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指数的构建及对策建议研究
——基于国家异质性视角

丁文丽,胡小丽,李富昌

(云南师范大学 a.地理学部;b.经济与管理学院,昆明 650500)

一、引言

东盟10国中,中国与老挝、缅甸、越南山水相连,民心相通,金融合作历史悠久、成效显著,形成了“河口模式”“东兴模式”。柬埔寨虽未与中国接壤,但中柬两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中国已成为柬埔寨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投资国和最大发展援助国。地理位置上的邻近性、政治上的友好关系、经贸合作的深化发展为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此外,中国与老缅越柬在经济规模、经济结构、金融发展水平及政治互信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异质性,异质性因素已显著影响中国与老缅越柬的金融合作(米军,2019)[1]。测度中国与这些异质性较大的国家间的金融合作水平,有利于丰富跨境金融合作评价理论,有利于更清晰地认识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的影响因素,从而推进该区域金融合作,同时也为推进中国与其他国家金融合作提供有益借鉴。因此,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文献回顾

近年来,对跨境金融合作问题的研究逐渐由定性转向定量。其中,关于跨境金融合作水平的度量,有学者用引力模型测度中国与东盟金融合作程度(何建军等,2022)[2];有学者以“银行资本跨境流动情况”指标衡量东盟六国金融合作水平(Ha et al. ,2020)[3];也有学者分别以金融信贷水平、资本流入额及通货膨胀率反映中国与东盟的金融合作程度(梁双陆等,2020)[4]。以上文献对不同区域、从不同视角探索了跨境金融合作程度的测量,为本研究提供有益基础。但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的内容包括边境贸易本币结算、双边银行支付结算系统连通、本币现钞跨境调运、金融机构互设、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等多种形式,以上测度方法无法综合度量该区域的金融合作水平。通过构建金融合作指数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各项指标对双边金融合作的贡献程度,挖掘推动或阻碍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进程的关键原因,有助于政府部门把握该区域金融合作的动态发展趋势,评判现有跨境金融合作政策的有效性,进而有针对性地调整或制定相关经济政策;另外,该指数还可以为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基础数据,因此,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金融合作指数的构建包括确定指标和指标合成两个方面。根据现有研究,金融合作衡量指标又可分为直接指标和间接指标两类,直接指标基于金融合作的具体内容,可以更充分地体现金融合作发展进程,多用于初级阶段的金融合作,而间接指标则基于金融合作的结果,可以更全面地涵盖金融合作信息(申韬、蒙飘飘,2020)[5]。在直接指标方面,代表性文献如李红权等(2018)[6]选取“中资银行海外数量、各国QFII被批准的投资额度及货币互换金额”三个指标衡量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金融合作水平;刘方、丁文丽(2022)[7]以货币合作、金融基础设施合作、金融市场合作、金融监管合作及金融机构合作作为中国与东盟金融合作的衡量指标;朱孟楠等(2020)[8]则仅以货币互换协议的签署情况作为衡量金融合作的代理指标;杜婕等(2022)[9]结合研究实际,以金融机构发展、金融市场发展、货币合作、金融监管合作、金融机构合作、金融市场合作为二级指标,以中资银行在东盟各国分布数量等13项指标为三级指标,构建中国东盟金融合作指数的指标体系。在间接指标方面,代表性文献如Konig等(2013)[10]选取汇率波动率、贸易强度、利率相关度、经济趋同程度、经济周期波动性等指标衡量欧盟的金融合作水平;Rughoo等(2016)[11]认为金融合作可以促进资产价格趋同,选取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中期政府债券利率及股票收益率等指标测度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的水平;Zheng等(2017)[12]认为本币结算是“一带一路”区域金融合作的主要形式,并以本币汇率波动情况作为该区域金融合作的代理变量;Ha等(2020)[3]则以“银行资本跨境流动情况”指标衡量东盟六国金融合作水平。何建军等(2022)[2]以空间地理距离、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和开放水平指标衡量中国与东盟的金融合作程度。

关于金融合作指标合成,主要包括加权构建指数和构建模型两种方式。加权构建指数的方法主要有分段计分法(李红权等,2018)[6]、主成分分析法(刘方等,2020)[13]、熵权法(刘方、丁文丽,2022;杜婕等,2022)[7][9]、简单平均法(Ha et al. ,2020)[3]。关于构建模型,代表性文献如何建军等(2022)[2]借助引力模型合成金融指标,周程(2015)[14]采用“消费风险分担模型”确定粤港、东亚等区域金融合作水平。

