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生产视角下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路径
——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为例

张 晖

一、引言

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国正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深层次上推动开放，不仅在全国范围加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等各类开发区的创新发展，更是着力打造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等开放新高地，并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这些有着特定地域范围和特殊政策制度安排的经济区域，不仅成为地区经济发展和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更是在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发挥着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生产特征。可见，开放经济活动具有明显的空间属性，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也应该具有空间异质性，不是在所有区域内同步推进。为更深入、准确把握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理论内涵，有必要从空间维度对其进行解读。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中国探索建立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最新成果，从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实践可以梳理和总结建立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新思路、新方向。本文基于“三元空间论”，在分析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空间生产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实践路径，其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将领域、尺度、网络等人文地理学核心概念整合到“三元空间论”框架中；二是阐释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政治经济学意蕴和实践价值，为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奠定了实践基础和经验积累，有利于体现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的战略意义；三是从空间生产的角度归纳并提出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路径，为深化全面改革开放、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提供了政策参考。

二、空间生产理论及其拓展

20世纪初，法国著名学者列斐伏尔主张从“空间中的生产”研究转为“空间本身的生产”研究，并构建了一个包含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的“三元空间论”（或称“三元空间辩证法”），用来解析实际的空间生产过程。空间生产活动通常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进行，具有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属性。从人文地理学角度看，空间生产活动的特定区域空间即为“领域”，生产活动的作用范围差异则表现为“尺度”，而从领域内部来看，区域生产主体的互动及其社会关系则形成“网络”。由于对单一维度的分析面临概念泛化与视角狭窄的问题，可以从“TSN”框架（即Territorialization，领域；Scale，尺度；Network，网络）的多重社会空间维度进行空间生产过程研究。

“领域”是指特定边界所包围的空间单元，其内外具有明显的差异性（马学广和李鲁奇，2017）。人流、商品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在全球范围的无界流动，打破了原有领域的边界，使社会关系逐步与地方（Places）和领域（Territories）相分离，即为去领域化。随后各种经济活动、社会关系以及政治力量开始在原有边界被打破的区域上构筑新的领域，以实现对新空间的控制，即为再领域化（罗小龙等，2010）。“尺度”的作用是度量空间，表征空间规模、层次及其相互关系。尺度重构是对尺度动态变化过程的描述，其内涵是生产空间在不同尺度之间的变化。“网络”是用来描述社会结构或关系，主要是指由某些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Wellman 和Berkowizt，1988）。区域内各利益主体以及与之关联的国内外主体相当于“节点”，各主体之间的空间关联关系是“线”，由这些点和线构成空间生产网络。

领域、尺度、网络等每一个维度都可以对空间过程产生影响，也伴随着“空间”概念的拓展，不再被视为社会关系的固定形态，可适用于不同属性的社会空间过程。将列斐伏尔“三元空间论”与“TSN”维度结合，以构建一个空间生产矩阵，形成一个适用于具体空间活动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一个空间生产系统或空间生产过程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解析。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区域实践开始的，对外开放政策制度也是首先在某些特定区域进行探索和试验，比如早期设立的经济特区，以及党的十八大之后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这也就意味着，我国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具有显著的“区域”或“空间”属性，改变了该空间的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方式，并通过对空间的改造形成了新的生产方式，是典型的空间生产。海南自由贸易港是当前我国建设的最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表现形态，也是一种空间生产模式（张晖和郭庆宾，2022）。自由贸易港是设在国家与地区境内、海关管理关卡之外，允许境外货物、资金自由进出的港口区。与一般园区不同的是，自由贸易港以投资贸易自由便利为重点，实施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的安排，建立货物、资金、人员等要素自由流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便在新时期扩大对外开放，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开放型生产方式同时也赋予了空间以创新、开放和服务等体现“空间生产”的要素，使得这个区域“空间”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不是充当“容器”或“场景”，而且是制度“生产”和贸易服务“生产”的参与者，即扮演“生产者”的角色。可见，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也可以适用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

