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研究的脉络、结构与前沿

2024-01-08 09:32解晓晴
管理现代化 2023年2期
关键词:转型数字化文献

□ 解晓晴 张 镒 刘 祎

(1.广东金融学院 信用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1;2.广东金融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1;3.浙江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引 言

近年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促使企业的宏微观环境发生巨变,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共识。与管理实践变革相呼应,2000 年左右开始,学界从信息系统、战略管理、组织理论、技术管理等视角对数字化转型进行了探讨[1]。现有研究为理解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基础,但数字化转型固有的跨学科、多视角特征使得该领域尚未形成要素清晰、逻辑自洽的知识体系。可能的原因是:第一,研究角度多样、结论不一。如Vial[2]、曾德麟等[3]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引起个人、组织和产业多个层次发生变化,最终导致积极、消极多种结果。第二,研究内容宽泛,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清晰。数字化转型研究不但与数字制品、数字平台、数字基础设施的研究有关,也涉及战略变革、商业模式创新等领域的研究,一定程度上造成知识的碎片化。第三,现有的文献综述存在不足。一些学者探讨了数字化转型的制度安排[4]、发展阶段[5]、主题图谱[6]、演化过程[7]和评估方法[8],甚至有文献试图构建数字化转型的分析框架[2,3,9],但依然没有理清该领域的脉络、结构和前沿。

因此,本文运用文献计量法,通过对关键文献的梳理,考察数字化转型研究的演化阶段及各阶段的特点,从核心问题、理论流派与研究方法三个方面提炼数字化转型的知识结构,从“核心”与“外围”两个角度讨论数字化转型研究的最新动向,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为其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发展提供依据。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

将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作为数据来源,并采用高级检索式:首先,将digit* AND (transform*OR change*)、“IT-enabled*” AND (transform* OR change*) 或“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ransform*OR change*) 作为标题,或将digit* AND (transform*OR change*) 作为作者关键词或者Keyword Plus。此种检索方式可以兼顾检索精度和全面性;其次,将语种和文献类型限定为English 和article;再次,将年份限定为2000 年至2021 年。主要原因是“数字化转型”于2000 年左右出现,并在2015 年以后获得广泛关注[1];最后,将SSCI 作为检索数据库,以排除检索词符合要求,但研究内容与数字化转型不相关的文献。在得到检索结果以后,按照Management、Business、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Science、Computer Science Information Systems、Economics、Operations Research Management Science 进行学科筛选,因为经管类高质量期刊通常归属于上述学科。按上述规则进行检索与筛选之后,共得到584 篇文献。

(二)分析方法

根据实际需要,选择相应的分析方法。在梳理发展脉络时,通过高被引文献的统计和关键词共现图谱揭示各个演化阶段的研究特征。在分析知识结构时,运用因子分析呈现高被引文献的研究主题;采用多维尺度分析揭示高被引文献之间的逻辑关系;运用聚类分析确定高被引文献所属类别。在探讨研究前沿时,运用耦合分析探测近三年该领域的学术团体,并运用聚类分析和战略坐标分析揭示研究主题及其变化趋势。

三、发展脉络

学术界很早就注意到数字技术对企业产生的影响,但直到Yoo 等[10,11]对数字技术进行分析以后,数字化转型研究才真正进入研究者视野,并在2015 年以后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1]。因此,将该领域分为三个阶段:兴起阶段(2000—2009 年)、发展阶段(2010—2014 年)、高潮阶段(2015 年至今)。

(一)兴起阶段(2000—2009 年):信息技术与组织变革

20 世纪90 年代以后,信息技术的采用推动科层组织的演变。与组织转型相一致,学界从2000 年开始探究信息技术与组织变革的关系(见表1、图1)。

图1 兴起阶段的关键词共现

表1 兴起阶段的高被引文献

从高被引文献来看,学者们并未直接探讨数字化转型,而是探讨信息技术与组织转型的关系,如信息技术促使企业发生哪些变化[13]、IT 赋能的转型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展开[14]。从关键词共现来看,系统、互联网、信息技术、组织变革等关键词频次最高,以系统、组织变革与信息技术为核心形成三个集合C1、C2 与C3。在各集合中,核心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的联结强度非常高,但集合中的关键词与其他集合的关键词的联结强度较低。此外,虽然出现了互联网、数字商品等标志性关键词,但它们尚未与其他关键词形成明显的集合,而且与其他关键词的联结强度较低,说明信息技术对企业产生的影响以及信息技术影响下的企业变革策略问题是该阶段学者们最关注的研究问题。

