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学人反对“华北自治”运动述论*
——以傅斯年为中心

马 晓 雪 马 亮 宽

1935年,日本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精心策划了“华北自治”运动,目的是实现掌控华北地区的图谋,进而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此事件因为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节点,长期以来一直是中日战争史研究的重点,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中日双方关于此事件的档案不断公布面世,研究日趋深入细密。有关日本推行“华北自治”的研究,着重于日本侵略者谋划和国民党政府及华北地方实力派的应对及三种势力的斗争过程(1)代表性论著有金冲及:《华北事变和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3～22页;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台北:“国史馆”1995年版;臧运祜:《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柯博文著,马俊亚译:《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贺江枫:《华北自治运动与地方实力派的政治选择》,《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第105～122页;贺江枫:《1935年华北自治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因应》,《史学月刊》2021年第6期,第72～84页。,关于平津学人群体(2)这里所指称的平津学人主要是指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以平津科教界学者为核心,以广大爱国师生为主体,为抗日救国努力奋斗的知识分子群体,其领袖人物包括傅斯年、胡适、蒋梦麟、梅贻琦、周炳琳等人。在反对和抵制日本侵略者策划和实施“华北自治”图谋中的作用和影响问题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有鉴于此,现利用收集的有关档案,参考近几年出版面世的有关论著,对傅斯年等学者参与和制止日本实施“华北自治”的图谋进行专题研究,撰写成此文,敬请方家批评。

一 日本“华北自治”图谋及中国应对策略

日本侵略者自1935年开始策划加强对华北地区的掌控,通过《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条约,逼迫国民党政府的党务和军事力量撤出华北地区,继之开始推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3)华北五省主要是指:河北省、山东省、察哈尔省、山西省、绥远省,另外包括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合称五省三市。。1935年6月,国民政府驻日大使蒋作宾致电南京外交部,其中说:日本“以中国将趋统一,认为不利,欲在北方组织一反中央势力。先以冀晋察绥鲁为范围,俾与中央脱离,以便为所欲为。现正积极进行,并欲利用阎主任(4)阎主任即阎锡山。1932年2月20日,国民政府令设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出任主任。1945年7月裁撤。为傀儡”(5)《蒋作宾致南京外交部电》(1935年6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档号:0200101020252。。9月24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了《对华政策之基础观念》,“声言提出与国民党现当局决不两立”,“盼华北五省自治,人民自救”(6)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实日志》第3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509、509、511页。。9月26日,日电通社发表多田骏言论:“将决定对华北第二步方针,使五省成自治团体,甚至在经济上使之脱离中央关系。”(7)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实日志》第3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509、509、511页。9月29日,日本内阁通过《陆相川岛之鼓励华北自治主案原则》(8)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实日志》第3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509、509、511页。。自此,日本侵略者的“华北五省自治”图谋进入实施阶段,企图将华北五省三市的广大地区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应对策略始终是退让、妥协,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日本侵华的野心。1935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电召第二十九军领导人前去报告华北情势,副军长秦德纯应召前往,蒋介石指示第二十九军在华北处事方略说:“日本侵占东北以后,下一个目标是平、津二市和华北各省。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建设尚未完成,不能和日本全面作战,亟待争取时间,加紧准备,中央现已决定,以宋明轩将军完全负起北方的责任。你回去后,将此话告诉他,务必要忍辱负重。在北方能多支持一天,便可使中央对各种建设多充实一天。你们维持的时间越久,对国家的贡献越大。唯一要注意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妥密应付,中央决以全力支持。此事仅可密告宋军长,不可告诉别人。”(9)秦德纯:《秦德纯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166页。需要说明的是,《秦德纯回忆录》分别于2～3页、165～166页两处记述蒋介石此项指示,大意相同,语言文字有差异。秦德纯回到北平不久,国民政府对华北地方行政进行了系列调整。8月,宋哲元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10)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实日志》第3册,第502页。,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由秦德纯担任。11月,华北地方行政再一次进行调整,察哈尔省政府主席改由张自忠担任,秦德纯调任北平市长,天津市长由二十九军总参议萧振瀛担任,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的领导人皆由第二十九军主要领导人担任,以宋哲元、秦德纯等为首的第二十九军成为在华北地区与日本侵略者对峙的主要力量。宋哲元等人遵照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指令,在日本侵略者的强势逼迫下,继续执行妥协退让、敷衍周旋的策略,华北地区整体上处于敌强我弱、敌进我退的形势。

