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己观世:理解当代青年思想观念与社会心态

2024-01-30 03:40付宇李秀玫桂勇
青年探索 2024年1期
关键词:年龄组预期心态

■ 付宇 李秀玫 桂勇

在长期追踪当代青年社会心态的过程中,我们在经验层面观察到一系列观点对立、彼此冲突的悖论。这些悖论贯穿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令研究者感到困惑不解、难以捉摸。当我们试图用诸如现代性/后现代性、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等理论去概括和解释有关青年群体的经验事实时,总是难免有削足适履之感[1]。这种分裂感、冲突感不仅存在于理论研究的范畴,而且同样被当代青年自身所经验和感知,并在社会心理层面表现为迷茫、焦虑、纠结和内耗。研究者围绕这些经验事实所提出的若干概念(例如“45 度青年”[2]、“选择恐惧症”[3]、“蹲族”青年[4]等)都或多或少地指向一种“既要又要”的悖论。然而,正如项飚所指出的,这些看似不成体系甚至扭曲现实的悖论,在当代青年群体的“常识”意义上并不矛盾[5]。因此,我们需要超越经验事实层面的悖论,尝试提出一个理解青年群体思想观念的分析性框架。这不仅关系到如何把握代际价值观变迁的演进趋势,而且关系到如何凝聚全社会最广泛的发展共识和动力。

一、青年社会心态的九组悖论

从经验层面入手,尝试对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悖论做出系统的梳理和归纳,基于多个大型社会调查数据,我们汇总了青年群体在诸多议题上的态度取向,并在横向(与同期其他年龄组)和纵向(与不同期同一年龄组)两个维度上进行对比。总体上,我们将其总结为九组悖论。

(一)政治认同高涨,但拒绝盲从政府

根据复旦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发布的2021 年中国大学生社会态度网络调查数据,在超过15 万名被访者中,94.7%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92.0%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最适合我国国情。然而,政治认同高涨并未导致盲从。相反,青年群体对不同声音保持了开放的心态。在同一调查中,仅不足三成被访者认为“批评政府对社会无益”。类似地,在复旦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上海开放大学信息安全与社会管理创新实验室发布的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2015—2020)中,超七成大学生支持对政府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在当代青年群体身上,我们既看到了情感层面的政治认同,又看到了理性层面的批判思维。

(二)要求社会秩序,也要求个人自由

在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2015—2020)中,围绕何谓“理想中的社会”这一问题,稳定(15.1%)和安全(14.6%)是提及率最高的关键词,五年间分别上升了2.5 和8.3 个百分点;46.1%的大学生认同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较2015 年上升6.8 个百分点。尽管认为理想社会首先应该是有序的,为了公共利益可以有所牺牲,但63.1%的大学生认为“生活是属于个人的,应该按自己想法生活”,特别是在婚恋领域。根据2021 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18~24 岁青年群体反对同性恋比例为35.0%,远低于25~34 岁(56.9%)、35~44 岁(69.8%)、45~54 岁(76.4%)年龄组,也远低于2010 年调查同一年龄组的反对比例(72.0%)。在当代青年群体身上,我们既看到了要求社会秩序、向往安全稳定的物质主义价值,又看到了追求自我、反对干涉个人生活的后物质主义色彩。

(三)有大局意识,又反对国家兜底

2020 年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数据显示,72.1%的青年群体认同“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个人自由应该服从国家利益”。类似地,在2021 年中国大学生社会态度网络调查中,87.4%的大学生愿意为了国家而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尽管79.9%的青年学生认同“有困难,找政府”,但是,在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2015—2020)中,半数以上被访者认为“个人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来养活自己”,且这一比例在五年间增加了12.3 个百分点。在当代青年群体身上,我们既看到了国家利益优先的集体主义观念,又看到了反对国家兜底的经济个人主义观念。