(二)发展阶段(2010—2014 年):数字技术与组织转型

2010 年以后,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差异显现出来,促使信息技术与组织变革关系研究转变为数字技术与组织转型关系研究(见表2、图2)。

图2 发展阶段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2 发展阶段的高被引文献

在此阶段,有学者探讨信息技术赋能的组织转型,但多数学者已聚焦于数字技术产生的冲击,并探讨企业转型的机理。除了进行规范型或描述型研究之外,越来越倾向于以跨学科理论为基础,在选取典型案例或搜集面板数据基础上,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在关键词共现图谱中,系统、管理、信息技术等频次最高,而且以三个关键词为中心形成了集合C1、C2、C3。除了上述关键词之间存在非常强的关联以外,各个集合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交叉。此外,在该阶段出现了数字化、基础设施等关键词,而且与其他关键词存在较为明显的关联,说明学界的关注点逐渐从信息技术与组织变革转变为数字技术与组织转型。

(三)高潮阶段(2015 年至今):数字化转型的分析框架

在数字技术研究取得突破以后,数字化转型在2015年之后蓬勃发展(见表3、图3)。

图3 高潮阶段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3 高潮阶段的高被引文献

从表3 来看,研究主题已从数字技术与组织转型关系的粗略分析转变为数字技术特点、数字技术应用、数字技术作用于组织转型的机制等的系统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也不局限于规范性、描述性研究,而是在吸收、融合多学科理论基础上,运用多种方法探究机理和逻辑,以构建整体性的分析框架。从图3 来看,数字化转型、创新、数字化的频次排前3 位,而且信息技术、管理等关键词已转移至外围。在集合C1、C2 与C3 中,各核心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的共现程度非常高,但集合内关键词与集合外关键词之间的联结强度明显增强,以至于形成复杂的网络结构,说明在此阶段学者们试图从多个视角为数字化转型研究贡献知识,而且各个知识模块之间存在紧密的逻辑联系。

总体而言,数字化转型研究呈现从浅显到深入的发展脉络。一方面,在聚焦研究问题的同时,选择越来越多的研究视角、理论和方法。从兴起阶段到高潮阶段,虽然研究问题总体上呈现从大到小的演变过程,但选择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却在不断创新,说明学界对数字化转型的理解在不断深入。另一方面,在运用多个关键词的同时,试图分析各个集合之间的关系。2000 年至今,信息技术、组织转型、数字化、创新、数字化转型等关键词陆续出现,学者们的研究焦点从技术与组织关系转变为数字化转型的前因、机制与后果,说明数字化转型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提高。

四、知识结构

为理清数字化转型研究的构成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Bibexcel 软件提取共被引排名前50 的被引文献的共现矩阵,再将共现矩阵转化为相关矩阵和相异矩阵。最后运用SPSS 软件对相关或相异矩阵进行因子分析、多维尺度分析和聚类分析,并构建知识结构的框架。

(一)因子分析

在分析过程中,将因子载荷的绝对值作为判断被引文献归属的依据,并根据被引文献在两个因子上的载荷不超过0.45 的原则进行筛选。在得出分析结果之后,再按照被引文献关键词的词频分析结果对各因子进行命名(见表4)。

表4 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研究涉及6 个主题。其中,有两个主题是最主要的。一是Yoo 等[10,11]、Kallinikos 等[15]、Nambisan[16]等对数字技术与数字化创新的研究;二是Singh 和Hess[17]、Matt 等[18]等对数字化驱动的组织转型研究。其他4 个主题则是学者们在分析数字化转型时,借鉴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二)多维尺度分析

将相异矩阵导入SPSS 软件,选择Euclidean 距离,可以得出多维尺度分析结果。在上述基础上,通过归纳被引文献的研究内容可以对分析结果进行划分(见图4)。

图4 多维尺度分析结果

与因子分析结果不同,多维尺度分析得出5 个区域,分别是质性研究理论与方法(区域1),资源基础和动态能力理论(区域2),数字化驱动的组织转型(区域3),数字化及其催生的创新创业(区域4),信息技术应用下的组织学习(区域5)。

(三)聚类分析

因子分析结果排除了因子载荷较低的引文,多维尺度分析的类别划分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因此,本研究进一步采用聚类分析法对高被引文献进行分类(见表5)。

表5 聚类分析结果

聚类分析得出6 个类别:数字化背景下商业模式创新的实证研究(类别1);基于资源基础和动态能力理论的数字化转型机制与过程研究(类别2);数字技术促使商业巨变的质性研究(类别3);技术接受视角下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研究(类别4);数字技术特征与数字化创新研究(类别5);数字技术应用下的组织学习与演化研究(类别6)。

