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化互动:义务教育控辍劝返的实践模式

宋小香 李桂荣

(河南大学 教育学部,河南开封 475004)

2021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脱贫攻坚的宏伟事业中,教育脱贫最显著的成就是实现了贫困家庭学生辍学的动态清零。[1]而在解决贫困家庭学生失学辍学问题时,劝返是最具攻坚性质的一类基层行动,也是控辍保学政策(1)控辍保学政策是国家推进脱贫攻坚工程和县域内义务教育一体化以来,由国务院、教育部和扶贫办等先后下发的与控辍保学有关的系列政策文件,主要包括《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201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2018)、《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解决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适龄子女义务教育有保障突出问题的工作方案》(2019)、《教育部等十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工作,健全义务教育有保障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2020)等。执行的微观互动过程。以“不让一个孩子掉队”[2]为目标,落实控辍保学政策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完成的政治性任务,劝返在此过程中为提升义务教育巩固水平提供了攻坚性保障。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的新起点上,面对教育现代化和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要求,我们仍需持续性、常态化地开展控辍保学工作,也亟待深入总结控辍劝返经验,形成对控辍劝返的理论认识,以期对进一步巩固拓展控辍保学成果并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启示和借鉴。

一、义务教育控辍劝返的历史意义

(一)控辍劝返是保障义务教育、实现脱贫攻坚的有效行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展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世界范围内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作为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控辍保学工作取得辉煌成就。自2019年5月到2020年12月,我国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数由60多万降至682人,其中20多万建档立卡辍学学生实现动态清零,历史性地解决了长期存在的辍学问题。[3]其中,控辍劝返是控辍保学政策执行的关键环节,也是走近被劝返者的最基层工作,有利于自下而上地对政策进行反馈和效果评估,为优化控辍保学政策提供依据。

(二)控辍劝返是压实联控联保、推动政策落地的有力保障

控辍问题始终是我国基础教育政策着力解决的内容之一。近些年,“将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纳入地方各级政府考核体系,作为对地方政府及其主要领导考核的重要指标”[4],几乎是各级政府有关控辍保学政策实施方案中的标配内容。对此,各地纷纷建立政府和教育部门的双线多级目标责任制,联控联保层层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和一线工作者协同配合,学校领导、教师、村委、脱贫干部等深入劝返第一线,切实保障了控辍保学政策的落地实施。

(三)控辍劝返是坚持学生为本、有效应对辍学的中国式样板

辍学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现实问题。欧盟委员会等发布评估报告称,尽管欧盟的早退率(2)辍学是个世界性难题,但辍学的称谓和定义至今尚未统一。从称谓上,采用“辍学”的最多,但欧盟认为“辍学”术语具有负面含义,所以他们用“早退”表示辍学。从2011年的13.4%下降到2018年的10.6%,但这种进展自2016年以来基本上停滞不前,农村地区比城市地区境况更糟。[5]与之相比,我国脱贫攻坚期间的控辍保学工作成功创造了一个具有史诗般意义的教育奇迹,为国际社会有效应对辍学问题提供了样板。劝返作为控辍保学政策执行的重要内容,其行动过程、关键影响因素,以及理论模式都极具案例价值。

二、义务教育控辍劝返的行动内容

为了深入了解劝返过程中各要素的互动过程,研究遵循目的抽样和便利抽样原则,先后在河南省两个地区四个乡镇,针对初中学段的控辍问题进行调研。在此期间,研究者作为劝返教师,先后四次参与控辍劝返工作(具体情况见表1),其中三次劝返不成功,一次勉强有些进展。通过这些参与式观察,真切体会到了劝返工作的艰辛。

表1 研究者参与的控辍劝返情况

另外,研究者通过访谈,请受访者回忆记录了针对10名学生的劝返经历。受访者有学校领导(含中层干部)13人、普通教师(含班主任)10人,其中校领导中有6位兼任扶贫工作。基于研究伦理,文中对所有观察对象和访谈对象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综合分析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得到的资料可知,控辍劝返行动一般分为劝返准备、劝返实施、劝返追踪三个阶段。