针对日本侵略,国民政府的退让、妥协的总体倾向,华北地方实力派为保全权益勾心斗角,接受日本人诱惑的行径,使傅斯年等平津学人进一步警醒,他们认识到要挽救国家,于此民族危亡之际,必须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与日本侵略者、汉奸卖国贼作坚决的斗争。“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11)傅斯年:《日寇与热河平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4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平津高校学人傅斯年、胡适等纷纷走出书斋,投身社会,以积极行动来挽救民族危亡。他们不仅坐而论道,启导抗日救国舆论,而且奔走各方,联系上下,积极从事讨奸御寇、抗日救国的社会活动。历史事实证明,傅斯年等学人成为当时抵制日本侵略者推行“华北自治”图谋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 平津学人积极参与反对“华北自治”活动

1935年11月初,“国民政府宣布实施币制改革,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认为法币改革将威胁日本在华北的经济利益,主张加速推进华北自治,让华北各省在经济上与南京中央政府分离”(12)贺江枫:《华北自治运动与地方实力派的政治选择》,《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第118页。。11月6日,时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奉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之命,以协助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的名义到达天津,逼迫宋哲元等地方军政领导人宣布自治。11日,日军参谋官前往保定走访河北省主席商震;12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到济南访晤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日军目的是策动商震、韩复榘参与华北五省自治。日本特务土肥原曾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告知宋哲元等人,要其11月20日宣布自治,如届时宋哲元不宣布,日本方面将自行宣布。这期间日本人不经中国政府同意,大肆逮捕他们认为妨碍实施“华北自治”的中国各界人士,其中包括国民党各级官员、大学教授,甚至包括宋哲元的亲信、政训处长宣介溪,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等人。日本人的威胁和肆意胡为,使平津地区科教界学人深切地感受到黑云压城、风雨欲来的态势。

11月19日,在宋哲元的指示下,秦、萧二人邀请北平教育界、学术界代表人士进行座谈、聚餐,旨在言明日本军方压迫他们宣布“华北五省自治”,但无论政局如何,他们将竭力保证北平学人的安全。座谈会上萧振瀛所言较多,概而言之为:“(1)诸君之安全已与日本人接洽好,绝对保障(以此见好于教育界也);(2)北平之为文化中心不可失坠;(3)中央无办法,地方不得已;(4)即所谓三条件(不侵土、不预政、不犯主权),其言甚滑,显然非良士也(秦之样子甚忠实)。”(13)《抄傅所长斯年来函》(1935年11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号:8368。参与座谈的陶希圣回忆说:“在日本浪人策动冀察自治的时期,孟真首先反对,北大同人群起响应。事情是这样的:孟真在萧振瀛的招待会上,悲愤的壮烈的反对华北特殊化。这一号召,震动了北平的教育界,发起了‘一二·九’的示威运动。”(14)陶希圣:《傅孟真先生》,《台大历史学报》1996年第20期,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印行,第264页。陶希圣的回忆说明了当时的情况,但不够详细。傅斯年在11月21日致朱家骅等人的信中,较为详细地记述了他与胡适、梅贻琦等人在座谈会中的活动。信中说:适之先生起立发言,谓此等举动丧土误国,以二十九军之名誉决不可做。国家事至此,只有就地抵抗……。如谓中央无命令,则“共撑”即命令也(萧云:中央来电只有“共撑”一句)。此时是人人之责任,无所推诿云云……弟即起立,以喜峰口说起,说了尚不多,乃情不自禁,一面落泪一面说,大意谓满洲国国贼之下场,独不见乎?袁金铠始参加沈阳治安维持会时,岂必以为即是卖国贼也?此时办法,只有“一来便打”,别无方策(15)《抄傅所长斯年来函》(1935年11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号:8368。。

傅斯年在信中还陈述了他到北平后与胡适等人所做的工作(16)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自北平迁至南京,北平设留守处,傅斯年在此期间奔走两地,故信中有此记述。:“弟于十八日上午到此,下午到适之先生处,见一外国记者,知‘宣布自治’事。当日下午萧振瀛已向记者发表,此若干日中,适之先生向各处询问,有孔必入。请人对宋、秦等人说明一失足成千古恨之境况,劝其悬崖勒马。据云,张季鸾与宋等谈,知转回当非无望也。适之前一日遇查勉仲(良钊),此君与西北军多所认识,劝其多所奔走,查君遂积极进行。”(17)《抄傅所长斯年来函》(1935年11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号:8368。从信中可以看到在招待会前后,傅斯年、胡适、查良钊等人向地方领导人陈述科教界人士反对华北自治的立场、态度,为阻止宋哲元等人参与“华北自治”运动,已经做了许多实际工作。

