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对城乡融合的影响
——基于长江经济带县域的实证研究*

李 琳,田彩红,廖 斌

(湖南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9)

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历史起点,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至2019年提出建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再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足见党中央高度重视并作出了重要战略部署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但目前城乡要素流动不畅、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仍制约着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现阶段,推进县域城乡融合离不开人才和劳动力资源的支撑,而劳动力流动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的前提条件[1]。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3.76亿人,与2010年相比增长69.73%,为流入地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资源。同时,地区间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差异也通过人口流动不断缩小,并逐渐推动区域人力资本结构由技能单一化向更高级的技能多样化演变升级。2020年,中国人口技能多样性指数已达0.72,较2010年增长5.8%。长江经济带作为横跨东中西三大地区的重要经济带,是我国劳动力跨域流动的集聚带,承载着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带的重要历史使命。因此,立足长江经济带县域探究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是否能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及其作用机制,对于探索发挥外来劳动力效应,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城乡融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城乡融合的概念内涵。城乡融合是发达城市与落后农村在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公平共享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的全面融合,进而形成共建共享的城乡生命共同体[2-6]。二是城乡融合水平的测度。周佳宁等基于人口融合、空间融合、经济融合、社会融合和生态环境融合等五大维度测度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发现中国城乡融合发展趋势向好[7]。孙群力等基于城镇化综合指数、乡村振兴综合指数两个维度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中国30个省(区、市)的城乡融合水平,发现中国城乡融合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其存在区域差异[8]。张爱婷等基于城市发展、乡村发展、城乡融合三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测度黄河流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发现黄河流域整体城镇与乡村发展水平关联程度较高,但其存在异质性[9]。三是城乡融合的影响因素。农业发展水平、城乡劳动力要素流动、数字经济、土地更新、城乡资源错配等均会影响城乡融合[7,10-13]。

与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相关的文献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效应研究。城乡劳动力流动并不能显著提高城镇失业率[14],反而能统筹优化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通过劳动再分工推进本地收入增长[15-16]。同时,劳动力流动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乡收入差距[17-20],而户籍制度等政策弱化了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21-22]。同时劳动力流入和流出两种流动模式对本地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23-24]。此外,劳动力流动对城市规模、农户借贷、经济增长、城乡贫困、要素价格扭曲也存在显著影响[25-29]。二是外来劳动力多样性的影响效应。不同群体间的心理距离和沟通成本可能导致群体产生敌意,信任和社会认同缺乏,进而抑制生产效率和创业活力[30-31]。但移民多样性形成的劳动力技能互补能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创新水平,并通过提高城镇劳动者的社会资本提升城镇劳动者收入[32-33]。

尚未发现有文献直接涉及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对城乡融合的影响研究,仅有文献指出劳动力流动能显著抑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34]。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分别针对城乡融合和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展开了丰富的探讨,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现有关于城乡融合的实证研究多集中于省域或市域层面,在县域作为城乡融合的关键支撑和载体的背景下,深入县域层面的实证分析较为稀缺。二是已有研究从土地更新、数字经济等视角分析了城乡融合的影响因素,在劳动力流动的背景下,从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的视角分析其对县域城乡融合影响的文献尚不多见。三是已有文献对劳动力多样性的经济外部性尚未达成共识。同时,现有文献更多是从文化、来源地等视角考察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对于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如何影响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凤毛麟角。四是鲜有文献基于城镇、农村两个维度探究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的经济外部性的异质性特征。基于此,本文构建县域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长江经济带县域城乡融合水平,并实证检验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对县域城乡融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为探索推进县域城乡融合的有效路径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以下方面:一是本文基于县域城乡融合特点构建县域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县域城乡融合水平,拓展了城乡融合研究的视角和内容,也为科学监测县域城乡融合水平提供参考依据。二是本文尝试依托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受教育程度的微观信息来表征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弥补现有文献从这一视角探究城乡融合影响因素的不足,为推动县域城乡融合提供新的思路。三是揭示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影响县域城乡融合的机制,提出了农业技术创新、厚劳动力市场等影响机制,丰富了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影响城乡融合的理论研究。四是本文基于城镇、农村两个维度详细分析了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对县域城乡融合影响的异质性,进一步深化了对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影响县域城乡融合的认识。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对县域城乡融合的影响效应