(一)劝返准备

劝返准备是劝返工作的基础环节,准备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人员准备。学校出现辍学生后,首先要做的是确定责任主体、组建劝返团队。考虑到劝返主体的经验和价值取向会影响劝返的方式方法和路径选择,劝返主体给辍学生所形成的既往印象会影响学生的态度和情绪,因而,一般是根据人员的来源构成、主观认识和客观能力组建一个结构化、梯度化劝返团队。(见表2)整体来看,劝返工作主要由学校承担,学校根据需要寻求村委、乡镇政府的协助,扶贫干部仅仅参与建档立卡户辍学生的劝返工作。具体实施时,劝返人员的级别往往随着劝返难度的增加和劝返次数的增多而不断提高。例如,学校中层领导参与首次劝返,副校长参与第二次劝返,校长参与第三次劝返,乡(镇)分管领导参与第四次劝返。

表2 劝返准备阶段人员分工及任务

(2)信息准备。如果发现学生不在校,相关负责人首先向班干部、该生要好的同学或科任教师等了解情况,如“疫情期间,有个孩子不上课,也不交作业,我们只能给家长一遍一遍打电话,却被直接拉黑名单,(后来)我们又拜托他同学去了解情况。”(校领导WJY)通过对多方信息的研判,如果初步确定学生不在校属于辍学性质,则继续了解可能的辍学原因,随后将该学生信息汇报给分包年级的校领导,由校领导统一进行劝返部署。

(3)方案准备。基于对辍学生及其家庭的了解,结合所在地的控辍保学要求,劝返者需做出劝返方案,包括参与人员、交通方式、劝返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如“多喊着几个老师一同去,让学生感觉自己很受重视”,“绝对不向家长告学生的状”,“听说家长不太好说话,带着礼物去”。辍学生一般不会回避劝返者的到来,但有时也会出现极端情形,如“我当时想,你们还来干什么,我是真不想上学了”(学生HCY)、“他(学生)听说你们要来俺家,就提前偷偷溜了”(家长CXH)。每当遇到特殊情况,都会对劝返方案进行动态调整,比如寻求村委或乡镇政府的协助、更换劝返人员、提供一定的返校承诺等。

(4)情感准备。学校一旦出现辍学生,被指派的劝返人员往往会内生出一种劝返的使命感,发自内心地希望把辍学生劝回来。从与家长的第一通电话开始,情感投入就开始了,打电话者多是面带微笑且使用易于拉近关系的言语,如“听班主任说,咱孩子这几天没来上学,是怎么回事呀?……您看啥时候方便?咱们当面好好说说。”(校领导LY)劝返者完全知道劝返的难度,做足了知难而上的情绪情感储备,“劝返非常难做,有些学生就是坚决不上了,我们还是要劝,尽最大努力让他回来。”(校领导XZW)

(二)劝返实施

劝返实施是控辍劝返最核心的过程,具体包括如下环节。

1.进场

进场主要有亲身进场和电话进场两种形式。亲身进场指劝返者亲自到被劝返者所在地进行劝返,一般是“学生家里”或“家长打工或干活的地方”,也存在个别特殊情况,比如“孩子被父母带出去打工了,有学校领导开车到上海把学生带回来。”(校领导DP)电话进场指劝返者通过电话进行劝返,如“我一般都是打电话,每天早上5:20进班,晚上10:20离校,根本没时间再去学生家。”(教师ZHY)根据访谈和观察发现,亲身进场往往比电话进场更为有效,如有劝返者说:“我们通常是几个人去,让学生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很受重视,还能观察到学生家的经济状况和父母的为人处事、教养方式和教育态度。”(校领导WJY)电话进场因为只有语音交流,对话双方很难敞开心扉,劝返效果也会有所折扣,所以,“在场”对保障控辍劝返成效至关重要。

进场的劝返者通常以教师、校领导和(或)监护人为主,有时还包括村委、扶贫干部、心理老师和辍学生家庭的亲朋好友等。被劝返者通常是学生,有时也包括不配合劝返工作的家长,如“老师,你们别再劝了,孩子不想上就不上了”(家长WCF)、“上不上学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也没法儿”(家长LYH)。

2.破冰

当劝返双方见面时,基于事先了解的情况,劝返者最常用的破冰方式是拉家常、找联结,如与学生家长是同村镇、同年龄、同经历,或者有些远亲关系之类,以此传递对被劝返者的尊重,拉近关系,奠定平等可信的沟通基础。