在因子分析、多维尺度分析和聚类分析之后,需要对结果进行整合:一方面,考虑三种方法分析结果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三种方法对被引文献分类的数理逻辑不同,但得出的结果却高度重叠,如多维尺度分析得出的区域2 与聚类分析得出的类别2 都涉及数字化转型研究采用的资源基础和动态能力理论。另一方面,借鉴前人的知识体系建构方法。参照吴小节等[19]的做法,将相关研究从总体上分为核心问题(即关注什么问题(what))、理论流派(即需要哪些理论(which))与研究方法(即如何进行研究(how))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又包含不同的内容。按照上述思路,可以构建数字化转型研究知识结构的“2W1H”框架(见图5)。

图5 数字化转型研究的“2WIH”框架

第一,核心问题。数字化转型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数字化创新创业管理、数字化转型机制与过程、数字化背景下的商业模式创新与转型、数字技术驱动的内外环境变革四个方面。首先,数字化创新创业管理主要探讨数字技术的特征及其导致的创新创业逻辑的变化。与信息技术不同,数字技术是信息技术、计算技术、通信技术和连接技术的组合[20,21],具有可重新编程、数据同质化、自我参照、可编辑、可重组等特征[10,15,16,22]。数字技术的应用将导致创新创业具有开放性、可供性与生成性,从而引起创新创业的数字化转型[23]。其次,数字化转型机制与过程在分析数字技术对消费者行为、竞争态势等产生颠覆性影响基础上,探讨企业价值创造的路径[2],以构建条件——机制——结果的综合性分析框架[9]。除了理论分析之外,也有学者在分析数字技术带来机遇与挑战的同时,探究数字化战略的制定[24]、首席数字官的角色与职责[17]等现实问题。再次,数字化背景下的商业模式创新与转型则是将数字技术如何影响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价值获取和价值提供作为主要内容。在工业4.0 背景下,新技术的扩散将导致流程的高端数字化、智能制造和企业间的互通性,进而促使企业对商业模式进行重构[25]。最后,数字技术驱动的内外环境变革聚焦于连接、智能技术对企业业务流程、竞争格局等产生的影响。数字技术具有无差错、无限复制、零边际成本特点,使得提高业务操作的可扩展性、重组新旧业务流程、连接产业与社群以产生新的机会成为可能[26]。在此背景下,嵌入新特点的产品和服务不仅会重塑产业边界和市场竞争机会,而且将极大改变制造业企业中几乎所有职能的运作[27,28]。

第二,理论流派。在理论和实证分析中,学者们通常将四个方面的理论流派作为依据。首先,信息系统领域的技术接受模型、技术可供性理论。技术接受模型在理性行为理论基础上,认为外部因素会影响技术的有用性和易用性认知,从而影响主体对技术所持的态度和技术使用的意图,并最终导致技术使用行为的变化[29]。技术接受模型有助于理解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员工对技术变迁的信念,如Solberg[30]认为,员工对个人能力可塑性的信念,以及对组织资源的可获得性信念影响他们将新技术视为提供职业成长的机会还是侵蚀能力展示的威胁。其次,战略管理学科中的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理论。资源基础观将有价值、稀缺、不可替代和不可模仿的资源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与资源基础观不同,动态能力理论将重新配置资源的能力视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在资源基础和动态能力理论基础上,Warner 和Wäger[31]将数字化转型理解为在组织中采用数字技术的持续过程,认为建立战略革新的动态能力是数字化转型能否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再次,组织管理领域的制度理论、匹配观、组织学习与演化观。制度理论认为,组织之所以进行转型是因为组织受到规范性、模仿性和强制性压力。从制度理论视角看,建立数字化组织形式、制度基础设施、制度构建模块是企业成功转型的关键制度安排[4]。匹配观将战略适配和职能整合视为企业提高适应能力的决定因素[32]。根据此观点,将数字转型战略、IT 战略以及其他战略进行匹配是企业能否成功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影响因素[18]。组织学习与演化观认为,企业不仅可以通过将历史推理编码为指导行为的惯例来提高企业的适应能力[33],还可以通过管理认知[34]、组织认同[35]的变化来克服在应对突破性技术变迁时遇到的组织惯性。有学者基于此观点,将提高组织学习与演化能力视为数字化转型战略能否实现的重要条件[36]。除了上述理论之外,公司创业与技术颠覆性理论也被提及。创业研究的重点在于理解创业追求背后不确定性的本质和来源,以及在不确定条件下创业行为的展开方式[37]。近年来,数字技术的扩散迫使学者们探讨数字技术如何推动创新创业新形式的出现[38]。技术颠覆性理论认为,出于集成、商业化或开发新技术的目的,在位企业需要创建独立于主流业务但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关联的组织[39]。根据此观点,当数字技术促使企业环境发生根本变化时,企业也需要做出相应的反应,如推行数字化转型战略[2]。

