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角色在电信网络诈骗被骗过程中的隐性影响
——基于社会角色理论

□杨兆青,闫绍玉,王 钊

(山东警察学院,山东 济南 250200)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新型犯罪持续高发,已成为上升最快、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突出犯罪。[1]根据守护者计划、腾讯卫士、腾讯黑镜、微信支付以及QQ安全中心等团队联合出品的《2021年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研究报告》统计,在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诈骗、杀猪盘诈骗、刷单返利诈骗、冒充公检法及政府机关诈骗等发案量排名前十的诈骗类型中,女性受害者占比分别为71%、65%、59%、56%。另外,被害群体年龄分布也呈现出鲜明特征:40岁以下被害者占比高达79%。由此推断,青年女性已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危受害群体,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当前,学界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生成原因与规则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一是分析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成因。从社会层面来说,该犯罪的高发源于社会道德信任的失落[2]及银行、通信等特定行业监管的缺位,[3]强调信任机制的重塑以及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4]从个人层面来说,则是由于行为人(诈骗人、被害人、电信运营商、银行支付机构)内心对不当利益的追求[5]及诈骗人对受害人的心理控制[6]等,亦有学者提出反社会、边缘型、依赖型人格障碍的女大学生是诈骗受害者高危人群。[7]二是多角度探讨电信网络诈骗的防控措施。在完善立法方面,完善证据规则,明确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与定罪量刑具体标准[8];在构建政府行政监管体系方面,建立信息披露制度,明晰电信行政监管对象以加强对个人信息保护;在加强公民个人防范意识方面,使民众在思想上、知识上具有抵御诈骗行为的“免疫”能力;[9]在提升治理能力方面,探索从构建大数据预警模型、[10]电子取证、[11]警种配合、[12]话术反制、[13]协同治理[14]等角度提升公安机关打击治理能力,推动新时代治理模式[15]变革。不过,上述研究对受害者“被骗”原因的分析呈现出表象化特征,既未将其置身于社会与家庭之中考察,也未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多面的、立体的“人”来剖析。尤其是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女性受害者的研究,更应立足于女性角色。

现代社会貌似为女性提供了更宽广的职业发展空间,实则是将女性置于“既要挣钱养家,又要貌美如花”的双向围困。相较于传统社会的“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平衡好家庭与职场”演绎为衡量现代女性成功与否的底限标尺,现代女性被赋予更复杂的人生角色。而“角色身份最为重要的观众是个体自身——用自身的理想化观念来估量他们的行动”[16]351。也就是说,研究女性的行为选择离不开对其多元角色的剖析。据此,本文引入社会角色理论,将女性多元角色大致分为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两类,探讨其在电信网络诈骗类案中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为何青年女性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频频“入坑”?其步步“入坑”的过程,反映出个人、家庭及社会对女性哪些角色期待,而女性又是如何回应这些期待的?这是本文将要回答的问题。

二、社会角色理论

社会角色理论发轫于互动理论。美国学者乔治·米德认为,社会是协作活动业已构成的模式——这些模式可以保持,可以改变,取决于行动者内心或者他们之间互动;社会的维持或者变迁,均是通过行动者心智和自我过程实现的。[16]330尽管乔治·米德对人类社会互动基本理论作出了巨大开创性贡献,却忽视了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于是,社会学家将目光聚焦于角色这一概念,并逐步形成结构角色理论。在结构角色理论看来,社会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互动联系的位置或地位组成的网络,而个体在其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对于每一种、每一群、每一类地位,都能区分出各自不同的有关如何承担义务的期望。[17]简而言之,“地位”与“期待”是结构角色理论的核心因素。在传统儒家社会,“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句话形象地描绘出女性生命角色轨迹。女儿、妻子、母亲是“角色”与“地位”的更替,也承载着他人终其一生的“期待”。然而,结构角色理论的盲点在于缺乏社会互动的关注。换而言之,女性与他人的互动过程对其构建自身角色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关键影响。

