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证研究

2024-03-06 06:06马海涛陆胤李永海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24年1期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

马海涛 陆胤 李永海

摘 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保障和重要手段。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构建指标体系测算中国2012—2020年各省份和地级市层面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并使用三维Kernel核密度图描述二者的动态演进。在此基础上,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区域、不同水平和不同路径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共同富裕的推进作用存在异质性。

关键词:共同富裕;基本公共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126;D6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24)01-0025-11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1]23-24,强调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1]4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2]已有研究表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涉及各个领域,如发展数字经济、推进高质量发展、优化三次分配。特别地,李实等[3]指出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议程,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并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三方面阐述推进作用。本文从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出发,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识别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理论机制,并从过往数据中探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共同富裕间的关系,考察其影响路径,从而推进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一、文献综述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共同富裕基础在“富裕”,关键在“共同”[4],兼顾好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也是实现共同富裕所需解决的难题[5]。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以再分配工具为主要抓手[6],以解决相对贫困为总目标[7]。一般来说,实现共同富裕要从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两方面考虑。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科技发展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8],拉动经济发展;数字经济与地区收入水平关系密切,呈正相关关系[9];隐性经济的存在会严重影响经济秩序[10],损害经济发展。对于社会公平的影响因素,重点聚焦在收入差距上。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制度有助于缩小城乡、地区间的收入差距[11],其中再分配调节中的税收调节和转移支付等财政手段有助于合理分配财富[6];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相对落后的地区作用较强[12]。在规避公平受损方面,财政透明度的提高有助于财政决策公平、公正、公开,便于社会监督,避免寻租腐败现象的发生[13]。面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共同需要,二者却存在着“倒U”型关系[14],这便需要寻找新的政策工具或经济手段来打破这一矛盾。

近年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渐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不断下沉至县乡层面,城乡及地区间的收入差距随之缩小,这对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15]。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向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输送基本供给品,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积极回应基本需求,以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政府干预手段推进共同富裕[15];在坚持高质量发展方面,保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可及性,由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转变为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16];在调节收入分配格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通过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调节手段,调节收入差距,改善分配格局[17]。可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推进共同富裕中能够发挥稳定器、助推器与基础性要素等功能,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和必然选择[18]。

综上,已有研究主要从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两方面来探究如何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一些学者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也进行了探讨,但针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实证分析和实现路径探究存在不足。本文通过测算2012年以来我国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并分析两者的发展變化趋势,从实证角度探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是否有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问题

随着我国共同富裕实践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不断深入,其内涵更具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象都是人民,过程都具有渐进性和阶段性,目标都是公平正义和福祉共享[18]。共同富裕基础在“富裕”,关键在“共同”[4],同时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任务之一[3]。故基于实现共同富裕的三个维度,分别从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高质量发展三个角度分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

(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发展

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要以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7],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通过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19]。根据Solow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水平、人力投入和技术进步三方面。在资本水平方面,一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和分配扭曲等问题[20],改善交易环境,降低公众获取公共服务的交易成本和搜寻成本。二是随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政府在医疗、就业、养老、保险等方面增加财政资金投入,有助于减少社会公众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社会公众交易成本、搜寻成本和公共服务支出的减少直接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促使社会资本积累。在人力投入方面,一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高有助于地区吸引人才,同时促进本地区劳动力更快流动,提高人力资本水平[21],以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二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教育服务、就业和住房保障、医疗和保险服务等,提高社会公众身体和文化素质[22],通过改善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推动地区经济发展[23]。在技术进步方面,张恒龙等[20]发现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直接影响科技创新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所形成的全面保障,在很大程度上优化地方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吸引社会科技投入,推动科技发挥经济增长效应[8]。

(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社会公平

共建富裕只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共享富裕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24],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通过保障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25]。一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与再分配调节密切相关[3]。政府一般通过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方式,调整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公共服务支出水平,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越高,调节收入分配的能力越强[20]。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再分配调节打破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扭转要素资源单向流动的趋势[15],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社会公平。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15]。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保障农村弱势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现象的出现[26]。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农村创造发展机会,公共教育、文化和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投入能够提高农村居民的生产能力,激发发展动力,有利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补齐共同富裕的短板[27]。