现有研究从不同视角选取不同指标、运用不同指标合成方法测度了跨境金融合作水平,为本文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但仍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一是现有对中国与东盟金融合作的研究,大多以中国与东盟整体作为研究区域,鲜有文献进一步对中国与东盟各国的金融合作进行分类和细化研究。二是对跨境金融合作指标的选取虽然已经意识到中国与东盟金融合作涉及多个领域,不能依靠一个方面来反映,也根据区域金融合作发展现状通过引入事件赋值法解决指标数据可得性问题,但在事件赋值、指标合成的技术方法上仍有一定改进空间;基于此,本文以中国与老缅越柬为研究区域,从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过程出发,借鉴Kring等(2021)[15]、Muehlich等(2020[16]、丁文丽等(2018)[17]的研究成果,利用事件数据分析方法,将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事件归类为货币合作、金融基础设施合作、金融市场合作、金融监管合作及金融机构合作五个方面,通过事件赋值获取1993—2023年(截至2023年3月)金融合作五项指标年度数据,综合考虑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获得五项指标组合权重,加权合成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指数,测度中国与老缅越柬四国金融合作水平。

三、测度方法

(一)事件搜集与整理

事件数据分析法是通过对事件进行赋值并分析事件得分规律而达到研究目的的一种实证研究方法。为使事件更加全面、丰富,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事件的选择,在参与方选择方面,既包括国家机构参与的双边金融合作事件,也包括地方金融机构(如富滇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参与的双边金融合作事件(1)国家机构达成的金融合作可以体现双边金融合作的深度,地方性金融机构间达成的合作可以体现国家合作框架的执行程度,即双边金融合作的广度。,还包括双边共同参与的多边或区域金融合作事件(2)由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发展历程可知,在2000—2010年,老缅越柬致力于发展国内经济,该阶段中国与老缅越柬的金融合作体现为各方积极参与的区域金融合作。。在合作内容选择方面,既包括如签订双边本币合作协议这样实质的金融合作内容,也包括如双边金融监管交流会这样的重要双边合作会议。为使事件来源更加权威、准确,选取中国人民银行等22个官方渠道作为事件数据公布来源,时间跨度为1993年1月至2023年3月。以1993年为时间起点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老缅越柬大多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革新开放,此时与中国的边境贸易得到快速发展,二是越南最早于1993年将双边边贸纳入正规银行结算体系。基于以上原则,共收集中国与老挝金融合作事件156个、中国与缅甸金融合作事件140个、中国与越南金融合作事件280个、中国与柬埔寨金融合作事件124个(3)在选择金融合作事件时,限于事件可得性,本文仅考虑有助于推动金融合作进程的正向事件,未考虑抑制金融合作进程的负向事件。。

(二)事件赋值

借鉴清华大学阎学通(2015)[18]团队、刘方和丁文丽(2020)[13]、叶芳(2021)[19]的事件赋值方法,通过深入分析事件本身的特点及其之间的联系确定事件赋值标准。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事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从单个事件来看,大多数事件的效用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而非仅作用于事件发生当日或当年;二是每个金融合作指标下包括多种合作形式,每种合作形式对该金融合作指标的影响程度无法准确区分,也缺乏相关的理论依据,因此,并不根据事件文本内容对事件赋予不同分值。

基于以上分析,确定如下事件赋值标准：将实际发生的金融合作事件自起始年份及之后赋值为1,将促进双边或多边金融合作的交流活动(仅表达了合作意愿或计划,未达成具体合作事项)自起始年份及之后赋值为0.5。将当年及之前年份所有事件分值累加得到各项指标当年事件分值。对所有事件均同样采用以上的赋值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赋值的主观性,增加了国家间的横向可比性。

(三)确定指标权重

现有研究在确定金融合作指标权重时大多采用客观赋权法,但若仅根据数据本身的变化特点确定各项指标权重,而忽略各指标或各事件的实际影响,可能会使测度结果与实际情况产生较大偏差,降低测量效度。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五项指标事件赋值标准相同,对同一指标内不同合作形式也赋予了同等数值,没有考虑每个事件对金融合作程度的实际影响。(4)如在货币合作中,对边境地区金融机构间“签订边贸结算协议”与两国央行间“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两种货币合作形式均赋值为1。因此,在确定指标权重时,引入主观赋权法调整以上赋值方法可能带来的误差,同时也考虑数据自身变化特点,使用客观赋权法计算指标权重,然后将两种赋权方法得到的权重加权平均,确定各项指标最终权重。