与结构角色理论相对应,过程角色理论倾向于立足社会互动描绘个人角色。特纳认为,人必须建构一个角色以扮演之,且其假定他人也在进行角色扮演。在所有的社会情境中,人们在构建自我角色的基础上,通过向他人发出暗示施行互动,并最终完成角色扮演。[16]363在过程角色理论看来,人在构建自身角色时既会比照社会反馈、角色受尊重程度来评价角色,也会参照大众期望来估量角色,还会根据情势变化重新定义角色。值得一提的是,过程角色理论强调个人在角色扮演时的主观能动性,这不仅表现在努力调适因角色冲突而带来的紧张感,更凸显于扮演角色与自我观念相悖时对角色的淡化处理。正是由于过程角色理论对社会互动的高度关注,使其在解析现代女性行为选择方面更加游刃有余。与传统社会的三从四德相比,现代女性更认同“面包我有,你给我爱情就好”的价值观念。因此,社会互动在解构女性角色上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女性已然完全摆脱父权制之窠臼,逃离深深根植于社会生活中的男权阴影。也就是说,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女性角色都难逃被裹挟的命运。从这一角度来看,过程角色理论在阐释现代女性角色时亦有所局限。

结构角色理论与过程角色理论二者互为补充,搭建出体系完善、意涵丰富的社会角色理论。结构角色理论主“静”,过程角色理论主“动”;结构角色理论偏“被动”,过程角色理论偏“主动”。因此,社会角色理论实质上是动静结合、主被动双向呈现的分析框架。如上文所述,现代女性是“独立”与“依附”的叠加背负,电信网络诈骗类案中的女性受害者也不例外。由此,本文以“为何青年女性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频频‘入坑’”为导向,引入社会角色理论分析视角,探析社会转型背景下女性角色空间的被动逼仄与主动调适。

三、研究方法

本文以电信网络诈骗类案女性受害者为研究对象,选取X省Y市自2021年6月至8月期间主动报案的15位女性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见表1)。访谈始于受访者对被骗经历的自我陈述,利用询问方式引导受访者描绘自己的性格特征、家庭结构及职业经历,进而围绕被骗经历细节建构出涵盖社会价值、亲密关系及自我认同等因素的立体形象。15位受访者均采用线下访谈,平均访谈时间为1.5～2.5小时。访谈全程录音,经受访者同意后将录音逐字转换形成文本,并对其予以匿名化处理。如表1所示,受访者女性年龄跨度为22岁至39岁,涉案类型主要为刷单返利诈骗、杀猪盘诈骗及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诈骗,是探析电信网络诈骗女性受害人“被骗”生成逻辑的典型案例。

表1 被访女性受害者信息表

四、走入镜像:被裹挟的女性角色

社会角色理论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与社会参与方式的变化调整,个体所扮演的角色也在不断变化。[18]对于女性来说,其个人角色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到现代社会“既要挣钱养家,又要貌美如花”之变迁。尽管角色变迁是社会发展进步与女性意识觉醒的历史产物,但却不可避免地导致女性多重角色冲突。而这种冲突又将现代女性置于价值失衡之困境,致使其对自身角色认同产生偏差。因此,本文从角色变迁、角色冲突、角色认同三重维度来描绘电信网络诈骗女性受害者角色,进而探讨其在被骗过程中的隐性影响。

(一)角色变迁:女性受害者角色的层层进阶

古代社会女性在出阁前,“从父”的伦理要求决定其完美地扮演女儿角色的关键在于“孝顺”父母。出嫁后,“从夫”的道德规制迫使其严格遵守“三从四德”,顺从地履行为夫家传宗接代的任务。丈夫去世后,“从子”的孤寡女性很难重新组建家庭,而是以婆婆的身份加入儿子的小家庭。无论是“从父”“从夫”,还是“从子”,三者的共通之处在于“从”,而“从”字的核心理念就是“顺从”,映射出古代女性必须依附男性才得以生存的现实情境。可以说,古代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家庭是其生命的全部场域。