(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高质量发展

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较低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矛盾[28],可以通过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一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信息技术发展相关[29]。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为信息技术发展提供环境,有助于信息技术在教育、医疗、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发挥再分配调节作用[30]。同时信息技术有助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体化发展[31]。二是产业升级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任务。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特征表现的城乡融合发展能够有效推动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32],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地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33],扫除推进共同富裕中的障碍。三是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34]。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实行生态补偿、优化生态环境是重要的策略选择[35],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发展生态文明是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36]。此外,高质量发展既要考虑物质富裕,还应考虑精神富裕[3]。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有利于社会公众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方面的高质量发展成果,提高社会公众的获得感、公平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提高社会公众的精神富裕[37]。

三、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结果

(一)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构建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我国推进的共同富裕是实现共同和富裕双重目标的共同富裕,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共同富裕。本文从共同富裕的内涵出发,从发展性和高质量两个方面来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见表1)。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参考干春晖等[38]的评价方法。本文使用熵值法对共同富裕指标体系中的三级指标进行评价赋权,按三级指标的权重简单加权后得到共同富裕水平,记为CP。

(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构建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基于公共服务的基础性、享有的普遍性和实施的公平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取向,随着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配套供给也应满足多种类、足数量、高质量的要求。因此,本文从民生类和社会类两个维度考察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本文使用熵值法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中的三级指标进行评价赋权,按三级指标的权重简单加权后得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记为EPS。

(三)测算结果

采用前述构建的指标体系,本文测算了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未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2012—2020年的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基于测算结果对我国各省份的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初步考察,如图1所示。通过观察2012—2020年我国各省份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从演进历程来看,无论是共同富裕水平还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2012年以来总体上均呈现上升趋势,共同富裕水平均值从2012年的22.24增长到2020年的28.76,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均值从2012年的21.35增长到2020年的30.53,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共同富裕推进均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二是从总体水平来看,我国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四)Kernel核密度分布

本文参考沈丽等[39]的方法,运用高斯核函数得到Kernel核密度分布,考察我国2012—2020年各省份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分布动态演进,计算公式如式(1)和(2)所示。

其中,f(·)为密度函数;K(·)为核函数;N为观测数量;Xi为观测值;[AKx-]为均值;h为带宽。

通过刻画我国各省份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三维整体分布格局,有助于分析不同年份水平分布情况及动态特征。其中,波峰高度和波峰宽度用来说明差距的大小,波峰数量用来说明极化现象,分布的延展性用来说明分布差距的大小,具体结果如图2所示。

从我国共同富裕的Kernel核密度估计分布动态演进来看,各省份的共同富裕分布动态演进呈现整体向右移动的趋势,说明各省份共同富裕水平有所提高。从各省份主峰位置来看,总体上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偏低,但在持续提升。主峰高度出现多次上升、下降的不稳定情况,主峰曲线宽度呈现扩大趋势,说明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存在差距扩大的趋势。从东中西部地区分布动态演进来看,东部地区的主峰位置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明显偏右,说明东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较为领先。东部地区一直呈现单峰值的态势,主峰平稳右移且波动下降,总体上我国东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极化现象得到缓解,但由于广东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优势明显及海南省的相对落后,存在左右拖尾的现象。中部地区2014年出现特大峰值,主要是由于吉林、安徽和湖南三省共同富裕水平出现大幅提高,同时山西、黑龙江两省出现较大下降,导致中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集中于峰值附近。随着时间的推移中部地区的多峰态势逐渐消失,说明中部地区多极化现象减弱,共同富裕水平推进更加平稳。西部地区核密度分布波动较大,由于西部地区各省份排名波动剧烈,多呈现波动增长趋势,各省份间协调发展情况较差。

