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转向过程研究
——以“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为例（1937—1945年）

谢 亮，傅玉能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延安初期，妇女运动延续了五四时期和苏维埃时期妇女的解放精神，没有结合边区现实情况，造成妇女政策浮于表面，不仅遭到部分男性农民和农村社会的强烈反对，而且部分妇女群众对其也持有不理解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妇女运动的新出路，在边区建设中不断改革妇女运动，终于在1943 年完成妇女运动的转向。1943 年“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期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以下简称“四三决定”）是该运动完成转向的标志。学界对于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主要集中在女性与家庭、婚姻方面的研究。对于妇女运动转向方面的研究，多数学者对此持肯定立场，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妇女工作实践中逐渐形成具有马克思主义特色的妇女解放的延安模式。试图消解革命解构婚姻家庭的影响，将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统筹起来。［1-3］另有学者从性别角度出发，认为妇女工作转向之后，虽然达到团结一致的目的，但是原有的传统乡村社会的父权制家庭中的性别问题被遮蔽。［4］外国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在转向之后，妇女个人权利被牺牲，认为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并没有达到解放妇女的目的。［5-7］还有学者从转向后的相关政策出发对边区妇女运动进行研究。［8］由此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于“四三决定”实施后效果的看法各异，且讨论集中于转向的原因、内容、意义和转向后的妇女政策。所以，对于转向过程的梳理可以加深对于该问题的理解。

为何以“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为例呢？“三八”妇女节是妇女和妇女运动的标志性节日。中国共产党大力庆祝“三八”妇女节的目的是对妇女群体的高度重视。学界对于陕甘宁边区“三八”妇女节的研究不是很多，主要关注边区“三八”妇女节的内容、形式和意义。［9-11］边区“三八”妇女节庆祝活动的盛大举行，不仅标志着广大边区妇女逐步获得解放，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大政方针的侧面写照。所以，本文力图以“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期间的历史材料为主要支撑，加以其他材料作为补充，以小见大地梳理边区妇女运动转向的过程。

一 抗战初期妇女运动政策的形成（1937—1939年）

在1937 年3 月8 日的甘肃庆阳地区，蔡畅同志组织该地的妇女群众首次庆祝她们自己的节日。由于边区政府当时尚未成立，所以蔡畅组织的局部活动，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算不上边区政府的官方行为。但是，蔡畅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内妇女解放运动的领袖之一，她的行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党在妇女运动方面的意志，同时这次庆祝活动也为之后的“三八”妇女节庆祝纪念活动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全民族抗战开始之后，中国共产党为团结广大妇女群众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有效地推动妇女解放运动，于是“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被提上日程。1938 年3 月8 日，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次边区妇女代表大会，史秀云在大会上作《边区妇女运动的任务》的报告，其中指出：“一方面使妇女运动和整个民众救亡运动统一起来，成为整个民众运动的一部分，配合各种救亡团体，坚决为保卫边区、西北、全中国而奋斗；另一方面要发动边区妇女群众积极参加紧急的抗战动员工作，使边区的妇女运动成为全国的先进地区，成为全国妇女运动的推动机”［12］，这成为妇女运动的总方针。毛泽东也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妇女在抗战中担负了重大的责任”［13］，大会向全国的女性们发出宣言书，要求全国的女性们迅速组织动员起来，“要争取妇女的彻底的自由解放，首先要争得民族的自由与解放”［14］。同时，大会宣布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边区广大妇女群众拥有开展妇女运动和抗日救亡工作的坚强组织。早前，边区妇联还发表《纪念“三八”节宣传大纲》，从1938 年开始，“三八”妇女节宣传纪念活动成为边区纪念活动之一。

1939 年的“三八”妇女节宣传纪念活动充分体现出“抗战”的主题。2月20日，中央要求“准备将要到来的‘三八’节工作及切实开展一般的妇女工作”［15］，该年的“三八”妇女节宣传纪念活动正式开始。3 月3 日，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发出《中央妇委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阐述目前妇运的总方针是“动员与组织更广大的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各方面的工作，以便坚持抗战到底与争取最后胜利；为了克服困难，准备反攻，缩短到抗战胜利去的过程，抗战建国的大业，假使没有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积极参加，成功是不可能的”［16］。在指示信给出的意见中，中央妇委要求之后着重注意“建立广大妇女群众的抗战建国工作的统一战线问题”［17］。3月8日，在延安举行盛大的“三八”纪念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肯定妇女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没有妇女积极参加，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18］，号召全体妇女组织动员起来，沉重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大会通过致全国妇女同胞书，其中热烈地呼吁诸姊妹们热爱我们的民族，拯救我们的国家，还要妇女懂得“民族解放是妇女解放的一种前提”［19］。

