项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

数字经济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已经引起政策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方面。第一,数字经济及其应用能够拓展商品交换的地域空间,显著降低交易成本,大幅提升交易效率;第二,数字化能带来个性化消费、信息型消费等新型消费模式,推动消费结构变化,最终引致相应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第三,数字化实现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融合的“跨界经营”模式,促使传统产业进行颠覆式变革,提高企业的生产活力;第四,数字化加速了知识技术扩散速度,打破了知识技术扩散的空间,从而使人们能够更加方便地获取知识和技术,为生产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提供了极大便利。可见,数字经济所伴随的上述“创造性破坏”特征能够显著提升社会生产效率,重构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及企业生产模式,加快企业技术知识的获取速度,从而为实现我国产业发展的低端解锁创造可能。

二、文献综述

(一)中国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影响因素研究

首先,要素结构的升级滞后是导致我国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主要原因。林毅夫[2]指出要素结构决定了产业结构,且要素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产业发展陷入低端锁定的国家一般在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初级要素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在经济发展初期,这种要素结构有利于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当经济未达到充分就业时,这些产业的发展能够带来一定程度的产业升级。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自然资源的枯竭以及技术进步的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难以为继,但是高级要素的缺乏又导致了国家难以实现产业升级[3],只能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张桂文和孙亚南[4]也证明了上述观点,指出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与产业结构的耦合程度不高,是造成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受阻的重要因素。

其次,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也是导致我国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与发达国家间还存在着一定差距,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可替代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核心生产技术的掌握程度还较低。Montobbio[5]指出,以核心技术和个性化服务为筹码掌握产业链的高端环节,是实现产业发展低端解锁的重要途径。傅元海等[6]认为,只有掌握高端产业核心技术的研发才能促使产业的升级,实现高附加值。

最后,交易成本过高,交易效率低下,也是导致我国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原因之一。产业升级的过程本质上是分工深化的过程,而交易成本又是制约分工发展的关键因素[7]。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本身就是分工复杂的契约密集型产业,产业链顶端的研发创新部门和品牌营销部门也需要复杂的分工和规范的契约保障,而当前我国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面临着高昂的信息成本、契约成本、运输成本和沟通成本等,严重影响了交易效率的提升,并且很容易形成对低端生产的路径依赖,影响产业结构的升级。

(二)数字经济对产业部门的影响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数字经济对产业部门影响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开展。一是数字产业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数字产业化对产业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已经得到了证实,孙利君[8]指出,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会催生出新的数字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徐慧超等[9]发现,数字产业化有助于缩短交易周期,丰富交易内容;宋旭光等[10]指出,数字产业化可以推动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从而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的攀升。二是产业数字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产业数字化转型是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提升我国产品和服务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面。Goldfarb 和Tucker[11]指出,产业数字化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助力产业结构升级;Heo 和Lee[12]发现,数字技术与产业生产之间的融合,可以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陈晓东和杨晓霞[13]指出,产业数字化对于推动我国制造业提质增效,不断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具有关键性作用。三是数字经济通过提升优化产品质量、拓展服务空间、打破信息不对称等,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并不断向价值链中高端环节迈进[14]。Pisano 等[15]发现,数字技术能够实现服务业供给和需求的瞬时精确匹配,从而提升服务业的精确化和个性化水平,加速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现有文献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从研究对象看,现有研究仅侧重于单方面分析数字经济对制造业或服务业的影响,忽视了数字经济对产业发展全局层面的探讨;从研究内容看,数字经济对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作用机制是多方面的,现有研究大多局限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等对产业生产和发展的直接影响,忽视了数字经济也可以通过加速要素结构升级、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提高交易效率等,间接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从研究方法看,忽视了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关系问题,使得研究结果缺乏可靠性支撑。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基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深入阐述了数字经济对破解中国产业发展低端困境的特殊意义,为我国建设数字强国、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启示;第二,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影响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直接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基于“要素、技术、交易效率”三个方面理论分析了数字经济影响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间接作用机制,从而全面系统地揭示了数字经济影响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理论机制;第三,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破解作用,识别出数字经济影响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净效应,并对相应的间接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决策支撑。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本文从数字经济的两大核心内容出发,探讨数字经济推动我国产业发展低端解锁的作用机制,具体如图1 所示。

图1 数字经济破解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作用机制

(一)数字经济影响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直接作用机制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两大核心内容,能够直接作用于我国产业发展的低端解锁。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不断催生出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逐步实现数字产业化,此外,数字技术、数字要素等赋能传统产业,加速传统产业的动能更替和转型升级,通过产业数字化助推产业发展的低端解锁。

