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岳弦歌

甘建华

一

新年元旦，阳光晴好，邀集几位友人游南岳。从衡阳开车走高速公路，半个小时即到山脚下的南岳镇。穿过“天下南岳”牌坊，一路往前，沿西岭方向，都是上坡，弯多坡陡，路上游人车辆不少。虽有寒冷清冽之风拂面，但树木葳蕤，草深林密，山上山下有龙蛇大泽气象，一派典型的湖南冬日景观。

离镇一公里，到了白龙潭，经过黄庭观，几百米后，左手见一块“国师院五烈士墓记”的花岗岩碑，右手见一块“白龙村”路碑，前行400米，转9个弯，可见树林掩映下一幢异国风格的青砖房子，这就是昔年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前身）文学院的教师宿舍停云楼。就像人上了年纪一样，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这栋将近百年的建筑，如今房檐上长着很深的茅草，屋后两棵马尾松远远地高过房顶，给人一种巨龙压顶风雨飘零之感。

以前我们都是隔着一堵围墙观望，今天发现树丛中的围墙被推倒一个豁口，禁不住好奇心的诱惑攀爬进去，二层结构的房屋墙体麻石基础依旧完好，爬满了蛛网般的青藤，而楼板已经朽蚀，楼枕有好有坏，房顶已经风化见光，木条匀称的天花板次第断裂。走廊通道两边，各有8间房子，上下16间，每个房间大约10平方米。我在心里揣测，朱自清先生当年住在哪一间呢？闻一多先生住在哪一间呢？冯友兰、叶公超、吴宓、钱穆、汤用彤先生又住在哪一间呢？无数往事纷纷涌上我的心头。

从门口的遮雨棚出来往山下走，有一条松针和树叶铺垫的麻石路面，两旁的马尾松和杉树高耸云天，几株高大的芭蕉青枯参半，一棵枫树的叶片依然停留枝头，红得格外耀眼，成为冬日南岳山中一道绚丽的景致。

半途右侧原有一栋单独的洋房，现在已经不见踪影。1932年11月2日，蒋介石、宋美龄第一次来南岳，曾在这儿住了4天，后来人们习惯称之为“美龄宫”。程潜、林森、冯玉祥、蒋经国、孙立人等人，也曾先后在此暂住。南岳是抗战名山，蒋介石曾在此主持召开4次军事会议，总结讲评重大战役，褒奖前方忠勇将士。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为正面战场培训了三千多名抗日游击骨干。山上山下，到处都可寻觅到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田汉、冯乃超、季维诺夫、鹿地亘、胡志明等中外共产党人的足迹。

清末光绪二十七年（1901），德籍传教士汤培生访问衡山。六年后，福音书、小册子和路边的布道，受到了南岳香客们的欢迎。1920年，在得到洛杉矶石油大王斯图尔特兄弟的赞襄后，基督教会在南岳白龙潭开办圣经学校，培养神职人员。不久，美国著名旅行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威廉·埃德加·盖洛（William Edgar Geil），来到赤色的南岳衡山朝圣，参观了圣经学校，并在《中国五岳》一书中首次对之作了简单的介绍。

松涛的阵阵啸声中，我的耳畔仿佛又飘进了那首著名的《西南联大校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五朝宫阙”当指北京，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都以北京为都城，宫阙就是宫门两边的望楼。“衡山湘水”中的衡山即南岳，湘水一指千里湘江，一指长沙，都是长沙临大所在地。1937年秋冬时节，在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临大文学院被安置于南岳山中，浴火重生，薪火相传，时间前后长达110天。其时荟萃了中国最可称道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创造出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模式，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展现了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文化史的骄傲，可谓得一时风气之盛。大师们莅临南岳衡山，也使衡阳继南宋初年、明朝中叶之后，第三次成为全国的文化学术交流中心。

二

“这是七月下旬，合中国旧历的三伏，一年最热的时候。在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厉害，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因为这就是民国二十六年。”

每一回伫立停云楼侧，我都会想起钱锺书名著《围城》的开场白。1937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关键时期，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的抗日局势已经十分严峻，“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指定三人商榷三校撤退后方事宜。9月10日，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三天后，临大筹备委员会在长沙召开第一次会议，推举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为主任委员，杨振声代理主任秘书一职，三校校长为常务委员（蒋梦麟负责总务，梅贻琦负责教务，张伯苓负责建筑设备），另有教育部次长周炳琳、北大胡适、清华顾毓琇、南开何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等为委员。会议确定租赁地处长沙市韭菜园1号湖南圣经学院作为临时校舍。因为场地不敷分配，10月9日，梅贻琦在麻园岭茶会上宣布文学院迁移到南岳圣经学校。

我曾经一度疑惑，为什么北方三所名牌大学会撤退到长沙，到了长沙即使韭菜园湖南圣经学校房子不够用，它的周边也有房子，怎么会将一个学校拆分两处，而且相隔两百来公里呢？直到读了《金岳霖其人其学——陈岱孙先生访问记》一文，才明白其中的原委。陳岱孙其时是法商学院经济学系主任，他回忆说：“为什么叫长沙临时大学？因为在抗战前两年，清华已感到北京这个地方有危险，所以停止建设一座大楼，把这个钱拿出来，在南方找一个根据地，以绝后患。选中了长沙，在岳麓山底下，是乡下，那是个空旷的地方，投资大概30万块的样子，那时30万块钱很值钱。1937年战争爆发时，那个房子还没盖好，里面没整修，恐怕还得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用。在南京，几个校长开会的时候，认为这个地方既然有清华那个底子在那里，几个学校搬到那去几个月后就可以利用，所以决定搬到长沙。临时这几个月怎么办呢？就看看长沙有什么房子可以利用。到长沙一看，有个圣经学校，因为在打仗，他们人都散了，当时就说把这个圣经学校给租下来。圣经学校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主校，就在长沙，另外一个是分校，在衡山底下，叫圣经暑期学校。夏天他们到那去，可能是嫌长沙太热了。我们两边都租下了，主要是在长沙西门外。在长沙只有半年。到长沙后，文学院是在衡山底下的那个圣经学校，法学院是在长沙，我是在长沙，金岳霖先生等是在衡山，两个地方。”