在见面礼节之后,围绕“我不想上学了”,劝返者首先表示出对孩子的关心,如“孩子有啥困难、有啥想法都可以说”“看能不能帮到你”“政府都会想办法帮咱们解决”。在劝返者关注的表情和亲切的话语感染下,一般会形成温暖和谐的沟通氛围,被劝返者也会回以微笑、感谢,如“老师大老远跑到咱家里,图啥呢?不都是为了你(孩子)好”(家长WCF)、“您多操心,还专门来家里劝他,(同时转脸对孩子)我们那时候不听话,老师就是训”(家长CUX)。反之,如果劝返者以权威姿态对被劝返者进行质疑批评,就容易唤起对方的负面情绪,不利于劝返互动。

3.查因

在劝返互动中,劝返者的首要任务是查明学生的辍学原因,多采用基于经验的推断式提问,即先证实是不是学校原因,再追问是不是个人或家庭因素。如“你怎么不来上学了?是真的学不进去、学校太紧张……是哪个老师或者同学针对你了……或者你一背书就紧张、考倒数就觉得没有面子、同学看不起之类?或者早上起床太早?老师让咱必须背一篇课文,咱背不成?……最近要打比赛(游戏),比较忙?……一个星期不去学校了,更不好露面?……是因为情感问题吗?……是对爸妈有啥意见吗?”(校领导LM)

面对劝返者的提问,学生多是眼神回避、保持低头状,从沉默不语到选择性作答,继而基本都会简要作答,但不会直抒辍学症结。劝返者则根据学生的反应持续询问,若感觉气氛不对劲,马上转移沟通对象或话题。若发现学生父母或教师的在场可能不利于问清辍学原因时,就会主动提出和辍学生单独沟通,如“我和XX(学生名字)单独聊一会儿”。此时,辍学生大都会向劝返者倾诉辍学的关键原因。若辍学生在劝返中始终闭口不言,劝返者便会寻求心理教师的参与,心理教师多借助心理咨询或房树人、自画像和沙盘模拟等活动来辅助探索影响学生辍学的因素。根据田野经历,学生辍学的主要原因是学习困难或厌学(见表3),诱因则可能来源于家庭、学校、社会、个人等多方面。

表3 学生辍学的主要原因及表现

4.规劝

辍学一般具有积累性、坚定性和深层性特征[6],因此劝导学生返校是劝返过程中最为缓慢、艰难和反复的环节。如表4所示,辍学类型不同,规劝的侧重点和方式也有所不同。

表4 不同类型辍学生的劝返着力点及方式

劝返者的规劝一般不是说教式的摆事实、讲道理,而更多是对学生辍学境遇的共情和复学期望的婉转表达。例如,“你明天能去(学校)吗?咱先去学校半天,行不行?”“今天晚上有我的课,我想见到你,怎么办?”“哪怕你上了我的课再回家呢,行不行?”“我就想着三节课见到我的XX,好不好?”“XX(学生名字),能不能答应?”(校领导SLX)在这个案例中,劝返者多次使用“好不好”“行不行”“能不能”,以期让学生的态度有所松动。研究者在现场真切感受到了劝返者言语的温柔、关切和希望学生返校的强烈期盼。在规劝过程中,劝返者还经常借助拆屋效应,即先提一个大要求(如能不能坚持到初中毕业、能不能回学校),再过渡到小要求(如一周在学校几天、白天在校、在某个课回学校、在学校可以边学边玩等)。对此,有校领导无奈解释道:“哎,我们也是头疼得很,只能先把学生哄到学校,再慢慢解决问题,如果学生不回来,其他的都是不可能。”(校领导WGQ)

(三)劝返追踪

实施劝返以后,需要进行及时追踪。劝返追踪主要有两类行动,其一是对劝返不成功者的再次或多次劝返,其二是对劝返成功者的保学行动。

继续劝返是常见的追踪工作。辍学者既往的教育境遇导致其角色符号多为自我否定、不被接纳和消极偏激,所以很少有控辍劝返是一次就能成功的。调查显示,63.78%辍学生的劝返次数为三次及以上,有时候“一个学生都不记得去找了多少次”(校领导LJX)。在劝返失败的案例中,被劝返者态度过于坚决、劝返准备不到位或互动不理想等都有可能导致劝返失败,而较为突出的原因是家校双方不能责任共担。例如,部分劝返者认为“每个问题小孩都有个问题家庭或问题经历”,辍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家里埋下的种子,学校只是行为发生的诱因”。劝返者的这种观点会下意识地影响其劝返心态,如有教师抱怨说“(家长)表面上是恭敬着你,其实心里想着,你不就是个教书的。”(教师CF)同样地,如果家长自认为孩子辍学是学校的问题,也会影响其劝返互动中的表达,如“你(老师)叫我去学校我就去学校,你数落我我不吭声,你还让我怎么配合?”(家长ZRX)当控辍劝返让劝返双方聚合在一起时,这种身份间的不良交互势必难以取得良好效果,因而劝返者往往要通过多次调整、磨合,才能实现劝返目标。