1.数字产业化。数字产业化是基于数字技术、数字要素、数字产品和服务而形成的数字产业,如信息通信业、软件服务业、信息制造业等,这些新兴数字产业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基础,不仅能够为市场信息匹配提供最优路径,从而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还能够以数字技术加速传统产业向高端产业迈进的步伐,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服务舒适性,对结构转型、产业升级产生重要的支撑作用[16],从而助推我国产业发展的低端解锁。

2.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基础设施等能够推动全产业链的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打破传统产业的低端锁定态势。首先,传统产业借助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可以重新整合、调动资源,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其次,数字技术能够加速传统产业实现技术更新迭代与升级,实现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最优化,从而在缩短生产时间和成本的同时,促进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最后,互联网、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增加了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作,提高上下游企业间生产的协调性和服务的精准性,不仅可以避免无效生产和服务,还能够提升管理效率,助推产业发展的低端解锁。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说1:数字经济能够对我国产业发展的低端解锁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二)数字经济影响产业发展低端解锁的间接作用机制

要素结构升级滞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交易成本过高是造成我国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根本原因[17,18],而数字经济在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等的应用实现要素结构升级、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以及交易效率提高,从而促进我国产业发展的低端解锁。

1.加快要素结构升级。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相互融合突破要素利用的刚性约束,降低信息传递成本,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例如,数字经济能够为就业者提供丰富的招聘信息,降低劳动者搜寻符合自身禀赋的就业岗位的机会成本,大大提升了劳动力的流动性,而新入职的劳动力又能够带动更多闲置资源进入生产轨道,进行有效利用,从而优化要素配置。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大幅提升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的积累水平,促进要素结构向高级化转型,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1)使得劳动者可以通过数字经济快速搜寻到所需知识,将技术转化为凝结在自身的资本力量,提升社会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加快复合型人才的形成;(2)带动我国信息技术型人力资本的发展,这种人力资本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技术性,能够较好地将实体工作与数字经济先进技术融合,从而提高生产效率;(3)作为技能偏向型技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能够提升社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19],从而逐步改善劳动力需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国劳动者积极提升自身的技术知识水平,增加技术型人力资本的有效供给,从而提升生产效率。

2.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是破解我国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重要途径之一。具体来讲,首先,数字经济具有明显的知识溢出特征,使得人们能够有效获取有用信息,促使知识和技术在产业间尤其技术密集型产业间充分交流和传播。依托数字经济,人们能够快速掌握新技能、学习新知识,进而提升我国创新水平,以创新引领产业向技术密集型转型,提升生产效率。数字经济信息的跨时空、低成本传播能够促使更多创新者在更大区域范围内享受创新收益,形成创新和创业的良好氛围,为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演进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其次,数字经济的广泛使用不仅能够提高传统产业生产要素的配置和使用效率,促使其提升产品供给品质,助推产业链向中高端占位,还能催生出更多的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加速高端前沿产业模式的形成和出现。最后,研发创新活动均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的特征,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撑,而数字经济的应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的资金约束。利用数字经济能够及时准确获取资金供需信息,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和资金的流转速度,特别是数字经济金融的出现极大提升了金融供需规模和贷款效率,为产业发展向技术密集型迈进提供支持。

3.提升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以知识和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减少了中间环节和信息搜寻成本,深刻改变了经济生产环境。此外,数字经济在减少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时,还能够加强企业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带动信息共享和生产要素集中,从而促进规模经济的形成。具体来讲,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企业的生产经营变得更加智能化和网络化,打破了传统的同一时空下的交易模式,使得交易能够通过数字经济快速发生和完成。另外,数字经济通过开放的网络在企业与企业间,企业与市场间建立跨空间联系,上游企业、中间供应商与下游企业间的地域范围进一步拓展,从而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大大增加企业面临的需求,不断扩大生产规模,逐渐壮大利益联盟,最终形成规模经济。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说2: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加快要素结构升级、促进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提高交易效率破解我国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困境。

四、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模型设定

本文将数字经济和产业发展的低端锁定问题纳入同一框架中分析,考虑到产业发展自身可能存在的惯性,也即当期的产业发展可能受到过去产业运行情况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动态面板计量模型:

其中,Industryi,t表示i地区在t时期的产业发展水平,Industryi,t-1表示上一期的产业发展水平;digi,t表示i地区在t时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XControl为可能影响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控制变量;iλ为地区固定效应,tµ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回归系数 2β的大小及方向反应了数字经济对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影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二)变量说明

1.产业发展低端锁定。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呈现出“大而不强”的态势,技术型和高端化发展屡屡受阻,与此同时,服务业发展水平也远远滞后于发展阶段的需求,呈现出低端锁定的态势。

(1)制造业发展的低端锁定(Ind_we)。一国出口的商品能够体现劳动技能、研发科技在生产链条中的情况,出口商品的技术复杂度越高,意味着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也越高,因此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可以间接衡量该行业在价值链中的具体位置。本文借鉴Xu 和Lu[20]的做法,以出口技术复杂度作为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衡量指标:

其中,xi,k,t表示i地区k商品在t时期内的出口额,Xi,t表示i地区的出口总额,xi,k,t/Xi,t表示i地区k商品在时期t内的出口份额,Yi,t是i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通过式(2) 可以得到i地区第k种商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通过加总可以计算出地区内整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2)服务业发展的低端锁定(Ser_lo)。Baumol[21]指出当劳动力从制造业部门进入到服务业部门后,不一定会带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因为服务业部门中存在着普通生产部门与高端生产部门,劳动力只有向高端生产部门流动才能带动生产率的增长,促进服务业质量提升。基于此,本文在余泳泽和潘妍[22]的基础上,选用高端服务业2参考余泳泽和潘妍[22]的研究,高端服务业包括“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占服务业总从业人员的比重来衡量我国的服务业发展状况。

2.数字经济水平。本文在借鉴柏培文和喻理[23]对数字经济测算思路的基础上,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三个维度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算指数,具体见表1。

表1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数

本文使用熵权TOPSIS 法对数字经济发展指标进行测算。在对各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运用熵权法对其赋予权重值,最后使用TOPSIS 方法对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量化排序。熵权法TOPSIS 基于各指标所反映的信息量确定权重,降低了主观因素的干扰,具有便于计算、结果合理的优点。

3.控制变量。在分析中,还需控制表征政府行为的政府财政支出变量(gov),用政府预算内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反映;表征地区对外开放水平的外贸依存度变量(open),用进出口总额占GDP 的比重来衡量;表征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市场化水平变量(mar),用非国有企业员工占国有企业员工的比例衡量;表征地区城市化水平的变量(urb),用城镇人口数量与总人口数量之比来反映。通过控制这些相关变量,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数字经济对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影响。

4.数据说明。本文实证检验使用2011-2020 年中国大陆30 个省份(西藏数据不全除外)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国研网(https://data.drcnet.com.cn/)的对外贸易数据库。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由于产业发展惯性的存在,在计量模型中引入了产业发展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但是这一变量与随机误差项之间很可能具有相关性,从而使得经典OLS 估计结果存在偏误,为了克服这一问题,采用广义矩方法(GMM)中比较成熟的差分GMM 和系统GMM 进行两步法的GMM回归。在充分考虑区域异质性的情况下,在回归中将样本进行分组,分别考察了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互联网建设和产业发展低端锁定之间的关系3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距。以宽带下载速度为例,据《中国宽带速率状况报告》(第25 期)的数据显示,2019年东部地区4G 移动宽带用户的平均下载速率最高达到24.60Mbit/s,而中部地区较东部低0.93Mbit/s,西部地区又较中部地区低0.65Mbit/s,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差分GMM 和系统GMM 回归结果

从表2 可以看出,无论是使用差分GMM 估计还是系统GMM 估计,全国、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的Sargan检验p值均大于0.1,表明至少在10%的水平下接受原假设,模型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可见GMM 估计中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残差的序列相关性Arellano-Bond AR 检验中,一阶序列相关的检验结果AR(1) 均小于0.1,而二阶序列相关的检验结果均大于0.1,接受“残差二阶自相关系数为0”的假设,表明原模型的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性,差分GMM 和系统GMM 适用于模型的估计。

进一步可以发现,差分GMM 和系统GMM 的回归结果中,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制造业发展低端锁定水平滞后项Ind_wei,t-1和服务业发展低端锁定水平滞后项Ser_loi,t-1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当期产业发展具有惯性,受到之前期产业活动水平的影响,因而本文选用动态面板模型是适宜的。数字经济变量dig 的回归系数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从全国层面来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低端锁定和服务业低端锁定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的破解当前我国产业发展中面临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低端锁定问题。这一结论也印证了本文的假说1。