在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的初期阶段，“三八”妇女节的纪念宣传主题被确立为“抗战”。这是对于“抗战高于一切”［20］的有效回应，也意味着边区政府将妇女运动纳入民族解放运动的序列之中。通过对“三八”妇女节的大力宣传，广大妇女积极投身抗战的洪流之中，提高自己的政治文化水平，做好军队的后勤保障工作。

二 抗战中期妇女运动政策的调整（1940—1942年）

1939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对妇女工作发出“动员妇女群众参加经济建设，配合抗战动员工作”［21］的指示。这是较早出现和“生产”相关字眼的党的指示。1940 年2 月8 日，毛泽东在回复中央妇委和女大参会代表的信中指出：“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22］，这是党的妇女工作相关文件和指示中最早提出经济对于妇女运动的重要作用。从1940 年的“三八”妇女节纪念宣传活动开始，“生产”开始和“抗战”一起成为“三八”节的主题和宣传方向，并且前者逐渐有取代后者之势。

在1940年“三八”妇女节纪念期间，边区决定召开妇女生活展览会，“妇女与生产”作为展出的其中一部分内容。同时，边区政府还决定奖励模范妇女，生产作为评选的一个标准。然而，在3 月16 日召开的纪念大会上，孟庆树代表中共中央妇委发表《纪念三八与我们的任务》的讲话，在“今后的任务”中第一条内容是“继续动员广大妇女参加抗战”［23］，还提出“巩固和扩大妇女抗日统一战线”［24］。虽然“生产”已经列入“三八”妇女节的宣传话语体系之中，但是“抗战”依然是最主要的宣传主题。1941年2月5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三八”节工作的指示，其中提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反对何应钦等亲日派制造的内战破坏抗战”和“在保护妇女切身权益等口号之下，实行力量的检阅和战斗的动员”［25］三大口号。同时，中共中央要求把“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工作”［26］作为保护妇女切身权益的经常性工作的第一项。3 月6 日，《新中华报》发表《今年“三八”节的三个战斗口号》社论，详细阐述三大口号。对于第三个口号的说明，社论认为妇女参加生产是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有效手段，同时还指出，“中国妇女保护自己切身利益的最基本前提，是坚持中华民族的对日抗战并最后战胜日寇及亲日派”［27］。3月8日，在延安召开当年的妇女节纪念大会，朱德总司令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都肯定了妇女在经济和抗战方面作出的贡献。大会最后通过十一封电文，其中“告全边区姊妹书”首先就号召边区妇女们努力搞好生产。从1941 年的“三八”妇女节的纪念宣传活动来看，“抗战”依然是妇女运动的中心主题，但是“生产”开始扩大影响力。1942年的“三八”妇女节纪念宣传活动的中心内容是建立与巩固妇女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鼓励妇女生产。2月，在关于纪念“三八”节的指示中，中共中央明确当年纪念妇女节的政治任务是“动员各国妇女建立国际妇女反法西斯反侵略统一战线，为消灭法西斯主义而斗争”［28］。同时在抗日根据地中，更加需要动员妇女参加生产。3月8日，边区各界人士齐聚在八路军大礼堂庆祝“三八”妇女节。朱德号召妇女积极生产，蔡畅号召巩固各阶层妇女的抗日统一战线。《解放日报》发表《迎接“三八”国际妇女节》的社论，其中以大量篇幅鼓励各阶层妇女参加生产，并且将其作为目前妇女运动的主要内容。这一年的“三八”妇女节庆祝活动将“生产”和“抗战”置于同一高度进行宣传，并且稍显注重于对“生产”的宣传。

从1940 年到1942 年，中共不断加深对于“生产”重要性的理解，使其成为一种新式的开展妇女运动和动员妇女的有效手段，从之前从属于“抗战”的地位逐渐上升至与“抗战”相互并列的地位，且有赶超之势。

三 1943年之后妇女运动的转向（1943—1945年）

1943 年2 月26 日，中国共产党颁布“四三决定”。对于边区的广大劳动妇女，“四三决定”提出“战斗、生产、教育”［29］的三大要务，并且指出努力生产是妇女摆脱封建压迫，达到解放的基础。同时，“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好”［30］的论调十分符合农村妇女的切身利益，也是“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31］。基于当时陕甘宁边区和妇女运动面临的困境，“四三决定”不仅是对于妇女运动主题的转变，还是对于妇女解放对象和妇女运动领域作出的重要改变。

（一）“生产”不再全面服从于“抗战”