(四)对国家发展前景积极乐观,个人短期目标迷茫焦虑

根据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2020)数据,超八成大学生对中国未来政治(81.2%)和经济(85.0%)形势保持乐观预期。此外,50.8%的大学生预期“未来会有满意的经济收入”,54.7%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有可能实现奋斗目标”,即半数以上的大学生对个人前途仍然充满信心。然而,有超过七成大学生认为未来两年就业形势将非常严峻,只有30.0%的被访者认为自己可以在毕业时找到让自己满意的工作。在当代青年群体身上,我们既看到了对于国家发展的乐观预期,又看到了对于个人短期目标的迷茫焦虑。

(五)社会评价整体走高,年轻组别个人生活满意度略有降低

根据2021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在18~24 岁青年群体中,60.0%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社会是公平的,比例高于其他年龄组,且显著高于2011 年度调查同一年龄组(39.1%),是十年间公平感上升幅度最大的一组。类似地,在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2015—2020)中,受访者的安全感从52.1%上升到78.1%,五年间增幅达到26 个百分点。社会评价整体走高还体现在第五波(2005—2009)、第六波(2010—2014)、第七波(2017—2021)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国大陆地区抽样数据中,25~34 岁(6.65、6.83、7.05)①括号内数据为第五波、第六波、第七波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国大陆地区受访群体对生活满意度的评分,其中满分为10 分,分数越高,意味着满意度越高,下同,、35~44 岁(6.57、6.84、7.37)、45~54 岁(6.67、6.90、7.43)年龄组生活满意度均持续走高,但18~24 岁年龄组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7.22、7.12、7.09)却呈现轻微下降趋势。在当代青年群体身上,我们既看到了以公平感、安全感为代表的整体社会评价走高,又看到了部分年龄段的青年个人生活满意度略有降低。

(六)相信奋斗,却对现实生活缺乏掌控感

根据第七波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在18~24 岁年龄组中,64.5%被访者认同“努力工作通常能带来更好的生活”,与其他年龄组接近,与第六波、第五波同一年龄组持平。但认为自己“可以选择和掌握自己生活”的比例低于其他年龄组,仅为57.4%,也低于第六波(68.5%)和第五波(71.6%)同一年龄组。在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2015—2020)中,超七成大学生认同奋斗,但只有37.2%被访者表示对生活有掌控感,较2015 年下降6.5 个百分点。在当代青年群体身上,我们既看到了奋斗改变命运的信念感,又看到了无力选择和把握现实生活的失控感。

(七)重视物质条件,又轻视功名利禄

在2020 年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中,63.3%的大学生倾向于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33.9%的大学生对首份工作月收入预期在8000 元以上,后者相较于2015 年大幅上升22.1 个百分点。尽管超七成大学生担忧就业形势严峻,却仅有21.7%的大学生愿意降低求职预期,半数以上拒绝在薪酬待遇方面妥协。换言之,即使面临现实挑战,多数青年仍然对物质条件有相对较高要求。然而,当被问及如何“评价人生是否成功”时,成就感(20.4%)、舒适(12.1%)、自由(10.4%)是提及率显著升高的三个关键词;仅有一成左右大学生提到了金钱(7.1%)、权力(1.7%)和名声(1.4%)。在当代青年群体身上,我们既看到了重视物质条件的一面,又看到了轻视功名利禄、追求精神层面自我实现的一面。

(八)支持市场竞争,也追求结果平等

根据第七波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在18~24 岁年龄组中,64.0%的被访者认同竞争是有利的,与第六波、第五波基本持平。换言之,始终有三分之二的青年群体认同市场竞争。然而,认同“应该加大收入差距以鼓励努力工作”的比例仅为34.0%,不仅低于25~34 岁(44.3%)、35~44 岁(43.5%)年龄组,而且相较于第五波18~24 岁年龄组(58.9%)大幅下降24.9 个百分点。根据2021 年中国大学生社会态度网络调查,在超过15 万名被访者中,近四成认为“结果公平比机会公平更重要”。在当代青年群体身上,我们既看到了认同竞争提升效率的市场主义理念,又看到了反对扩大差距、追求生活机遇均等的结果公平优先。

