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红高粱》艺术改编探究

2024-01-16 18:13宫爱玲
关键词:红高粱文化价值莫言

宫爱玲

摘要:莫言《红高粱》自问世以来,先后被改编为影视、戏剧、舞剧、美术等多种艺术形式,极大地扩大了小说的传播范围,提升了小说的影响力,推动了小说的经典化进程。《红高粱》在不同艺术形式中表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质。电影《红高粱》通过色彩艺术和“减法”改编强化了生命主题和反抗精神,电视剧《红高粱》则通过丰富主题蕴涵和增强戏剧冲突取得更为大众化的传播效果,戏剧《红高粱》借助唱白舞蹈等艺术形式刻画人物丰富而复杂的心理活动,舞剧《红高粱》则编排创意舞蹈动作、运用道具传神表现生命意识和反抗主题,美术《红高粱》以油画、剪纸等形式表达爱国情怀和艺术共鸣。在改编过程中,莫言《红高粱》所承载的故事文本、文化意义随文艺形式、艺术载体发生变化。《红高粱》是中国当代小说艺术改编的典型个案,其多重艺术形式的改编体现了当代小说的传播新变。

关键词:莫言;《红高粱》;艺术改编;媒介;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4;J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23)06-0100-06

随着现代数字技术的高度发展与媒介融合时代的来临,文学的传播环境发生巨大变化,随之引起文学创作、文学传播、文学接受的整体性改变。很多当代经典小说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小说《红高粱》便是典型个案。小说《红高粱》于1986年面世,1987年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红高粱》,一举摘取包括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在内的多项国内外电影大奖,取得了极大成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自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小说《红高粱》的影响继续延伸。迄今为止,《红高粱》已被改编为相关艺术作品25件,涵括戏剧、美术、舞蹈、影视、话剧等艺术形式。

一、经典化与大众化:《红高粱》的影视改编

《红高粱》是莫言影响最大的小说。就其传播范围、影响来看,《红高粱》都可算作莫言代表作,也堪称当代小说经典。无论是小说《红高粱》,还是电影《红高粱》,它们在诞生之初,都曾引起巨大轰动和广泛论争。在小说《红高粱》经典化过程中,电影《红高粱》对小说的传播起到巨大的作用。莫言说他为小说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感到幸运,“电影的影响确实比小说大得多,小说写完后,除了文学圈没有什么人知道……电影确实是了不起”[1]117-118。电影对小说的助力传播,“其意义怎样估价都不过分。莫言正是凭借着电影《红高粱》,引起了西方文学界的关注,其人其文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了更为广阔的世界舞台,这为《红高粱》的经典化奠定了基石”[2]150。

电影《红高粱》迥异于小说原著的文字符号,以奇特震撼的视听语言,谱写了高粱地里的爱情传奇,演奏了民间抗日奇章。电影《红高粱》采用“减法”艺术进行改编,对小说故事进行简化、改动、删减处理,表现为对主要人物的简化、次要人物的留白、人物姓名的变动、核心情节的提纯、故事场景的挪移。电影《红高粱》为后续各种艺术形式的《红高粱》提供了改编与传播的经典范本,突出表现在色彩艺术的运用、核心情节的保留、多重主题的表达。

电影《红高粱》突出运用了红色色调,营造了辉煌震撼的视觉效果。影片自始至终都活跃着铺天盖地的红色意象,如红高粱、红轿子、红嫁衣、红裤子、红盖头、红头绳、红耳坠、红鞋子、红对联、红高粱酒、红色剪纸、红色鲜血、红色火焰、红色太阳。电影中浓得化不开的红色既来自导演张艺谋的艺术创新,也来自小说《红高粱》的灵感启发。张艺谋将小说《红高粱》中的精华进行提炼,对小说的色彩艺术进行艺术创新。莫言说他看完电影《红高粱》样片后很震撼,有强烈的色彩冲击,认为自己的文本对“红色”有很多渲染,而這定然给了张艺谋很多启发[1]130;他认为张艺谋电影《红高粱》把他小说中最有力量的部分提取了出来,仿佛从一大堆花瓣里提取了一瓶香水[1]130。红色营造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艺术效果,激发了影片张扬、奔放与激情的丰富内涵,体现了九儿强烈的反抗精神。红色传神地表达了张艺谋的创作激情,他“才立意要拍这部电影,以便宣泄类似的心情”[1]117-118。除了红色,影片《红高粱》中还辅以蓝色、黄色、黑色等色调来实现叙事表意功能。

