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
——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刘志铭 童 琳 钟华明

引 言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数字化转型关键时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通过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实现绿色技术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是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环节。企业作为经济发展中重要的主体，数字化将推动企业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新技术、新工具的应用将帮助企业解决发展战略以及其他内外部问题，带来整体竞争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因此数字化转型正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下企业技术变革的重要方向。

绿色技术创新主要是指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能够降低能耗、减少污染、改善生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技术革新，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资源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和核心动力。①徐佳、崔静波：《低碳城市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12期。绿色技术创新协调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有助于实现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这不仅是国家和社会的共同追求，也是企业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绿色技术创新还具有资金投入大、技术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等特点，这代表企业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进行实质性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动力，也将成为企业进行绿色转型升级的核心要素，因此考察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否能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对于理解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和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对于企业数字化和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初步的探究。El-Kassar和Singh（2019）通过从215名在中东、北非地区（MENA）还有海湾合作组织（GCC）工作的受访者样本中收集的数据，发现企业注重应用数字化技术会有效驱动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进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地位，这些技术主要通过提高信息的传递效率和加大知识的累积效果来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效应。②El-Kassar A N and Singh S K,“Green Innov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The Influence of Big Data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anagement Commitment and HR Practices,”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 144,2019,pp.483-498.另外也有部分国内学者就本问题进行分析，宋德勇等（2022）通过实证检验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后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特别是对更具实质创新性的绿色发明专利影响更明显，并总结出“信息共享”和“知识整合”的渠道机制。③宋德勇、朱文博、丁海：《企业数字化能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考察》，《财经研究》2022年第4期。靳毓等（2022）发现，数字化转型驱动绿色技术创新在非高新技术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④靳毓、文雯、何茵：《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财贸研究》2022年第7期。肖静和曾萍（2023）基于资源的视角，提出数字化不仅能显著提升绿色创新数量，更能提高绿色创新质量。⑤肖静、曾萍：《数字化能否实现企业绿色创新的“提质增量”?——基于资源视角》，《科学学研究》2023年第5期。刘畅等（2023）的研究指出数字化通过加强媒体关注和应用虚拟仿真技术来驱动绿色创新。⑥刘畅、潘慧峰、李珮、冯雅欣：《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和机制研究》，《中国软科学》2023年第4期。现有文献虽然对企业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开展了一些探索和阐述，但对企业数字化水平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尚未达成一致观点，后续仍然需要进一步地深入分析与实证检验。鉴于此，本文对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为进一步理解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实证证据。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首先，本文基于微观企业层级的数据探讨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与机制，加深了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影响的理解。既有研究主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信息整合能力等机制增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本文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技术通过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加大研发投入从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丰富了有关绿色技术创新驱动因素的研究。其次，本文诠释了如何激励企业自主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目前文献大多聚焦于“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企业绩效”理论框架展开分析，而对企业如何利用自身资源实现“主动式绿色创新”的具体过程和机制研究较少。本文揭示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影响路径，为推进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上述实证结论既在现有基础上加深了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理解，又为政府部门在制定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对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手段以互联网为桥梁与制造业企业的传统生产模式互相融合，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并调整现有经营架构和生产流程，①Goldfarb A and Tucker C,“Digital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57,no.1,2019,pp.3-43.对当下的生产经营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企业借助数字化技术能够加快信息传播速度，降低知识搜寻成本，提升企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优化企业创新技术资源，从而充分赋能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具体来说：首先，企业应用数字技术可以实时动态监测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环境污染物，从而及时对污染进行处理，提高绿色技术发展水平。②申明浩、谭伟杰：《数字化与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基于增量与提质的双重效应识别》，《南方经济》2022年第9期。其次，数字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悄然改变了市场的竞争格局，进而打破了原有市场中信息要素传递不顺畅的问题，③焦豪、杨季枫、王培暖、李倩：《数据驱动的企业动态能力作用机制研究——基于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数字化转型过程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11期。不仅促进了跨空间的信息互动，而且减少了实物市场的交易成本，④陈德球、胡晴：《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公司治理研究：范式创新与实践前沿》，《管理世界》2022年第6期。因此企业有了更多的资本可以用于进一步的发展。此外，交易市场数字化转型也打破了传统商品本地化交易习惯，全面放开商品交易时间和场所，从而实现了商品交易的全面互联网化。特别地，资源要素的流动能够打破技术壁垒，整合绿色技术创新要素，推动企业拓宽创新边界，更好地找到绿色技术创新路径，并通过人力资源与科技的跨地域流转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全面提升。⑤Acemoglu D,Dorn D,Hanson G H,and Price B,“Return of the Solow Paradox?IT,Productivity,and Employment in US Manufacturing,”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4,no.5,2014,pp.394-399.总体来说，数字化转型既降低了企业交易成本，又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还帮助企业有了更多的资源可以投放于有利于提高长期生产效率的创新研发，可以说制造业数字化改造是一个有效推动企业绿色质量升级的新动力。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在企业全面提高数字化管理水平之前，信息数据管理中所蕴藏的规律往往只能在企业内部无效沉淀。一方面，当企业意识到利用数字化技术的重要意义并有效推进企业数字化变革时，这表明了企业将有实力更好地利用数字化技术来管理公司内外的海量、非规范、非结构性数据，由此增加了公司数据系统的可利用率。⑥杨俊、李小明、黄守军：《大数据、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大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一个内生增长理论》，《经济研究》2022年第4期。可以推断，企业能够充分利用这类信息数据服务，从而对企业的经营决策、市场导向、技术前沿和绿色创新发展等关键信息进行持续追踪，进而及时调整生产流程和优化创新系统，通过数字平台有利于搭建由企业、政府平台和科研机构共同组成的创新链，优化创新模式，由此带来企业知识集成能力的增强和绿色创新质量的提高。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有效地管理和传递标准化数据的前提下，还可以向更广泛的市场传递和收集信息，企业包括市场参与者和投资人都可以获得较以往更全面更有效的数据，由此减少了双方的数据不对称问题，同时为外部更好地监督企业的转型情况创造了良好环境。①沈洪涛、冯杰：《舆论监督、政府监管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会计研究》2012年第2期。另一方面，数字中国建设作为我国重要的决策部署，数字化转型取得成效的企业往往会更容易获得机会向外界披露正面资讯，这种正面形象的“曝光效应”会提升市场预期，而在获得媒体更多的关注度后，企业将有动力进一步规范自身的经济和社会行为。外界的关注度使得企业主动选择推动绿色创新来增加公众认可度，②刘畅、潘慧峰、李珮、冯雅欣：《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和机制研究》，《中国软科学》2023年第4期。从被动接受市场环境规制政策转为主动寻求绿色技术创新机会来满足绿色转型的需求，从被动式绿色创新转为主动式绿色创新，同时尽力达到来自投资者、市场和政府的预期。鉴于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说：