(九)认同财富彰显成就,却对资本态度冷淡

根据2020 年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数据,在18~24 岁年龄组中,76.0%的被访者认同“财富是个人成就的反映”,与其他年龄组持平,远高于2010 年度同一调查的认同比例(59.8%)。尽管四分之三的青年认同物质财富彰显成就,但在2020 年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中,仅30.5%的大学生对高资产群体持正面态度。根据复旦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 年度上海市职业青年社会心态调查数据,在18~24 岁年龄组中,六成被访者赞成“与通过劳动赚钱的人相比,通过资本赚钱的人对社会的贡献更小”,支持国家管控资本的比例达到87.3%。在当代青年群体身上,我们既看到了对于物质财富的认同,又看到了对资本的排斥。

二、超越悖论:青年世代思想观念的三重面向

上述悖论既贯穿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又散见于反内卷、反资本、反特权、平权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诸多貌似互不关联的议题和主张之中,构成了当代青年群体难以捉摸的社会心态画像。本文认为,悖论背后是青年世代对于个人与集体、应然与实然、平等与自由等一系列二元关系的价值和逻辑建构。这种建构的代际特征使其呈现出既矛盾又自洽的社会心态。因此,试图解释青年世代的社会心态悖论,就需要超越扑朔迷离的现象和数据,归纳和提炼这一群体的思想观念。本文认为,当代青年群体的思想观念集中体现为以下三个面向:

(一)以个人自由为前提的共同体认同

具体表现为从个人关于自由的价值结构和生活经验出发,将超越个体的认同感作为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其中,价值结构集中体现为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边界,即超越个体的权力和规范可以在哪些领域、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私人生活。个人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判断其价值结构是否为权力和规范所接纳,并由此产生平等/不平等的体验。在持续不断地互动过程中,个人得以反复确认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边界,实现以最小限度的自由让渡融入集体之中,在保持个人自由(特别是消极自由)的前提下,共享超越个体的归属和意义。

为什么以个人自由为前提的理性选择最终落脚于共同体认同,而非极端个人主义或者新家庭主义?本文认为,原因有二:

其一,“富强的共同体”与“自由的个体”共同代表了青年世代对于理想社会的预期。青年群体思想观念的逻辑起点并非特定意识形态或社会思潮,而是个人对于理想社会的一揽子预期。其中,既有个人范畴,也有共同体范畴,后者集中体现为政治权威、经济繁荣、社会稳定[6],即“富强的共同体”。个人之所以认同特定共同体,并不是因为外在的政治或社会文化属性,而是因为共同体满足了“我”的预期(“我爱国,因为我的国家值得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与共同体是并列的。对“富强的共同体”的预期源自个人的价值结构,共同体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一预期的评价标准是基于个人生活经验所形成的。因此,相对于超越个人的共同体而言,“我”才是上述逻辑的起点。

其二,共同体为原子化的个人提供了悬挂其上又不被束缚的意义之网。个体化时代亟待解决的诸多矛盾本质上是个体如何再嵌入的问题[7]。以个人作为最小经营结算单位、以财富多寡作为价值评判的市场主义话语,无法为青年提供对抗价值贫瘠和意义空洞的思想资源,后者需要融入某种更抽象的共同体,借由共享的牺牲感为日常生活注入意义[8]。与此同时,这种融入应该是以最低程度的自由让渡为代价的,个人自由仍然是认同的前提。从这个角度而言,家庭既不能提供宏大叙事,又需要个人更大程度让渡自由;共同体(特别是政治共同体)则与之相反。因此,经验研究也表明,对于政治权威的积极态度与私人生活领域的开放取向在年轻世代身上呈现同步走高的趋势[9]。

由此,对共同体的情感投射不再是仰视的崇拜,而转变为平视的欣赏。如果说前者是将共同体看作无所不能的“父亲”,那么后者则是将其看作努力奋斗的“榜样”。这种转变摆脱了传统父爱主义对于国家兜底的道德和绩效要求,转而寻求个人与国家的“共同成长”,并在社会心态层面表现为既有大局意识,又反对国家兜底。