前一日,即11月18日,日本政府外、陆、海大臣会议,“以中国态度强硬,决定不于此时迫令华北自治”(18)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实日志》第3册,第528页。。这个信息迅速传达到国民党政权最高当局。19日晚上,蒋介石致电宋哲元、萧振瀛:土肥原没有资格代表日本政府进行谈判,不要再与土肥原接触。萧振瀛当即将蒋介石的电令通知了土肥原,土肥原于20日早晨悄然离平赴津,日本人策划的“华北自治”运动暂时搁置。

平津学人认识到日本不会放弃控制华北的图谋,危机并没有解除。11月21日,傅斯年在致国民政府的信中阐述了平津学人对形势的认识与建议。其中说:“昨日晨,查又见到秦,知交涉移京,此间暂缓。韩既未来,宋亦避之。一时当缓于揭晓,然此一危局,不能以为已经转好,甚望当局积极努力耳,弟意以为下列各点必求注意。一、韩、宋等人均须积极做工夫,即老冯亦须请其积极帮忙。老冯此次派李某来,云:‘南京毫无办法,弟深悔此行之孟浪’,‘你们可自打算’云云。此乃商某当场宣布者也。二、此间‘汉奸’,两日中大恐慌,怕‘不要中央卖了我们’。三、此次中央交涉,须有节节奋斗之计划,并须预先有以安宋、韩之心。”(19)《抄傅所长斯年来函》(1935年11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号:8368。傅斯年此信反映出学人们对北方局势的现状及其幕后情况了解得相当清楚,因此建议和意见可行性、可操作性都很强,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重视,朱家骅接到傅斯年的信后连同其他渠道收集到的情报,立即呈送给了蒋介石,并在呈文中强调:“顷接傅孟真兄及巴立地邮务长自北平来函,傅函叙述事实颇详,所言亦不为无见,巴函所陈亦有可采,谨各移录一份,仰供参考。”(20)《抄傅所长斯年来函》(1935年11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号:8368。学人对北方局势的认识与建议送到蒋介石手中,虽没有看到蒋介石等人的直接反应,但从其当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与傅斯年信中意见建议有呼应关系。

11月22日,秦德纯致电南京参谋本部次长熊斌,其内容为:“此间局势渐趋安靖,而对方仍催促不已,弟定今日下午赴津面谒宋公,决禀委座意旨,坚持不渝,祈转陈。”电报有熊的批示:“呈委座钧阅,职熊斌,十一·廿二午后四时半”,中间有一毛笔字手写体“悉”,想是蒋的批示(21)《秦德纯致熊斌》(1935年11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号:2033。。同一天,石敬亭自天津发电报给熊斌,电文是:“为在京诸承款接,至感盛情,今晨抵津,晤明轩兄转达委座意旨,轩兄态度甚好,始终艰苦撅持,镇定应付,为中央分忧不少。然根本大计,彻底解决,仍有待于中央之速为决策也。知注特闻。”电报有熊斌的批示,“呈委座钧阅,职熊斌,十一·廿二辰”(22)《石敬亭致熊斌》(1935年11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号:2029。。

从两封电报的内容可以看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对制止日人策划“华北自治”图谋,用不同策略对宋哲元施加影响和压力。第一封电报是秦德纯做宋哲元的工作,因自11月19日,宋哲元为避免土肥原等日本人纠缠至天津居住,留秦德纯、萧振瀛在北平应付局面,所以秦德纯在电报中强调遵从蒋介石的意旨,不与日本人妥协合作实施所谓的“华北自治”。第二封电报是让石敬亭去劝阻宋哲元,石敬亭是西北军元老,与宋哲元关系颇厚,蒋介石指令其到天津劝说宋哲元听命国民党中央政府,石到天津会晤宋哲元,将会晤结果及时向蒋介石汇报。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采取措施对宋哲元等人施加影响,防止宋哲元与日本人合作。