将“生产”确立为妇女运动的新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基于陕甘宁边区和妇女运动的现实考察而作出的相应改变，同时“生产”在妇女运动中所处的地位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1943年开始，“生产”不再全面服从于“抗战”，从妇女运动的主要内容转变为妇女运动的主题。

虽然在1943年“生产”才成为妇女运动的主题，但是在过往的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中这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在1937 年到1942 年这一时间维度中，“生产”一直是陕甘宁边区妇女工作的一个方面。在1938年的陕甘宁边区妇女代表大会上，史秀云提出“春耕工作”等六项边区妇女的具体工作［32］。1939 年庆祝“三八”节期间，在边区妇联的通知中决定“各级应该彻底整理妇女生产学习小组，并且选举劳动女英雄”［33］。随后，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为改善妇女大众生活提出“动员妇女参加生产运动”［34］的意见。在1940年的“三八”妇女节庆祝活动中，妇女群众利用最引人瞩目的妇女生活展览会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中央妇委还下发“为奖励在各个阵线上的模范妇女”［35］的通知，其中被奖励的一类是生产中的模范妇女。在1941年和1942年的“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中，无论是1941 年的“三个战斗口号”还是1942年的《解放日报》社论，都将“生产”作为妇女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进行全方位的宣传。从1937 年到1942 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中，“生产”的重要性虽然在不断地提高，但是依然可以明显地看出它的存在是为配合这一时期妇女运动的主题——“抗战”。简言之，“生产”和“思想文化教育”“政治诉求”“卫生宣传”等内容共同构成以“抗战”为主题的妇女运动。

1943 年，“四三决定”的颁布才改变了这种状况。“生产”正式从妇女运动的“主要内容”上升为妇女运动的“主题”。究其变化的现实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侵华日军对于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二是国民党动摇抗战的决心，对于根据地进行严密经济封锁并且不断蓄意制造反共摩擦。因此，陕甘宁边区进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为改善边区经济，党中央于1941年开始重点关注经济工作，毛泽东号召边区人民努力生产，将大生产运动推向高潮。为配合开展生产运动的决定，边区大力宣传“妇女下炕来，走向地里来”［36］。“四三决定”实施后，至于“生产”与“抗战”两者之间的关系，从抗日战争宏观视角，“抗战高于一切”［37］是当时的时代主题，大生产运动是为配合反侵略战争所进行的一场经济自救运动，“生产”是“抗战”中的一环，“生产”服从于“抗战”。所以，在1943年之后，妇女运动的相关文件之中依然有关于“抗战”的表述。但是聚焦于妇女运动，“生产”的目的不只是推动抗日战争得以顺利进行，还更多地希望化解当时妇女运动的困境，妇女由此获得更高程度的解放。因此，1943 年之后，在妇女解放运动视域下，“生产”不再全面受制于“抗战”，而是和“抗战”一起成为妇女运动的主题，并且成为主要主题。

对于妇女运动，中国共产党不是将其与其他运动混为一谈，也不是只用“抗战”思想指导其发展，而是根据妇女运动的特殊形势，审时度势地作出相应的改变。“生产”不仅没有抹杀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中的“抗战”属性，还大大激发出妇女运动的积极作用，边区妇女从“生产”中获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方位教育。

（二）妇女从个体解放向群体解放的过渡

陕甘宁边区建立之初，妇女运动继承五四时期和苏维埃时期的理论逻辑，追求个体自由、保护女子的一切、强调与男子平等和建立新时期的独立人格等。但是，在陕甘宁边区广袤的农村地区和日益加深的民族矛盾之下，外来妇女解放理论呈现出水土不服的一面。1943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调整妇女政策，完成妇女运动的转向，使其带有浓厚的延安式特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妇女解放也由原来的追求个体解放过渡到寻求妇女的群体解放。