H1a：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进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数字化转型能够激励和倒逼企业管理层加大研发投资，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和协同创新，进而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在工业4.0时代中的先进技术改造方式，有助于企业寻求新的创新路径，降低创新失败的风险，③Dmitry I,Alexandre D,and Boris S,“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4.0 on the Ripple Effect and Supply Chain Risk Analytic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vol.57,no.3,2019,pp.829-846.可以有效赋能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第一，在当前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时代下积极参与数字化变革的企业能够更好地向外界展示正面形象，吸引资本市场更全面地评估其潜在价值，从而通过市场激励的方式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速了人才、资本、技术等资源要素的流动，进而催生了协同研发平台，促进企业间技术交流与融合，缩短了企业自主研发周期，④张叶青、陆瑶、李乐芸：《大数据应用对中国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分析的证据》，《经济研究》2021年第12期。从而为绿色转型升级夯实了良好基础。第二，在公司的数字化变革进程逐渐展开之际，利用新兴信息技术可以大幅提高公司运营绩效，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开放高效等特性能够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多的信息，由于数字技术具有跨界融合和连接一切的特征，最终结果是企业能够通过跨界实现信息整合而带来更多创新产出效益，鼓励企业增加创新性投资，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研发方式的改进有助于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的突破。第三，这种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产出”效益提升，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公司的产品发展走向，也是决定企业绿色创新技术水平的关键。⑤Amore M D and Bennedsen M,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Green Innova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vol.75,no.1,2016,pp.54-72.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说：

H1b：数字化转型会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而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2007年至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使用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来源于Incopat数据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数据通过对上市公司年报进行文本分析和词频统计得到。本文在剔除ST类公司后，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Winsorize），最终得到22375个观测值。

（二）模型设定

为了探究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实证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Envpatrit表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解释变量Digitit表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Xit表示控制变量组，同时引入公司个体固定效应δi和时间固定效应ϑt，εit是随机扰动项。