县域外来劳动力技能水平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即为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县域外来劳动力包括城镇外来劳动力和农村外来劳动力。其中,城镇外来劳动力主要包括外来城镇人口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农村外来劳动力主要包括城镇商人等高素质人才。两类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共同作用,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助力城乡产业融合,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进而推动县域城乡融合。

首先,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有利于缩小县域城乡收入差距。一方面,不同技能的劳动力集聚扩大了流入地劳动力蓄水池规模,并通过多样化的劳动力知识和技能互补促进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劳动力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率[35],从而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提升工资收入水平,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另一方面,城乡劳动力技能差距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机制。随着城镇商人等高素质人才流入农村,农村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得以提升,这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城乡劳动力技能分布格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36],促进城乡融合。同时,农村高素质人才的流入能促进高技能流动人口与低技能本地人之间的技能交叉互补,优化农村低技能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从而提高农村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37],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推动城乡融合。其次,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有利于推动县域城乡产业融合。一方面,在资本-技能互补作用下,城镇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促进第二、三产业的物质资本积累,并通过多元化技能的交叉互补推动城镇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比较劳动力生产率提升,优化城镇产业结构层次,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提供良好的产业保障;另一方面,农村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促进了农村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激发农村创新创业活力,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城乡产业融合,进而推动城乡融合。同时,农村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的提升有利于改善农村的劳动力结构,并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带领农村低技能劳动力提升自身素质,进而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和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最终实现农业和非农产业互促互融,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城乡融合。最后,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有利于促进县域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能扩大流入地劳动力蓄水池规模,优化劳动力市场,促进不同技能的劳动力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和城乡产业功能定位在城乡间实现双向流动和集聚,加之资本等要素和劳动的互补,进一步推动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破解县域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县域城乡融合。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能促进县域城乡融合。

(二)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通过农业技术创新影响县域城乡融合

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的集聚为流入地带来知识多样性,由此产生知识溢出效应和互补效应,推动劳动力开展“干中学”,丰富劳动者的知识储备和技能,为技术创新提供重要支撑[38]。同时,不同技能劳动力差异化的思维方式能激发更多创新性想法,提升县域创新能力。县域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强化了其对农业技术创新的扩散作用,提高了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农业技术创新是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支撑[39],能依托农业生产、经营等技术改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增加农业经济效益,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农业技术创新推动乡村培育壮大互联网经济等新模式、新业态,提高乡村投资回报率,进而吸引人才、资本等生产要素回流,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通渠道,促进城乡要素融合。此外,乡村经济发展的多元化能有效增加财政收入,为县域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融合提供资金支持。现有文献也从多角度探究了农业技术创新对城乡融合的促进作用。范斯义等强调加强农业科技支撑能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高质量融合[40]。刘赛红等强调农业科技进步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依托[39]。黄大湖等指出农业技术进步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41]。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能通过农业技术创新促进县域城乡融合。

(三)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通过厚劳动力市场影响县域城乡融合

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的集聚能通过构建厚劳动力市场完善劳动力匹配机制。不同技能的外来劳动力集聚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规模化和专业化水平,增加了劳动力市场厚度和密度。厚劳动市场有助于优化劳动力匹配机制,进而有利于劳动力个体更快速地找到相应的工作岗位,获得更好的就业机遇[42]。这有利于吸纳更多农业剩余劳动力向边际效益更高的非农部门转移,劳动力收入水平特别是农村转移劳动力收入水平大幅提升,加之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收入回流效应,城乡收入差距得以有效缩小,进而推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此外,厚劳动力市场能提高劳动力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关注度,推动县域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实现城乡居民在文化、医疗等方面的共享,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融合。现有文献也从多角度探究了厚劳动力市场对城乡融合的促进作用。钟甫宁指出劳动力市场能有效调节城乡收入差距[43]。都阳强调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能促进城乡融合[44]。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能通过厚劳动力市场促进县域城乡融合。