表面看来,现代女性得以进入职场并获得丰富的角色感知,但实际上是陷入“既要挣钱养家,又要貌美如花”的多向围困。在访谈中发现,一些女性受害者与丈夫均拥有独立职业,但当新生命降临小家庭时,准妈妈辞职带娃成为理所应当的选择。当问及“为何选择辞职带娃”时,刷单诈骗受害者晓凡苦笑着说道:“当初也不想辞职的,我怀孕前在美容院打拼了将近十年,积攒了很多客户资源。前年刚升职经理职位,薪水几乎是我老公的两倍。怀孕后,我和老公商量过很多次孩子出生后谁来带。我们双方父母都在外地,身体也不太好,很难帮我们,总不能让我老公辞职回家当家庭煮男吧。没办法,只有我辞职了。”因此,若从家庭经济收益最大化角度考虑,晓凡丈夫更应当辞职带娃。那么,维护丈夫尊严是许多年轻女性受害者退出职场、回归家庭的关键因素。走入职场的现代女性既要分担丈夫挣钱养家的经济压力,又要履行贤妻义务。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访谈中多名女性受害者经历表明,外界对职业女性的褒扬并不代表其母职角色可以式微,陪伴伦理抬高了女性从“年轻妈妈”进阶为“合格妈妈”的道德门槛。在现代家庭,儿童已经跃居家庭中心位置,父母对孩子的陪伴已经成为维系家庭亲密关系的新伦理。对于很多青年父母来说,如果不能陪伴孩子,那就是不称职的父母,对孩子的成长不负责任;如果不能陪伴,那再多的工作成就与物质增长也未必能提升生活幸福感。[19]尽管父职与母职同样深受陪伴伦理影响,但无疑外界赋予母亲更高期待。正如单亲妈妈馨彦所说:“现在当妈妈真不容易,家长群里经常各种接龙,有没有检查背诵啊,有没有做核酸检测啊,有时店里忙起来真的很难及时看手机。就为这事老师找我两次了,让我多把心思放在孩子学习身上,让我多关注群里信息,做一位尽职尽责的合格妈妈。可是店里生意怎么办,挣不到钱怎么养活孩子?”对此,全职主妇柳晗在描述自身被骗经历时,则表现出对陪伴伦理深深的认同:“我看网上专家说3岁前的孩子是最需要陪伴的,我也是这么想的,孩子的成长过程只有一次,错过就再也没有了,我相信在妈妈陪伴下成长的孩子会更有安全感、更幸福。”陪伴伦理成功地塑造出“不陪伴就不是合格妈妈”的价值导向,女性受害者无论是全职主妇还是独自创业,均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建构家庭伦理过程中。由此可见,妻子、母亲与职业人,是现代女性不可偏废的三种角色,也是桎梏个体自由发展的枷锁。

(二)角色冲突:女性受害者角色的内在张力

依据社会角色理论,当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承担多项角色与单一角色责任时,角色之间与单一角色内部容易发生矛盾、对立和抵触,从而引起个体内部心理冲突,最终妨碍个体角色扮演的正常进行。[20]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女性受害者所扮演的社会与家庭角色中,同样存在着多重内在张力。

一方面,女性受害者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存在交互张力。访谈中发现,对于许多已婚受害女性来说,职业成就与家庭责任二者必须兼顾,任何一方都不能舍弃,否则便不是所谓的“成功女性”。居家待产的美甲师肖杰就是这种情形,肖杰的丈夫是一位工程师,月收入可达2-3万,可以说肖杰家的生活是比较殷实的。在访谈中,面对采访人“你老公每个月挣这么多,你为什么还要去刷单呢,每一单才能挣几块钱而已”的疑惑时,肖杰坚定地说道:“女人要独立,特别是经济独立。我老公挣钱是我老公的,不是我的,虽然他把挣的钱都给我,但只有我自己挣的钱花着才舒坦,女人能挣钱才能在家里有话语权。现在是准备生孩子没办法,等孩子大一点我肯定还是要出去工作的。”从肖杰的言语中可知,在她看来,母职角色是她不得不履行的义务,并不能为其夺得家庭话语权。只有经济独立,才能获得丈夫的尊重。