三、空间生产视角下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逻辑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空间生产依托地方、服务国家、面向全球，涉及地方、国家、全球等多个空间尺度，有利于推进经济全球化和要素跨国流动，网络化逐渐成为其空间生产结构的显著特征。可见，海南自由贸易港就是一个大尺度、宽领域的“空间生产”过程，对当前的社会秩序进行“时空修复”，重塑面向未来的“社会空间”，引领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

（一）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空间实践

由于空间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的首要作用是生产力作用（Elden 等，2003），因此在“空间实践”的层面上，以打造开放型经济新高地为目标的海南自由贸易港要形成高水平的生产力，扩大生产的尺度范围和层级空间。

1.海南自由贸易港生产和消费（再）领域化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核心制度设计是投资贸易自由化，具体就是通过境外生产设备、外商投资、跨境服务贸易等方面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最大限制降低商品和要素流动障碍，为大宗商品、国际物资、国际资金、国际市场信息的顺畅流通提供渠道，也有利于加速流通空间的再领域化，保证资本循环的持续进行，为生产空间开辟更多领域，从而破解资本循环的障碍，为资本创造更好的本地化生产性空间。在海南自贸港优惠政策的激励下，一大批世界500 强企业纷纷进驻海南，使得资本生产在海南这一特殊“空间”的存在性和控制力不断增强，表现为资本生产的领域化过程。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海南将“围绕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推动旅游与文化体育、健康医疗、养老养生等深度融合”，而且岛内居民还可以“零关税”消费实行正面清单管理的进境商品。得益于离岛免税政策的不断深化和优化，离岛免税购物作为海南自贸港的“金字招牌”，2021年销售额就超过了600亿元，到2025年，有望突破1600亿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免税消费市场，成为全球高端商品的集聚地。在医疗旅游消费方面，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作为中国唯一的医疗特区和中国首个开展真实世界数据应用试点的区域，2020—2022 年接待医疗旅游人数平均增长68%，特许药械使用患者人数增长284%。不仅如此，海南还连续举办了三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成为高端消费品牌进入海南的重要平台。消费市场的开放为集体消费开辟了广阔的新空间，将更丰富的生产方式和消费形态引入到了自由贸易港的空间中，成为优质消费资源集聚地、消费创新引领地及旅游消费目的地，帮各地客商实现“买全球、卖全球”愿景，充分体现了消费空间的领域化作用，推动消费升级。

2.海南自由贸易港生产尺度的水平重构

海南从1988年建省办经济特区起，就一直扮演对外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角色。经济特区的发展方向是引进外资和出口，政策支持以减轻企业负担为主，其产业定位也有很强的针对性，以产业转型升级为主导，其生产范围仍以本地尺度为主，产业尺度范围也有限。从全球尺度来看，经济特区仍是“境内关内”，是国内生产的组成部分，货物和人员出关受到管制，与全球尺度是垂直联系的。但自由贸易港是一种“境内关外”的设计，其发展方向是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支持以消除投资贸易壁垒为主，产业定位也涉及贸易、金融、科技、旅游等多方面，生产尺度和产业尺度范围均比经济特区要广和深，与全球尺度是水平联系的，货物和人员流动自由。垂直联系的尺度建构容易导致全球尺度流于抽象（Marston 等，2005），而水平型的尺度建构能通过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及消费过程进行架构与联系，实现对不同空间层面的综合（Coe 等，2004）。海南自由贸易港关于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国际航天城、深海科技城、全球热带农业中心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等重要的任务部署，都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是海南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延展和升级，同时也是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还面向全球发挥作用，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从多个方面升级并深化原有生产尺度，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门户。