电影《红高粱》具有含蓄蕴藉之美。以野合情节为例,电视剧《红高粱》表现“野合”场面时余占鳌雷人直白的台词“我要睡你”,意境全消,何况还重复了三遍。[3]电视剧对“野合”情节的处理坦荡直白有余,含蓄蕴藉之美不足。电影《红高粱》中的“野合”则以空白美、含蓄美著称,处理得非常巧妙。影片中余占鳌蒙面追逐九儿直至九儿主动躺倒在地,余占鳌则轰然跪倒于九儿身边,之后情节以留白表现,两人全程静默,并无半句言语交流,全靠眼神传递和心灵默契,达到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艺术境界。此刻伴随着高亢唢呐声的不是二人亲密野合的镜头,而是大片大片狂乱摇摆的红高粱,以植物的狂舞烘托出野合的激情,运用空镜头达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即“随着一声唢呐的呐喊,人们的心绪被推上百感交集的峰顶”[4]。

影片特别强化了红高粱意象,对这一核心意象多次给予空镜头表现。张艺谋将红高粱视为影片三大主角之一,认为它“没人种也没人收,生命力旺盛,是活得自自在在的天地间一精灵。面对恶势力对生命的摧残,生命以最原始、最本质的方式进行反抗,哪怕看起来无济于事”[1]124。张艺谋拍摄电影《红高粱》,是要通过人物的个性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而红高粱意象极好地表现了这一主题。电影《红高粱》中还融入了中国北方诸多民俗,如结婚民俗、颠轿民俗、回门民俗、祭祀民俗,民俗元素的融入使得影片取得了极具奇观色彩的影像视听效果。

电视剧《红高粱》是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大奖后影响较大的一种艺术改编形式。该剧因其傲人的收视率和网络点击量而成为现象级电视剧,先后获得第17届华鼎奖4项大奖、第2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2项大奖。电视剧“长篇化的叙事‘高容量’,需要大量情节参与内容的构织填充”[5]137。基于相对宏大的时间容量和宽裕的叙事空间,电视剧《红高粱》采用“加法”来丰富原著故事,具体表现为:增加叙事线索、丰富主题内涵、增强戏剧冲突。电视剧《红高粱》在小说《红高粱》原有的抗日主题、爱情主题、生命主题之外,增加了女性主题和反封建主题;电视剧通过增多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立关系,极大地增强了电视剧的戏剧性,对小说《红高粱》起到更大范围的传播与普及。电视剧《红高粱》的改编面临较大压力和众多难题,改编既要考虑对小说原著的尊重和依循,也要考虑电视剧独特的艺术特性和作为艺术产品的商业属性,还要考虑观众的欣赏需求和时代背景的改变,特别是之前小说《红高粱》和电影《红高粱》已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和很大的社会影响。但从改编总体效果来看,剧作较好地协调了小说的文学性、审美性与电视剧的观赏性、艺术性之间的关系。在人物塑造上,保留了小说原著的“魂”,即张扬人的个性;在主题内涵上,表达了追求自由、个性、野性的精神内核。[6]“立体可感的人物性格、激烈碰撞的矛盾冲突、意味深长的情境烘托等戏剧性场面,给人以净化心灵的审美冲击。”[5]134既有原著人物和情节的忠实和保留,也有适度合理的丰富与添加。较之晦涩难读的小说《红高粱》,电视剧精心营构的戏剧性和艺术性,使得该剧成为一部有戏好看的电视剧,对小说《红高粱》的传播及抗日爱国民族大义主题的宣扬,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二、线性叙事的回归与地域文化的融入:《红高粱》的戏剧改编