(二)以个人生活机遇为落脚点的共同体发展伦理

具体表现为将个人在社会位置、代际流动、婚恋匹配、教育机会等领域的持续改善作为共同体发展的潜在预期。其背后有至少三个假设:其一,不同于“家国同构”模式下的一致性,个人生活机遇改善与共同体发展作为两个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范畴,二者可能同步,也可能存在张力;其二,关于个人生活机遇的经验和感知,与外在于个人的、源自权力结构和社会规范的话语、知识和符码,共同影响并建构了关于共同体发展的预期和评价;其三,由于个人生活机遇改善是共同体发展的落脚点,因此在青年群体的观念层面,前者可以推导出后者,但后者并不必然导致前者。

为什么青年世代对国家发展积极乐观、社会评价走高,且认同奋斗精神呢?其中既有时代因素,又有青年世代的思想特征。首先,以高质量城市化、高等教育大众化、互联网普及化等时代进程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成果以及“繁荣”叙事,形成了个人生活机遇改善与主流话语的同频共振[10]。其次,这种乐观也代表了一种应然层面的预期,是基于历史经验线性外推的乐观主义迷思(“今天比昨天好,所以明天比今天好”),也是关于“富强共同体”的理想信念。后者根植于共同体认同,也得益于近年来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互联网治理行动。

那么,为什么部分青年却在职业发展和生活满意方面呈现消极取向,且缺乏掌控感?同样可以从时代和世代维度理解。就时代因素而言,以金融市场为枢纽、以资产多寡为机制的分层体系,叠加在以劳动力市场为枢纽,以教育、职业、收入为机制的既有分层体系之上,削弱了后致因素对生活机遇的影响,加剧了财富不平等,导致阶层认同“下流化”以及普遍的底层感[11-12]。就代际特征而言,青年世代在实然层面所体验到的底层感与应然层面的乐观主义迷思以及“富强共同体”信念形成了强烈落差,并由此衍生被剥夺感(“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却怎么也追不上十年前买房的人”)以及迷茫焦虑的社会心态。

需要指出的是,对个人生活机遇的经验/感知与对共同体发展的预期/评价并不总是同步的。前者更具体、更直观、变化更快,而后者的变迁通常滞后于前者。特别是当个人生活机遇呈现下行趋势时,尽管外在于个人的、源于权力结构和社会规范的话语、知识、符码有可能调和上述不平衡,但二者最终总是趋于协调。因此,当我们考察特定时期截面青年群体的思想观念时,可能呈现出不协调;但如果以历史的视角来看,个人生活机遇的经验/感知可以看作是一种先导性指标,可以部分地预测青年世代关于共同体发展预期/评价的走势。

(三)以个人价值实现为标准的共同体分配正义

具体表现为以个人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预期是否被满足,而非以超越个人的制度是否被遵循,作为评价共同体分配是否正义的标准。这一观念至少有三点值得关注:其一,个人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预期既是分配正义的逻辑起点,又是其评价标准。换言之,青年世代在分配议题上仍然是将“我”作为起点和终点,而非基于某种整体性的、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或社会思潮。其二,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个人在物质层面的预期无法在机会平等的原则下被满足。因此,这种分配正义观念总是不可避免地倒向结果平等。其三,建立在机会平等理念之上的分配制度合法性被悬置了。当个人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预期无法满足时,弱势群体可能建构出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中间的“他者”指代那些占据分配制度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也可能将矛头指向权力结构和社会规范本身。

这种评价标准首先源自青年世代在物质层面的高预期,表现为财富的绝对数量和时间约束(“毕业十年,年薪百万”),并将物质条件作为实现精神追求的基础。高预期前提下的物质追求作为一种工具理性行为,既是重要的,又是不重要的(“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13]。因此,我们观察到青年世代既重视物质条件、又轻视功名利禄。其次,这种评价标准仍然是对个人经验、感知、价值的凸显。背后隐含的假设是,合理的分配制度显然应该实现“我”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预期;如果这种预期没有满足,那么就意味着存在某种抽象的、结构性的不平等使得“我”的价值无法充分实现。