主观赋权法包括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及专家咨询法等。由于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五项指标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如金融基础设施合作是金融市场合作的基础,金融监管合作水平受货币合作、金融市场合作程度的影响,金融机构合作也会受到货币合作的影响等,因而ANP方法更适合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指标主观权重的确定。客观权重的确定则选择现有研究使用较多的熵值法。分别使用熵值法和网络层次分析法得到权重体系后,通过加权平均得到组合权重体系Cij,如式(1)所示。

(1)

其中,Wij和Sj分别是熵值法和网络层次分析法得到的指标权重,i=1,2,3,4;j=1,2,3,4,5,Wij表示中国与i国家第j项指标的熵值法权重,Sj表示中国与东南亚周边四国第j项指标的网络层次分析法权重。

(四)合成指数

根据综合评价理论,对于多指标的综合评价,需要通过一定的数学模型或算法将多个评价指标值合成一个综合评价值(易平涛等,2019)[20]。分别获得中国与老缅越柬1993年1月至2023年3月五项指标值{Xij}(i=1,2,3,4;j=1,2,3,4,5)及组合权重Cij后,通过加权求和构建如下综合评价模型,即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指数值,如式(2)所示。

(2)

其中,yi表示中国与i国家某年金融合作指数值。同样地,可分别求出1993—2023年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指数值,从而获得时间维度31年(1993—2023年)、截面维度4个(中国-老挝、中国-缅甸、中国-越南、中国-柬埔寨)的31×4金融合作指数面板数据。

四、测度结果

(一)事件赋值结果

应用以上事件赋值方法分别得到中国与老缅越柬1993—2023年五项指标面板数据(5)限于篇幅,数据此处不予列示,留存备索。。1993—2008年,中国与老挝、缅甸、柬埔寨仅开展了零星的金融合作,且以货币合作优先,而中国与越南在此期间已有较为频繁的货币合作,2008年货币合作指标值已达到19.5,这相当于中国与老挝2015年、中国与缅甸2019年、中国与柬埔寨2020年的货币合作水平。中国与老缅越柬在此期间基本未开展金融监管合作。2009—2023年,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五项指标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态势,其中,中国与越南金融合作各项指标值明显高于中国与老挝、缅甸及柬埔寨的金融合作各项指标值,中国与柬埔寨金融合作的各项指标值相对落后。

(二)权重计算结果

利用SPSSAU软件分别得到中国与老缅越柬五项指标熵值法权重,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看出,在熵值法下,金融监管合作权重最高,接下来依次是金融机构合作、金融基础设施合作、金融市场合作、货币合作。这主要是由于熵值法是根据数据的信息熵(数据的混乱程度)来确定权重的大小,信息熵越小,数据越有序,数据的变异程度越大,数据携带的信息量越多,对总指标的作用越大,从而权重也就越高。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监管合作一直较少,指标值变化不大,数据较为有序,从而使得权重较高。

表1 中国与老缅越柬五项指标熵值法权重

熵值法下指标权重的计算,仅依赖数据本身的变化特点,没有考虑数据实际意义,这可能会导致计算结果与实际产生一定误差,而网络层次分析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整这种误差。为此,进一步借助网络层次分析法软件yaanp进行指标权重计算,首先,根据指标结构特点,选用单网络模型,构建如图1所示的网络结构模型。图1中,每项金融合作指标是一个簇,簇内包含多个节点,节点及节点间的关系通过专家填表和会议讨论的方式确定。其次,将Excel文件格式的调查表分别发送给来自政府、银行、金融监管部门、科研机构等多个不同领域的20位相关专家、学者,填写、回收后,直接将调查表导入软件yaanp,软件对调查表结果综合分析形成初步调查结果,进一步通过组织线上会议的方式多轮讨论确定节点及节点间关系,形成如图1所示的网络结构模型。

图1 网络层次分析法网络结构模型

再次,对判断矩阵进行合理赋值。yaanp软件根据网络结构模型列出所有的判断矩阵,为使判断矩阵的赋值更加科学合理,邀请20位专家、学者再次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所有判断矩阵进行赋值,然后将20位专家的数据统计整理后输入软件,通过一致性检验后,利用“群决策”功能计算得到各项指标总排序权重,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在网络层次分析法下,货币合作相较最为重要,且权重远高于其它四项指标,接下来依次是金融基础设施合作、金融市场合作、金融机构合作、金融监管合作,该结果和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