三 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和县域城乡融合的特征事实分析

(一)县域城乡融合测度及演变趋势

1.县域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城乡融合是涵盖经济、社会、空间、生态等多维度的动态复杂系统,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应包括反映城乡融合前提的对比类指标、表征城乡融合结果的状态类指标及凸显城乡融合过程的动力类指标[7,12]。县域作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推动城乡融合具有其自身特点。一是在效益的驱使下,县域特别是中西部县域农村年轻劳动力持续单向流入城市,县域人口流失严重,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人才短缺;二是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等只能依靠财政投入[45],但县域财政实力薄弱,城乡融合资金不足,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受阻;三是县域土地要素改革滞后,产业发展用地需求与实际供给不匹配,农村新增建设用地困难与用地浪费并存,要素配置市场化程度低,难以满足产业发展需求。据此,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46-47]的基础上,基于县域数据可得性,认为县域城乡融合包括要素融合、产业融合、空间融合、生活融合、公共服务融合和生态环境融合六个维度的内容。要素融合是指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对城乡融合的驱动作用,是推动县域城乡融合的重要枢纽,主要包括人才要素、资金要素和技术要素。产业融合是指城乡立足比较优势实现产业分工、互促互补,是促进县域城乡融合的物质基础,主要包括产业同步发展水平、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空间融合是指合理规划城乡空间布局,促进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有序流动,是推进县域城乡融合的基本载体,主要包括产业空间用地水平、城乡空间集聚度、城乡交通通达性。生活融合是指城乡居民平等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是推进县域城乡融合的主要目标,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公共服务融合是指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是推进县域城乡融合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医疗卫生服务、公共文化服务和城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融合是促进县域城乡融合的基础保障,主要包括污染状况和环境状况。综上,本文构建由6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组成的县域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县域城乡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2.县域城乡融合水平发展及其演变趋势

作为常用的客观赋权法,熵值法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指标数据赋权准确性与可比性。因此,基于上述县域城乡融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采用熵值法测度2011-2018年长江经济带县域城乡融合水平。就县域城乡融合水平及其变化趋势来看(图1),长江经济带县域城乡融合水平从2011年的8.6500增至2018年的12.3663,增长了0.43倍,年均增速为6.14%,表明长江经济带县域城乡融合快速发展。分区域来看,下游县域城乡融合水平最高,上游县域次之,中游县域最低。进一步从演变趋势来看,下游县域、中游县域和上游县域的城乡融合水平分别从2011年的9.0253、8.1371和8.9212增至2018年的14.9424、11.0709和11.8954,年均增速分别为9.37%、5.15%和4.76%,中游县域和上游县域的城乡融合水平与下游县域差距明显,且增速明显滞后,需进一步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渠道,推进城乡融合。同时,中游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速度明显高于上游县域,赶超趋势明显,中游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潜力逐步释放。

(二)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测度及演变趋势

1.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的测度

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提供了流动人口的学历(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本文据此构建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指数。借鉴已有文献[48]采用分化指数来刻画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

(1)

其中,diversityit为i地区在第t年的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指数,Rn为外来劳动力中技能n的比例,N为职业技能种类。该指数取值范围为[0,1],数值越大,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越高。

图1 长江经济带县域城乡融合水平演变趋势图

2.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的特征事实分析

根据多样性测度结果可知,长江经济带发达县域的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普遍高于欠发达县域,这与区域产业发展水平和吸引流动人口大规模集聚密切相关。借鉴余玲铮等[32]的做法,本文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县域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的时间变动情况(1)限于篇幅,正文未报告具体结果,备索。。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县域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呈波动上升趋势,说明劳动力流动速度加快,劳动力技能呈多样化特征。