第三,研究方法。在数字化转型研究中,普遍采用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旨在论证观点、假说,或者构建新理论的质化研究法,如Baiyere 等[40]遵循扎根理论的数据分析步骤,探讨了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业务流程管理的新逻辑。另一种是旨在检验研究假说,或者论证作者观点的量化研究法,如Frank 等[41]运用问卷调查法,探讨了制造企业采用工业4.0 技术的机制。

五、研究前沿

为揭示数字化转型研究的最新趋势,本研究首先探测50 篇高被引文献的施引文献。按照主题、学科类别、近三年发表与SSCI 索引原则筛选之后,共检索出1349篇文献,剔除重复之后,共得到327 篇文献。在此基础上,对327 篇文献进行耦合分析、聚类分析和战略坐标分析,以呈现该领域的研究团体和前沿方向。

(一)耦合分析

将文献数据导入VOSviewer,以文献耦合为分析类型,分析单元设定为文件,可得出施引文献的耦合分析结果(见图6)。

图6 施引文献的耦合分析结果

从图6 可看出,Frank 等[41]、Vial[2]、Hinings 等[4]等文献存在高度的关联性。就研究团体而言,形成以Hinings等[4]、Vial[2]、Milian[42]、Frank 等[41]、Warner 和Waeger[31]为关键文献的5 个阵营,各阵营的关注点存在差异。

(二)聚类分析

在聚类分析之前,运用NoteExpress 提取排名前50的关键词共现的相异矩阵。随后将相异矩阵导入SPSS即可得高频关键词的聚类分析结果(见表6)。

表6 关键词的聚类分析结果

从表6 可以看出,近三年学术界聚焦于数字技术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与业务流程再造、工业4.0 与工业企业数字化与服务化、平台生态系统数字化的动力与阻力等7 个方面。

(三)战略坐标分析

关键词的聚类分析能够呈现当前学界的主要关注点,但无法揭示各细分领域的变化趋势。因此,本研究在聚类分析基础上,计算各类别的向心度和密度,并以向心度为横轴,密度为纵轴,向心度和密度均值为原点,绘制各类别的战略坐标图(见图7)。

图7 各类别的战略坐标

从向心度来看,C1 和C3 的向心度最高,C2、C4、C6 次之,C5 和C7 最低,说明“数字技术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与业务流程再造”与“平台生态系统数字化的动力与阻力”处于该领域的核心地位,而其他类处于外围。这可能与C2、C4、C6 的研究主题较新,C5 和C7 研究学者较少有关。从密度来看,C1 的密度特别高,其他类均处在均值以下,说明学者们已对“数字技术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与业务流程再造”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在其他方面还较薄弱。从象限来看,除了C1、C3 分布于第一、第四象限以外,其他都分布于第三象限,说明学术界对C1 的研究较多,对C3 进行进一步拓展,对其他方向的关注度还不够。

耦合分析呈现了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团体,聚类分析呈现了当前最为学界关注的研究主题,战略坐标分析则表明了各个主题的成熟程度。本文对上述分析结果进行综合,认为数字化转型研究的前沿包括“核心”与“外围”两个部分。其中“核心”是指学界最为关注的研究问题,包括“数字化与组织转型”与“数字化与创新创业”两个主题,而且两个主题相对独立,但彼此影响,近乎阴与阳的相互依存关系;“外围”是指学者们研究较少,但未来可能转变为核心的研究问题,包括“技术”、“组织”与“技术与组织关系”三个方面。其中,技术方面将重点放在数字技术及其特点上,组织方面将数字技术影响下组织发生的变化上,而技术与组织关系方面则将重点放在二者关系上。根据上述,可以构建数字化转型研究前沿的“核心+外围”的框架(见图8)。

图8 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前沿

一方面,从“核心”部分来看,数字化与组织转型、数字化与创新创业是重点的研究问题。其中,数字化与组织转型将数字化及其推动的竞争战略、商业模式和业务流程等的转型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在此方向,除了对数字化转型与IT 赋能组织转型的差异[43]、数字化转型的综合性分析框架[2,9]等进行探讨以外,运用多种方法对有关问题进行实证研究,说明该领域正从纯粹的理论分析走向细致的实证研究。与上述方向不同,第二个方向将数字化及其赋能的创新创业作为研究重点。在此方向,主要从创新创业主体、资源和机会等角度对数字技术影响下的创新创业机制和过程进行探讨,如Nambisan 等[23]提出与数字化有关的创新创业研究的三个关键主题——开放性、可供性与生成性。