未婚女性看似并未受到社会与家庭角色交互张力的影响,实际也深陷这一伦理枷锁之中。根据中国民政部的历年统计数据,2020年结婚登记中,“20～24岁”人数占比(18.6%)低于“30～34岁”(19.3%),[21]女性初婚年龄明显推迟。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晚婚女性可以不会受家庭与社会的伦理施压,遭遇杀猪盘诈骗女性的受害经历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家庭本位的文化情境下,结婚成家不仅仅是个人选择,也是父母的教养职责,并嵌入父辈的生命历程。[22]从事医生职业的诗雨具备硕士研究生学历,面容姣好,收入颇丰,不过一直没有遇到理想伴侣,却在网络相亲中遭遇了杀猪盘诈骗,“从我自身角度来说,晚点结婚没什么,我真的不想凑合。可是我已经30岁了,亲戚朋友都觉得我这么大了还不结婚很不正常,我不想让我父母丢脸。”而且,职场将女性年龄、是否婚育标记为功绩量尺,未婚女性也被动卷入年龄恐慌境地。在谈及“为什么被骗”时,梦琪讲述了自己的焦虑:“周围人都劝我抓紧结婚要孩子,办公室刘姐给我算了算,我如果明年28岁结婚,29岁生孩子,那赶在30岁前回来工作,还有点积累优势。如果再晚,企业新人替代我的职位,我就会很被动。所以我想抓紧结婚,没想到适得其反。”可见,单身受害女性也难以逃脱社会与家庭角色交互张力的桎梏,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选择。

另一方面,女性受害者的妻子角色衍生出对亲密关系高期待与低回报的内在张力。在现代社会,独立意识的觉醒促使现代女性走出闺阁、进入职场。当“面包我有”后,女性对伴侣的期待自然转为“你给我爱情就好”。访谈中发现,对于女性受害者来说,走入婚姻是为找寻终生“灵魂伴侣”。而对于她们的丈夫来说,结婚生子只是他这一生应当完成的诸多任务中的一项。两性对物质与精神双重需求的理解差异导致二者极其不同频:受害者的丈夫或许认为表达爱的方式就是挣钱养家,而受害女性则希望丈夫给予其更多关心。谈及“平时夫妻关系如何”时,刷单诈骗受害者肖杰无奈地说道:“谈不上好或者不好吧,他每个月工资都会交给我,不抽烟、不喝酒。可是,他那个工作太忙了,基本上一周我们也说不了几句话。我都无法想象等我生下孩子之后会是什么情形,对,估计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词,丧偶式育儿吧。”与肖杰不同的是,二胎妈妈艳青对丈夫的疏忽给予了一定理解,“以前经常因为这事吵架,后来也算是想通了,我辞职在家生二宝后,全家四口人的重担都在他肩上扛着,他也是累得不行。”客观地说,当女性受害者由于诸多因素处于辞职或者半辞职状态时,丈夫便承担起供养一家人的经济重担,也很难苛求他在下班后能够迅速将工作模式切换为育儿模式。因此,有些女性受害者也意识到一味地要求丈夫分担家庭责任的做法并不可取。但无论怎样说,女性受害者妻子角色的变化使其对亲密关系寄予更高的期待,而不再安于扮演一味奉献的“全职煮妇”角色。

(三)角色认同:女性受害者角色的褒扬与贬抑

角色认同理论认为,角色认同需要通过与之相应的角色行为来得以维持和验证,认同感强烈的个体会将他们的努力和注意力投入到所认同的活动中去,他们也会识别和抓住有利的机会来达成与角色相关的任务绩效。[23]在访谈中发现,受害者无论是经济独立的职业女性,还是居家看娃的全职妈妈,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既有角色的价值贬抑以及对期待角色的过分褒扬,凸显出女性受害者对自身角色认同的游离与迷惘。