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Kernel核密度估计分布动态演进来看,各省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分布动态演进呈现整体向右移动的趋势,说明各省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有所提高。全国各省份及中部地区的主峰高度呈下降趋势,而且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主峰高度呈现伴有微小回升的下降趋势,主峰宽度均呈现扩大趋势,说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存在差距扩大的趋势。全国各省份及中部地区呈现单峰的态势,主峰平稳右移且波动下降,可见全国各省及中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极化现象得到缓解。东部地区呈现单峰的态势,主峰波动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极化现象得到缓解。不同的是西部地区呈现双峰的态势,表明西部地区存在多极化现象,但整体上西部地区的峰值也呈现下降的趋势,且双峰均向右移,说明西部地区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但总体向好。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模型构建

为实证研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本文构建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具体设定如式(3)所示。

其中,CP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i地区t年份的共同富裕水平;EPSi,t为解释变量,表示i地区t年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CONTROLi,t为控制变量组;α表示常数项;β1、γ1表示系数矩阵;μi用来控制个体固定效应;λt用来控制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与数据

1.被解释变量:

共同富裕水平(CP)。为全面反映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我国共同富裕水平,采用前述方法所测算的共同富裕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一方面,富裕度和共同度构建的发展性指标可以更好地衡量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另一方面,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通过加入包含信息技术、产业水平和生态环境相关指标,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

2.解释变量: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EPS)。为全面衡量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采用前述方法所测算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作为解释变量,该指标涉及公共教育、医疗卫生、文化投入、公共设施、住房提供、就业保障和社会保险七方面。

3.控制变量。

在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共同富裕时,不能忽视其他因素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为避免遗漏變量带来的问题,本文在已有研究及理论基础上选取以下控制变量:数字经济指数(DE),采用北京大学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衡量;财政支出规模(GOV),采用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对数值来表示;金融发展水平(FIN),采用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表示。

4.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用数据为2012—2020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未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与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对于个别缺失数据,通过查阅各地方政府官方网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并使用线性插值法补齐得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

(三)回归分析

为检验本文的研究问题,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结果如表4的(1)—(4)列所示。

其中(1)和(3)列分别为省级和地级市层面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均显示省级和地级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推进作用。这一推进作用在(2)和(4)列加入数字经济指数、财政支出规模和金融发展水平三个控制变量后有所下降,但系数仍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本文研究问题得以检验。从控制变量的系数可以看出,提高数字经济与财政支出水平对推进共同富裕具有促进作用,而金融发展存在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是由于当前的存贷款规模主要来源于金融机构和企业,“挤压”了居民的存贷款规模,从而影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

被解释变量(CP)和解释变量(EPS)均由指标体系测算得到,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方面,能够正向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随着共同富裕的推进会对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也会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产生影响,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采用系统GMM来处理内生性问题,内生变量为滞后一期的共同富裕水平,工具变量使用其最大滞后项,两阶段估计结果如表4的(5)(6)列所示。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加入共同富裕水平一阶滞后项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共同富裕水平滞后项的系数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表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共同富裕目标实现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各模型估计中二阶序列相关和Hansen检验均不能拒绝原假设,故不存在自相关问题且选择的工具变量有效。

(四)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检验结果有效可靠,本文采取截尾处理和替换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

1.截尾处理。

为考虑异常值给计量结果带来干扰,分别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前后1%的截尾处理,回归结果如表5的(1)(2)(4)(5)列所示。其中(1)和(4)列为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截尾处理后的回归结果,(2)和(5)列为解释变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截尾处理后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回归系数均在至少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验证了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2.替换解释变量。

为防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共同富裕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对实证结果造成干扰,本文采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一阶滞后项(

L.EPS)替换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5的(3)和(6)列所示。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仍显著为正,基准回归模型较为稳健。

五、异质性检验

(一)分地区异质性检验

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资源禀赋、财政收支等存在差异,所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可能存在地区差异。将样本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划分为三大区域,进一步实证检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共同富裕影响的地区异质性,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从回归结果来看,无论省级层面还是地级市层面,各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共同富裕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东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促进作用最大,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相对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有利于保障基本民生、共享发展成果、改善分配格局,更大程度发挥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

(二)分位数异质性检验

为全面考察不同共同富裕水平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使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程,分析共同富裕在不同分位数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作用的异质性。由于省级样本量相对较少且存在极化现象,分位数异质性检验意义不大。故仅对地级市层面进行分位数异质性检验。面板分位数回归方程如式(4)所示。