长沙临大共设置4个学院17个学系，其中文学院4个学系。10月4日校方召开第五次常委会，推定各学系教授会主席，朱自清、叶公超、刘崇鋐（后请辞由雷海宗继任）、冯友兰，分管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哲学心理教育学系。10月18日，学生开始报到。校方第12次常委会决议，战区学生（东北三省、热河、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上海县、宝山县学生）准予缓交本学期学费及补偿费。10月25日在长沙开学，11月1日，理、工、法商三院正式上课，虽然没有举行始业仪式，但这一天后来成了西南联大的校庆日。上午9点多钟，忽然响起空袭警报，大家并未躲避，因为实在也无处可避，好在日机来袭时没有投弹。

翌日，校方在麻园岭为第一批赴南岳的教师举行欢送晚宴，尽管室外大雨倾盆而下，室内的气氛却异常热烈。3日一大早，在蒙蒙雨雾中，一辆破旧的客车从省垣长沙出发，向着南面的衡阳方向驰去，车上坐着冯友兰、叶公超、闻一多、金岳霖、吴俊升、柳无忌、陈梦家等30来人，还有英国诗人、文论家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这个情景同样让我想起了电视连续剧《围城》中的那些镜头。

奔往南岳山中的路上，没有出现胡适的身影。临大文学院院长本来是他，他已于当年9月被蒋介石委派到美国，以非正式外交使节的身份疏通国际关系，争取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同情与支持的战略构想。胡适没来讲学论道，既是南岳衡山的遗憾，也是胡适的遗憾。但此前的1931年秋天，他曾陪同张学良游南岳，同行者有吴稚晖、蒋梦龄、梅贻琦、翁文灏、钱昌照、刘廷芳等人，颇极一时文武冠盖之盛。据说他们还作了不少吟咏南岳的诗篇。

三

现在，我就站在柳无忌、吴宓当年所处的阳台上，只不过阳台已经陈旧不堪了，似乎也并不是很大。柳无忌在南岳曾写下80天日记，抵达南岳翌日的日记如是：“下望溪谷，仰视群山，四周尽是松树花草，堪称胜地。建筑亦坚固耐用，分上下两层，楼下有饭堂、客厅及房舍，楼上有房十间，又有一大阳台，可以远眺山景，风光秀美，无与伦比。”吴宓12月8日日记称：“登楼望远，已极令人悠然畅适。而每晨7时前，由楼东观日出……故今来南岳居住，至为快适，而于自然之美，赏悦吸收者亦多也。”叶公超则追忆道：“朝吸早雾，夜闻虎啸，水帘洞下濯足，祝融峰上观日。”看来教授们都为南岳胜景而陶醉了。

教室和学生宿舍在山下，教授们住在停云楼，从山下到山上，需要拾级而上。这幢二层小洋楼内，每人有一木架床，一长漆桌，一椅，一灯，灯中盛着毛白菜油。先抽签决定单双房间，再定房间号数。12月18日，因为雨雪路滑，上下甚不方便，于是搬到山下。算起来，教授们在停云楼总共住了46天。

圣经学校草坪一带有六栋房子，大门左边有小楼一座，叶公超、燕卜荪等住在里面，学生宿舍就在右边一排平房里，两者之间有一排教室和一个大厅，作为食堂和集会之用。燕卜荪开始与金岳霖同住一室。可能因为他的生活习惯过于随意邋遢，老金根本无法忍受，干脆搬出来让他一个人独住。学生们三三两两来看他，总是受到热情的接待，可以随意聊天，可以抽烟，可以一块儿喝酒。

停云楼其他教授最初都是两人一间，钱穆因“某君其家亦来，移住附近，余遂独占一室，视诸同人为独优”，而且这间房子“闻前蒋委员长来南岳曾住此，于诸室中为最大”。那天独游归来，宿舍已迁至山下，四人一间，十分逼仄。事前大家互相挑选室友，因为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平日性格孤僻，不喜交游，所以被挑剩下了，钱穆回来又晚，只好与他们仨为伴。钱穆事后的记述非常有趣：“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雨僧（吴宓）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又有合并，有增加，写定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僧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沈有鼎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雨僧则加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有鼎只得默然。雨僧又言：‘限十時熄灯，勿得逾时，妨他人之睡眠。翌晨，雨僧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写各条，反复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冯友兰和郑昕、汤用彤等同住一室，严格遵守作息时间，上午不讲课就著述，中午休息，下午接着写作，晚饭后再写一阵便按时睡下，从不熬夜加班。据说冯友兰将这一良好习惯坚持了一辈子，想来确实不容易。

民以食为天。南岳荤素菜肴早已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南岳美食在五岳之中首屈一指。我们在离停云楼不远的红叶寨山庄吃饭，风吹肉、风吹鸡的味道实在是好，而且价格非常实惠。不知七八十年前，暂居南岳山中的诸贤们可曾品尝过如斯美味？