保学行动是对返校学生追踪的重要内容。劝得回是基础,能否留得住、学得好是学生返校后的难题,只有做好保学工作,才能防止学生陷入“辍学—劝返—再辍学”的恶性循环。从田野调研的资料来看,除家庭困难学生由学校承担其在校费用外,班主任是保学的主要责任人,多是在生活、思想、学习方面给予返校学生更多关注、理解和照顾。例如,对于沉迷网络的学生,会在班会上让学生分享其在游戏中最开心、最有成就的事情,让其在重复游戏愉悦体验的同时回归班级;对于学习困难的学生,通过组织学习小组、请科任教师加强个别化辅导,帮助学生跟上学习进度;对于厌学的学生,不同程度地放宽学习要求,让“这些孩子在这待着就行,学习上能背首诗、写个字就行。”(教师JWJ)但是,面对极个别学生返校后“为所欲为”甚至“严重违反学校纪律”的情况,如何让学生有质量地留在学校仍是目前保学工作的困境。

三、义务教育控辍劝返的互动模式

根据上述对控辍劝返行动的描述可知,脱贫攻坚中的控辍劝返是一个艰难、复杂的系统工程,已经超出作为教育行为的家校沟通范畴。劝返活动从宏观层面看是一个典型的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从微观层面看又是相关利益主体的互动与理解过程。深入分析成功劝返案例发现,这些劝返活动具有典型的互动仪式链特征。

根据兰德尔·柯林斯提出的互动仪式链理论,仪式是一种相互专注的情感和关注机制,它形成了一种瞬间共有的实在,因而会成为群体团结和群体成员身份的符号。[7]v互动仪式包括四个组成要素: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且都能通过其身体在场而相互影响;对局外人设定了界限,参与者知道谁在参加、谁被排除在外;人们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对象或活动上,并通过相互传达该关注焦点,彼此知道了关注焦点;人们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7]79其中,相互关注焦点和共享的情感状态是通过有节奏连带的反馈而相互强化的。也就是说,当参与者共情到彼此的关注焦点和情感体验时,就会形成协调的会话交替和同步的身体反应,进而形成主导他们意识和行为的共同情感。当上述各组成要素有效整合并达至集体兴奋时,互动仪式出现理想的互动结果:群体团结,即一种成员身份的感觉;个体的情感能量,即采取行动时自信、兴高采烈、有力量、满腔热忱与主动进取的感觉;代表群体的符号,使得成员感到自己和集体有关;道德感,即维护群体中的正义感,尊重群体符号,以及伴随着对违背群体团结及其符号标志的愤怒感。[7]80-81

为了更好地解析控辍劝返活动过程,并追寻劝返成功的经验启示,本文参照兰德尔·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勾勒出成功劝返的互动模式。(见图1)

图1 义务教育阶段控辍劝返互动模式

首先,如图1所示,控辍劝返是一个政策执行过程,能够取得显著的政策效果,主要得益于下列政策执行条件。

第一,控辍劝返具有明确的政策目标。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实现辍学生的动态清零,不仅是提升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教育目标,也是完成教育脱贫攻坚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政治目标。这一目标宏大而明确,具有强劲的指引力和达成预期,脱贫攻坚正是通过扶贫、扶智、扶志等有力举措取得了全面胜利。

第二,控辍劝返具有具体的目标群体。控辍保学政策主要是解决义务教育学生失学辍学问题,控辍劝返的目标人群也因此是失学辍学学生。在脱贫攻坚政策执行中,以县为单位,按照精准识别、动态管理等原则,对每个贫困户进行建档立卡,并纳入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系统,这为精准开展控辍保学活动廓清了目标群体,也为有针对性地制定帮扶措施并有效促进目标群众对国家政策的认同、接受和支持提供了可能。