3.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全球生产网络构建

海南自由贸易港“境内关外”的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把自由贸易港的生产空间置于全球生产空间的范畴，从某种程度上看，自由贸易港与全球市场的距离还要小于与国内市场的距离，更容易构建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化生产网络。自2020 年6 月1 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公布后，海南自由贸易港逐渐成为跨国公司的投资热土。2022年，海南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320家，实现实际使用外资到资40.5亿美元，同比增长15%。这些企业将助力海南自贸港嵌入全球价值链，逐渐构建起一个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化生产网络。此外，离岸贸易是一个区域国际市场竞争力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重要体现。海南出台了《关于打造区域性离岸新型国际贸易中心先导性项目的工作实施方案》《关于支持海南开展新型离岸国际贸易外汇管理的通知》等多项政策，致力打造新型国际离岸贸易产业集聚地。2019 年海南离岸国际贸易不到1 亿美元，而截止到2022 年末，海南新型离岸国际贸易涉外收支已经达到184.5 亿美元，业务种类不断丰富，市场主体数量不断增加。

（二）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空间表征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促进生产要素自由便利流动，其最直接的组成要素还是制度。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制度创新将重构主体之间的互动秩序，改造与市场和贸易相关联的社会空间。

1.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空间的（再）领域化

与以往增量性制度试验不同，自由贸易港通过制度集成创新，目的是主动适应市场治理机制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制度化”空间生产过程，更强调对存量制度知识的废除、更新和升级，不断深化存量制度空间，而不仅仅是增量制度知识的生产。这是一个打破原有制度空间内各制度单元边界，进而进一步释放制度潜能的（再）领域化过程。截止到目前，海南自由贸易港累计发布制度创新案例134项，其中8项被国务院向全国复制推广，比如国际投资“单一窗口”、国土空间用途审批“多审合一”、游艇等船舶证书“多证合一”等，涵盖投资贸易自由便利、行政审批、市场监管等多方面的制度创新。这些制度创新对旧制度空间进行大胆变革，探索制度空间的新领域，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多个层面，构成了自由贸易港制度空间的“表征”，是对以往开放经济制度空间的一次自我革新和全面提升。尤其是企业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负面清单和交通工具及游艇、原辅料、居民消费品等三张“零关税”正面清单，以及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等高含金量政策，针对关税这一国际贸易的主要障碍进行大胆变革，削减制度壁垒。这不仅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也推动了各类要素自由便捷流动，让海南成为当前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最高形态，为探索更完备、更规范、更有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出示范。

2.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空间的全球重组

以往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开放经济形态的制度结构主要通过单方面的制度创新打造“政策洼地”来吸引投资和促进出口，其开放经济形态主要是优惠政策驱动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其制度变革是对国内政策制度体系进行调整，属于国内尺度的制度空间重构。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则要求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是我国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建立高水平国际经贸制度体系的重要探索，其经济形态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强调对标高标准国际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属于全球制度空间重组。由于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全球自由贸易和规则重构的重点，2021 年7 月商务部印发了中国跨境服务贸易领域的首张负面清单《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2022年12月，海南在全国率先探索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改革，并在全国首个出台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立法。这些均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对标CPTPP、RCEP 等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而开展的制度型开放措施。2021 年，加工增值免征关税政策落地实施，这既是海南自由贸易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政策的逐步扩大实施，也是对标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海南版“原产地规则”。目前，海南自贸港正加快对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规则，制定数字贸易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海南自由贸易港将拓展中国与世界合作的空间，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的中国声音，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积累经验。