11月25日,日本陆军部经与外务省、海军部协商决定,命令关东军、天津驻屯军继续推进“华北自治”运动,土肥原等日军头目得到东京指示,决定改变方针,先促成冀察两省自治(23)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实日志》第3册,第530页。,逼迫宋哲元、商震与日本人合作促成“华北自治”。宋哲元、萧振瀛等人为应付和敷衍日本人,与日人要求有所呼应,宋哲元曾致电蒋介石,希望蒋赞同华北自治,电报中说:“近日征询多数意见,有主张如能在中央系统之下,政府予以适应环境办法,既不丧失主权,亦可应付艰迫外交,是否可备采择。”(24)《日本侵华情报》(三),1935年11月25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号:0010705500008。

傅斯年等人了解了日本侵略者与宋哲元等人交往的信息后,立即致函朱家骅转国民政府,提出了他们解决“华北自治”危机的意见和建议,内容涉及本地形势、中央挟地方之策略及忌讳、通过外交手段争取奥援等,此函核心内容如下:

……与适之谈,我们同意下列各主张。(1)此间之暂若停顿,不可以为是转机,此间之积极活动者,已恐慌将其置外,无以下台,故将更积极活动了,故一切万不可松。(2)中央必当力阻(用尽方法),使宋、韩等之聚会开不成,并须时时向他们作工夫,对宋尤当力劝力阻。(一)责以此等交涉谈判,必力(应为“立”——作者注)即停顿,一切可能之结果,由中央负之。(二)安顿其失败后之下场。(三)地方有扰乱秩序者,即以武力对付,应以香河事为戒。(四)宁作到占领不作到内乱。(3)中央万不可慑于局面之严重,随便答应,此中固应作工夫,然绝不可随便承允。报载此间方式由中央承认之是万万不可的,必不得已宁可破裂,即石友三、刘桂堂等占领北平,也比自变好的。(4)国际上应一一做工夫了,训令各使并与此间诸使接洽,若一成侵占之事实,应立即诉之国联,不论国联暂时如何办(25)《抄傅孟真先生来函》(1935年11月25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号:0852。。

傅斯年等学人的意见非常明确,就是采取一切措施,阻止宋哲元等地方领导人与日本人直接交涉,避免丧失主权。

11月27日,日军宪兵占领丰台火车站,扣留南下的火车,原驻防榆关的日军陆续进关,同一天日军占领了天津飞机场,并大力扩建。傅斯年等学人得知消息后,经商议集体致信国民政府,信中主要叙述华北地方行政状况和政治动向,对形势的变化表示忧虑。

11月28日,国民政府针对日本人的阴谋与扩大侵略的措施,对日提出严正抗议,同时为了解北方信息,安抚宋哲元等人,蒋介石派刘健群北上,向宋哲元传达对付日本人的意见。刘健群在其回忆录中记述:“中央获得消息……要我劝阻宋哲元。记得当时我向北平挂一长途电话。……北平来接电话的是秦绍文兄。我问:‘绍文兄,宋先生是不是要宣布一件大事?’秦说:‘是的。’我说:‘事要缓,等我来。’”(26)刘健群:《银河忆往》,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41～142页。刘健群对到北平与宋哲元等交涉有较详细的记述,其中着重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宋哲元为应付日本人决定宣布成立“华北自治政府”是事实;二是秦德纯、萧振瀛与日本人接洽、谈判是实行拖延策略;三是证明刘健群此行的时间和商谈内容的真实性。

1935年11月30日,蒋介石和五院院长共同制定了一套解决华北问题的方案,任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即日率陈仪、熊式辉、殷同等北上,与宋哲元等人共同处理华北问题。何应钦北上引起各界关注,《大公报》称其“负有解决北方时局之任务”(27)《何部长启程北来》,天津《大公报》,1935年12月1日,第3版。。11月30日晚,“蒋指示何应钦,命令陈仪、殷同先赴天津与日接洽,何则途经济南、保定,与韩复榘、商震分别会晤,以示安抚”(28)贺江枫:《1935年华北自治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因应——以何应钦北上为中心》,《史学月刊》2021年第6期,第78页。。同日,宋哲元发表通电,要求顺应民意,在华北地区实施“自治”。此电背景就是在土肥原等日本人的催逼下,萧振瀛等人与日本人交涉后拟定的自治协定草稿。此事引起了平津学人的关注。12月2日,傅斯年与萧一山商定,由萧将获得的草稿寄给朱家骅转国民政府,并附有傅斯年、萧一山对华北当时局势评估的意见。萧一山附信中说:“……宋为北方重心,实力远超过商,其人初尚具国家观念,不甘为敌傀儡,但以不识国际情势及外交策略,受萧振瀛一人之播弄,依为腹心,故暗中主持者均萧氏也。”(29)《萧一山致朱家骅函》(1935年12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号:44334。