第三,控辍劝返具有充足的政策资源。一方面,控辍保学具有强干的组织资源,即以政府线和教育线为主的双线多级主体、联控联保的相关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另一方面,控辍保学具有权威的制度资源,即控辍保学政策本身的政治性和配套的监督考核、责任追究机制等。在劝返工作中,学校领导和教师代表教育部门,村委和脱贫干部代表政府部门,双线双管让劝返具有了较高的权力和地位象征性。各级政府通过多级目标责任制、层层压实联控联保和监督考核机制等严格政策执行过程,保证了劝返目标的有效达成。

其次,作为由政策驱动的互动过程,控辍劝返具备了仪式化互动的典型特征。

第一,控辍劝返相关主体共同在场。身体共在是互动仪式的起点。通过方案设计和前期准备,不管是如约而至,还是直接造访,当劝返者与被劝返者相见时,双方都会自然地围绕控辍劝返形成特定的互动际遇。并且,在劝返行动中,当多种身份构成的劝返团队共在一个情境时,会让学生感受到不同于以往的被关注程度,易于产生新的情感体验和符号认知。

第二,控辍劝返环境有排除局外人的屏障。界限与屏障是互动仪式的场景特征,控辍劝返的现场环境符合互动仪式的界限感。控辍劝返多发生在被劝返者所在的区域,当参与者围绕劝返问题开始互动和对话时,环境中似乎建起了一道封闭的空间屏障,与劝返问题无关的人员自然被排除在外,成为局外人,劝返双方不容置疑地成为局内人。这种身份界限,客观上营造了相对封闭的互动环境,拉近了劝返双方的心理距离,从而确保劝返仪式的连贯性和情境的稳定性。

第三,控辍劝返双方有共同关注的焦点。共同关注是互动仪式的逻辑主线。在控辍劝返中,劝返各方最关心的是孩子和孩子的上学问题。以此为核心,劝返参与者相互传达各自的关注焦点,从而知觉到彼此的关注焦点,进而形成共同关注。从互动仪式链的角度看,辍学行为可以理解为学生在既往与学校有关的互动中持续接收不被肯定和悦纳的信息,产生了较多的消极情感能量,继而对学校疏离、对学生身份进行自我剥夺。所以,劝返者需要在互动中强化与被劝返者的情感联结,循序渐进地厘清学生辍学的原因及其深层次的需要,并逐步提出可能的个性化解决策略,促使被劝返者重新思考辍学决定,进而实现对学生身份的重新确认。在此过程中,“辍学与复学”是双方共同关注的焦点,也是劝返互动的仪式主线,劝返双方能否在这个焦点问题上互相理解并达成共识,是劝返成功的关键。

第四,控辍劝返参与者有共享的情感体验。共享情感是互动仪式的必备要素。在劝返互动中,劝返双方可以通过对方的话语、语调和动作领悟其背后的意蕴,因而,当彼此能感同身受地相互理解时,更容易通过情感共鸣深入彼此的内心世界,进一步激发对方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互动仪式,形成相互连带的情绪体验。由于受制于既往的心境影响,被劝返者参与互动的情绪和积极性一般不高。对此,劝返者既真诚表达希望学生返校的期待,也反复阐明党和政府的殷殷期盼,同时,还想方设法创设有节奏的情感连带,如与被劝返者保持平等融洽的关系,身体动作与言语节奏保持一致,谈话没有中断且交替和谐等,以此激发和奖励被劝返者的自我呈现,进而唤醒其积极的情感体验。

第五,控辍劝返结果有符合预期的产出。互动仪式不是简单的形式化表现,而是具有明确结果预期的互动过程。在控辍劝返中,当劝返仪式的各构成要素有机呈现时,会产生积极的情感能量。情感能量既是互动仪式的动力,也是互动仪式的结果。[8]劝返双方在互动中通过共同关注和彼此理解,生成积极的情感能量,逐步消解辍学生积压的消极感受与负面评价,从“差生”“坏学生”“不受待见的人”到“好孩子”“懂事”“善良”,重塑身份符号,促使学生生成和增进新的认知,从拒绝上学到不再排斥,形成重新归属学校的认同感,如“以前感觉学习没啥用,现在感觉学习很有用,长大了没文化,人家(工作单位)不收。”(学生LFZ)最终在这些积极情感能量支持下,使学生有勇气面对复学,并做出“还是去学校吧”的积极回应,实现返校复学的劝返目标。