另一方面,从“外围”部分来看,“技术”、“组织”以及“技术与组织关系”三个方面是学界研究较少的方向。首先,在“技术”方面,工业4.0 的特征、数字技术的属性是最主要的研究主题。如Frank 等[41]将工业4.0 技术分为前端技术和基础技术。前端技术是进行制造活动转型所需要的技术,包括智能制造、智能产品等;基础技术则是为前端技术提供连接性和智能化技术的技术,包括物联网、大数据等。其次,在“组织”方面,数字化背景下的企业服务化以及变革和创新管理是重点议题。如有学者注意到近年来产品公司通过吸纳数字技术增强其在B2B 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最终使得服务化向数字服务化转型[44];或者通过对数字技术对企业产出创造过程产生的影响的分析,对数字化背景下的组织设计进行了探索性研究[45]。最后,“技术与组织关系”方面侧重于信息技术与组织转型关系或者数字技术与组织双元关系,如Sandberg[46]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探讨了平台企业模块及其职能的深度数字化如何通过与社交和技术环境的互动,使平台组织逻辑向生态系统组织逻辑演变。

六、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法探讨了数字化转型研究的发展脉络、知识结构和研究前沿,得出结论:第一,就发展脉络而言,数字化转型研究经过了兴起阶段、发展阶段到高潮阶段的演化过程。兴起阶段聚焦于信息技术与组织转型关系,发展阶段主要分析数字技术与组织转型关系,高潮阶段将构建数字化转型分析框架作为主要任务。从兴起阶段到高潮阶段的演进过程呈现浅显到深入的演化规律。第二,就知识结构而言,数字化转型研究的知识结构由“核心问题”、“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构成。核心问题包括数字化创新创业管理、数字化转型机制与过程、数字化背景下的商业模式创新与转型、数字技术驱动的内外环境变革四个方面;理论流派包括信息系统、战略管理、组织理论、公司创业和技术管理等领域的科学理论;研究方法包括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两种。第三,就研究前沿而言,当前的研究态势包括“核心”与“外围”两个部分。核心部分包括数字化与组织转型、数字化与创新创业两大主题;外围部分包括“技术”、“组织”、“技术与组织关系”的研究主题。

(二)研究展望

数字化转型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依然存在不足。主要原因是尚未完全理清数字技术的特征,对数字技术如何影响企业存在争议,对一些关键问题也没有进行深入讨论。因此,从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角度,未来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突破:

首先,明确数字技术的本质特征。明确数字技术的特征是分析数字化转型的前提。然而,对什么是数字技术,数字技术有何特征尚存在争议。对数字技术的定义,既有学者从狭义角度将其等同于信息通信技术,也有学者从广义角度将其理解为各种技术的组合。对数字技术的特征,既有文献从数字技术与传统技术相比较的角度进行理解,也有文献从可供性角度进行解释。那么,它究竟有何特征?各项特征之间是否存在依从、作用关系?未来可以从层次视角对数字技术进行分层,并明确各个特征的关系。

其次,理清数字化转型的前因、机制和过程。企业为何进行数字化转型,以及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是数字化转型研究的焦点。虽然有文献构建了分析框架,但基本上都遵循“投入——产出”的线性思维。然而,在数字技术影响下企业转型可能不是一个线性过程,而是各要素相互作用的涌现过程[46]。因此,未来可以基于复杂系统理论,运用案例分析或数理建模法,探讨要素之间的连接和互动机制,以揭示非线性转型结果。

最后,深入探讨当前研究存在不足的问题。一是加强“外围”部分的研究。相对于“核心”部分,“外围”部分的密度和向心度都较低,但这并不等同于外围部分不重要,反而可能成为热点,特别是数字化与商业模式创新、工业4.0 与制造企业服务化、数字化与商业生态系统的演变等问题。二是拓展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现有研究主要从信息系统、战略管理、组织理论、公司创业和技术管理等学科视角对数字化转型进行分析,忽略了各学科理论的融合或整合。未来可以在吸收多学科理论基础上,探讨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理。三是突出数字化转型的情境研究。虽然有文献对构建一般性分析框架做出了贡献,但较少考虑一般性分析框架在不同情境下的适用性。未来可以将制度理论、技术—组织—环境分析框架等作为依据,探讨具体情境下不同类型企业的转型问题。四是丰富研究方法。随着数字技术促使企业进行多样化创新,数字化转型具有内在的复杂性。因此,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也是促进该领域向前发展的可选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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