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基于CIPP 评价模式的理论框架

■郁吉玲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 杭州 310018）

一、研究概述

（一）核心概念界定

2022 年10 月16 日，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提出要“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强化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普惠发展，坚持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由此可见，资助在教育发展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发展型资助是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2022 年学生资助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的要求。其核心旨在加强对受助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业指导、心理疏导、就业帮扶，转变传统“输血型”资助为更好实现学生持续发展的“造血型”资助，扎实解困、扶志、助能，促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成才。事实上，发展型资助育人早在2017 年12 月教育部发布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教党〔2017〕62 号)（以下简称《纲要》）中被专门提出，并纳入十大体系。《纲要》指出要“建立国家资助、学校奖助、社会捐助、学生自助‘四位一体’的发展型资助体系”。同时，《纲要》廓清资助育人机制是“物质帮助、道德浸润、能力拓展、精神激励有效融合的资助育人长效机制”，强调其最终目标是“形成‘解困—育人—成才—回馈’的良性循环”。

（二）国内外发展型资助育人研究分析

马彦周、高复阳[1]早在2011 年围绕学生内部需求、全面发展客观要求、“科学发展观”实践等提出构建发展型资助的三大必要性。随后，学界从高校助学工作范式转换、模式构建及体系构建等方面对高校发展型资助开展研究，探索提出发展型资助模式与体系构建的多元措施。伴随着发展型资助在高校的推进与实施，金峰、王腾飞、阎茹、仲维维、闻羽等较多学者从自身实践经验出发，转向深层次挖掘发展型资助在帮助贫困学生经济解困外的能力解困、心理解困、文化解困方面的实践困境，提出创新性优化路径[2-4]。

相较于国内研究，国外对“发展型资助——developmental funding”尚未展开系统研究。对相关主题研究词“Student financial aid、university funding”等检索后发现，现阶段国外对于学生资助的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援助效益、政策研究，诸如，高等教育系统援助受益人的实践研究，资助目标政府导向发展。

综合上述文献研究，现阶段国内外研究呈现如下两点。

第一，发展型资助研究目前集中在理论维度的模式、体系构建，实践维度的困境与优化路径探讨研究，虽已出现效果评估研究，但主要集中在资助经费的利用率分析、心理测量评估，尚未形成系统评价研究。

第二，发展型资助是当前资助工作的核心要求，其内涵更丰富，育人更全面，但由于外部评价尚未建立，现有研究相对模糊、主观，无法形成客观评价与参考指导。

鉴于以上研究现状，对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质量评价体系建设开展研究，以期为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实践评价与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现实参考依据，更好助力受助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质量评价体系的价值所在

（一）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基石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故此，要不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返贫，筑牢共同富裕基本盘。研究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质量评价体系的内核旨在依托质量评价反馈研究推动发展型资助育人能力系统化提升，即通过探索发展型资助育人质量评价体系构建，增强高校资助育人实效，助力共同富裕。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相传的治本之策”“抓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根本大计”主要要求相一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资助育人恰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扎实共同富裕基本盘的有力抓手。学生资助的定位从2017 年、2018 年“脱贫攻坚”“社会公平”到2020 年、2021 年“社会公平”“教育公平”“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可以发现伴随时代变迁其附着的属性价值虽有所变化，但其本质始终是为实现共同富裕不断构建更加公平的教育现代化。由此，探索优化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质量评价体系，正是从根源上缩小贫困代际传播的可能，是实现教育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战略基石。

（二）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使命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发展型资助育人是高校育人体系的重要一环。其本质正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所提出的“扶困”与“扶智”“扶志”相结合。依托资助帮扶经济困难学生缓解求学的经济障碍、顺利入学，在持续学习、工作等教育引导中树立正确的“三观”、提升智力、磨练意志、锻炼能力，从而在大学毕业时顺利升学就业，实现育人闭环。近年来，发展型资助育人逐渐在各高校的重视与推进中取得了良好成效，多元化资助育人不再局限于原始单一传统的经济援助，有效保障了家庭困难学生成长成才。然其内在价值发挥情况、资助育人成果等仍无法量化，不利于高校资助育人持续发展。研究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实践评价，有助于明晰发展型资助育人的薄弱环节，探索构建评价体系，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内在需要和成长成才的现实需求。