那么,为什么青年世代在追求结果平等的同时,也支持市场竞争呢?首先,“市场”是作为一种抽象的思想资源和话语体系存在的。市场文化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并列作为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三种“由外向内”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14]。其次,个人主义是市场经济的社会观念基础,支持市场竞争在特定语境下往往意味着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因此,即使在预期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作为一种观念建构的“市场”仍然是相对稳定的。青年世代选择将个人所感知的底层感归因于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中间的“他者”(例如劳动者与资本家、“打工人”与“老板”“屌丝”与“土豪”)[15]。上述“他者”形象的叠加最终指向巨富群体和垄断资本[16]。也正因如此,我们观察到青年世代对富人和资本态度冷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作为社会制度和话语体系的“市场”具有某种超然的地位。如前所述,个人与共同体之间不协调的“中间态”是容易打破的,共同体预期/评价更有可能服从于个人经验/感知以实现认知协调。例如有部分青年就在访谈中表达了反对市场的观点趋向。

三、以己观世:当代青年群体的认知结构

作为一种文化结构的价值观呈现出“差序格局”的层化特征,我们可以根据价值观的抽象程度及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程度将其分为深层价值观、一般价值观和边缘价值观[8]。本文认为边缘价值观大多是围绕特定议题或社会群体的态度取向,这种取向可能因时因地变化,也可能呈现出策略性。前文提到的九组悖论就可以看作是一系列边缘价值观的集合。一般价值观则以若干组二元对立的观念范畴为对象,建构其对立统一关系,并为具体议题提供思想资源。青年世代思想观念的三重面向可以看作是这一群体对于个体与集体、规训与自由、应然与实然等观念范畴之间关系的建构。深层价值观反映了理解外部世界的认知结构,即采取何种视角、依据何种假设、如何理解社会变迁的基本动力及其机制。显然,深层价值观既是抽象的,也是本质主义的。

一方面,按照差序格局排布的三层价值观呈现出向外统摄的特征,即更核心的价值观建构了更边缘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三层价值观的变迁同样呈现出差序格局,即越核心的价值观越稳定,越边缘的价值观越有可能由于外部冲击在短时间内发生态度取向的剧烈转向。换言之,只有充分把握青年世代的深层价值观(即认知结构),才有可能理解边缘价值观呈现的态度取向及其变化趋势。

那么,如何理解当代青年群体的认知结构?考察青年世代思想观念(即一般价值观)的过程中,可以观察到两条清晰的线索:其一,个人与共同体作为两个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范畴,既不是传统的“家国同构”,也不是极端个人主义。其二,青年世代总是从个人的预期、经验、感知、价值出发,观照超越个人的权力结构和社会规范。

本文尝试用“己”与“世”的关系归纳上述逻辑线索。这种关系既包含了从何种视角出发理解和评价“世”,也包含了如何处理“己”与超越个人的“世”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其概括为“以己观世”,即以自我为起点的平等主义原则。

(一)作为认知结构的“以己观世”

首先,“以己”回答了前一个问题,即从何种视角出发理解“世”。“以自我为起点”意味着这种视角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是应然的而非实然的;换言之,这种视角是从个人的预期、经验、感知、价值出发的,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外在的、强制的社会事实出发。在青年世代看来,既不存在一套先验的观念、逻辑、话语代表了所谓的“终极答案”,也不必以二选一的方式接受某种既有的观念、逻辑、话语(例如东方或西方、市场或计划)。他们既不接受外部的整体性事实,也拒绝基于体系化的理念/原则进行逻辑推演认识世界,而是从个人的预期和价值出发构建出一个“好社会”(The Good Society)的理想类型,并以此为参照理解和评价当下现实。这一点使其社会心态呈现出自相矛盾的、碎片化的特征,缺乏一以贯之的、普遍渗透于各领域的认知框架。