在15名受访的电信网络诈骗类案受害者中,一部分女性本身就拥有独立经济来源。也就是说,这些女性并不满足于现有收入。那么,在满足温饱甚至收入不菲的前提下,这笔额外收入的具体用途就显得至关重要。28岁的欣姝是一名健身教练,平均月入过万。当问及“你每个月挣得也不少,为什么还要去刷单呢”时,欣姝说:“我这个职业工作时间很灵活,会员一般是下班后才来健身,一天最忙的时候是下午和晚上,上午基本没什么事。我想这个时间也不能光玩手机吧,就想挣点钱。而且我快30岁了,这两年一直计划去做医美。我妈说,女人挣再多钱也没用,嫁人才最重要,可我怕老了就嫁不出去了……”也就是说,在欣姝看来,30岁是一道年龄坎,暗含“女人不能变老,变老后无法获得幸福婚姻”以及事业无用论的思维逻辑。她言语之间的潜台词就是希望通过“变美”尽可能地叠加优势资源,为今后顺利走入婚姻生活持续加码。欣姝渴望获得幸福婚姻的愿望固然无可厚非,但她“女人挣再多钱也没用”的论调却显现出对女性社会角色深深的否定。

与上述拥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女性不同,部分全职妈妈或者家庭主妇则是完全依靠丈夫的收入生活。对于这些女性来说,长期的居家生活已经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脱节。在与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诈骗受害者艳青谈及“为何会相信对方是淘宝客服”时,艳青说道:“我自从怀老大时候就一直在家,现在老二已经上小学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照顾老公和孩子了,总觉得和外部世界距离很远……怎么也没想到淘宝客服是假的,为啥我的信息她知道得那么清楚呢?”在自述中,艳青也流露出想要出去找工作的想法,可是如何快速弥合自身技能与职业需求的裂缝也是摆在她们面前的难题,“一开始在家,老公看我辛苦,还挺关心我,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我也想出去工作,问题是那些办公软件已经更新换代了,不是我年轻时候接触的那些了,我也不会,当初真不该辞职回家……你说我是不是太笨了,一辈子也就这样了?”由此可见,对于这部分受害女性来说,最基本的经济独立尚未实现。她们将自己最为宝贵的青春年华全心全意用来演绎妻子和母亲角色,换来的却是外界对为人妻、为人母的价值贬抑,这也就变相导致受害女性寄希望于重新找回社会角色以提升自身价值。但由于长期与社会脱节,无论是工作技能还是人际交往,她们都很难快速融入其中。在社会经济高速运转的当下,公司企业无暇给予职场新人充裕的成长时间。那么,这部分受害女性实质上是陷入进不可攻、退不可守的两难境地。这种困境又反过来强化了角色评价对女性受害者的负面影响,致使本就缺乏独立地位的她们再次陷入对家庭角色的二次否定之中。

依据社会角色理论,个人角色的形塑既是“地位”与“期待”的映射,也在与他人互动过程中得以不断修正。从电信网络诈骗女性受害者的个人生命历程角度来看,她们承继扮演着女儿、妻子与母亲三重传统家庭角色,同时也深处媒体与商业机构着力营造的“独立女性”价值语境中,“兼顾家庭与工作”是外界赋予她们必须完成的任务。可是,应然的“兼顾”与实然的“无法兼顾”折射出受害女性角色的内在张力。当受害女性受制于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双向围困时,外界对“平衡好家庭与职场”的宣扬促使她们贬抑既有价值,并过分夸大期待价值的积极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电信网络诈骗女性受害者角色处于被裹挟的困境之中。一方面,女性受害者往往通过让渡个体时间自主性的方式迎合外界评判标准。对于独立个体来说,演绎好一种角色已是难得,更何况是家庭与职业的面面兼顾?因此,女性受害者只得利用时间缝隙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进一步挤压本就不多的自主时间。另一方面,女性受害者生硬地模仿着外界为她描绘的“成功女性”画像,极易丧失对本体价值的理性判断,成为亦步亦趋的“工具人”。其实,在15位受访的电信网络诈骗受害女性中,她们要么是为更好地抚育下一代而放弃工作,出色地扮演了家庭角色;要么是拥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在职场已小有成就。但她们对此却并不认同,而是随波逐流地否定自身价值。形象地说,女性受害者好比将自己置于哈哈镜之前,她透过镜中看到的是父母对女儿“孝顺”的期待,是丈夫对妻子“贤妻良母”的期待,是子女对母亲“陪伴成长”的期待,是外界对女性“独立人设”的期待。这些期待,是人生而为人所必须承担的家庭责任,是定义完美人生的幸福来源,也是禁锢女性探索本体价值的结构枷锁。在此情境下,寻求外界力量的帮助就成为女性受害者的必然选择。