（三）提升人才培养的实际效能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是管理学生资助的权威机构。以近5 年为例，根据其发布的自2017—2021 年学生资助发展报告（2022 年目前尚未发布），可以发现普通高等教育学生生均资助金额逐年增长（见图1），资助来源与资助项目渐趋精细。通过数据化分析，可以发现资助人数在2019 年达到高峰，随后2020 年减少七百余万人次，至2021 年略有所上升，增幅6.73%。而资助经费自2017—2019 年期间始终呈逐年上升趋势，至2020 年略有下降，随后2021 年再次上升（见图2）。可以说，自2020 年起至今，经费相较前三年为充足状态。

图1 2017—2021 年间普通高等学校生均资助情况

图2 2017—2021 年间普通高等学校资助人数与金额情况

同时，在2017—2020 年间，学生资助核心聚焦于经济援助——“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而至2021 年逐步转向聚焦于人才培养——“努力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同样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这一趋势变化的背后正是对发展型资助育人价值的重视。由此，科学化开展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实践评价具有现实性意义。通过挖掘分析发展型资助育人质量评价体系，可为高校、社会等各类学生资助现状评估、成效反馈、政策修订提供参考价值，促进现阶段的充足资助资金趋向高质量利用。

三、CIPP 评价模式与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质量评价体系

（一）CIPP 评价模式

CIPP 评价模式是美国斯塔弗尔比姆(D.L.Stufflebeam)于1966 年提出的评价模式。区别于泰勒提出的目标评价模式，CIPP 评价模式是由背景评价、输入评价、过程评价和成果评价四部分组成的综合化评价模式[5]。由于CIPP 评价模式依托背景Context、输入Imput、过程Process、成果Product 等多链条评价，因此被评价为决策导向型评价模型。

（二）CIPP 评价模式与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质量评价体系

细究CIPP 评价模式，可以发现其具有客观、系统、科学等特性。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高校资助工作作为育人工作的拖底与保障，亦需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发挥育人效能。将CIPP 评价模式运用于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质量评价体系探究，正是将三全育人与资助育人评价有机结合的集中表现，具有一定的适切性。

首先，CIPP 评价模式是全要素评价，有助于客观化开展发展型资助育人质量评价。发展型资助育人主要是高校学工部在学校党委统一领导下组织推进，由各院系学生工作人员（包括班主任、辅导员）等落实开展的面向困难学生的以资助为主要目的的思政育人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而言是做人的工作，资助育人的目标对象就是这一群体中相对经济更为薄弱的人，围绕这一对象展开质量评价也就更为复杂。马克思就曾对人的本质作出论断，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对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质量作出客观公正评价，就需要始终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从而对这一人所有的一切社会关系研判分析。CIPP 评价模式涵括从背景到成果的整个链路中的全部要素评价，能对社会关系作全面梳理与分析，从而保障客观化开展发展型资助育人质量评价。

其次，CIPP 评价模式是全过程评价，有助于系统化开展发展型资助育人质量评价。发展型资助育人伴随大学生涯全过程。从学生高中毕业进入大学前的资助咨询、学费贷款、绿色通道，到学生入学后的生活补助、勤工助学、交通补助、临时补助，再到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指导、就业帮扶、升学奖助等，资助育人始终助力学生学习生涯全过程，始终在学生需要的时刻给予最暖心的帮助。然而，资助育人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提供的援助行动却有所差异，譬如入学时侧重经济援助，减免学生后续就学的后顾之忧，而临近毕业时侧重能力提升，帮助学生顺利就业升学。故此，发展型资助育人质量评价需要全过程评价，才能系统化开展发展型资助育人质量评价。CIPP 评价模式正是从初始的背景、前期的输入、中后期的过程再到最终的成果的全过程评价模型，有助于推进质量评价系统化发展。

最后，CIPP 评价模式是全方位评价，有助于科学化开展发展型资助育人质量评价。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的行动类型在近年来更注重人的全方面培养下，也渐趋多元化、灵活性。从学费、生活费、交通费等经济援助，到感恩教育、诚信培育等素质培育，到勤工助学、就业指导、就业帮扶等能力提升，再到心理关注、心理疏导等心理帮助，资助育人覆盖经济、素质、能力、心理等多维度资助，向着纵深化、全方位助力人才培养目标发展。因此，开展发展型资助育人质量评价就必须向着全方位评价靠拢，才能更精准、更科学推进质量评价。CIPP 评价模式是囊括背景评价、输入评价、过程评价、成果评价的多链条综合评价模型，能从多维度、全方位评估其内在质量。

四、基于CIPP 评价模式的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质量评价体系建构

基于CIPP 评价模式的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质量高低主要依托于以背景评价为基础的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环境基础能力、以输入评价为基础的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资源配置能力、以过程评价为基础的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过程行动能力和以成果评价为基础的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成果绩效能力。因此，发展型资助育人质量评价体系建构需要紧紧围绕四部分能力表现评价展开。其中，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环境基础能力是基本前提，资源配置能力是发展保障，过程行动能力是内源核心，成果绩效能力是关键钥匙。