3.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空间的网络化构建

制度空间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要素构成的规则系统。2020 年6 月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制度集成创新就是要是把已有的各项政策制度、各子项制度有机组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使其内在关联起来，促进创新要素交叉融合、相互碰撞，即使制度空间的要素相互联结成网络状结构，以构成一种新制度，创造出更大的体制机制活力。2020 年10月，海南制定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集成创新行动方案（2020—2022 年）》，旨在推动更多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改革创新，打通不同地区、部门和行业之间的壁垒，使各方面创新举措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提高制度创新整体效益。从实践来看，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负面清单、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等国际投资贸易管理制度，大幅降低了市场要素的市场准入限制和流动障碍。先照后证、多证合一、证照分离等商事登记制度深化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进一步营造宽松便利的市场准入环境提供了管理基础。而事中事后监管使政府职能由以控制和配置资源为主转变为以提供监管服务维护市场秩序为主，有利于提高市场活力和行政效能，也有效支撑了市场准入和商事登记的制度创新成果。负面清单、放宽市场准入、商事登记等制度创新也为政府推进职能转变、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提供了制度需求和改革压力。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各项改革举措相互关联、配套组合、系统集成，形成了一个网络化结构的制度空间，构建了有利于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制度体系。

（三）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表征空间

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一种空间生产和制度生产的方式，通过扩大开放、深化改革，要满足形成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战略任务需求，致力于营造合作互利、共赢发展的局面，对抗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对经济全球化的分裂和阻碍，为世界经济治理贡献力量。从表征空间层面看，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具有战略性，其空间生产需要实现空间战略价值。

1.海南自由贸易港空间战略（再）领域化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中指出，“过去40 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在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国家先后设立了22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于2018 年成为全国第四批自由贸易试验区，仅仅两年后，2020 年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就此开启了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征程，并将于2025 年底实现封关运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旨在通过更深层次的空间生产优化和制度创新，主动推动全球化进程，促进全球空间资源共享，增添与全面开放相适应的战略要素，成为全球开放经济发展的旗帜和标杆。这一战略措施通过在政府职能、市场开放、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等领域作出深刻变革，主动作为，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和世界经济治理，推动开放格局从以商品和要素为主的单一领域开放转向层次更高、领域更宽、辐射作用更强的全方位开放，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有助于实现开放型空间战略的（再）领域化。

2.海南自由贸易港空间战略的尺度重组

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阶段，虽然也伴有各种内部改革，但以政策优惠为主导的开放措施仍然居于主要地位，而且各改革完全依靠内部动力推动，以单项改革为主，改革措施和开放政策的空间和作用范围尺度较为单一，较难形成整体效果和集成效应。而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会触及开放中的深水区，因而更具有“试验”和“探路”的特点。海南自由贸易港正锚定2025年底前全岛封关运作目标，围绕“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制度设计和以“六个自由”为特征的开放形态，充分开展压力测试，倒逼贸易投资、财政金融、科技体制、政务服务等更广范围、更大尺度的改革，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和协调推进，使改革和开放在更广泛的领域配合互促，以空间战略的尺度重组推动中国经济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相比于以往循序渐进、逐步探索的开放过程，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开放步伐全面提速，以时间换空间，加速融入全球体系。

此外，《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还对2035 年前的重点任务作出了部署，并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的目标。由此可见，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空间战略，不仅是加快中国融入世界经贸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步伐的引擎，有助于推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而且通过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进行封关运作，将商品、要素、规则、标准等压缩在独特的战略空间内，进行大尺度、深层次、全方位试验，以空间换时间，推进对外开放进程。由此可见，从时空尺度上看，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体现为以“时空压缩”的方式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3.海南自由贸易港空间战略网络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不是单纯的地方性对外开放试验，其战略价值要放在更大尺度的经济社会关系中去衡量。香港作为全球知名的自由贸易港，在我国对外开放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海南自由贸易港可与之优势互补、合作共赢。2020年9月和11月，海南相继成立了中国海南自由贸易港琼港澳服务业合作示范区和琼港经济合作发展咨询委员会，旨在整合“港澳所长”和“海南所需”，促进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2022 年11 月，海南省发布《RCEP 项下海南出口优势产品清单》《RCEP 项下海南进口优势产品清单》《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优势产品清单》三张清单，以期推动RCEP生效实施与海南自贸港政策制度发挥叠加效应。海南还充分发挥博鳌亚洲论坛的平台作用，积极做好论坛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互动和呼应，拓展国际交流合作。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其他开放战略的整合和叠加有助于构建网络化的战略空间格局，深化全面开放局面。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还明确指出，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是支持经济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通过高水平开放，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化市场化改革，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其共同体实践生产的就是“全球性的空间生产知识”，致力于构建一种以共赢为取向的新空间战略网络、新贸易规则和新社会秩序。