五、“出走的娜拉”:女性角色的反裹挟策略

1879年,挪威作家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塑造出勇于反抗男权主义的经典女性形象——娜拉。娜拉在意识到自己的玩偶地位后,毅然决然地走出家庭,彰显出现代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以及对男权社会的抗争。与娜拉相类似的是,当电信网络诈骗女性受害者囿于多重角色困顿而又无法摆脱时,便开启了提升自我价值的新进程。

(一)隔代抚养:女性受害者时间逼仄的代际嵌合

“独立女性”本是现代女性追求个性解放与性别平等的产物,但在媒体机构与消费主义的异向引导下发生扭曲。独立女性具有丰富意涵,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经济独立与精神独立两个层面。如果说经济独立可以通过提高受教育程度或者掌握一门专业技能来实现的话,那么精神独立实为任重而道远的艰难探索。况且,就在现代女性稍稍实现经济独立的时候,精神独立非但没有被正向提及,异化的独立女性观已是甚嚣尘上。

在访谈中发现,隔代抚养是女性受害者应对多方时间逼仄的重要路径。在经历了家庭小型化、核心化的变迁发展后,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参与或者独立抚养孙辈的隔代抚养成为家庭应对育幼压力的主要途径。[18]据2014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参与隔代抚养的老年人比例高达66.47%,由祖辈参与照料0-3岁幼儿占比为60%～70%。[24]可见,由祖辈照顾孙辈的生活成为当今“4-2-1”或“4-2-2”家庭结构的普遍运行模式。在访谈中,无论是全职妈妈、家庭主妇,或是职业女性,几乎都会选择邀请父母或者公婆帮忙照看幼儿。对此,刷单诈骗受害者雅欣说:“我孩子出生后我妈妈就过来照顾我月子了,平时都是我妈妈照顾孩子比较多,老人家看孩子比我们有经验,孩子也和姥姥很亲。时间久了,我妈也舍不下孩子,所以就一直住在一起。现在孩子上幼儿园,平时接送都是我妈的事,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总不能一直在家看孩子吧,我打算学点东西,早点出去找份工作。”不过,正如雅欣所说的那样,隔代抚养使得她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从事其他工作。换句话说,这就使得居家女性具备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受害者的时间条件,这也是此类群体频频中招的关键因素。在谈及“为什么会选择刷单工作”时,小真说:“我家孩子小,在家主要是我婆婆帮我照顾孩子,不过我要喂奶什么的,也没太有整块的时间。当时就觉得刷单这个事几分钟就能操作,把孩子哄睡着了我就能干活,孩子醒了我就不干了,挺灵活的。虽然挣钱不多,但是挣一点是一点,也就行了。”由此可见,隔代抚养使得年轻女性有更多的空余时间。而以刷单为代表的电信网络诈骗所特有的时间碎片特征,正迎合了全职妈妈既能挣钱养家、又不耽误看娃的双重需求。因此,全职妈妈成为刷单诈骗的重灾群体也就不足为奇。

尽管隔代抚养分担了女性受害者多重角色压力,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如上文所说,许多女性受害者本是全职妈妈,正因为父辈参与到幼儿的抚育过程中,才使得她们有更多的精力接触新的事物。不过,如若没有正确的指引,这些全职妈妈很容易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分子的猎物。又如,隔代抚养将养育幼儿的责任由年轻父母传导给父辈,相对淡化母职与父职角色,实际上并不利于亲子关系的和谐稳定,也与国家促进老年人身体健康、扩大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积极老龄化理念相悖。再如,女性受害者被骗经历亦是一种社会警示,即她们的遭遇可能与自身时间使用状态存在一定的相互联系。对于高知群体来说,一般时间使用也更为高效化。对比之下,女性受害者则无方向、无目标,呈现出时间使用空虚化状态,更易成为电信网络诈骗潜在受害群体。