四 模型选择、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选择

为实证检验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对县域城乡融合的影响效应,本文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2)

为检验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对县域城乡融合的作用机制,本文借鉴华岳等[49]的方法构建机制检验模型。

(3)

其中,Mit是机制变量,分别为农业技术创新和厚劳动力市场,其余变量含义同上。

(二)变量描述

1.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县域城乡融合水平的对数,核心解释变量为县域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由前文计算可得。

2.机制变量

本文的机制变量包括农业技术创新和厚劳动力市场。农业技术创新用县域每万人拥有农业科技企业数表征,厚劳动力市场用就业密度表征。

3.控制变量

县域城乡融合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为缓解因遗漏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包括政府干预、金融发展水平、居民储蓄水平、产业升级和人口密度等控制变量。地方财政支出的偏好会影响县域城乡融合进程[50],本文采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干预。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改善资金要素配置,为县域城乡融合提供资金支撑[51],本文采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居民储蓄水平。居民储蓄能通过影响资本形成规模进一步影响县域城乡融合[52],本文采用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居民储蓄水平。产业升级能推动城乡要素流动,依托城乡产业互动进而影响县域城乡融合[53],本文采用(县域第二产业增加值+县域第三产业增加值)/GDP来衡量。人口密度一般通过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进而影响县域城乡融合[54],本文采用单位面积人口数的对数进行衡量。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的微观数据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由于国家卫健委公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最新年份为2018年,加之自2011年起,调查样本才覆盖全国31个省份。因此,本文的研究期为2011—2018年。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范围限定在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流动范围、流动时间等问题填写完成的样本。县域层面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EPS数据库、《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各省(区、市)统计年鉴、各县市统计公报、国泰安数据库,碳排放数据来源于中国碳核算数据库,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来源于民政部及各县市统计公报。对于其余少量缺失数据利用线性趋势法补齐。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县域城乡融合水平的25%分位数约为e2.1842(8.8835),75%分位数约为e2.5512(12.8225),是25%分位数的1.44倍,差异较大,表明县域城乡融合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该变量均值约为e2.4086(11.1184),表明县域城乡融合水平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县域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的25%分位数约为0.5761,75%分位数约为0.6963,是25%分位数的1.21倍,表明县域间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存在差异。同时,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变量的均值约为0.6300,表明各地外来劳动力技能水平总体上呈多元化趋势。

五 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对县域城乡融合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第(1)列是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第(2)～(5)列中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的系数始终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能显著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假设1得以验证。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构筑的劳动力蓄水池推动企业和劳动力高效率匹配,提高劳动要素配置效率,促进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收入水平,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进一步促进城乡立足比较优势优化产业分工布局,以劳动力城乡双向流动带动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动,助力县域城乡融合。同时,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有助于推动知识和技能的交流与互补,提高县域劳动力生产率和创新水平,推动县域城乡融合。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二)内生性检验

即使本文已经加入了相关的控制变量,但仍存在难以控制的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同时,双向因果也会引致内生性问题。县域城乡融合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经济发展质量较高,更有利于吸纳不同技能的外来劳动力流入集聚,由此产生的双向因果也会导致内生性问题。据此,本文主要基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即缓解双向因果引致的内生性问题及检验难以控制的遗漏变量对结果的影响。