教授们大多没有携带家眷，都在食堂就餐，刚开始的几天搞得很糟糕。柳无忌回忆：“初到时最不习惯的一日三餐，湖南厨子煮米饭硬得粒粒可数，难以吞咽，没有时间细嚼，一下子同桌的人把碟子里的菜一扫而空，剩下那些菜辣辣的不好上口。”某日仅有几样野蔬，量还不多，厨师只得多放点盐，把菜弄咸一点对付着下饭。闻一多以汉儒解经的语调，幽默地对大家说：“咸者闲也，所以防闲人之多吃也。”11月8日，他给妻子的信中说，一天喝不到一次真正的开水，至于饭菜，“饭里满是沙，肉是臭的，蔬菜大半是奇奇怪怪的树根草叶一类的东西。一桌八个人共吃四个荷包蛋，而且不是每天都有的……”好在问题不久便得以解决，外文系主任叶公超自告奋勇，担任教职员伙食团经理，请来一个新的大师傅。11月16日，闻一多的家信说：“我这里一切都好，饮食近也改良了。自公超来，天天也有热茶喝，因他有一个洋油炉子。”柳无忌12月1日日记说：“日来饭食甚佳，真乃人生一大乐事。”又说：“我还自备补充食物。那天工友去南岳市上给我买来鸡蛋36枚、橘子39枚、花生一大包，仅费洋1元。这时国币真值钱，我们的薪水虽然打了折扣（按：七折），生活是过得充裕的。”吴宓12月7日日记说：“教授饭食有两团体，其一为米食，其二为面食，乃冯友兰君所带来之河南厨役制办。宓加入此面食团，每月20元，不但有馒头，且肴丰美，红烧肘子常有，炒菜亦好，在平常亦不易得也。”

倒是没有见到金岳霖关于饭食方面的意见，因为他本来我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晚清洋务派的官僚家庭，而且又是衡阳外甥，当然吃得惯南岳辛辣的饭菜了。

四

既然胡适因故没有履职南岳，那么临大文学院谁是负责人呢？外文系三年级学生李赋宁回忆说：“作为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冯友兰先生实际是临大文学院的最高领导和主持人，类似我国明清时期书院的山长，因为冯先生也是学术上最高的带头人之一。”究其实，冯友兰担任文学院院长是在云南昆明，时为1938年10月18日，胡适此前一个月已经出任驻美大使。

动身去南岳前几天，文学院各系教授会主席合组院务委员会，推定清华朱自清负责召集。翌日，朱自清去南岳打前站，请辞此职务，改推北大吴俊升继任，因他曾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经验。实行教授治校，由院务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都是兼职，并不增加薪水，照样参加教学，课程负担跟一般教授相同。他们之间也无职级之分，彼此都是同事关系。学生见了他们，一律尊称“先生”。

南岳山中，大师云集，书香四溢，弦歌不辍。朱自清讲《宋诗》，冯友兰讲《中国哲学史》，钱穆讲《中国通史》，闻一多讲《诗经》《楚辞》，金岳霖讲《逻辑学》，吴达元讲《法国文学史》，魏建功讲《音韵学概要》，浦江清讲《中国文学史概要》。他们各有独特的学术观点和师承流派，教学风格与政治倾向也不尽相同，但“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亦如梅贻琦所说：“夫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中文系的教师大多毕业于北大、清华，教授一般出生于1900年前后，亲身经历了五四运动，有的在新文学创作方面有着显著的成就，因此形成重视白话文的传统。朱自清上课喜欢点名，下课布置预习作业，下次授课时检查，学生根本不敢懈怠。闻一多讲课极为生动，介绍诗歌的时代背景如讲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诗人生平如讲自己熟识朋友的趣事逸闻，分析内容形式又如谈自己的创作体会。罗庸讲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用声音，用眼神，用手势，把在高塔向东南西北四方外望所见的远近景物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罗皑岚擅长小说创作，尤以短篇为甚。鲁迅先生曾肯定过他的《中山装》：“来稿是写得好的，我很佩服那辛辣之处。”（《鲁迅书信集》上卷第2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8月版）浦江清的讲课风格细腻，《词的讲解》每首词都有考证、笺释和评析，详尽而且周密。他是朱自清的挚友，朱自清殁后，亲自为其撰写传略，后又主持《朱自清文集》编辑工作。由此，我想起108岁的周有光先生说过的一句话：“现在说的大师，都是那时候出来的。”

历史社会学系有几个宗师级人物，陈寅恪懂十六种文字，人尊其为“教授中的教授”，吴宓称之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季羡林用“泛滥无涯”四个字形容他的治学范围，尤其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雷海宗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博闻强识，精通多种外语，是以西方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讲课时声音特别洪亮，随手板书，从无错漏。刘崇鋐教《西洋近代史》，参考书目中竟然有《联共党史》。郑天挺教书像说故事一样。钱穆与鲁迅、胡适三人之间，一个与另一个相处不睦，学界却认为他们各以严谨学业、社会批判与自由思想，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主要形象。

外文系教授集中了三大名校的精华，最初有叶公超、柳无忌、罗皑岚、吴达元、杨业治，还有燕卜荪，都很年轻，33岁的系主任叶公超都已经算是年长的了。叶公超牛津口音纯正典雅，遣词造句幽默秀逸，讲授生动妙趣横生，学生普遍反映听他的课实在是一种享受。他经常与学生坐谈，鼓励学生选修外系的课程，认为学术是人生的写照，人生是整片不可分的，大学分系只是为了学习方便的权宜措置，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为，所以学生们选课不但不应该有系别，而且应该从各方面吸取知識。这也可从哲学心理教育学系四年级学生任继愈的回忆中得到印证：“那时我们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三个学校过去，北大在城里，清华在城外，很少接触。现在清华教授讲课，北大学生很愿意听，清华的学生也愿意听北大的教授讲课，学生有个交流的机会，在南岳的时候开始感觉到合到一起的好处。”北大四年级学生照例是要写毕业论文的，叶公超却极力主张免了，理由是战时参考书不易得到。他穿着一件米黄色风衣，衔着烟斗山上山下地来回奔走，给学生们留下了特有风度的印象。他还善于写字绘画，尤擅画竹，曾说“喜画兰，怒画竹”。有一次，他和穆旦、王佐良等同学开诗歌讨论会，阐述诗与时代的意义，极力主张写新诗，还让会抽烟的同学抽“哈德门”牌香烟。