通过对比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数字经济在我国的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对工业和服务业的低端锁定具有缓解作用,能够促进产业发展的低端解锁。而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水平对制造业发展低端锁定和服务业发展低端锁定的回归系数,无论在差分GMM 估计还是系统GMM 估计中均不显著,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与我国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业发展基础薄弱,创新能力不足,难以承接并发挥出数字经济的优势功效有关;也可能与当前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对产业发展的低端解锁作用还未有效发挥有关。

(二)稳健性检验

1.考虑估计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近年来,动态面板模型的估计方法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采用极大似然法估计动态面板模型开始变得较为成熟。Bun 和Windemijer[24]在研究中指出,动态面板模型的GMM 估计方法可能会存在着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即便采用更高阶的滞后项变量也仍然存在这一问题。为了避免上述现象的出现,使用动态面板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3 所示。

表3 极大似然估计的回归结果

由表3 可知,采用极大似然方法的估计结果中,全国、东部以及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改善全国层面、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低端锁定的现状,这些结果与基本模型的回归结果一致。可见,在考虑了不同的估计方法之后上述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2.考虑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

内生性问题是经济学实证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本文研究而言,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影响产业发展的低端锁定,而另一方面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也可能会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也即数字经济可能与产业发展之间可能互为因果关系。此外,影响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因素众多,模型中可能存在变量遗漏问题。鉴于此,使用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 对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

在2SLS 估计方法中,工具变量的选取至关重要。从数字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数字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也是互联网普及率较高的地区,而互联网最早是通过电话线拨号接入的。因此,数字经济发展应该与固定电话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创造性飞跃,历史上固定电话数量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已经消融。基于此,借鉴黄群慧等[25]的研究采用历史上各地区1984 年每百万人固定电话数量作为数字经济指数的工具变量,除此之外,历史上邮局建设较好的地区通信也比较发达,也可能是互联网率先发展、普及率较高的地区。因而,本文还选取了1984 年每百万人邮局数量作为数字经济水平的工具变量,该变量与模型中未控制的其他因素不相关。为了构造平衡面板模型,借鉴Nunn 和Qian[26]的方法,使用1984 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与考察期内上一年度全国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乘积项作为数字经济水平的工具变量。具体回归结果如表4 所示4受限于表格篇幅,表5 中报告的是全国层面的内生性检验结果,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估计结果也是稳健的,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表4 数字经济影响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工具变量估计

表5 替换数字经济测度指标的估计结果

从表4 的一阶段回归结果可知,历史上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和每百万人邮局数量这两个工具变量均通过了识别不足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表明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IV 估计结果具有可靠性。从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可知,无论是以历史上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还是每百万人邮局数量作为工具变量,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低端解锁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与基准回归模型的结论相一致。由此可见,在考虑了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以后,回归结论依然可靠。

3.考虑数字经济测度的稳健性检验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本文的核心变量,对其进行科学表征关系到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为了避免综合指标体系在测度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偏差,本文引用第三方指数,即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表征,因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应出地区的数字经济水平[27],具体回归结果如表5 所示5受限于表格篇幅,表6 中报告的是全国层面的内生性检验结果,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估计结果也是稳健的,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表6 内在机制检验结果

从表5 的回归结果可知,在替换了数字经济的测度指标以后,数字经济变量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能够对我国产业发展的低端解锁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这与基准回归模型的结论相一致。由此可见,在考虑了数字经济变量的测度以后,回归结论依然可靠。

六、数字经济影响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内在机制检验

实证检验结果揭示了数字经济发展可以缓解我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低端锁定现状,从而对产业发展的低端解锁具有促进作用。接下来,本文将检验数字经济破解我国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内在机制。虽然三步法中介机制检验模型可能会引入双重内生性问题,但在不过度解读系数大小和显著性的情况下,中介效应模型对于考察机制依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由上文分析可以,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要素结构升级、交易费用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三个方面破解我国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情况。基于此,本部分内容将检验上述三种内在机制在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低端锁定二者间的作用。由于上述研究已经证实了数字经济对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低端锁定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内在机制检验部分只报告全国、中部和东部的结果,具体回归结果如表6 所示。

以上三个指标的选取与数据处理如下:

1.要素结构升级(fac)。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够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还能提供更为便利的学习条件,加快知识的获取速度,将枯燥的理论知识变成更加生动易懂的模式,从而提升社会中的人力资本水平,增加劳动力自身的知识含量,促进要素结构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本文选用大学及以上学历劳动人口数量占总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比例衡量地区的要素结构升级情况。