综观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小说的影视改编现象非常突出,而戏剧改编也同样令人瞩目。从巴金小说《家》的戏剧改编,到曲波小说《林海雪原》的京剧改编;从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的豫剧改编,再到莫言小说《红高粱》的戏剧改编,与现当代小说发展史伴生的是小说的戏剧改编史。《红高粱》因其杰出的文学成就和巨大的社会影响,成为戏剧改编的“宠儿”。小说《红高粱》被改编为多种戏剧形式,影响较大的有茂腔《红高粱》、晋剧《红高粱》、评剧《红高粱》和豫剧《红高粱》。戏剧《红高粱》对小说原著错综复杂的故事文本进行提纯再现,保留五大核心情节:颠轿、野合、剥皮、祭酒神、抗日。戏剧《红高粱》承袭小说《红高粱》的三重主题:抗日主题突出表现为高密东北乡乡亲们抗日杀敌的民族大义,爱情主题突出表现为爷爷和奶奶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生命主题则歌颂了先民们敢爱敢恨的自由精神和反抗精神。在三大主题中,戏剧又格外突出抗日主题,在作品显要位置以文字标明“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戏剧还歌颂了爷爷余占鳌(十八刀)与奶奶九儿跌荡回肠的爱情故事,为突出爱情的纯洁性,四大戏剧《红高粱》都对爱情故事进行提纯和升华,有损两人爱情纯洁性的情节均被扬弃,譬如小说中余占鳌与恋儿、九儿与黑头的情爱故事被滤掉。在表达生命主题时,突出展现了“先民们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自由精神,与红高粱一样火辣的生命气度,讲述了他们不惜用鲜血和生命,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悲壮故事”①,这种敢爱敢恨的自由精神在小说原著和四大戏剧中均有非常精彩的表达。

戏剧《红高粱》的改编由小说原著颇具魔幻色彩的现代创意叙事回归至传统的线性叙事。从叙事学角度来看,小说《红高粱》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文本,小说采用多重叙事视角和多种叙事人称,将一个听起来稀松平常的乡村抗日故事讲得惊心动魄,极具魔幻色彩。戏剧《红高粱》采用的叙事视角与小说原著基本一致,只是在故事呈现方式上不同,豫剧和评剧相似,晋剧和茂腔相似。豫剧和评剧都采用倒叙方式讲述我爷爷十八刀和我奶奶九儿的故事,开头以画外音介绍“这是我爷爷,这是我奶奶”,之后故事从我奶奶出嫁那天开始,以传统的线性叙事,向观众逐一交代事件的来龙去脉。晋剧《红高粱》的开头同样采用画外音形式進行回叙,介绍被抓到日本当劳工的爷爷从日本北海道回到家乡,从高粱地里刨出一只铁皮匣子,之后便来到故事开头。这条情节线索改编自小说原著,我爷爷“一九五八年从日本北海道的荒山野岭中回来时,已经不太会说话,每个字都像沉重的石块一样从他嘴里往外吐……爷爷也刨了一个大坑,斩断了十几根粗细不一的树根,解开了一块石板,从一个阴森森的小砖窑里,搬出了一个锈得不成形的铁皮匣子”[7]70。小说中我爷爷从匣子里取出的是锈得通红的枪,晋剧中我爷爷从匣子中取出的是奶奶生前用过的剪刀。茂腔《红高粱》从头至尾都是线性叙事。而无论采取何种叙事方式,四大戏剧《红高粱》的故事都是从我奶奶出嫁开始。

虽然改编自同一小说,但四大戏剧《红高粱》却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差异。豫剧和茂腔《红高粱》中的人物塑造便有所不同。以九儿为例,豫剧《红高粱》中的九儿形象体现出浓郁的河南文化特色。豫剧是河南地方戏曲,河南开封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在历史上出过著名的杨门女将,她们巾帼不让须眉,为宋朝保家卫国立下汗马功劳。同是抵御异族入侵,杨门女将抗辽,奶奶九儿抗日,二者共同书写了巾帼英雄抗击异族入侵的壮烈篇章。此外,豫剧《红高粱》多次强调九儿唱过扈三娘,将九儿刻意塑造成再世扈三娘形象,以突出她的泼辣性格和巾帼豪气。戏剧结尾九儿肩挑酒坛炸死鬼子,与敌人同归于尽,更加升华了其女英雄特质,凸显了抗日民族大义。茂腔《红高粱》中的九儿与豫剧中的九儿相比,显得“温柔”得多。无论是出嫁颠轿,还是新婚之夜,剧作都未突显九儿的巾帼英气,而是一味让九儿抒发哀怨心声,处处诉苦。同样,就余占鳌形象塑造而言,茂腔《红高粱》中的余占鳌显得畏手畏脚,九儿出嫁之日,他眼见心上人在轿中悲啼,却无计可施,只知唉声叹气,与评剧《红高粱》中毅然半路抢亲、颇有土匪豪气的余占鳌形成鲜明对比。茂腔《红高粱》明显削弱了余占鳌的土匪性,对其英雄性的性格塑造,虽有表达(与鬼子拼大刀),但其光芒却被挑酒炸鬼子的九儿抢走。四大戏剧《红高粱》来自天津、河南、山东、山西,唱腔、人物台词都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故事情节及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评剧《红高粱》和豫剧《红高粱》较为相近,茂腔《红高粱》和晋剧《红高粱》较为相近。