（三）变量说明

1.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al）。本文参考吴非等（2021）的做法，利用相关关键词在公司年报中出现的次数来度量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程度。①吴非、胡慧芷、林慧妍、任晓怡：《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21年第7期。具体地说，首先借鉴戚聿东和肖旭（2020）的研究，将关键词细分为“底层技术研究”与“技术实践研究”两个层面。②戚聿东、肖旭：《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变革》，《管理世界》2020年第6期。其中“底层技术应用”围绕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区块链（Blockchain）、云计算（Cloud Computing）、大数据（Big Data）等“ABCD”四项主流技术方向展开，“技术实践运用”则对多种数字实践技术的核心词汇进行归类，两个部分共同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词库。值得说明的是，由于数字化转型指标由五个部分的关键词组成，本文将主要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程度Digital取值为该词频总数的算术平均值。

2.企业绿色技术创新（Envpatr）。本文依据绿色专利申请数量来测度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具体来说，将企业在当年度的全部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加1后取对数值，以消除绿色专利数据右偏分布的问题。

3.控制变量：本文参考宋德勇等（2022）和齐绍洲等（2018）的做法，选择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1）现金流比率（CashF），即经营活动现金流占总资产比重；（2）资产规模（Asset），即企业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3）企业年龄（lnAge），即企业年龄的自然对数；（4）财务杠杆（Lev），等于企业负债总额和资产总额的比值；（5）资产收益率（Roa），等于税前利润比上总资产；（6）托宾Q值（Tobinq），等于企业总市值与总负债之和除以企业总资产；（7）环境规制力度（Enregulation），即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环保词频数量。③宋德勇、朱文博、丁海：《企业数字化能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考察》，《财经研究》2022年第4期；齐绍洲、林屾、崔静波：《环境权益交易市场能否诱发绿色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经济研究》2018年第12期。

（四）描述性统计④限于篇幅，描述性统计结果未在本文列示，留存备索。

由于本文样本为非平衡面板，因此数据存在一定缺失值。结果显示：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总体水平较低，且在不同企业之间差异较大；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均值为1.0598，标准差2.4879，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间数字化转型差距明显。此外，控制变量中标准差最大的是企业托宾Q值，表明样本中企业价值存在较大差异。

三、实证分析

（一）基准结果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结果见表1，考虑到企业从实施数字化转型到产生实质性影响有滞后效应，本文对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分别做当期数据和滞后一期处理。结果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当期数据和滞后一期Digital的所有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结果说明随着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其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也越高，并且这种正向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明显。从经济意义上看，以表1第二列结果为例，如果企业数字化程度提升1%，将带来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增加0.0488，也意味着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就样本期均值而言提升了0.9%（即0.05/5.1916×100%）。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假说H1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

表1 数字化程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

（二）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上述实证结果更加稳健，本文通过引入工具变量、Heckman两阶段法等方法减轻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以进一步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1.内生性问题

根据Fisman and Svensson（2007）构造工具变量的方式，①Fisman R and Svensson J,“Are Corruption and Taxation Really Harmful to Growth?Firm Level Evidence,”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83,no.1,2007,pp.63-75.本文使用同一产业相同省份其他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测量指标的平均数来构建此公司数字化转型数据的工具变量（IV）。考虑到有些行业的上市公司数量过少，因此进一步剔除上市公司总量不足三个的所有行业。理由在于，由此所构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均值通常与该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是有相关关系的，而它难以直接影响制造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表2中的第一列和第二列报告了使用2SLS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的估计结果，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al）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这说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仍然是稳健的。

表2 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法与Heckman两阶段模型回归

2.Heckman两阶段模型回归

参考李青原和肖泽华（2020）的做法，①李青原、肖泽华：《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创新激励——来自上市企业绿色专利的证据》，《经济研究》2020年第9期。本文采用Heckman两阶段法对样本选择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予以控制。首先，生成绿色技术创新的二值选择变量EnvpatrCode，当绿色技术创新变量Envpatr大于0时EnvpatrCode为1，等于0时EnvpatrCode为0。然后，Heckman两阶段法第一步需要加入影响选择变量但不影响结果变量的一个或者多个控制变量。参考郭玥（2018）的做法，本文将滞后一期的绿色技术创新变量Envpatr加入第一阶段作为控制变量。②郭玥：《政府创新补助的信号传递机制与企业创新》，《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9期。

表2中第三列和第四列的回归结果表明，模型中lambda的系数显著为正，且似然比检验的P值为0，拒绝原假设；这表明研究样本中存在样本选择偏误问题。表2中的第四列结果显示，第二阶段得到的绿色技术创新的系数仍然正向显著，说明基准回归结果仍然是显著的。