柳无忌主讲《英国文学史》《英国戏剧》《现代英国文学》，“这三门功课我在南开都教过，但离开上海时匆忙间未带任何书籍与笔记。幸好当时年轻，记忆力强，又不知何处弄到了几部书，如《剑桥英国文学史》《金库诗选》，与好几本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颇有帮助。学生读书不易，既无课本，亦缺少参考书，教室内一块小黑板还是后来才搬进来的。考试成绩不差，大概是死记笔记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未可非难。”在学生赵瑞蕻的印象中，“那时他刚刚37岁，胖胖的，精力充沛，神采奕奕，讲解慢慢的，一字一板，很容易记笔记，特别是他说英文，抑扬顿挫，很好听”。

吴宓甫到南岳，“与外国语文系主任叶崇智（公超）君接洽功课。宓授三门：（一）《西洋文学史》，每星期3小时。（二）《欧洲名著选读》3小时。（三）《欧洲古代文学》2小时。共8小时。比在故都时，空闲暇逸多矣”。他讲课根本不用看讲义，就能准确、熟练地叙述历史事实，恰如其分地评论各国作家及其作品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再就是把西方文学的发展同中国古典文学做些恰当的比较，例如但丁和王实甫、马致远，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他上课喜欢点名，点到漂亮女生的名字时，总要夸一句“Very beautiful”（非常美丽），弄得整个课堂气氛都很轻松。

五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战前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人物，此时有几十人麇集南岳山中。雖然山外烽火连天警报不断，但在这个相对封闭、独立自由的精神家园，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形成的学术传统得以保留和延续。冯友兰后来在其所著《中国哲学简史》中说：“其时正处在我们民族的严重灾难时刻，这里有佛祖的‘怀让磨镜和南宋理学家朱熹、张栻讲学论道的遗迹，而我们也正遭受与晋室东迁和宋朝南渡的同样历史命运。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环境，这么多哲学家、文学家住在一栋房子里，遭逢世变，投止名山，荟萃斯文，如此‘天地人三合，使这一段生活格外地激动人心，令人神往。”

的确如此，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即成书于集贤峰下，钱穆的《国史大纲》也发轫于停云楼中，闻一多在此继续考订《周易》，冯友兰撰《新理学》《诸子哲学讲义》，金岳霖著《论道》，冯、金二位先生共同完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多年以后，燕卜荪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你能想象牛津与剑桥全部搬到英格兰西北僻乡，完全合并成一所学校而不争不吵吗？”中国知识分子的敬业合作，给这位外籍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学生们对于那段岁月充满了感激之情。李赋宁曾说：“生活在这样的学术气氛中，耳濡目染，受到不自觉的熏陶，这对我们选择今后的生活道路无形中也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大家朝夕相处，切磋学问，探索疑义，的确是以前在北平时所不曾有过的。钱穆回忆：“一日傍晚，冯芝生来余室，出其新撰《新理学》一稿，嘱余先读，加以批评，彼再写定后付印。约两日后再来，余告以：中国理学家论‘理气必兼论‘心性，两者相辅相成。今君书，独论理气，不及心性，一取一舍，恐有未当。又中国无自创之宗教，其对‘鬼神亦有独特观点，朱子论鬼神亦多新创之言，君书宜加如此一节。今君书共分十章，鄙意可将第一章改为绪论，于第二章论理气下附论心性，又加第三章论鬼神，庶新理学与旧理学能一贯相承。芝生云，当再加思。”这个意见得到了冯友兰的赞同，并在后来做了切实的修正。金岳霖当时在写《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他说要使它有中国味，哪怕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他与冯友兰互相看稿，互相指点，《论道》序言说：“无论如何，我深知我缺乏运用文字的技能，在这方面，我要对冯芝生表示谢意。他看过全部原稿，经他随时指示，太过意不去的地方或者没有。”这些互相砥砺的过往情形，都成了西南联大的风传佳话。

抗战后方的南岳，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教授们都能安之若素，踔厉风发，乐观进取。在朱自清的印象中，“南岳市与海淀有几分相似”。除了饱览山光水色，他成了镇上南岳图书馆的常客，每隔两三天即下山搜集资料，撰写《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南岳图书馆藏有商务印书馆新出版的《四库珍本初集》，钱穆《师友杂忆·西南联大》中说：“专借宋明各家集，为余前所未见者，借归阅读，皆有笔记。”他一生对朱子情有独钟，幼时读朱子，开启懵懂心志；青年时教朱子，传播先贤思想；中年和晚年时写朱子，解剖和阐发新儒家真谛。而在南岳“每周下山易借新书”“是为余此后治理学一意归向于程朱之最先开始”。