戏剧《红高粱》在艺术表达上独具特色,运用逼真醒目的红高粱道具作为舞台表演的重要道具,以此突出故事发生的背景。舞蹈是戏剧《红高粱》的重要艺术手段。戏剧以人物独白刻画其丰富复杂的心理活动,极好地发挥了戏剧的抒情特长。在四大戏剧《红高粱》中,对人物的改编最为成功的当属九儿。九儿的抗争精神、余占鳌的自由精神、罗汉的不屈精神,都是最引人共鸣的精神风景。

三、生命意识的强化与写意表达:《红高粱》的舞剧改编

莫言小说《红高粱》先后被改编为两部舞剧:一部为1988年由大庆市舞蹈团创作演出的《高粱魂》,一部为2012年由青岛歌剧舞剧院创作的《红高粱》。就作品传播度来讲,后者的影响较大,由此本文重点讨论后者。舞剧《红高粱》先后获得第十四届文华大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山东省“文艺精品工程”特别奖、山东省“泰山文艺奖”舞蹈类艺术作品一等奖等多项专业大奖。除参加专业大赛之外,舞剧《红高粱》还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艺术活动和巡回演出,自2013年开始演出,至2020年已经演出达180场次。②在《红高粱》的传播史上,舞剧《红高粱》是最引人关注的改编现象和作品之一。舞剧《红高粱》对小说原著进行了成功改编。在故事情节方面,舞剧《红高粱》较之小说原著,新增出殡和丰收两场戏。出殡在其他艺术形式的《红高粱》中都未曾出现,只在小说原著中有这一章,小说中的出殡章节主要描写我爷爷给我奶奶出回龙大殡,在出殡的过程中遭到江小脚和冷麻子的偷袭,损失惨重。在主题改编方面,舞剧《红高粱》既有歌颂我爷爷和我奶奶美好爱情的爱情主题表达,也有歌颂先辈抗击日军入侵的抗日主题表达;然而舞剧主题表现的最大亮点是蓬勃喷涌着的生命意识。《红高粱》的总导演之一许锐为作品精神的定位是“生如高粱,死如烈酒”,他认为“如果我们今天仅仅是把它表现成抗日故事,可能就低估了这部作品的意义,也不能完全体现出它的价值。莫言的小说一经发表即引起强烈的反响,而反响的重心,恰恰不是在于一个抗日英雄群体的故事,而是作品蓬勃、喷涌着的生命意识”[8]2。“生命意识”是舞剧《红高粱》编创团队最为看重的核心精神价值,“这里面传达着一种生命态度:那群特殊历史背景下活着的人,不可遏制地迸发着犹如高粱般的自由澎湃生机,有烈酒的刚烈纯清,有爱、有情、有义。把作品放在生命意识的高度,才能使得这样一个在特定时代发生的特定的故事具有当代性,也能够更深刻地引起舞剧观众的共鸣,实现舞者与观众在灵魂上的对话”[8]2。

舞剧《红高粱》以极具感染力的舞蹈手段表现剧情,塑造人物性格。在舞剧《红高粱》中,其核心情节均以精彩舞蹈表达。野合情节被分为几个舞蹈段落:第一,抗拒与搏斗阶段,我奶奶手持剪刀与余占鳌搏斗;第二,接受阶段,当我爷爷摘掉面具,我奶奶认出了他,遂放松警惕、放弃搏斗;第三,野合阶段,爷爷抱起被他“降伏”的奶奶,走进高粱地,粗野撕开她的上衣,奶奶躺在地上,爷爷跪在身旁。颠轿情节则主要通过轿夫和我奶奶的舞蹈动作表现剧情。祭酒情节,罗汉和众伙计们举行祭酒仪式,舞蹈场面浩大庄严,颇有气势。洞房花烛夜时,九儿对新郎的反抗通过二人搏斗式舞蹈表达出来,极具创意和创新性,极好地表现了九儿强烈的反抗精神,