针对蒋介石派何应钦北上,萧一山顾虑重重:“何氏北来有何办法,固不得知,但以其过去之成绩及所偕之人员,均为亲日份子,其办法必仍出于敷衍了事,以全体面,而华北乃名存实亡矣。且何以光杆而能震慑华北乎!萧之野心,曹、王辈奸谋何以戢之。即令敌方肯让步,则隐忧仍未能已,且华北一去则全国必瓦解,何以惟人心,今敌锋已到徐汴。将来抵抗,糜烂全国,未必为利。”(30)《萧一山致朱家骅函》(1935年12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号:44334。萧一山最为担心的是,萧振瀛、曹锟、王揖唐、何应钦等几派力量,看似立场各异,实则与日本人为一丘之貉。所以他在信中力谏:“此刻……吾国生死存亡之关键,万不可再蹈东北、热河以及梅何口约之覆辙,使敌蚕食而至腹心,虽欲动不能矣。中央应下最大决心,以全力保护领土,立将军队分散各处准备游击拼死战,敌方矫虚,未必肯牺牲,则外交可操胜算……中央如置华北于化外,则中原、西北亦不可保,西南当视为口实。”(31)《萧一山致朱家骅函》(1935年12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号:44334。

朱家骅12月4日收到萧一山信函后,随即上报蒋介石,并在附信中说:“顷接一山兄自平来函,所举北方情形,可资参考。故承一山兄之嘱为转达于左右,至其中维系人心一言,以为颇涉重要。且国际形势渐以注重东方问题而国内人心趋向一致,应敌制变,希望尚及(多),未知钧意为如何?”函件于12月5日呈送蒋介石,上有蒋介石签字:“阅,十二九”字样,说明函件受到国民党上层的关注(32)《萧一山致朱家骅函》(1935年12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号:44334。。

何应钦12月2日晚到达保定。傅斯年和周炳琳受北平科教界学人推举,于12月3日由北平到保定面见何应钦,陈述平津地区严峻形势,并于当天陪同何应钦到达北平。12月4日下午,傅斯年、周炳琳与平津教育界知名人士梅贻琦、徐诵明、陆志伟等人赴居仁堂谒见何应钦,“报告华北时局经过情形,并陈述处理时局意见”。同时,再次发表通电宣言,阐述对平津时局的意见,坚决反对日本人操控的“华北自治运动”,要求各级政权组织共同努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宣言强调:“近有假借民意,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实行卖国阴谋。”由此正式将“华北自治”定性为卖国阴谋。宣言进一步向国人阐明:“中华民国为吾人祖先数千年披荆斩棘艰难创造之遗产,中华民族为我四万万共同血统,共同历史,共同语言文化之同胞所组成,绝对不容分裂,大义所在,责无旁贷,吾人当以全力向中央及地方当局请求立即制止此种运动以保领土,而维主权,并盼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共救危亡。”蒋梦麟、梅贻琦、傅斯年等人代表平津科教界致国民政府的通电中,再一次强调同人发表宣言是为了“唤起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共救危亡”(33)徐诵明、蒋梦麟、梅贻琦、胡适等:《平津教育界宣言和通电》,南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教研组编:《华北事变资料选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3～384页。。平津局势经过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的共同努力,形成反对日本侵略者推行“华北自治”的高潮,为挫败日寇推行“华北自治”阴谋打下了基础。

何应钦到达北平后,于当天晚上和次日,两次与宋哲元、秦德纯、萧振瀛等商讨华北处置办法。宋哲元对记者表态:本人绝对听命中央,本中央意旨做去。但是,宋哲元、萧振瀛等人与日本人的谈判并未停止。12月6日,萧振瀛携带冀察政务委员会关于“华北自治”的草案到天津与土肥原、多田骏等人协商,其行为再次引起学人的疑虑。7日,胡适、傅斯年等人致电朱家骅、蒋介石,对宋哲元及萧振瀛等行为进行指责。朱家骅将电文转呈蒋介石。蒋介石在呈文上批示:“此胡、傅电,转何部长参考。”12月9日,电文转发给何应钦。其主要内容是:“……此间形势仍险恶,一切宵小运动仍在公然进行。何部长必须作驻平坐镇,不宜一有成说即南去。又傅电称,政委会组织,此间同仁闻之,皆不谓然,料不久更有变化,弟意如此事不可挽回,则人选务必格外慎重,其秘书长一职,可操维全会事务。陈某行事,何公熟知,未合放松。乞陈当局□等语。”(34)《胡适、傅斯年致朱家骅函》(1935年12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44348。胡适、傅斯年二人电文主要表达了两点意见,一是为免节外生枝,希望蒋介石电告急于离平的何应钦,暂留北平,以稳定大局;二是关于冀察政委会一事,已成定局,断难更改,但秘书长人选一职则必须慎之又慎。在冀察政务委员会筹备时,曾内定陈觉生任秘书长,傅斯年等人在致朱家骅、蒋介石的电文中坚决反对,所以在正式成立时,秘书长一职由二十九军成员戈定远担任。此事表明平津学人对平津局势的关注和参与起到了作用。