说到南岳图书馆，就要说一说康和声，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在临大文学院师生的回忆文章中，也找不到有关他的只言片语。康先生原本是前清秀才，不但文章写得好，书法也相当了得，有“江南一支笔”之誉，现在南岳大庙正门“嶽廟”二字，就是他的遗墨。他做过湘军总司令赵恒惕的秘书，参加过北伐战争，1932年回到家乡，创办南岳图书馆。1935年5月，蒋介石来南岳召开第一次军事会议，并郑重举行祭祀南岳圣帝的活动，这是几千年来，国家元首第一次祭祀衡山神祝融，祭文即由康和声拟写。1944年2月，蒋介石来南岳召开第四次军事会议，他参与陪同游山，并呈上自己所撰关于船山学的研究著作，蒋介石“赠书仪五百元致敬”。这个图书馆前后存在了18年，是当时湖南省第二大图书馆，馆内藏书8万余册，其中珍本善本甚夥，今天湖南省图书馆古籍书库大部分来源于此。

六

教授们过着悠哉乐哉的单身生活，但也有例外。一个是吴达元教授，带着家室借住在半山腰一户人家的一间房子里，不知钱穆所说的那个室友是不是他。另一个就是陈梦家、赵萝蕤这对神仙眷侣，他们于12月17日来到南岳衡山，在这儿住了一个半月。

陈梦家是闻一多的弟子，新月社骨干成员，给人的印象始终是身穿蓝布长衫、丰神俊朗的青年诗人形象。传说他与钱锺书也算得上旗鼓相当。某次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学科考试答辩会上，陈梦家见钱锺书进来，招呼道：“江南才子钱锺书。”钱锺书应口对答：“上虞诗人陈梦家。”

学生许渊冲在《续忆逝水年华》中提到一段陈梦家讲《论语》的神情：“陈梦家先生讲《论语·言志篇》，讲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挥动双臂，长袍宽袖，有飘飘欲仙之慨，使我们知道了孔子还有热爱自由生活的一面。”陈梦家自述有关《论语》的一个掌故：“有一个中文系同学开玩笑地问我：‘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有几个结了婚？我不知道，他就自己回答说：‘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三十个贤人结了婚；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四十二个没结婚；三十加四十二，正好七十二个贤人，《论语》都说过了。‘五六二字一般指‘五或六，有时也可指‘五乘六，从科学观点看，这太含糊；从艺术观点看，这却成了谐趣。”

赵萝蕤是叶公超的得意门生，清华大学英美文学研究生，比钱夫人杨绛高一年级，也是一位美女加才女，并且没有一般漂亮女子的矜持，眼里总是含着笑意，让人一见顿生好感。这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嫣然百媚，可谓人间仙姝，风情万种。其名含有藤萝葳蕤之意，也就是绿颜色掺着各样紫色的一片春花，是对生命之歌的无限咏叹。民国第一才女陈衡哲，家在衡山白云间，可惜没有回过故乡，好在赵萝蕤弥补了这个缺憾。添香红颜在南岳山中的出现，为这座文化名山增添了一抹瑰丽的色彩，多年之后我的眼前依然闪动着她的翩翩身影。

赵萝蕤毕业后任教于燕京大学西语系，1935年受戴望舒之邀翻译美国艾略特长诗《荒原》，被林語堂称为“翻译界荒原上的奇葩”。翌年与陈梦家结婚，钱穆晚年曾言：“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课，梦家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龟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遂赋归与。”陈赵夫妇一路跋涉来到南岳，陈梦家任教于文学院，而清华旧规有约，夫妻不能在同一学府任教，赵萝蕤只得作出牺牲，在家操持家务，但仍勤读不辍，就连烧饭时膝盖上也放着一本狄更斯的小说。

陈梦家、赵萝蕤夫妇赁住在学校不远处的一户农家，三间茅草小屋，却收拾得异常洁静。早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傍晚“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新婚伉俪不知不觉间陶然欲醉。就像许多文人都喜欢给居所取个名字一样，他们将这临时住宅取名棤庐。棤是一个会意字，从木，从昔，意为古旧的，表示古木、古树，引申义就是树皮粗糙，但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树木。

大约一年后，也就是1938年10月30日，陈梦家在昆明致信胡适，提到自己一年来的行踪和著述：“（去年长沙临大）文学院在衡山开课，又与内子同住衡山一茅庐，后有峭壁清泉，前有楮树如林，茅屋筑于一绝径的山冲上，风景甚佳，伏处其中，温读从前所不能整读的书籍，除了写文字学讲义外，成《先秦的天道性命》一书。此书以商卜辞中所见的自然崇拜为始，追溯古代关于天道天命种种的来源和看法。”

1940年3月18日，赵萝蕤在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棤庐记》，记述了这一段美好的山居生活。“看着旷氏全家在打稻台上送我们下山，再回头看看站在半山腰大岩石上的棤庐和棤树，正如同老天赐我一对明眸，让我在人挤人的倾轧中得有亮光，但到一天却须把这副眼镜交还给棤庐。下山的路虽只是短短，但是对于黑的恐怖却无限的长。”

七

“我第一次看见燕卜荪先生是在南岳山中，那时候正是潇湘烟霞深沉、秋光绚烂的时节。在一个乳香的清晨，我独自一个人在长满秋草的山径上散步，看见一个身穿灰棕色西装的外国人，手里拿了一根手杖，肋下挟了两瓶红葡萄酒，外衣上一个大口袋里装满火柴和大英牌烟卷儿，另一个大口袋里插着三四本书。他孤独地穿过一座古风的石桥，走进长沙圣经学院暑期学校的大门里去，一个挺长的背影消失在园子里的枝条间了。我怀了一种好奇的心思望着他，感受到一个陌生人在那陌生的山林中应有的寂寞。我要知道他到底是哪一位，随即我也走进了那座静静的院落，但是再也找不到那个陌生人。也许他上楼了吧，也许他往别的地方去了吧，我猜想他一定是一位新来的外籍教授。”

半个世纪以后，赵瑞蕻在《怀念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荪先生》一文中，深情地回忆初次见到威廉·燕卜荪先生的情景，让我的神思也随之在南岳山中徘徊许久。