3.此外，本文还进行了以下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③限于篇幅，结果未予列示，留存备索。

（1）解释变量分类回归。为进一步精准分析数字化技术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将企业整体的数字化转型指标按照特征词中数字化运用的关键词词库分解为人工智能（AI）、区块链（BD）、云计算（CC）、大数据（DT）和实践应用层面（ADT）5个子指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区块链技术（BC）这个指标部分在所有制造业企业年报中均没有出现过任何描述，因此本次分类检验中删除了BC这一子指标。实证结果发现，所有数字化转型子指标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都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该结果没有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2）替换解释变量。为进一步契合制造业的行业特点，本文参考赵宸宇等（2021）构建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指标，①赵宸宇、王文春、李雪松：《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财贸经济》2021年第7期。从数字技术应用、互联网商业模式、智能制造和现代信息系统四个维度筛选关键词，并通过统计关键词在企业年报中的披露次数重新测度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结果与本文结论保持一致。（3）更换回归方法。由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变量（Envpatr）在0处存在左截断的特征，因此，本文采用To⁃bit回归方法重新进行检验，结果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4）缩尾时间窗口。考虑到2012年以前大部分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都为0，这可能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干扰，本文通过剔除2012年以前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实证结果仍然保持一致。（5）加入省份×时间固定效应与行业×时间固定效应。为控制由于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加入了省份×时间固定效应和行业×时间固定效应（根据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取两位代码细分）。结果依然稳健，说明本文的结论较少受遗漏变量的影响。（6）加入管理层特征控制变量。考虑到本文选用文本分析法来测度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践中可能存在管理层为实现自利目的而炒作热点概念、操纵文本信息披露的结果。为控制管理层操纵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本文在控制变量中增加管理人员持股比例和管理人员薪酬这两个管理层特征变量，实证结果依然一致，说明本文的结论较少受到管理层面人员特征的影响。

（三）异质性分析②限于篇幅，异质性分析结果未在本文列示，留存备索。

1.企业所有权异质性

可以随机生成2N个长度为dimsize(2N代表初始种群数，dimsize代表参与重构的网络开关总数)的二进制串作为初始种群，将产生的种群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PSO迭代，另一部分进行GA迭代。

本文依据产权差异将制造业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都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于国有企业的促进效应更显著。客观来看，国有企业在获得持续性创新资源支持方面，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存在着明显优势。特别地，由于和地方政府的不可分割，国有企业不仅是节能减排的重要监督对象，而且也是政府环境保护任务的主要分担者。综上可知，国有企业不仅承担着政府更重的节能减排任务，而且自身在绿色技术领域无论是在资源获取方面还是在融资压力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这可能也是激发其绿色技术创新意愿的主要因素。非国有企业往往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并且在获取银行贷款和政策优惠方面难度更大，为追求利润最大化，非国有企业虽然同样寻求高质量发展机会，但很难做到稳定持续地投入研发资金去追求更具环境绩效的绿色技术创新，因此非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行为对绿色技术创新虽然也有促进作用，但不如国有企业那么明显。

2.行业技术属性异质性

作为技术进步与企业发展紧密结合的主体，高新技术企业一直是我国科技战略布局中的核心部分。本文参考夏冠军和陆根尧（2012）、钟华明和刘志铭（2023）的做法，③夏冠军、陆根尧：《资本市场促进了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动态面板数据的证据》，《科学学研究》2012年第9期；钟华明、刘志铭：《公司特质不确定性与创新投资》，《南方经济》2023年第3期。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2012版行业分类办法，将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业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归类为高新技术行业，其余行业则为非高新技术行业。本文依据企业是否属于高新技术企业将全样本分为两组，并基于此进一步分组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于绿色技术创新方面的重要影响。结果证明在高新技术企业组别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组别，企业数字化转型均提升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高新技术企业组别中，这种正向影响更明显。

本文认为，高新技术企业无论在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自主意愿方面还是在企业自身的客观基本条件方面，都显著优于非高新技术企业，这决定了其在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上更具效率，同时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也将对企业的绿色创新研发能力产生更大的作用效果。相反的是，非高新技术企业通常属于传统产业，生产经营模式和创新研发能力相对落后，对数字技术运用的广度和深度也较为有限，同时也并不具备相应的资源投入和技术基础条件，不成熟的条件下强行推进转型升级反而可能导致无谓的资源浪费。数字化技术虽然可以明显提升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力，但其门槛高、投资大、使用场景不完善等特性也不容忽视，这些技术尚未得到大面积广泛应用，因此对于这类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企业，盲目推进数字化转型有可能让企业陷入资源错配、效率低下的境况。