(二)网络空间:女性受害者价值偏差的另类嵌染

当今社会,网络世界已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可以说,网络空间与实体空间共同组成数字社会的全部场域。这种转变也深深地影响了传统犯罪形态,即犯罪场域从物理转向虚拟,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若从个体价值角度分析,刷单诈骗、杀猪盘诈骗等犯罪恰恰填补了女性受害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精神空档。访谈中发现,在15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女性受害者中,有的是面临“三十而立”的适婚女性,有的是为照顾家庭而辞职在家的全职主妇,有的则是年收入二三十万的职场女强人。与此相应,她们受骗也基本呈现类案化特征。因此,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之所以高发的原因之一,便是不同类案满足了女性受害者相应的价值需求。

以刷单为代表的电信网络诈骗类案极大地降低了受害者的入职门槛,策略性地满足了部分女性受害者期望实现经济独立、成为职场女强人的主观人设。钰萱在受访时说:“自由撰稿人的工作听起来高大上,其实很多时候写稿子很费神,而且能不能中稿有时候也要看运气。当时刷单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想着反正也不耽误多少时间,还能挣钱,不比写稿子来钱容易吗。”不仅如此,一些女性受害者在访谈中提到,刷单诈骗中的团队老师不仅待人热情,还能够给予其鼓励与肯定,这是她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获得的。小真说:“我从小就学习不好,勉强念完高中就出来工作了。平时我老公忙,我们也说不上话。后来我接触到了刷单,团队里的菜菜老师对我很关注,总是表扬我,夸我学东西学得快,比别人聪明。其实后来那几单我也觉得不太对劲了,可是我又想菜菜老师人那么好,应该不会骗我,我就越陷越深了。”从小真话语中可以看出,有时受害女性对作案人的诈骗伎俩并非毫无察觉,只不过是一叶障目。受害女性对诈骗分子的依赖不仅仅是因为可以从中获得经济收益,更是由于作案人为她们构建出一整套仿真职场工作模式,她们在其中演绎着“职场女强人”角色,不断得到他人的肯定与赞扬。所以,刷单诈骗成功地帮助受害者编织出现实社会所无法实现的完美女性人设,这些受害者也就自然而然地沉浸其中难以自拔。

与刷单不同,以杀猪盘为代表的电信网络诈骗类案则是从很大程度上满足女性受害者的情感需求。据《2021年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研究报告》统计,杀猪盘损失金额远高于其他类案。在15位受访者中,李静是年龄最大,也是损失金额最多(197万)的受害者。李静在自述中谈到,她的丈夫在她不到30岁的时候便因车祸意外过世,所以这些年都是她和女儿两个人相依为命。虽然她学历不高,但是能言善道、勤奋好学,很快便在企业里崭露头角,年纪轻轻就升职为销售经理。“虽然我事业很成功,女儿也挺听话,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觉得自己一个人很孤独。这些年也见过不少人,总是没遇到称心的人。”后来,李静在网上相亲平台与刘某相识。“他长相一般,年纪和我差不多,一开始也没觉得他有多好。可是慢慢地发现,他很细心。我们两个不在一个城市,但是他特别关注我们这里的天气,比如哪天下雨,哪天降温的,他都会一早给我发微信提醒我。平时我有工作上不顺心的事,晚上回家就喜欢跟他叨叨,他也会耐心地倾听并且给我一些建议。我能挣钱,我就想找一个贴心的人陪我过完下半生。”诈骗分子利用部分女性经济独立,但情感生活空档的特征,精准地为这些女性在虚拟网络搭建起贴心暖男的人物形象。杀猪盘诈骗潜伏期往往长达半年以上,期间他们嘘寒问暖,极尽所能地骗取受害者的信任。这类诈骗既骗钱又骗情,往往会给受害者带来致命性伤害。值得强调的是,女性受害者遭遇杀猪盘诈骗绝非是简单的“精神空虚”所能解释。贝克夫妇研究认为,从种族婚姻到基督教婚姻,再到新式的个体婚姻秩序,即便现代婚姻法承认个体自主权利,但两个人的私密决策也受制于教育系统、劳动力市场、养老金制度等社会法则。[25]同理,杀猪盘诈骗女性受害者之所以赔进了感情又输掉了金钱,除却满足情感需求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隐形规则的牵制。正如诗雨所说:“我已经30岁了,亲戚朋友都觉得我这么大了还不结婚很不正常。”这也印证了社会法则对个体婚姻选择的制度性嵌入。