其次,“观世”回答了后一个问题,即如何处理“己”与“世”之间的关系。“平等主义原则”意味着“己”与“世”所象征的两种观念、两种逻辑、两种话语既不是从属关系,也不存在价值序列上的优劣先后,而是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借用的两种思想资源。二者的关系既不必然指向和谐或者冲突,而是在特定外部环境和条件组合下,根据个人在经验层面对于二者平等与否的感知,呈现出差异化的社会心态后果。而青年世代对于“己”与“世”平等与否的感知,恰恰取决于在个人的经验和感知维度上共同体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个人对于理想类型的预期。

(二)“以己观世”如何建构青年世代的思想观念

当个人体验到“己”与“世”的平等时,以自我为起点的观念、逻辑和话语可能创造出一种自发的、原生的、共享的情感认同,补充和丰富主流观念、逻辑和话语的叙事并强化其合法性。这意味着:一方面,青年世代在内化主流价值的同时,不断创造新的框架和符号以外化主流价值,后者在群体内部唤起一种共享的牺牲感和成就感[17],再一次强化对于主流观念、逻辑和话语的认同;另一方面,当以自我为起点的思想资源为主流所借用时,青年世代又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感,认为自己的观念、逻辑和话语“被看到了”[18]。正是因为作为“榜样”的国家实现了青年世代对于理想类型的预期(即“富强的共同体”),所以才会有诸如“厉害了我的国”“阿中放心飞,izhong 永相随”这样的话语。在这些话语中,通常被认为是抽象的、非人格的、高高在上的“国家”,转变成了具体的、人格化的、值得追随和崇拜的“榜样”,进一步强化了平等主义原则的感知。

相反,当个人体验到“己”与“世”的不平等时,“世”被视作一种异己的结构性权力,既无法满足“己”对于理想类型的预期,又作为一种对抗性的力量对“己”形成压制。由于这种不平等的感知大多是具体的、经验性的,而对于不平等的归因又往往是抽象的、概念化的,因此导致了两方面后果:其一,围绕那些具有广泛动员能力的议题(例如性别、婚育、劳资冲突等),以自我为起点的观念、逻辑和话语可能与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冲突[19],借由特定舆论事件呈现为激烈的观点对立甚至集体行动;其二,在面临外部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活机遇不及预期时,青年世代既有可能将其归咎于优势地位群体(例如精英、富人、专家),也有可能对那些整体性的、基础性的社会共识和制度提出质疑[20]。例如,部分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青年群体可能会认为自己被排斥在资产增值红利之外,被迫为既得利益群体堆高的资产泡沫买单。与此同时,资本的结构性权力还在不断“制造同意”,后者既体现在强调“全情投入”“996 是大福报”的超时工作制度上,也体现在形形色色的消费主义陷阱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青年群体在发展和分配议题上所感知到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源自自身 在物质条件方面的高预期。即使没有遭遇黑天鹅事件的情况下,这种高预期也会由于经济结构换挡升级面临挑战。但在“以己观世”的认识论下,一旦“世”无法满足“己”对于理想类型的预期,那么“己”对于当下生活困境的归因势必指向某些抽象的群体或制度并呈现极化趋势[21]。在其他议题上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趋势,例如,部分渴望“自由”与“舒适”的青年群体,面对社会规范对于婚恋与生育的要求时,将其看作是对于个人生活的“粗暴干涉”,甚至会进一步地联想扩散,认为鼓励结婚是为了“让年轻人为高房价接盘”,鼓励生育是“对女性的剥削”。

四、总结与讨论

本文提出了“以己观世”为核心的认知结构以及由此衍生贯穿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一系列社会心态悖论(如图1 所示)。据此,青年社会心态可能呈现出以下三方面的演进趋势及治理挑战。