表2 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五项指标网络层次分析法权重

基于熵值法和网络层次分析法各项指标权重,利用式(1)计算得到组合权重,如表3所示。

表3 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五项指标组合权重

(三)指数合成结果

基于事件赋值和权重计算结果,利用式(2)分别计算得到1993—2023年中国与老缅越柬的金融合作指数,如表4和图2所示。2008年,中国与老挝、缅甸、越南、柬埔寨金融合作指数依次为2.680、3.280、11.240、1.840,2009年正式启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截至2023年3月,中国与老挝、缅甸、越南、柬埔寨金融合作指数依次上升至36.020、36.590、68.930、28.650,年均增速分别为78%、63%、32%、91%。这说明中国与老挝、缅甸、越南、柬埔寨金融合作水平在迅猛提升,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中,中国与越南的金融合作一直以来领先于中国与其它三国,其次是中国与缅甸,中国与老挝的金融合作仅次于中国与缅甸,中国与柬埔寨的金融合作相对落后。

图2 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指数(1993—2023年)

表4 中国与老缅越柬1993—2023年金融合作指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表4中,2000年以前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指数值在多个年份显示为0,该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误差。主要原因在于,以上数据是以官方渠道作为事件数据公布来源,事件大多是在正规金融系统范围内开展的金融合作活动,但在此期间,中国与老缅越柬已通过民间金融往来渠道开展了比较活跃的金融合作(主要与边贸结算相关),如在中缅边境地区的瑞丽市,以流动私人兑换点、地摊银行或板凳银行、地下钱庄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民间金融往来在中缅边境金融合作中占据主要地位,而这部分金融合作事件官方渠道并未报道。

五、结论与分析

通过构建指数分别测度中国与老缅越柬的金融合作水平,既从整体上准确把握了中国与老缅越柬的金融合作水平及随时间动态变化的特征,剖析了五项指标对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的贡献程度,也明晰了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的关键影响因素。

(一)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呈快速上升态势并有明显阶段差异性,政策支持起到关键作用

从图3和图4可以看出,1993—2023年,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指数呈快速上升态势,说明在此期间中国与老缅越柬的金融合作活动随时间推进愈加频繁。进一步地,可发现中国与老缅越柬的金融合作呈现明显的两阶段差异性：第一阶段是1993—2007年,此阶段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发展缓慢,金融合作指数总体均值仅为1.310,金融合作的开展相对较少,这主要源于该阶段老缅越柬致力于恢复和稳定国内经济,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表现为各国积极参与的区域金融合作;第二个阶段是2008—2023年,此阶段中国与老缅越柬的金融合作迅猛推进,呈现明显的快速增长态势,双边开展了多种形式、较为频繁的金融合作,金融合作指数总体均值达到23.59,较上一阶段实现大幅度提升。2008年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开端年,中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推进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时,此阶段老缅越柬经济高速稳定发展,为促进对外贸易或跨境旅游,出台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助推了双边金融合作快速发展。

图3 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指数年度绝对变化量(1993—2023年)

图4 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五项指标演化过程(1993—2023年)

(二)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呈现明显国别差异性,除经济金融因素外,政治稳定性及互信程度、文化及地理位置等非经济异质性因素影响显著

根据指数测度结果,中国与越南金融合作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其次是中国与缅甸、中国与老挝金融合作,中国与柬埔寨金融合作最为落后。中国与越南、缅甸的金融合作更多地依托边贸、投资等实际经济活动,双边金融合作相对频繁,进而表现为较高的金融合作指数。但实际上,中国与越南、缅甸的金融合作深度不及中国与老挝、柬埔寨。中老已于2020年签订双边本币合作协议和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中柬已于2021年签署双边本币合作协议,并将本币结算范围扩大至两国已放开的所有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这主要基于中国与老挝、柬埔寨的政治互信程度更高。此外,中国与缅甸、老挝及越南的金融合作很大一部分分布在边境地区。比如,人民币在缅甸佤邦地区被广泛使用,主要基于缅甸佤邦与云南孟连县接壤,历史上曾是中国的领土,文化与中国相通,汉语和汉字也是其官方语言和文字,人民币在市场上广泛流通。中国与越南金融合作主要集中于越南北部,历史上,越南北部由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多民族,曾接受中国大量援助。历史背景、地理位置及文化差异形成了中越金融合作主要集中于越南北部边境地区。