来自英格兰约克郡的威廉·燕卜荪，19岁考入剑桥大学玛德琳学院，专业学的是数学，却很快以剧作家和诗人的身份扬名。嗣后转读文学专业，师从著名文艺理论家瑞恰慈（I·A·Richards），从老师给他批改的一份作业中得到启示，写出了震惊现代西方文学界且影响久远的著作《朦胧的七种类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1937年夏天，燕卜荪应聘北京大学外语系教席，就这样辗转流亡到了南岳衡山，成为中国英文界著名外教和中国现代派诗歌的一代宗师。

据说燕卜荪也有写日记和书信的习惯，可我没有看到牛津大学版读物，关于他的一些逸闻趣事倒是听说不少。譬如，在没有教材的困难条件下，他“凭着超人的记忆，用打字机打出莎剧《奥赛罗》的全文，油印后供学生阅读”（李赋宁《人生历程》）。他朗读诗歌极有韵味，所选的英国当代诗人中，有不少是他的同辈诗友，“因此他的讲解也非一般学院派的一套，而是书上找不到的内容、实况，加上他对语言的精细分析”（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但是“他不讲自己的诗，请他解释他的晦涩的诗，他总是不肯”（杨周翰《饮水思源——我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学的经历》）。“他学识渊博，喜欢饮酒，不拘细节，对我班上一位同学的胡琴演奏，时常驻足倾听”（刘重德《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及其来龙去脉》）。他喝醉了酒，把床板压垮了，“腰部、背部陷落在左右两块摇摇欲坠的床板中间”，仍然呼呼大睡 （赵瑞蕻《怀念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荪先生》）。他“当时年纪很轻，身材高大，总是醉醺醺的红光满面。他一句中国话都说不上来，生活琐事一切都得叶公超为他招呼”（柳无忌《南岳日记》）。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如是评价燕卜荪：“讲课精辟深刻，批改作业仔细认真，善于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他所开的《莎士比亚》和《英国当代诗歌》两门课程，几乎所有外文系的学生都听过，一个个都说获益匪浅。期间他写了一首234行长诗《南岳之秋》（Autumn In Nanyue），描述了当时的生活境况和心理感受，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深切的关怀和必胜的信念。诗中借用希腊神话珀伽索斯（Pegasus），比拟那些才华横溢的中国青年学生。这些人中包括穆旦、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赵瑞蕻等，其中后来名气最大的是许国璋，杰出的英语教授和研究者，编写的大学英语读本名扬四海。“有没有许国璋”是新华书店的常用语，也是20世纪80年代青年的流行句式。诗歌方面最有成就的是穆旦，在南岳山中创作的《野兽》最先刊登在校园墙报上，后被誉为“九叶诗派的标志性作品”。穆旦曾在很长时间里被人们遗忘，但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诗坛，却是一颗闪亮奇异的新星。这位出身浙江海宁真名查良铮的诗人，与著名作家金庸（查良镛）是同族叔伯兄弟。我曾见过他的一张黑白照片，应该就是大学时期的留影，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那么阳光灿烂，那样笑容亲切，仿佛一道闪电划过了旧中国的天空。

其实，来到南岳山中的外籍教师，并不只有一个英国人燕卜荪，还有一个旧俄皇室贵族噶邦福（J·J·Gapanovitch）。他早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那是当时俄国最好的大学，第一次欧战时被征兵，十月革命后到远东的海参崴大学任教，之后来到中国，1930年左右被聘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卢沟桥事变后，全家随校播迁。他跟燕卜荪一样不会说中文，全部用英文教课，讲授西洋古代史、俄国史，还讲过欧洲海外殖民和战争史，这些课程很偏僻，只有七八个人上课，但他一样讲得很起劲。有时候，学生们向别的教授探问政治意见，这位外国人颇不以为然，说：“不要以为我是外国人，我一样懂中国的事情。”他对历史理论感兴趣，用英文写过一本《历史学的综合方法》（The Synthetical Method of History），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虽然有些见解足以启人深思，不过此书不太流行，很少有人提到。

八

置身于南岳山中的莘莘学子，在动荡离乱的岁月中，在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克服各种艰难困苦，以“刚毅坚卓”（西南联大校训）的精神，坚持勤奋学习。他们五人一间宿舍，有床无桌，无法写字，只能在教室自修。遇到雨雪天气，房间漏水，只好在被子上蒙块油布，枕畔支柄雨伞，方能“高枕无忧”。柳无忌《烽火中讲学双城记》中说：“大概说来，联大学生的素质很高，……他们的成绩不逊于战前的学生，而意志的坚强与治学的勤健，则尤过之。”

关于外界的消息来源，除了听经常往返南岳与长沙之间的叶公超讲解时局，更多的是争相阅读长沙学生办的《火线下》三日刊。学生艾山回忆：“有一次，有人弄到一架破旧的收音机，动员全南岳的拔尖人物修理了半天，第一次听到最高当局宣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国策，大家都不觉泪下。”

年轻的激情，爱国的深情，以及20来岁所特有的那种目空一切、踌躇满志的感觉，更多的是被《毕业歌》唱得热血偾张，澎湃着“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的壮志雄心。他们利用课余假日，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纷纷深入南岳街头、学校和农村，去演讲、演剧或教唱抗日歌曲。

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是坚守课堂，还是投笔从戎，是他们一个不可回避的选择。长沙临大校方记录参加抗战工作离校学生有295人，绝大多数未列入“题名”，其中文学院有多少学生，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记载。他们中最知名的是南开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何懋勋，曾任鲁西北游击总司令部挺进队参谋，1938年8月在济南牺牲，时年21岁，同学刘兆吉一年后创作两幕话剧《何懋勋之死》以示缅怀。1995年所立西南联大烈士纪念碑基座镌刻的15位英烈中，何懋勋名列首位。