四、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路径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以打造当今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为目标，是我国探索和推进更高水平开放的战略选择，为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其经验做法和空间生产实践对于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有重要启示。

（一）基于空间实践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路径

1.放松市场准入管制，推动国际化生产和消费集聚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国际资本流动面临严重壁垒。虽然我国一直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但以往对外资实行审批制，外资进入面临准入门槛、持股比例等诸多障碍，开放水平不够高。借鉴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空间实践经验，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需要实施扩大开放的政策制度和措施，推动国际化生产和消费集聚，不仅是要放宽外资准入领域，吸引更多跨国企业进驻，提升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地位，还要引入更多全球市场的消费精品和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为中国消费市场创造更大的内需空间，提升消费能级和国际化程度。

2.与国际市场水平对接，畅通国内国际市场融合渠道

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应充分发挥地方禀赋，为国家提供战略支撑和服务，更要面向全球，尽可能消除与国际市场的尺度障碍（比如关税壁垒），更紧密地与国际前沿规则接轨，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能无障碍、无需外力的水平交流。这并不是简单地在以往“地方-国家”的尺度上叠加全球尺度，形成“地方-国家-全球”的垂直化尺度建构，而是更强化“地方-国家-全球”之间的水平联系，地方性生产、服务国家需求、对接国际规则是同步展开的、立体化的。尺度的水平重构体现了不同尺度之间的交互和依存，这种立体化、多尺度的综合避免了在垂直化定义下通过“尺度跳跃（Jumping Scale）”进行解释所存在的不一致性（贺灿飞和毛熙彦，2015），以及纠正了“尺度跳跃”需要外部动力的缺陷，更有利于国内国际空间的要素和经济活动的联通与融合。

3.以跨国公司的价值链布局为纽带，嵌入全球生产网络

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空间实践经验来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通过尺度重组，脱离传统的“地方-国家-全球”垂直体系，转而以重要的地方为节点、以关系为纽带，可以构建出立体网络化的全球生产体系。全球生产网络是对多主体的联系和超越地域边界的尺度建构。为了实现将生产尺度向全球层次提升，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需要为国际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提供新的投资领域，以跨国公司为主体，进行全球价值链部分环节的布局和投资，并积极拓展离岸贸易、跨境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新型国际贸易业务，深度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又可以反过来倒逼国内生产力空间进一步扩大领域，深化尺度层次或推动更多的领域实现尺度升级。

（二）基于空间表征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路径

1.以制度型开放为导向，强化存量制度空间的变革

制度型开放是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必然方向（刘晓宁和宣亚丽，202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借鉴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空间领域化经验，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需要以制度型开放为导向，瞄准改革的“深水区”，以破除制度空间的结构性障碍导向，着力在存量制度领域开展变革，解决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性难点和堵点问题，进行制度性“空间生产”，强化制度空间的领域特征，挖掘制度资本潜力。这样的制度空间生产有助于实现从要素红利到制度红利的全面对接（陈捷和蔡承彬，2022），并以其开放的精神特质和与时俱进的发展活力，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建立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既是我国应对全球经济新形势的方案，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抓手。这也要求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能只着眼于地方性制度创新，必须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国际尺度的标准和规则重构制度空间结构，开展经贸规则体系的国际协调，助力解决现行国际经贸规则中存在的弊端，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在全球治理变革中展现大国担当。