(三)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以金融基础设施合作处于领先地位

如图5所示,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五项指标中,金融基础设施合作和金融市场合作相对频繁,金融监管合作和金融机构合作较为落后,该结果与刘方等(2020)[13]的研究结论不同,刘方等(2020)[13]用事件赋值法测算了中国与东盟的金融合作指数,认为中国与东盟的金融合作以货币合作领先,其次是金融机构合作、金融监管合作,金融市场合作和金融基础设施合作相对落后。除在第二部分提到的测度方法上的原因外,从现实情况看,首先,老挝、缅甸、柬埔寨在东盟十国中属于较为落后的国家,与中国有更大的异质性,在货币合作、金融监管合作、金融机构合作方面落后于中国与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其次,老挝、缅甸、越南与中国接壤,金融基础设施连通合作更为频繁(主要体现在边境金融机构间的支付结算系统合作);再次,老挝、缅甸、柬埔寨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中国通过项目贷款等方式为他们提供了大量融资支持,提高了金融市场的合作程度。基于以上背景,中国和老缅越柬金融合作五项指标呈现出与中国和东盟金融合作不同的特征。

图5 截至2023年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五项指标得分

六、对策建议

通过测度分析中国与老缅越柬的金融合作水平,进一步验证后发现,除了市场需求,政策推动对区域金融合作发展起重要作用(Ocampo,2006)[21]。近年来,中央及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创新推出了多项促进中国跨境金融合作的政策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推进中国跨境金融合作深化发展,应在坚持既定政策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提升跨境金融合作政策的精准性。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几点对策建议。

(一)注重政策支持和引导

对于异质性较大的强国与弱国间的金融合作,除了依托双边贸易、投资等实际的金融需求,双边政策的主动支持与引导必不可少,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30年来,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呈现明显阶段性特征,这种特征主要源于政策的变革。1993—2007年,老缅越柬各国致力于解决国内矛盾,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主要体现为各国积极共同参与的区域金融合作。2008—2023年,中国与老缅越柬各国一系列对外开放政策推动了该区域金融合作的快速发展。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强国与弱国之间的金融合作,政策支持与引导可能比市场推动更有效率。

(二)构建政治互信机制,重视地理、历史、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从中国与老缅越柬的金融合作经验来看,双边政治互信程度对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的影响显著。由此,中国与异质性较强的国家开展金融合作时,要首先加强双边政治对话与交流,构建互信磋商机制,强国要做好自我约束,必要时由第三方协调,管理好两国金融合作的非对称先决条件。此外,文化相近程度、地理及历史等非经济因素直接影响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的地域分布格局,应充分考虑地理、历史及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三)加大对弱国的资金支持或援助

中国与老缅越柬四国的金融组织结构相似,均是以银行为主导,但与中国相比,老缅越柬的银行机构普遍资金匮乏、贷款能力有限,贷款条件严苛。近年来,老缅越柬经济高速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资金需求量大。目前,中国对老缅越柬的贷款对象,除了财政部、工贸部等政府部门,企业方面均为老缅越柬支柱产业下经营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或上市公司。今后应酌情放宽对贷款对象(企业)的审查条件,或探索创新其他的融资渠道,以大力支持老缅越柬等金融合作国家的国内经济发展或其他资金需求。

(四)推动协调发展

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发展不均衡主要体现在各项指标的不协同和国别间发展的不均衡两个方面。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五项指标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关系,指标间的不协同会提高双边金融合作成本,降低金融合作意愿,从而制约双边金融合作的整体发展。国别间发展不均衡会降低区域金融合作效率,甚至会带来汇率波动、泡沫经济等问题,为金融危机埋下隐患。因此,应特别关注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均衡发展,提高金融资源区域配置效率,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中国与老缅越柬命运共同体建设。

(五)制定和实施差异化国别政策措施

结合已有研究成果(Badarau and Levieuge,2011)[22],由于欧盟各成员国金融异质性的存在,欧盟对各成员国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加剧了各成员国间经济周期的差异性,提高了欧盟货币合作成本,从而不利于欧洲货币联盟的推进。也有多项研究指出,国别差异给亚太金融合作带来挑战,中国与东盟的金融合作应以国别需求为导向,重视与东盟国家的差异性金融合作需求(陆长荣等,2020;Rughoo等,2016;申韬、钟碧兰,2019)[23][11][24]。长期看,应根据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的国别特点,尝试制定差异化国别金融合作政策,以此提高政策有效性,缩小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的差异,实现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协同发展,进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提高区域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