这也是舞剧《红高粱》的一大亮点。在其他艺术形式的《红高粱》中,九儿入洞房这出戏,极少表现出如此激烈的反抗和搏斗。在电视剧《红高粱》中,单扁郎病弱不堪,气若游丝,躺在炕上,动弹不得;在电影《红高粱》中,新郎干脆没有出现;戏剧《红高粱》中的单扁郎也病弱不堪。唯有在舞剧《红高粱》中,新郎虽然病相惨白恐怖,却仍试图以男性武力和管家钥匙来令九儿屈服,最终因九儿以剪刀刺向自己脖颈而被迫低头认输,黯然离去。舞剧《红高粱》的色彩运用也较为独特,主要通过灯光变幻营造不同时空环境和心理情境,随着剧情推进和人物心理的变化而变幻出不同的色彩。综观整部舞剧,红色、黄色、蓝色、白色是主色调。剧中九儿出场都以红色为主,最突出者为红衣红裤红鞋红头绳。颠轿时轿夫们光着膀子,穿黑色或褐色裤子,腰间围着红色大红腰带,与大红绸带以及九儿的全身大红构成色彩浓艳的出嫁场面。蓝色多出现在惊险恐怖情节之中,譬如余占鳌深夜杀死单氏,东躲西藏,此时的舞台色彩为蓝色和蓝白相加;当鬼子出现时,罗汉带领豆官东躲西藏,气氛十分恐怖,整个舞台变为蓝色。白色则突出体现在出殡这场戏中,当众人将白色之钱当空抛洒之后,整个舞台色彩是白色,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殡葬色彩相吻合。另外,新婚之夜九儿的大红与新郎的惨白、新郎自身的惨白和胸前红色都构成鲜明对比。

舞剧是虚拟的舞台艺术,需要借助道具完成故事讲述、情节推进以及主题表现。舞剧《红高粱》较为突出地运用了酒类道具、假面面具和红高粱道具。在舞剧《红高粱》中“酒”贯穿始终,而与酒相关的是高粱酒、酒碗和酒缸。酒碗,是贯穿始终的核心道具,全程参与了故事情节的推进,既见证了我爷爷与我奶奶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也见证了日军对乡亲们的疯狂屠杀,更见证了人们喜获丰收的喜悦与庆祝。在舞剧《红高粱》中,假面面具也是贯穿舞剧始终的重要道具,在舞剧中出现4次,分别出现于野合情节、祭酒情节、丰收情节、出殡情节。舞剧中的红高粱更是重要道具,是整个舞台的背景。舞剧《红高粱》在艺术表达上借鉴了中国古典戏曲虚实结合、不拘小节的写意艺术表达。譬如颠轿情节中,九儿出嫁乘坐的轿子并未出现,出现的是四条大红绸带连接着轿夫和九儿,长长的大红绸带作为虚拟花轿,轿夫和九儿随着红绸带舞动,表达颠轿动作,大红绸带在空中疯狂舞动象征了花轿颠簸程度的剧烈,轿夫则模拟颠轿的动作前行。“导演选择用道具红绸,勾勒写意花轿,表现颠轿场景。”[8]5舞剧《红高粱》取得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在小说《红高粱》改编史上占据重要位置,是不折不扣的精品佳作,极好地宣扬了敢爱敢恨、宁死不屈、勇于反抗的爱国主义精神。