以背景评价为基础的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环境基础能力集中表现为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工作前期的环境基础，包括资助育人工作开展当年的国省市政策背景、不同高校差异化育人环境影响、高校特色校园文化传承、地域化经济环境等。环境基础能力趋于劣势，一定程度上将阻滞资助育人工作的推进与展开。可以说，以背景评价为基础的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环境基础能力是质量评价体系中的前提基础。

以输入评价为基础的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资源配置能力集中表现为高校在推进发展型资助育人工作时的前期资源配置情况，即高校投入其中的人力、物力、财力供给情况。具体而言，主要涵括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队伍建设、组织架构、经费投入、机制保障、管理设计等。以输入评价为基础的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资源配置能力是保障资助育人质量更好发展的关键要素。

以过程评价为基础的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过程行动能力集中表现为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工作过程中高校的资助育人行动。资助育人行动主要指高校在落实发展型资助育人这一工作中所付诸的所有行动，诸如，经济资助方面的国家助学金、奖学金、助学贷款、学费减免等政策推进；素养提升方面的自立自强、诚信守诺、感恩意识等素质培育；能力提升方面的勤工助学、素质拓展、就业帮扶等落实力度。可以说，以过程评价为基础的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过程行动能力是资助育人质量表现的核心与根本。

以成果评价为基础的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成果绩效能力集中表现为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工作最终的成效。这一成效强调结果的最终价值，具有动态性、长期性。从短期层面而言，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成果绩效能力包含资助育人的覆盖广度、经济力度、纾困情况、素质表现；从长期层面而言，囊括学生主体在资助育人作用下的能力飞跃、升学表现、就业去向、薪资待遇等。只有科学评估以成果评价为基础的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成果绩效能力，才能更好指导资助育人精准研判未来的发展方向与效能的提升路径。

五、基于CIPP 评价模式的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解析

依托背景评价、输入评价、过程评价、成果评价四维度的发展型资助育人质量评价体系建构，分层分级探索评价的子指标与子指标对应的考察内容，健全发展型资助育人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一）以背景评价为基础的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环境基础能力指标解析

评价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环境基础能力的核心是对环境背景开展分析评估，探究发展型资助育人的基础背景与能力是否能有效支撑其发展。因此，可以从政策环境、育人环境、地域环境三维度展开。其中，政策环境的利好是决定发展型资助育人质量的根本前提。

“政策环境”的评估以长期政策环境——涵括当年度在内的中长期规划政策环境为核心主线，以短期政策环境，即当年度国省市政策环境为关键，主要考察相关政策对于发展型资助育人的支持与鼓励力度。由此，发展型资助育人的“政策环境”主要包括，“当年度国省市政策环境对于发展型资助育人的支持与鼓励力度（分）”以及“涵括这一年度在内的中长期规划中的政策环境对于发展型资助育人的支持与鼓励力度（分）”两个子指标。两个子指标的评估可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每年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的学生工作要点等权威政策，量化指标具体参考政策文件的出台频次、发文机构、定位方向、关键词热度等文本分析。

“育人环境”的子指标可以分为“不同高校差异化发展型资助育人环境影响（分）”与“高校特色校园文化传承（分）”。其中，“不同高校差异化发展型资助育人环境影响（分）”考察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的环境氛围，量化指标具体参考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开展情况，包括活动频次、宣传情况、覆盖群体等；“高校特色校园文化传承（分）”考量校园文化中显性与隐性的发展型资助育人基因与这些基因自身对发展型资助育人的影响，量化指标具体参考发展型资助育人特色校园文化传承情况，包括品牌建立、特色亮点、历史延续性等。

“地域环境”以“所在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分）”为子指标，主要考量地域化环境对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的影响与作用。子指标的量化评估可依托所在地企业、社会对发展型资助育人的认可度以及具体实践中企业、社会对发展型资助育人的支持力度，包括支持主体数量、资金支持力度、持续时间等。

（二）以输入评价为基础的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资源配置能力指标解析

发展型资助育人资源配置能力主要考察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中各类资源的分配与布置情况，可以涵括为队伍建设、经费投入、机制保障三个主指标。