四、义务教育控辍劝返的经验启示

综上所述,在脱贫攻坚的伟大事业中,控辍劝返作为一项基层攻坚行动,为教育脱贫目标的实现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对劝返的田野发现和理论分析来看,控辍劝返既是一次强劲有效的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也是一个个生动具体的互动仪式展开过程,劝返模式为解决辍学难题提供了有益参考。基于控辍劝返的经验启示,为持续做好常态化控辍保学工作,需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一)优化政策工具的结构功能

辍学是极为复杂的教育顽疾,在脱贫攻坚战中,党中央不仅明确了控辍保学的战略地位,而且将其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纳入全面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任务框架,建档立卡辍学生的动态清零和控辍劝返的卓越成效得益于强制和教育、劝诫相结合的混合型政策工具的有效使用。因此,为持续做好控辍保学工作,各级政府仍需从思想上认识到控辍保学的战略地位,从机制上做好控辍劝返的制度设计,用足用好政策工具,通过政策宣传、劝返指导和会议培训等阐述控辍保学政策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促进政策入脑入心。同时,一方面加大强制性工具执行力度,针对极个别无正当理由拒绝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家长、懒政卸责的执行行为,借助司法力量予以有力回击。另一方面重视自愿性工具使用,通过市场化手段培育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等,加大对辍学预防和干预研究力度,广泛发动相关职能部门、第三方机构共同构筑控辍保学的全方位屏障。

(二)强化劝返人员的国家使命

劝返人员是控辍劝返工作的实际执行者,也是国家控辍保学政策的传递者、表达者、践行者。劝返人员对政策任务理解的深度、高度,直接影响着劝返行为的力度、效度。在脱贫攻坚战中,劝返者的情感能量是一种高品质的价值资本。这种资本付出收获的更多是超越了劝返者个人利益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劝返者能够以坚强的决心和坚实的步伐逐一深入到失学辍学的孩子家庭,得益于他们对国家脱贫攻坚任务的战略性理解,以及据此对劝返行为建构起的基于正当性的使命感。在劝返互动中,劝返者的使命感不仅战胜了劝返工作的艰苦性和复杂性,也感染带动了学生复学的义务感,以及家长督促和保证孩子上学的责任感。因此,为持续做好控辍保学工作,应继续健全劝返人员将国家使命转化为工作信念的心理行为机制,激励教师从新时代教师应该担当的国家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教育责任出发,自觉做好控辍保学工作。

(三)重视劝返互动的仪式规范

劝返行动是劝返者带着使命感与被劝返者共同促成的互动过程。这一过程具有仪式性,促进劝返成功的关键不是通过苦口婆心地灌输意识提高认知,而是营造出能够交互和生成情感能量的互动情境。因此,为持续做好控辍保学工作,如需劝返,不仅要提前做好设计和准备,而且一般要有准仪式化的进场方式。在互动过程中,劝返者也需要注意仪式规范。一方面,劝返者要通过主动适应、引导与同步被劝返者的节奏,守住“辍学与复学”这个共同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劝返者要通过真诚表达、建设性移情、积极心理暗示等,小心碰触被劝返者既往的消极情感“创伤”,唤起其情感共鸣,缓解其负向情绪,促成其积极的“复学”情感能量。在劝返过程中,劝返双方的情感能量具有不均衡性,劝返者因肩负社会责任,需要集聚较多的积极情感能量,作为劝返互动的主导方,劝返人员需要更真诚的情感付出。

(四)加强学校场域的人文关怀

控辍劝返的直接目的是学生返校,根本目的是确保每个学生都能接受有质量的义务教育。个体是情境链中的关键,积极情感可以潜移默化地强化学生个体的身份符号和对学校组织的认同。在保学过程中,学生经由劝返产生的情感能量亟待学校场域可持续的人文关怀。因此,为持续做好控辍保学工作,对于返校复学的学生、有辍学倾向的学生,以及所有在读学生,学校和教师都要在情感上加强联结,对学生出现的困境、疑虑及时接纳、倾听和回应,在互动中保持和提升情感认同。同时,在生活上做好保障,以学生资助为抓手,为贫困家庭学生提供必要支持,切实保障弱势学生群体的受教育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