延安初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妇女工作的对象主要指向青年妇女。1938年“三八”节期间，史秀云在边区妇女代表大会上呼吁“吸收更广大的青年妇女”［38］参加到各种文化教育组织中去。在1939 年，边区妇委继续加强对于青年女性和知识妇女的动员。以青年女性为主要对象的妇女运动初见成效，广大农村年轻女性要求人格独立和自由，追求婚姻和恋爱自由。但是，妇女运动对象的狭隘性很快就造成女性与男性、女性和家庭的对立，甚至扩展到青年女性和中老年女性的内部对立。延安初期组织妇女的方式是动员妇女参加自上而下成立的妇女组织。在1938年“三八”妇女节当天，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正式宣布成立，在此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妇女联合会纷纷建立起来。妇联成为边区妇女运动的领导核心，同时使得妇女工作走向组织化和集体化。尽管自上而下的妇女组织普遍建立，但是“这些组织的成立及工作的推行，多依靠行政力量用强制方式进行”［39］，有些妇女组织发展会员采用抄花名册子、按户登记或拉人头等方法，同时通过频繁开大会的方式组织妇女群众。在1942 年3 月8 日的妇女节纪念大会上，蔡畅批评要求农村妇女频繁开会的做法，认为这样只会使得绝大多数妇女“不能也不愿走进妇联或妇救会的门沿，就是已经加入的，也觉得难于完成会员的义务，而要求退出”［40］。这种形式主义的方法不仅在无形中损伤了妇女参加边区建设的热情，违背当初建立这些组织的初心，而且只使少部分妇女从中获得教育，认识到妇女解放的重要性，没有达到全面教育和解放的目标。所以，不成熟的政治动员使得妇女解放无法深入集体层面。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妇女工作只注重于青年妇女和只局限于政治动员的不全面性，导致妇女解放局限于个人层面，无法扩展到妇女群体。

1943年初，边区妇联响应延安整风运动的整顿思想、摆脱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的要求，深入基层就妇女参加生产进行典型调查。以这次调查的结果为依据，“四三决定”将生产和妇女运动进行整合，要求妇女工作以动员妇女参加妇女纺织运动为中心。在乡村中，纺织是中老年妇女主要的生产活动，同时，受“男耕女织”思想影响较深的中老年妇女，不仅掌握更为熟练的纺织技术，也是劳动群众中拥有足够资金能够独立购买纺车、织机以及原材料的少数人［41］，她们自然成为纺织运动团结的主要力量。第一，通过劳动赋值的方式，妇纺运动重新书写农村妇女长久以来参加劳动却被否认劳动价值的历史。在中共的大力宣传下，青年妇女看到纺织产生的巨大经济价值，自觉向中老年妇女靠近，共同参与纺织运动，在生产中缓和双方矛盾，结成良好社会关系，形成团结趋势。妇女纺织有效地打破了妇女内部因年龄而产生的壁垒，转变之前妇女运动以年轻女性为主要号召对象的倾向，有效整合女性性别群体。第二，为解决政治动员妇女不利的情况，中共依靠妇女纺织运动建立边区妇女生产合作社，将动员妇女的方式转变为经济动员。由于之前的妇女组织给群众留下不良的印象，边区妇女群众一开始并不信任妇女生产合作社。为消除妇女群众的疑虑，合作社采取包括“销售低于市场价的棉花供纺织妇女使用”等多种措施鼓励妇女参社。［42］通过给社员让利等举措，妇女生产合作社不仅吸引大批社员入社，还鼓励大量农村妇女参加到纺织运动中。“妇女合作社成为与妇女干部、妇女群众来往最多，关系最密切的场所”［43］，真正实现妇女运动所希望的将妇女组织起来的目的。经济动员直击妇女解放问题的痛点，改变讲空话套话和只喊口号的局面，尽量多地将妇女纳入妇女运动的队列中，形成妇女群体解放的初步局面。

中国共产党巧妙地利用妇女纺织运动及妇女生产合作社，牢牢地将妇女内部凝聚在一起，改变之前不团结、不信任的局面。同时，通过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的转向，妇女解放也完成了从个体解放向群体解放的初步过渡。

（三）妇女运动从社会领域向家庭领域的延伸

延安时期初期，边区妇女运动延续五四时期“反对旧家庭”的号召，力图将妇女问题置于社会层面加以解决。随着妇女工作的深入，“脱离家庭”的妇女运动逐渐与边区现实情况发生冲突。因此，中共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妇女解放政策，实现妇女运动从脱离家庭到深入家庭，继而向改造家庭的转变。

1938 年，边区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妇女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44］此时，边区妇女工作的重心是动员妇女支持抗战，将妇女从封建旧家庭的沉重枷锁中解放出来，动员她们投身边区建设。具体的妇女政策也在动员妇女走向社会，如边区组织妇女自卫队，配合军队承担侦查和锄奸的任务；说服妇女参加识字班，在教育中启发妇女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思想；最重要的是颁布保护妇女权益的婚姻条例和政策，保证婚姻自由、反对虐待、打骂和支持放足等。在广大妇女工作者不断的宣传和动员下，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走向社会才能获得解放，才能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虽然在抗战初期，这种以保护妇女、伸张妇权为核心的“妇女主义”倾向起到帮助妇女解除封建压迫的作用，但是“妇女主义”也带来一系列新的现实矛盾。其中最显著的是家庭层面的矛盾，如不断增加的妇女请求离婚的状况触动男权社会的利益，造成农村男女性别的对立。同时，要求解放的年轻女性和封建的婆婆之间也产生矛盾，时常因小事而发生斗争婆婆等过激行为。要求妇女“脱离家庭”的“妇女主义”式的妇女解放方案明显对于陕甘宁边区的现实情况考虑不足，也在应对产生的矛盾方面准备不足。