“队伍建设”的评估就是考察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的人力资源建设情况，即负责发展型资助育人的教师队伍规模、生均占比、质量表现。由此，“教师队伍规模（分）”“生均占比（分）”“质量表现（分）”作为“队伍建设”的三个子指标。“教师队伍规模（分）”考察负责发展型资助育人的教师队伍数量、年龄层次；“生均占比（分）”考察负责发展型资助育人的教师与受资助学生的占比情况，分析受资助学生的教师个性化帮扶力度；“质量表现（分）”考量发展型资助育人的教师专兼职构成、人员类型与职称情况，分析队伍建设质量。

“经费投入”是指高校可用于发展型资助育人的经费情况。分析“经费投入”，可以围绕“经费来源（分）”“经费数量（分）”“经费覆盖度（分）”“经费用途（分）”四个子指标。其中，“经费来源（分）”主要考察发展型资助育人的经费来源构成，即财政拨款、企业资助、高校拨款等，反映经费的多元化投入与可持续发展情况；“经费数量（分）”考量发展型资助育人的经费总额与生均经费情况；“经费覆盖度（分）”考察受资助学生的经费覆盖情况与不同类型学生的经费支持力度；“经费用途（分）”考量经费实际投入发展型资助育人各类项目中的使用情况与子项目占比情况，反映经费的支出侧重力度与多元化用途。

“机制保障”主要指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的机制建设与保障情况，可以涵括为“制度制定与执行情况（分）”“管理设计与组织架构（分）”两个子指标。其中，“制度制定与执行情况（分）”考察发展型资助育人制度的出台与执行情况，可以从发展型资助育人的机制建设要求--物质帮助、道德浸润、能力拓展、精神激励有效融合的资助育人长效机制，对标分析制度建设与执行情况；“管理设计与组织架构（分）”考量高校在推进发展型资助育人工作中作出的顶层管理设计与组织架构，反映机制保障的效度与实际执行力。

（三）以过程评价为基础的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过程行动能力指标解析

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过程行动能力主要是指资助育人过程中高校的实际行动，即以“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行动”为主指标。

“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行动”可以分为“经济援助行动（分）”“素养提升行动（分）”“能力拓展行动（分）”三个子指标。“经济援助行动（分）”考察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的物质帮助行为与经济改善情况，反映经济层面的发展资助育人的力度与效度。其中，物质帮助行为是指国家助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助学贷款、学费减免、困难补助等高校差异化发展型资助育人体系所反映的行为多元化与支持广泛性；经济改善情况则依托学生的困难认定情况与所获物质援助的对冲情况作量化参考。

“素养提升行动（分）”考察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在受资助学生素养提升方面的行为，包括日常谈心谈话、诚信教育引导、自立自强培育等反映行为的多元性，同时也考察素养提升行动的频次、覆盖面；“能力拓展行动（分）”考量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在能力拓展方面付诸的行动，量化指标具体参考勤工助学、就业帮扶、高校特色化励志生能力提升项目等方面的作用力度、广度与效度。

（四）以成果评价为基础的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成果绩效能力指标解析

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的最终目标是“形成‘解困-育人- 成才- 回馈’的良性循环”。因此，发展型资助育人成果绩效能力可以从短期“解困与育人”、长期“成才与回馈”两个维度展开分析。

短期“解困与育人”主要指短期内对受资助学生开展“输血式”的纾困育人，侧重发展型资助育人的显性作用与及时反馈，可以分为“覆盖广度（分）”“资助力度（分）”“纾困情况（分）”“素质表现（分）”四个子指标。“覆盖广度（分）”考察发展型资助育人是否对受困学生全覆盖，是否存在因困失学等情况；“资助力度（分）”考察经济、能力等帮扶的多维性与力度，可依托历年生均资助内容、力度的发展趋势评估；“纾困情况（分）”考察受资助学生在经济、能力、身心等各方面的纾困情况；“素质表现（分）”考量受资助学生在发展型资助育人前后的变化，可通过访谈法、调查法等作支撑评估。通过观察法、比较法等评估作用的有效性，量化指标具体参考学生的素养变化，包括志愿服务主动性与积极性、诚信考试情况、参赛获奖表现、学生干部占比等。

长期“成才与回馈”是从长期层面而言的“造血式”人才培养，即实现人力资本增值与国家人力资本储备[7]。其子指标可以分为学生主体在发展型资助育人作用下的“综合素养（分）”“社会效益（分）”。“综合素养（分）”考察学生在发展型资助育人作用下的能力飞跃、就业去向、薪资效益等人力资本增值，这从毕业生就业工作报告中可初步评估。“社会效益（分）”考量学生在毕业后所产生的社会价值，如就业带动、社会服务等，可依托毕业生跟踪调查作持续性评估分析，同时辅以省级、国家级优秀典型为加分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