Qτ[CPi.tXi.t(EPSi.t)]=β(τ)Xi.t(EPSi.t)(4)

其中,τ表示不同分位数,β(τ)为不同分位数下的变量估计系数,选取20%、40%、60%和80%四个分位数进行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在不同分位数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共同富裕的推进作用表现出异质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共同富裕的推进作用在共同富裕水平的80%分位数处表现出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而在共同富裕水平的20%分位数处发挥的推进作用最小。可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相对发达地区发挥的作用较大,原因可能是在共同富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管理水平和资源使用效率相对较好[40],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有助于满足社会公众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对推进共同富裕更加明显。

(三)分路径异质性检验

为进一步探究在不同实现路径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共同富裕的异质性,考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本文将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细分为四个一级指标,分析在不同实现路径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共同富裕的异质性。基于熵值法所测算的指标权重,对共同富裕指标体系中的发展性指数(DEVi,t)和高質量指数(HIQi,t),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中的民生类指数(PHLi,t)和社会类指数(SOCi,t)进行加权计算,并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省级层面的回归结果如表8的(1)—(4)列所示。基于(1)和(2)列中民生类和社会类指数的系数可以看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民生类和社会类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对推进共同富裕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3)和(4)列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发展性和高质量指数的系数来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通过正向促进发展性和高质量指数,进而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其中对高质量指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地级市层面的回归结果如表8的(5)—(8)列所示。基于(5)和(6)列中民生类和社会类指数的系数可以看出,二者对共同富裕的推进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7)和(8)列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发展性和高质量指数的系数来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发展性和高质量指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聚焦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考察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运用2012—2020年各省份和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测算我国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分析我国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动态演进和现状,实证检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解决内生性问题并保证稳健性,最后进行分地区、分位数和分路径异质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2012年以来我国共同富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存在总体水平较低、区域间发展不均衡和极化等现象;第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有效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第三,在不同地区、不同水平和不同路径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共同富裕的推进作用存在异质性;第四,数字经济指数、财政支出和金融发展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影响因素。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首先,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应充分发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积极作用。现阶段我国各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较低,应积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在保证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充足的同时保证结构均衡,兼顾基本公共服务的“量与质”,推进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实现。其次,注重地区间均衡发展,避免“马太效应”出现。长期看来,地区间和水平上存在影响的异质性。因此,采取积极的财政转移支付、税收优惠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等手段具有迫切性,推进农村和落后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共同富裕的发展进程,补齐城乡、区域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差异所造成的差距。最后,因地制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实现共同富裕赋能。基于分路径异质性检验可知,民生类和社会类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均对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具有积极作用,但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所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异。针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应更侧重于民生类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质量,增强欠发达地区发展的信心与活力。针对较发达地区,应更侧重于民生类和社会类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均衡,以全面高质量发展理念贯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更好地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综上可以看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具有正向推进作用,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无疑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随着共同富裕研究的不断深入,存在更多的问题需要研究探索:第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涉及领域诸多,后续可以从微观视角进行深入研究;第二,本文主要从省市层面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共同富裕进行研究,后续可以从县域层面进行深入研究;第三,本文研究缺乏数理模型推导,导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较为薄弱,后续可以从理论层面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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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o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aking the "Second

Ma Haitao1, Lu Yin2, Li Yonghai2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and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hile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s the basic guarantee and important mean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dicator systems were constructed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t the provincial and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20, and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m was described using a three-dimensional kernel density map. On this basis, the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was used for empirical analysis, and it was found that improving the level of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Further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under different regions, levels and paths, the role of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s heterogeneous.

Key words:common prosperity; basic public services; Chinese modernization

責任编辑:武玲玲

收稿日期:2023-07-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减税降费背景下地区税收流失规模测度与合作治理研究”(20BJY23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质性减税降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19ZDA070)

作者简介:马海涛(1966-),男,山东威海人,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永海(1981-),男,甘肃庆阳人,兰州财经大学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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