2.交易成本(cost)。通过文献分析发现,学界对交易成本的度量尚未形成统一的指标,现有的衡量指标主要有营业费用、地理距离和市场化指数等。宣烨[28]采用地区之间的地理距离矩阵衡量交易成本;楚明钦和刘志彪[29]认为市场化程度越高,交易成本越低,使用市场化指数代理交易成本。而事实上,数字经济发展对交易成本的影响更多地从销售费用率和管理费用率方面体现,这一点也得到了黄群慧等[25]的证实。基于此,本文在黄群慧研究基础上,采用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销售费用率和管理费用率之和作为交易成本代理变量。

3.技术创新水平(inv)。数字经济开放共享、互联互通的本质特征能够通过空间知识溢出、催生新产品和新业态、提供创新支持、促进创新创业氛围等途径促进我国创新水平的提升。本文选用各地区的人均专利授权数量衡量技术创新水平。

在Panel A 全国层面的回归结果中,模型(1)、(2)、(3)报告了要素结构升级这一内在机制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模型(1)中数字经济对要素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对要素结构升级存在积极的影响,模型(2)和模型(3)的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水平和要素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要素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表明数字经济既能够直接促进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又能够通过促进要素结构的升级间接降低我国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低端锁定水平,从而实现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解锁。

模型(4)、(5)、(6)报告了交易成本这一内在机制的检验结果。模型(4)中数字经济对交易成本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数字经济能效显著降低交易成本。模型(5)和模型(6)中,数字经济变量和交易成本的回归系数均显著,说明中介效应存在,并且数字经济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互联网对制造业发展低端锁定和服务业低端锁定的缓解有直接的正向促进作用,交易成本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我国制造业发展和服务业低端锁定的缓解。综合考虑模型(4)、(5)、(6)的结果,可以得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益,促进我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升级发展,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成为可能。

模型(7)、(8)、(9)揭示了技术创新水平提升这一内在机制的检验结果。模型(7)中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2.749,并且在1%的统计性水平下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模型(8)中,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水平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互联网建设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进而对制造业发展低端锁定产生抑制作用。在模型(9)中,数字经济、技术创新水平的回归系数也均显著为正,从而表明了数字经济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促进我国服务业的低端解锁。综合模型(7)、(8)、(9)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出,数字经济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促进产业发展低端解锁的机制是显著存在的。

表5 中的Panel B 和Panel C 分别是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内在机制检验结果。得出的结论与全国层面的结果基本一致,即数字经济的要素结构升级效应、交易成本降低效应以及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均是显著存在的,并且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以上效应缓解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低端锁定水平,最终实现东、中部产业发展的低端解锁。

以上分析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说2。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注入了新动能。本文将数字经济纳入到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分析框架中,深入考察了数字经济对我国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影响。主要的研究结论有: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低端锁定水平,从而实现产业发展的低端解锁,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低端锁定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经济还能通过促进要素结构升级、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改善我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低端锁定问题,进而实现产业发展的低端解锁。本文研究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及产业发展的低端解锁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第一,加大数字经济投资力度,缩小区域数字鸿沟。当前我国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并且在区域间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西部地区比较落后。基于此,首先,在数字强国的建设中,应该将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划放在全局的层面去统筹考虑、协调推进,争取在区域间建成互联互通的数字经济发展新架构,最大程度发挥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其次,定期为中西部地区提供有力的数字经济经验和技术支持,同时提供经济补贴等优惠条件扶持鼓励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最后,继续完善和推广5G 等新技术,加大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投资强度和规模,打破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约束。

第二,推动“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数字经济的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是解锁我国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重要条件。基于此,首先要尽快出台鼓励数字经济企业发展的激励和优惠政策措施,促进数字技术在产业中的应用;其次,在制度方面,优化格式化的行政管理制度,避免在行政审批、考核力度等层面对“数字经济+ ”产业造成阻碍;最后,建立起一套统一的指标体系,实现“数字经济+ ”产业发展中人、设备和商品等层面网络技术的相互配合和适应,最大限度的减少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摩擦。

第三,鼓励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主动学习、应用和创新数字技术和经济模式,利用数字经济倒逼企业改革,提升工人的知识容量,积极利用数字经济资源实现跨时空的生产和交易,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从而实现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在此基础上,逐步将生产转向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增强企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的能力,进而实现我国产业发展低端化的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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