四、民间文化与爱国情怀的传达:《红高粱》的美术改编

莫言《红高粱》还被艺术家们改编为美术作品:油画《红高粱》、国画《红高粱》、小人书《红高粱》、连环画《高粱血酒》、剪纸《红高粱》、泥塑《红高粱》、面塑《红高粱》、陶艺《红高粱》、年画《红高粱》以及软笔书法《红高粱》。综观《红高粱》的改编与传播史,美术形式的《红高粱》对小说《红高粱》进行了丰富多姿的艺术改编和美学再造,创造了与影视《红高粱》、戏剧《红高粱》影响力并驾齐驱却又风采迥异的艺术世界。小说《红高粱》的美术改编与传播存在多层背景及原因,既有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大社会影响力,也有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爱国情怀的表露,更有对抗日精神的弘扬和对抗战胜利的纪念。美术《红高粱》的改编既忠实于小说原著的人物情节及主题表达,又借鉴了影视《红高粱》的色彩呈現和艺术表现,同时突显了美术改编的艺术特点。美术《红高粱》的改编扩大了莫言《红高粱》的传播与影响力,是当代小说改编的典型案例。

书法《红高粱》由青岛市民张家荣创作完成,张家荣“用了307天、29斤墨水、几十只毛笔,最终手抄完一部30万字的《红高粱》”[9]。这幅书法作品总长1 630米,张家荣将它分成了20卷,每一卷大约100米左右。这幅作品目前被莫言文学馆收藏。张家荣选择小说《红高粱》作为书写对象,是出于对国家的热爱和对抗日胜利的纪念,意在宣扬伟大抗战精神。

国画《红高粱》为著名书画家刘元法先生于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两个月创作完成,表达了他对莫言文学成就的认可和对莫言喜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祝贺。为了更好地画出红高粱的精魂所在,刘元法先后两次深入高密东北乡现场采风写生。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激发了莫言的文学灵感和激情,也激发了刘元法的艺术灵感和激情。相较于小说《红高粱》的叙事性,书画家更多通过色彩、线条、构图等无声艺术符号来表现对莫言《红高粱》的理解。

在由莫言小说《红高粱》创作而成的众多美术作品中,无论艺术成就,还是社会影响,毋庸置疑,刘铁飞的油画《红高粱》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和代表作。油画《红高粱》系列蜚声海内外,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先后被香港广天藏品、中国现代文学馆等收藏馆收藏。曾在意大利、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举办多种红高粱主题画展,引发社会强烈反响,专家给予高度评价。油画《红高粱》也倍受莫言的赞赏和推崇,夸赞其画出了“高密东北乡的神韵”,并亲自题名:柔情红高粱。高密政府也专门建造了刘铁飞美术馆,长期展出“红高粱”系列油画。油画《红高粱》是刘铁飞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而作,以红高粱作为绘画的表现重点,表达了刘铁飞对故乡、对莫言、对红高粱、对民族精神的理解,蕴含着他热爱故乡的深沉情感。

根据莫言小说《红高粱》创作的剪纸作品有3部,分别是陕西咸阳交警马团周的剪纸《红高粱》(2014年)、高密青年剪纸艺术家邓辉的剪纸《红高粱》(2014年)、高密民间艺人齐秀花的剪纸《红高粱》(2014年)。这3幅作品既有诸多共性,也有不少差异。马团周通过剪纸《红高粱》向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致敬,其剪纸无论人物塑造,还是场景再现,无不栩栩如生,令人拍案叫绝,其中人物惟妙惟肖,细节逼真生动。因其人物、故事、场景均取材自小说《红高粱》,整幅剪纸作品令人恍若置身小说《红高粱》创造的历史时空场景当中。邓辉剪纸《红高粱》和齐秀花剪纸《红高粱》,则以地道高密民间美术再现高密故事。邓辉被小说《红高粱》中描述奶奶剪纸的文字打动,开始创作剪纸《红高粱》,莫言高度评价其剪纸艺术,并亲自为她的剪纸《红高粱》题词:巧手剪出红高粱。邓辉还为高密莫言文学馆创作剪纸。莫言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中文系演讲的剪纸背景也全部由她精心创作。高密东北乡的故事和高密剪纸交相辉映,一时间成为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见证。同为高密艺人的齐秀花则深受电视剧《红高粱》影响,用10余天时间创作完成剪纸《红高粱》,表达她对高密文化和莫言获奖的自豪,其剪纸主要参照电视剧《红高粱》中人物造型创作而成,人物服饰神态极其逼真。