为缓和因“脱离家庭”而产生的矛盾和破解妇女运动面临的困境，1939 年年底，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对妇女运动的指示中提出“深入家庭”的口号。在1941年纪念“三八”妇女节期间，中共中央在给各党委的指示信中提出，“必须把深入家庭保护妇女切身利益作为经常工作的中心”［45］。以“家庭和睦”为基底的“深入家庭”政策力图调和因“脱离家庭”而产生的各方面矛盾，削弱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推动妇女运动的发展。而“家庭和睦”口号之提出，其目的在于，一是建立家庭统一战线；二是争取家庭中的老年妇女（如婆婆等）及保守的农村中的封建势力的一部分，及一般中立分子（如翁翁男子等）同情妇救会；三是通过这一口号借以达到改善妇女生活——其中最主要的是青年及成年妇女如媳妇等生活之目的［46］。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意图利用“家和万事兴”的中国传统家庭观，在不破坏家庭的前提下为女性争权，借此缓和男性和部分中老年妇女对于边区妇女工作的敌视情绪。但是在政策落地层面上，“家庭和睦”下的妇女工作效果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特别是妇女权益和家庭产生冲突时，遵循“家庭和睦”的妇女工作者处理该类事件往往不够灵活。更有甚者，部分妇女工作者不顾客观现实，在其中“和稀泥”，向封建势力妥协，损害女性的正当权益。在亚苏看来，之所以“家庭和睦”会有弊端，是由于置于统一战线下的“家庭和睦”一味强调“联合”而忽视“斗争”的巨大作用。［47］虽然“家庭和睦”的方法存在消极的一面，但这是中国共产党将妇女运动引入家庭层面的有益尝试。

“妇女”一词拥有“劳动”的含义，“劳动”应该涉及社会和家庭两个领域。在边区妇女解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既不想彻底颠覆传统的家庭结构，想保留妇女家庭责任承担者的身份，又希望在农村劳动力稀缺的现实情况下，广大妇女可以进入社会领域参加生产劳动。但是单纯的“脱离家庭”和“深入家庭”的妇女政策无法实现中共解决边区妇女问题的美好愿景。1943年，“生产”下的妇女运动号召广大妇女群众投身妇女纺织运动。在妇纺运动中，女性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家庭创造财富，再结合中国共产党将民主引入家庭的政策导向，妇女的劳动价值创造能力逐渐提升，同时妇女开始掌握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为自己在家庭层面的解放赢得一定空间。在此背景下成立的妇女生产合作社将妇女纺织纳入集体的范畴，同时为妇女进行社会活动提供必要的场所，使得妇女要求社会层面解放的需求得到满足。中国共产党运用妇纺运动调和之前妇女脱离和回归家庭之间的矛盾，弥合妇女与社会、家庭之间的割裂。中国共产党也成功运用“生产”这一介质架构起妇女运动中家庭和社会之间的桥梁，完成家庭和集体的统一和实现妇女运动“走向社会”与“巩固家庭”旨归的统一。同时，“生产”也使得妇女运动的领域从社会层面真正拓展到家庭层面，并且较好地平衡了两者的关系。

总 结

“四三决定”颁布之后，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正式开始转向。广大妇女工作者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改进了工作作风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与陕甘宁边区乡村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道路。该道路的形成突破五四时期和苏维埃时期妇女解放模式的束缚，既满足了妇女要求革命和解放的迫切需要，又在兼顾传统乡村社会“情和理”的同时改造传统旧家庭。从中国共产党萌芽开始，共产党人就十分重视妇女运动的发展。“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作为陕甘宁边区各种纪念活动的内容之一，是党宣传和展示妇女风貌和妇女运动成果的舞台。从“三八”妇女节视角切入，梳理“四三决定”前后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转向的全程，可以看出边区妇女工作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调整政策中曲折前行。妇女、妇女解放主体、妇女工作层面在内的妇女运动中方方面面的改变所带来的影响也映射在小到妇女本身，大到抗日战争、远到解放战争之上。虽然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运动之一，但是妇女本身遭受的压迫最深，妇女工作遇到的阻力最大，所以中国共产党付出巨大且艰辛的努力，以便坚实地领导妇女运动。中国共产党没有僵化处理妇女问题，从侧面展示出良好的执政能力，最终赢得广大群众的信赖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