四、机制检验

（一）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关键特点是帮助企业提高数据处理能力，并推动企业加强信息共享交流，从而激励企业从事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参考Zhong et al.（2023）的做法，本文选取分析师关注度lnAnaatten和研究报告关注度lnReporta表示一个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其中，lnAnaatten表示在一年内有多少个分析师（团队）对该公司进行过跟踪分析，lnReporta表示在一年内有多少份研报对该公司进行过跟踪分析。①Zhong H M, Al-Duais Z A M, and Peng B Y, “The Impact of Idiosyncratic Risk on Corporate Financialisation—Evidence from China,”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vol.86,2023,102491.表3的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al 对分析师关注度lnA⁃naatten和研究报告关注度lnReporta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且高度显著，这表明公司数字化转型后更易于向外界传递标准化、结构化特征的数据，从而更易于被外部环境接受，因此带动了投资行业分析师和研报团队关注度增加。

表3 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机制识别：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

分析师关注度和研报关注度越高的公司，在多重信息渠道网络的交织作用下，企业的真实情况越会被更全面化和多角度解读。这可以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并为外界监督创造良好环境。①潘越、戴亦一、林超群：《信息不透明、分析师关注与个股暴跌风险》，《金融研究》2011年第9期。实证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后，分析师关注度和研报关注度就会提高，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后吸引的关注越多，信息披露的成本就越会降低，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对外释放积极信号；另一方面更多的关注也会激励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并有机会获得更多的金融资源和跨界合作的平台，进而带来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因此形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增强）分析师/研报团队关注度→（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路径，这也佐证了本文的假说H1a。

（二）提高企业研发投入

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会带来明显的环境效益和正外部性，但在经济效益方面往往缺乏对企业的正向激励，导致企业研发投入不足，最终影响绿色创新研发能力。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缓解这个现象，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后可以更好地向外界传递公司内部的经营状况，有利于资本市场更好地评估企业的发展潜力，进而帮助企业获得外部的优质资源投入，驱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后给社会各界和利益相关者提供了更好的监督平台，倒逼企业维护自身良好形象，加大研发投入，通过节能减排、打造绿色产品等途径体现社会责任，这些都会为公司绿色创新能力的提高打造优质的环境。

表4 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机制识别：加大研发投入

五、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2007—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在使用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阶段法以及变换估计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仍然是一致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民营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对绿色技术创新表现出更显著的驱动作用。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信息透明度，还加大了企业研发投入，从而促使制造业企业有机会申请更多的绿色专利，明显提高了绿色创新水平。

根据本文的实证结果，相关政策启示如下：

首先，在加快数字中国建设的顶层目标之下，政府应当积极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鼓励数字技术与产业组织深度结合。特别是针对传统制造业的转型提升而言，在政府层面给予必要的扶持与指导，才能推动其在生产技术与企业组织结构等层面上实现企业与数字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发展，以便于更加夯实企业利用数字化转型服务于企业价值提升的科技基础与组织结构基石。另外，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所表现出的所有制、企业属性等异质性差异，政府扶持系统的建设也应当着重关注精细化和差异性管理，给予企业更具针对性的帮助。

其次，政府应当持续推动企业信息披露体系的进一步优化和调整。一方面，政府应健全企业信息披露机制，提高市场信息传导效率，有效提升外部环境对企业信息披露活动的监督功能，为建立企业、投资者和用户三方之间的信息交互通道，增强市场对企业的引导作用提供政策保障；另一方面，政府应积极强化企业披露信息的标准化和结构化，持续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交易进程，这将有效加快企业向数字化信息技术转变进程，同时带来企业的科技创新、信息获取和大数据集成能力的整体提升，从而使企业有能力追踪行业前沿技术的发展动向和市场技术供求情况，进而主动调节并有效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最后，政府与企业应共同致力于建设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并为此提供优质外部环境和高效创新平台。基于本文研究结论，就外部环境来说，政府应发挥数字化产业人才与数字化技术的积极引领作用，打造信息高效流通的多主体创新生态。就企业内部创新机制来说，一方面从产品研发、生产运营和供应链管理等各个环节全面强化对数字化信息技术的有效运用，并借助数字化信息技术实现企业内部信息的有效流动，优化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经营成本并提升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企业还须提升内部的研发创新效率，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打造企业自主研究平台，探寻适合企业自身实践的数字化绿色转型方案，进一步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效能，以数字信息技术助力企业绿色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