1.缓解双向因果引致的内生性问题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双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首先,本文引入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滞后一期进行回归。其次,本文借鉴Parrotta等[55]的做法,使用县域所属城市的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作为县域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要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存在明显的地域特征和外溢效应,县域所属城市的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能通过学习交流等辐射带动县域吸纳劳动力流入,提升外来劳动力技能水平多样性,进而影响县域城乡融合,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同时,借鉴滞后变量外生性的思想,本文将所属城市的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滞后一期。但模型中引致内生性的不可观测变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工具变量的外生性[56]。本文估计的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对城乡融合的影响为正,由于工具变量的严格外生难以满足,可能会高估促进作用,但这种潜在作用的高估不会改变基本结论。根据工具变量检验结果,F统计值远大于10,本文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工具变量选择具有合理性。最后,本文将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的滞后一期、县域所属城市的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同时纳入模型,采用2SLS进行回归分析,根据工具变量检验结果,F统计值远大于10,排除弱工具变量问题;根据过度识别检验结果,Sargan检验统计量的P值大于0.1,本文工具变量外生。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仍显著促进县域城乡融合(2)限于篇幅,正文未报告具体结果,备索。。

2.检验难以控制的遗漏变量

为缓解由难以控制的遗漏变量引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Oster[57]的做法,采用经过遗漏变量偏误调整的干预效应检验方法进行分析。计算公式如下:

β*=β1-δ×(β0-β1)×[(Rmax-R1)/(R1-R0)]

(4)

其中,β*是经过遗漏变量偏误调整后的估计系数,β0、β1、R0和R1分别为不包括任何控制变量和加入所有控制变量时的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的估计系数与组内R2,Rmax是包含所有变量的最大组内R2,δ是不可观察的选择效应相对于可观察的选择效应的比例。沿用已有设定[57,31],设Rmax=1.3×R1,δ=1。

检验结果显示,经过遗漏变量偏误调整后的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的估计系数为0.1530,与基准回归中的估计系数(0.1922)的差距较小,且方向一致。可见,在检验难以控制的遗漏变量后,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促进城乡融合的结论仍成立。

(三)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三种稳健性检验方法。首先,本文采用Shannon-Wiener指数测度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3)限于篇幅,不列出具体计算步骤,详细可见:余玲铮等(2021)。,并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其次,本文采用综合指数法、熵权topsis法来测度县域城乡融合水平,并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最后,为缓解异常值对结果的影响,本文分别剔除1%的极大值和极小值,3%的极大值和极小值进行回归。比较结果发现,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系数仍显著为正,本文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4)限于篇幅,正文未报告具体结果,备索。。

(四)异质性检验

1.区域异质性

不同区域的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对县域城乡融合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因此本文引入区域虚拟变量(下游县域为参照组,上游县域为region1,中游县域为region2)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进行回归。由表4的第(1)列发现,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对县域城乡融合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其中下游县域影响效应为正且最大(0.3192),上游县域影响效应为正且次之(0.1094=0.3192-0．2098),中游县域影响效应仍为正且最小(0.1012=0.3192-0.2180)。可能的原因是,下游县域多为吸纳人口活跃地区,加之自由开放的市场环境、良好的人才政策能更好地促进外来劳动力的交流和合作,使得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得到充分发挥,而中上游县域多为经济欠发达县域,劳动力市场工作匹配以及“互动与交流”等机制欠缺,未能有效激发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导致中上游县域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对县域城乡融合的影响效应较弱。

为探索不同行政区类型下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对县域城乡融合的影响,本文引入城市群虚拟变量(城市群县域为参照组,非城市群县域为region3)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进行回归。由表4的第(2)列发现,城市群县域和非城市群县域的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均能显著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其中非城市群县域的影响效应(0.1844=0.2069-0.0225)小于城市群县域(0.2069)。原因可能是城市群县域距离中心城市较近,经济发展基础相对较好,更有利于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的发挥。