九

南岳是儒道释三教文化交汇之地，书院成群，宫观遍目，寺院林立。南岳大庙是中国江南最大的古建筑群，有“江南第一庙”“南国故宫”之称，四方朝拜者众，常年香火不息。南岳山势蜿蜒，群峰骈列，岩壑分明，林木葱郁，风景绮丽，自古即为天下名山。清人魏源《衡岳吟》中说：“恒山如行，岱山如坐，华山如立，嵩山如卧，惟有南岳独如飞。”其中又有四处美景号称四绝，这就是祝融峰之高、方广寺之深、水帘洞之奇、藏经殿之秀。

师生们课余之暇，不时结伴在山上山下访胜怀古，钱穆甚至“以游山为首務，或结队同游，三四人至数十人不等，或一人独游，几乎常日尽在游山中。足迹所至，同人多未到，祝融峰又屡去不一”“又一清晨独自登山，在路上积雪中见虎迹，至今追思，心有余悸”。

南岳山上曾有成群结队的华南虎，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南北朝时，佛教开派祖师慧思和尚得虎之助，在般若寺（今福严寺）开掘了一口虎跑泉，至今溪流潺潺泉水叮咚。据新《南岳志》记载，20世纪60年代后期，南岳山上的老虎才基本绝迹。

“游山五岳东道主”，临大文学院的教授们乘兴写出不少寄兴寓情的诗篇，虽然都在春秋鼎盛的中年，诗词却伤时而不忘己任。这天正是秋冬交替时节，枫叶火红，杉枝墨绿，钱穆、朱自清、冯友兰等结伴游览方广寺，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曾在此结兵举起抗清义旗。方广寺始建于南朝梁天监二年（503），后屡废屡兴。它离停云楼有十几公里，得翻过好几座大山，深邃幽雅，古木森森，银泉淙淙，周围八座山峰如莲花瓣瓣，方广寺就是莲花之蕊。朱自清诗兴大发，边走边吟《南岳方广道中寄内子》：“勒住群峰一径分，乍行幽谷忽干云。肝肠也学青峰样，百折千回却忆君。”这“百折千回”的精神，又岂止仅仅是“寄内”呢？

方广寺右侧有个二贤祠，正房名曰嘉会堂，悬有一块“一会千秋”的木匾。它始建于明代嘉靖十八年（1539），系翰林院编修、江西永新人尹台捐资，用以纪念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张栻乾道三年（1167）十一月的方广之游。冯友兰“怀时贤之高风，对当时之巨变，心中感发，不能自已”，于是吟诗两首：“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繁华又草莱。非只怀工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之所以说南渡事哀，是想起永嘉之乱晋人、靖康之变宋人南渡的往事，于是倍感“半壁江山太凄凉”，的确道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沉痛心声。朱自清对这两首诗十分赞赏，后来学生们召开诗歌朗诵会，他以深沉微颤的声调朗诵，有学生当即恸哭失声。

1938年1月31日，农历元日，也就是春节这一天，南岳山中长久阴雨连绵之后，天公放晴，人们的心情也格外舒畅。一大早，朱自清、浦江清等六七人，登山往游观河林。观河林实为观河禅林，观什么河呢？我想应当就是前方天际隐隐一线白色的湘江吧。从邺候书院东侧一条小路下去，大约两公里处的山坳内，就是观河林当年的遗址，也就是现今的常在庵旁边。唐代有名的懒残大师、李泌宰相在此都应有足迹可寻，明末著名诗僧石浪破门曾在此修持二十余载，狂草学怀素几可乱真。王夫之丁亥（1647）春曾往谒并留诗：“潜圣峰西携杖来，龙腥犹带古潭苔。祝融瞒我云千尺，持向吾师索价来。”1932年11月初，蒋介石、宋美龄到此一游，观赏了寺侧巨石上破门所书“石浪”二字。

不知道朱自清、浦江清等人缘何春节来此游玩，从事后所写长达42韵420言的诗中，我也没有看出个端倪，好像没有预约，纯属说走就走的壮游。“晓发读书堂”之后，他们也不像现在的游客需要购买门票，径自拄杖在云雾之中穿行，迤逦而上一个多时辰，到了半山亭，再谒紫竹林道院、邺侯书院，转悠着便到了观河林。庵中只有一个80岁的老尼，见到施主来了欢喜得紧，赶忙端出果盘，请他们品尝新橙、风栗。老尼自称湘潭人，哪年剃度的已记不清了，在这山中待了50年，那些徒弟们都先她而去，自己为什么还活得好好的呢？因为“非关修养勤，菩萨锡福祉”。

正月初三，朱自清、浦江清合作完成了《元日南岳观河林纪游联句》，这首长诗生峭艰深，而又声气相投，仿若韩孟联句，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说来十分凑巧，就在前几天，我去湘潭大学拜访著名旅游学者刘建平教授，谈起南岳人文历史和长沙临大文学院，他说自家世居南岳，本来姓旷名向宇，后改随母姓。外祖父刘湘莲是延寿村人，家在昔日观河林一带，曾经见过朱自清、浦江清诗中所写的那个老尼，她的名字叫梵音。

十

在惊恐不安与悲伤郁闷的气氛中，离别的时刻就要来临。柳无忌《南岳山中的临大文学院》一文说：“消息愈来愈坏：南京失守，长沙遭轰炸。号称世外桃源的南岳山中，也受到再次空袭警报的威胁，铿锵的锣声打破了山居的沉寂。”