透过对电信网络诈骗类案女性受害者的剖析可以发现,当她们建构社会角色或者家庭角色受阻时,对自身价值判断便容易产生偏差:以家庭为重的“贤妻良母”认为照顾好丈夫与儿女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具备挣钱养家的能力;在职场打拼不输男性的“女强人”则认为即便挣再多的钱,没有幸福家庭的人生也是失败的。在这个只能面对电脑或手机屏幕的数据世界里,隐匿的对方为受害女性编织起一张美丽而虚幻的网络,成功地弥补了这些女性在现实中的缺憾与不足,实现对个体价值的另类嵌染。进而,女性受害者在得以与作案人交往过程中,建构起缺失的家庭角色或者社会角色,并最终实现自我价值认同。

1923年12月,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稿中揭示娜拉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当然,社会主义社会与鲁迅所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已不可同日而语,此处也无意将电信网络诈骗女性受害者类比娜拉。只是,娜拉这一角色所具备的反抗精神、迷惘困境与电信网络诈骗女性受害者有相似之处。当女性受害者深处“既要挣钱养家,又要貌美如花”的时间与价值双重裹挟之中,反裹挟便成为她们的当然选择。但是,当她们借助隔代抚养以获取更多自主时间时,却很容易因欠缺时间管理的目标性与方向性而误入网络空间。与此同时,潜伏于虚拟世界的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又策略性地满足了不同女性受害者的价值需求,使这些原本就在现实社会受到伤害的女性再添新伤。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被骗的人越来越多,被骗的金额越来越大?”在回答中也不乏诸如“被骗的人实在是人傻钱多”的消极论调。对于受害者来说,被骗经历已是万分痛苦,这种“人傻钱多”的论调或许就可能演变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这些电信网络诈骗女性受害者就好似“出走的娜拉”,勇于挣脱束缚、追求幸福人生的信念是值得赞扬的,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如何理性、稳健地迈出反裹挟的生命步伐。

六、余论:告别“乘风破浪”之魅

本文基于对X省Y市15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女性受害者的调查访问,引入社会角色理论,试图回答女性角色在其被骗过程中的影响,即现代女性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结构性错位以及女性对个体价值的认知偏差是导致其被骗的关键驱动因素。具体来说,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到“既要挣钱养家,又要貌美如花”的转变,就意味着女性既要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也要具备经济独立的能力。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女性受害者来说,时间与精力的有限性决定她们难以真正兼顾二者关系:要么是出色地扮演家庭角色的全职主妇急切地期望走向职场,要么是收入颇丰的职业女性迫切地希望迈入婚姻。但无论是哪一种,她们均呈现出对期待角色的过分褒扬以及对既有角色的价值贬抑。为迎合外界标榜的“独立女性”完美人设,女性受害者往往借助父辈的力量应对个体自主时间的制度性挤压。由于时间管理的无方向性,这些女性更易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目标群体。犯罪分子或者是为女性受害者创设虚拟职场环境以圆“女强人”之梦,或者是趁单身女性情感空档之机骗情又骗钱。

古谚有云:“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对于现代女性来说,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能够兼顾当然是最为理想的状态。但实际上,在一地鸡毛的现实生活中,顾此失彼的窘状才是常态。制衡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好比遵循单摆定律的钟摆,当钟摆冲过最低点趋向另一端,那它的下一步指向必然是回归。钟摆依靠重力势能与动能方可运动,但也同样因此难以适时地停靠在理想位置。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完美兼顾,就好比要求钟摆必须精准地停止于最低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20年芒果TV推出的女团成长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所打造的“全能”时代女性偶像,是既要婆媳和睦、夫妻恩爱、母慈子孝,还要在职场像男性一样去打拼奋斗,且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都应当情绪稳定、聪慧睿智、勇敢坚强地“乘风破浪”。这样的女性只存在于摄像机前,在现实中是几乎不可能存在的。告别“乘风破浪”之魅,引导现代女性树立积极、理性的角色观,或许是降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案率新的有效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