目前，中国对外开放逐步从以要素流动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对外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将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世界范围内推广开放新格局的中国标准和中国方案（赵伟洪和张旭，2022）。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加工增值免征关税政策等这些“中国声音”、中国版本的国际经贸规则其实就是中国对于世界经济治理的“空间生产的知识”，是中国为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而进行全球尺度“制度生产”的成果，为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竞争赢得主动，同时也为世界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3.以制度集成创新为核心，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更高水平开放是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涉及制度领域较多。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还面临外贸体制、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境外投资监管体制、区域开放新机制等多重障碍（金瑞庭和原倩，2021）。单兵突进的制度创新无法满足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内在要求，必须直面投资贸易规则及治理框架涉及的深层次经济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甚至法律法规层面，构建一个系统集成、结构严密的“网络状”制度空间。因此，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必须以制度集成创新为核心，推动重大制度创新充分联动和衔接配套，协同解决高水平开放过程中碰到的各种问题，破除各种隐性壁垒，避免因一个环节的问题而阻碍开放全局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提供动力和实践源泉。

（三）基于表征空间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路径

1.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国际经贸秩序进行“时空修复”

中国正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国际双循环需要纽带和桥梁，海南自由贸易港也正是为肩负起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交汇点、服务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使命而诞生。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经验可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就要开发一种“时空修复”功能，达到以下目的：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交互点上主动作为，通过空间重塑，主动融入世界市场，促进内循环和外循环有机衔接，加速资本周转、打破贸易和制度壁垒、改善国内外经贸关系，缩短与全球市场的经济距离，减少空间摩擦，修复和改善国际经贸秩序，使这一空间成为我国应对国际经贸格局调整的解决方案。

2.锚定国家战略目标，设计空间战略的“时空压缩”机制

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包括产权保护制度、要素市场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等。根据以往发展经验，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全面扩大开放才能推动。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表征空间可以看出，其空间战略有着清晰的分阶段分步骤实施路线图和目标，实施过程以有利于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增添内在动力为导向，压缩实现奋斗目标的时空距离。由此可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需要以独立的空间为载体（比如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进行“时空压缩”式的开放经济空间生产，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和目标规划，以战略目标约束倒逼深层次改革，将人才、资金、技术、数据、土地、组织等空间生产要素压缩到同一空间内进行整合，从而驱动各领域空间生产在多个尺度上交互和重构，使之相互依赖、相互促进。

3.强化空间战略的协同整合，推动共同体实践

为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构建了全方位的开放战略，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目前，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经生效实施，而且中国也已经申请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就要主动对接国内外开放空间战略，深入开展战略合作和规则协同，与重要国际合作交流平台互动发展，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签订自贸协定，深度融入全球生产和创新体系，建立常态化的经贸合作交流和贸易互惠机制，进而构建起大范围、宽领域、多主体的空间战略网络，推动全面开放格局和广泛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

综上所述，从空间生产理论的“空间三元论”视角看，建立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空间生产不仅具有生产力空间、制度空间和空间战略三重属性，而且在每层空间内涵中，又有着（再）领域化、尺度重构、网络构建等多维生产逻辑。这一综合框架可以为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路径指南和政策启示，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基于空间生产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路径

五、结论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中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实践探索，从空间生产视角看，其三元生产空间是互动的。作为一个生产力空间，海南自由贸易港不断吸引和聚集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通过生动的空间实践检验了自由贸易港制度创新的有效性，并为制度空间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经验积累。海南自由贸易港所体现的空间战略又源自对生产力空间和制度空间的肯定性解构和启发性重构，并注入新的开放性和可能性来构建新的空间形态，是生产力空间和制度空间的升华，展现了深化改革开放的空间生产过程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性。

因此，建立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还需要继续遵循“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的空间生产逻辑，不断发挥大国空间生产的内在优势，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全方位进行空间生产，加速推进投资贸易自由便利，加大制度集成创新和制度型开放力度，加快合作共赢的共同体实践，实现空间战略的价值诉求，展现贡献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