梅贻琦12月15日来岳视学，带来了蒋介石要到南岳的消息，文学院要迁往他处。17日，学生决议说，愿往长沙。23日，传出将迁到桂林的消息，学生情绪低落，一时众说纷纭。24日，圣诞节前夕，冷冷清清的，只有晚餐时燕卜荪哼唱几首洋歌，聊以点缀洋节，教授们则面面相觑，一个个心情落寞。25日，教授们也倾向于学生的意见。28日，校方决定迁长沙。据说蒋介石不愿让学校迁来迁去，最后教育部下令将长沙临大迁到昆明，与叶公超不无关系。叶公超向北大校长蒋梦麟建议，沿海已被封锁，图书仪器不容易进口，不如迁往云南边陲，那儿的滇越铁路可通海外。教育部一听有理，遂不顾湖南省府主席张治中的再三挽留，上书蒋介石并很快得到批准，于是继续完成“五千年历史上空前的知识分子大迁移”（赵瑞蕻《离乱弦歌忆旧游》）。

消息传到南岳山中，已是1938年1月17日，直到25日學校才正式宣布。四年级学生大多数已经修满学分，希望学校能提前给他们发毕业证书，就地毕业。叶公超负责给他们做了一个专题报告，劝说他们去云南完成学业，大部分人听了他的话。

1月30日，旧历除夕，师生们开了一个热热闹闹的联欢会，以今朝之酒消解今朝之醉。哲学心理教育学系四年级学生陈传方，人称“大个子苏州佬”，带着同学们编写并贴出了许多春联，朱自清、叶公超看后夸赞不已。

闻一多当天在长沙，家信中说：“校方津贴60余元，但有多人将此款捐助寒苦学生作津贴，此事系公超发起，我将来恐亦不得不捐出，如此则路费须自己担负矣。”后来得知，全校共有51位教授行此善举。

临大文学院院务委员会于2月9日撤销。2月20日（正月廿一日），柳无忌离开南岳时，教授中已走了一半以上，在学校门口送他的只有朱自清、浦江清两位。“回首两月前此间人才云集的盛况，不觉凄然。”其他教授都走了，唯有罗皑岚因为家在南岳附近的湘潭，考虑家庭人口多，不便远行，便留居湖南，以后就在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学院教书。

从湘入滇求学者878人，师生们主要走三条路线。一条是陈寅恪等人所走的香港、越南路线，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市，再坐火车到昆明，大多数教师、家眷及部分女同学也选择这条路线。陈氏长女流求《回忆我家逃难前后》说：“离长沙时已经霜冻，经衡阳搭长途汽车，途中抛锚，走走停停，星夜投宿零陵县。入夜米糖开水的叫卖声，提醒我们逃难的路程已由辽阔的华北平原到达祖国富饶的南方了。”

一条是广西、越南路线，朱自清、冯友兰、钱穆、汤用彤、贺麟等十多人，从长沙乘坐汽车经过桂林、柳州到南宁，再经镇南关（现在的友谊关）到越南河内，最后顺滇越铁路到达昆明。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也选择了这条道路。途中，朱自清作绝句4首，其中一首与南岳有关：“招携南渡乱烽催，碌碌湘衡小住纔。谁分漓江清浅水，征人又照鬓丝来。”朱自清的湘衡情结，也是那一批暂驻足衡山湘水的学人共同的情怀。

一条是闻一多、黄钰生、曾昭抡（曾国藩胞弟曾国潢曾孙）等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其中教师11人，军训教官和医官各3人，学生284人，由国民政府指派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团长，2月19日自长沙开拔，4月28日抵达昆明东郊，全程1671公里，其中步行1300公里，实现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壮举。有人甚至把它与毛泽东领导的红军长征相比，称之为“文化长征”，赞之“为中华民族转移和保存了赖以赓续香火、发展未来的科学和教育的命脉”（刘克选、周全海《大师·大学》）。

在湘西沅陵一个风雪弥漫的夜晚，北大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向长清、南开心理学系三年级学生刘兆吉，向闻一多先生诉说了到达昆明后要组织一个诗社、出版诗刊的热切愿望，并且恳请闻先生担任导师。闻一多虽然很久不写诗了，但仍关心年轻人的创作活动，便欣然同意了。到了蒙自后，他们又邀请朱自清先生为诗社的导师，嗣后成立了西南联大有名的南湖诗社，发展了20多名社员，穆旦、赵瑞蕻等加入其中。

或许是上苍有意的安排，那天我有幸进入了临大文学院故址，得以管窥了它的旧时容颜。

尽管错过了暂居南岳山中的大师们，片片落叶倒是旧识。顺着山坡一路往下走，仿佛走在1937年的秋冬时节，空气中有雪花浮动的愉悦，许多欢快的身影在眼帘中跳动。走过古松翠柏环抱的福音桥，我仔细端详了蒋介石民国二十七年（1938）的题字。

桥下的溪流清脆激昂，沿着翠绿的山崖边缘飞坠下去，化成一条常年飞舞着梅雨阴寒的瀑布，这就是声名烜赫的白龙潭。步出那道神秘的大门，我好像看见那个外国人独自在瀑布上方一块平滑的大青石上徘徊，不断地抽烟，看书，或是不停地匆匆来去，似乎十分欣赏南岳山中美丽的风景。我向他打了一声招呼：“嗨，您好！燕卜荪先生！”他转过身来疑惑地望着我，随即绽露出一个欧洲式的笑容，很快雾化为一团粉红色气体，渐渐飘逝远去。

回眸探望南岳主峰祝融峰，远远地处在青黛碧萝之中。喔，对了，那个时候，它的海拔是1290米，如今是1300.20米，据说还在不断地增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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