2.流入方向异质性

为进一步探究城镇外来劳动力和农村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对县域城乡融合的影响效应的差异,本文依据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的样本点类型来进行区分,将居委会样本划分为城镇,村委会样本划分为农村,并进行回归。由表4的第(3)列发现,城镇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由表4的第(4)列发现,农村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且农村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对县域城乡融合的影响效应略大于城镇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的影响效应。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中,农村长期处于劣势且未能充分发展,而农村外来劳动力多为高素质人力资本,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带来的劳动力蓄水池效应和互动交流能在一定程度改善农村的劳动力结构,并通过知识溢出效应激发农村低技能劳动力提升自身素质,推动农村充分释放发展潜力,进而导致对县域城乡融合的影响效应更明显。

表4 异质性回归结果

(五)机制检验

基于前文理论机制分析,本文从农业技术创新和厚劳动力市场两个层面进行机制检验。

1.农业技术创新

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能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和互补效应增强县域创新能力,进而通过扩散效应强化农业技术创新。农业技术创新能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丰富乡村经济业态,吸纳农民就近就地就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融合。此外,农业技术创新能催生乡村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提高乡村资本回报率,引导资源要素回流,促进城乡要素融合。由表5的(1)列可以看出,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对农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能有效促进农业技术创新,从而有助于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假设2得以验证。

2.厚劳动力市场

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能通过扩大流入地的劳动力蓄水池规模,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规模化和专业化水平,构建厚劳动力市场。厚劳动力市场有助于优化劳动力匹配机制,提升劳动力与就业岗位的匹配效率,并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向边际效益更高的非农部门转移,提高劳动力收入水平,尤其是农业转移人口收入水平,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同时,厚劳动力市场能提高劳动力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关注度,倒逼县域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共享,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融合。由表5的(2)列可以看出,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对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能有效促进厚劳动力市场,从而有助于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假设3得以验证。

表5 机制回归结果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为探究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与县域城乡融合的关系,本文测度了2011—2018年长江经济带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构建县域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指标,进而分析其对县域城乡融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本文研究发现:第一,2011—2018年,长江经济带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且呈现下游县域>上游县域>中游县域的空间分异格局。第二,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能显著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在考虑稳健性和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第三,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对县域城乡融合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下游县域、中游县域和上游县域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均能促进县域城乡融合,但影响效应表现为下游县域>上游县域>中游县域;城市群县域和非城市群县域的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均能促进县域城乡融合,且城市群县域的影响效应大于非城市群县域;农村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对县域城乡融合的影响效应略大于城镇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的影响效应。第四,机制检验表明,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能够扩大流入地劳动力蓄水池规模,形成厚劳动力市场,并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促进农业技术创新,以此显著提升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充分释放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对县域城乡融合的促进作用。政府应推动各地持续放松户籍管理,逐步清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注重“人尽其才”,为县域城乡融合提供强大的人才智力支撑。政府应完善人才交流与合作机制,高水平搭建人才交流合作平台,探索人才交流合作新模式,促进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居民产生紧密联系,服务城乡融合发展。

其次,注重提升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和培育厚劳动力市场,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和厚劳动力市场是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影响县域城乡融合的渠道,在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的背景下,支持企业主动加强科技创新,以县域创新能力辐射农业科技创新,探索产学研合作、创新孵化器以及自主研发等农业科技创新模式,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驱动力;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不同技能的人力资本与就业岗位的匹配质量和效率,探索开展岗前定向就业技能培训、就业指导和招聘活动等模式,充分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助力县域城乡融合。

最后,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对城乡融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因此要因地制宜发挥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的积极作用。鼓励下游县域立足科技创新优势,充分发挥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的技术创新效应,走科技驱动县域城乡融合路径,打造县域城乡融合示范样板;鼓励中上游县域、非城市群县域以推进建设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为契机,充分吸引劳动力回流,建立健全人才引进体制机制,完善劳动力市场,为县域城乡融合奠定劳动力基础;支持城市群县域探索规模互借等新方式,共享城市群知识、公共服务等溢出效应,为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的发挥提供环境基础;以释放乡村人力资本为重点,引导各类人才向乡村流动,加速乡村人力资本积累,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提供人才支撑,发挥乡村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