图1 以己观世:理解当代青年思想观念与社会心态

(一)个体权力与社会价值之间张力催生身份政治思潮

以自我为起点的平等主义原则重构了一系列社会价值取向赖以维系的思想基础,以个体的预期、价值、经验、感知取代了道德社会化所依赖的外部组织和系统(例如家庭、学校、大众传媒)。这种从个人预期和价值判断出发的观念、逻辑、话语并不总是与社会共同体所倡导的主流取向相吻合;当二者不一致时,“己”与“世”不平等的感知可能演变成为对个体层面消极自由的偏重。

当前青年群体广泛争议的社会议题大多根植于个体权力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张力,本质上是对个人自由的高期待。其中,工作伦理与婚育选择已经成为价值张力最为凸显的领域,例如“反内卷”(不奋斗)、“反996”(不加班)、“反催婚”(不结婚)、“反催生”(不生孩子)。这些具体议题又与特定身份群体(例如女性、打工人)相交织,呈现出更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更强大的动员能力,容易形成对外排斥、对内团结的网络圈层,并围绕核心议题衍生出一系列价值判断和政策主张,渗透于看似不相干的各类社会议题,导致更广泛的动员和更清晰的群体边界。

围绕性别、城乡、代际等议题的观念和话语冲突,并非无关紧要的“意气之争”;相反,这些冲突可能将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消解于诸如“凤凰男”“孔雀女”“国男”“女拳”之类污名化的攻讦之中,导致普遍的网络戾气,并在思想观念层面呈现出碎片化、极端化趋势。

(二)繁荣预期与不平等感知之间的微妙平衡面临挑战

得益于长期经济增长与主流价值引导,作为共同体象征的“国家”及其隐喻的民族复兴叙事,被建构成为超脱于市场、资本、基层行政系统之上的存在,使其得以平衡个体在生活机遇和自我价值实现方面可能遭遇的消极体验,并为个体化的年轻世代注入指向未来的价值和意义,对抗诸如“摆烂”“躺平”“佛系”等虚无主义思潮。这种精巧、微妙的观念建构,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当青年群体相信国家能够实现经济社会繁荣发展,能够超脱于其他社会结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那么即使当下感知到不平等,仍然有信心承受暂时的下行体验,保持奋斗精神直至生活境遇改善。共同体层面的繁荣叙事与个人层面的奋斗叙事可以在不断自我确证的过程中相互强化。相反,一旦观念建构被打破,无法继续平衡和支撑个人层面的下行体验,那么上述循环同样可能演变成为相互证伪、负向反馈的观念闭环,催化消极社会心态的蔓延。

当前,公众对于经济复苏表现出较高期待,这种繁荣预期一旦打破,则可能威胁到上述观念建构。国家得以协调其他领域不平等感知的前提条件是持续满足青年对于“富强共同体”的期待;这意味着一旦经济复苏不及预期,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且可能蔓延到社会心态领域。

(三)片面追求结果平等导致民粹主义风险

以自我为起点的观念、逻辑、话语本质上是将个体的而非社会的、应然的而非实然的预期作为评价“己”与“世”平等与否的参照标准。尽管这种预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过往的生活经验,但仍然是一种理想化的线性外推。这意味着,导致现实不及预期的原因往往是结构性的,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因此,面对当下生活的困境,无法实现预期的青年群体更有可能采取结构归因的视角,并衍生出错误的价值倾向,即以“结果不正义”否定“程序正义”,以“结果不公平”否定“机会公平”。特别是有关权力、财富、声望不平等的争议超越具体的舆论事件扩散到特定社会群体(例如富人、官员、专家)时,则可能演变为全盘否定社会制度与规则的合法性,以阴谋论推测优势地位群体的原始积累过程,将其社会地位看作是一种“原罪”。这种片面追求平等主义原则的归因思维将具体的、经验性的、纷繁复杂的社会议题简化成为了抽象的、概念化的、非黑即白的权力争夺,以及诸如资本家与打工人、精英与草根、有产者与无产者等标签化的群体冲突,由此可能导致决策空间挤压、公共舆论极化、群体间相互仇视等一系列社会治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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