小人书《红高粱》目前有两个版本:2014年浙江卫视版,1990年山东美术版。前者在电视剧《红高粱》开播之际,由浙江卫视制作,作品以电视剧《红高粱》中余占鳌、九儿等主要人物为参照,以文字加绘画的艺术形式,展现了野合、颠轿、出嫁等经典场景。后者由山东美术出版社1990年出版。除了两个版本的小人书之外,连环画《高粱血酒》是一部较早改编自莫言《红高粱》的美术作品,采用线性叙事讲述了我爷爷与我奶奶的爱情故事和抗日战争故事。

此外,还有陶艺《红高粱》、泥塑《红高粱》以及年画《红高粱》。陶艺《红高粱》由山东陶艺艺人傅绍相和蔡杰联合策划完成,是民俗文化与诺贝尔奖的联姻之作。泥塑《红高粱》由高密泥塑艺术家聂希蔚老先生创作,着色鲜艳,稚拙憨朴,生动传神,既有轿夫奏乐颠轿场景,也有众人祭祀酒神场景,细节刻画精巧细致,形神毕现,巧夺天工。年画《红高粱》主要采用传统年画技艺,由木版雕刻后手工印制。

美术《红高粱》可分为平面美术《红高粱》和立体美术《红高粱》。平面美术《红高粱》以国画、连环画、油画《红高粱》为代表;立体美术《红高粱》以雕塑、面塑、泥塑《红高粱》为代表。从叙事角度来分,可以分为叙事性美术作品和非叙事性美术作品。叙事性美术作品以小人书《红高粱》和连环画《高粱血酒》为代表,非叙事性美术作品以国画《红高粱》和油画《红高粱》为代表。较之小说原著单纯以文字形式讲述故事,叙事性美术作品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直观呈现原著故事,对原著的改动都较小。

五、结语

就当下文学艺术传播环境而言,文学“从一种媒介改编到另一种媒介是一个持久而普遍的现象,小说、诗歌、绘画、雕塑之间互相改编一直大行其道”[10]。莫言小说《红高粱》经历了影视、戏剧、舞蹈、美术等艺术形式的改编与传播,每一种改编都“是小说文本与不同时代语境的一次次邂逅”[11]。每一次邂逅都是对莫言原著的价值重构,例如,电影、舞剧《红高粱》强化了生命意识,戏剧、美术《红高粱》突出了抗战精神,电视剧《红高粱》则突出了野性自由和时代精神。不同艺术形式的改编在对文学作品价值重构的同时,扩大了文学的传播与影响,推动了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进程,“媒介传播的作用对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同样不可忽视”[2]149。艺术家用不同形式的《红高粱》,表达了对莫言《红高粱》的理解和敬意。随着传播深度与广度的增加,莫言《红高粱》改编与传播的形式将进一步丰富。但是无论何种传播形式,都是基于莫言《红高粱》的原生故事、人物关系、核心情节、色彩意象所进行的独具特色的艺术再造。莫言《红高粱》跨艺术形式的传播伴生了“红高粱”系列艺术作品,创造了当代文坛独特的红高粱文学文化现象。

注释:

① 该文字来自评剧《红高粱》向观众进行的剧情介绍。

② 该数据为青岛歌舞剧院的工作统计数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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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Artistic Adaptation of Mo Yan’s Red Sorghum

GONG Ailing

(College of Law and Literature,Shan 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Qingdao 266590, Shandong,China)

Abstract: Since its debut, Mo Yan’s Red Sorghum has been adapted into various artistic forms,such as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dramas, dance dramas and art,which has expanded its dissemination scope, enhanced its influence and promoted its canonization. Red Sorghum, in its different variations, exhibits distinctiv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Its film adaptation reinforces the life theme and rebellious spirit by ways of color and "subtraction";its televised form achieves popularity thanks to its enriched theme and intensified conflicts;its drama depicts the complex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of the characters via vocal and dancing performances;its dance drama adaptation represents the life consciousness and rebellious theme by employing creative dancing moves and props;its fine art forms express patriotic spirit and artistic resonance.During the adaptation process,its story text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correspondingly take on a new look with different artistic forms and carriers. Red Sorghum is a typical case of artistic adapt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s,and its multiple adapted artistic forms reflect the new transformation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type.

Key words: Mo Yan;Red Sorghum;artistic adaptation;cultur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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