三 奔走各地制止地方实力派与日人合作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民国以降,“国家政治生活军事化,国家权力地方化……此种状态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亦难以消除”(35)翁有为、王力:《近代中国权力更替与国家中心力量重塑》,《济南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第58页。。日本政客对中国政治情形有深入的了解,其策划“华北五省自治”,重点是逼迫华北五省领导人与其合作,成为他们的傀儡,在早期就划定了5个代表人物。日人有关文件记载:“华北实力分子中的主要人物,有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河北的商震、万福麟。以及在本年(应作去年)六月因华北事件而导致中央军撤退后坐享其成,从察哈尔逐步进入河北省的宋哲元。”(36)(日)参谋本部:《华北自治运动的演变》(1936年1月9日),南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教研组编:《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236页。日本侵略者重点关注的五人中,阎锡山资格最老,长期主政山西,最后由蒋介石亲自出面做工作,阎锡山转向与中央政府合作,摆脱了日本侵略者的纠缠。万福麟因没有在地方政府任职,未进入政治漩涡。宋哲元、韩复榘、商震三人是中日双方关注的重点,傅斯年等学人为使三人站稳国家民族立场,不与日本侵略者合作,亲自奔走各处,对他们力劝力阻,责以民族大义,说以家国情怀,劝以人生志节,使他们最终坚持了民族立场,为抗日救国做出了努力。

1.力阻宋哲元与日人合作

自1935年10月开始,以宋哲元为首的第二十九军逐步控制了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宋哲元作为主要领导人,成为各种势力争取的主要对象。

11月27日,傅斯年与胡适、梅贻琦等人商议决定,分别拜会宋哲元、商震等人,阻止他们与日本合作,建立所谓“华北自治”组织。11月29日,傅斯年等人给宋哲元写了一封信,傅斯年在其后致朱家骅信中说:“星期五(11月29日)我们给宋一信,极客气,谓谈以他的二项原则(一、服从中央;二、不屈服于外人,上次对我们说),总为六事请他实行:(1)立就绥靖主任职;(2)就地擒拿殷汝耕;(3)与土肥原停止谈判;(4)虽中央无办法,自己也要苦撑;(5)捉拿散传单的人;(6)在万不得已时,国家主权为重,地方安危为轻。末尾大说了一篇世界大势论,谓此时日本决不以大兵来,以壮其苦撑之气,勉仲送此信去,约于次日谈。”(37)《傅斯年致朱家骅函》(1935年12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44332。

11月30日,傅斯年、胡适、梅贻琦和查良钊应约和宋见面会谈,谈话内容可分为三个要点。

其一,傅斯年、胡适等学者与宋哲元交流了对当时形势的认识。傅斯年在致朱家骅信中叙述说:“他(指宋哲元)开头说:‘诸位的信给我精神上的鼓励不少,接着便说,北方大局之误自黄膺白,又到所谓何梅协定。’”之后宋哲元拿出一本公文给傅斯年、胡适等学者看,公文内容是什么信中没有说明,但信中有“看了真吃惊,真痛心,原来‘均承诺之”(38)《傅斯年致朱家骅函》(1935年12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44332。的字样。言及当时北方紧迫形势,傅斯年等学人如此安慰宋哲元:‘宋先生受任于此际,自是格外困难,国人共见。然所谓危乱见忠臣,正此之谓,为国家全体面无所谓不可为也。’”(39)《朱家骅致蒋介石函》(1935年12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44332。宋哲元所谈是想说明自己的处境,傅斯年等人表达了对宋处境的理解。

其二,交换了应对日伪的态度。其中首先交流了对汉奸殷汝耕的处置方式。傅斯年叙述说:“谈到殷汝耕,我们质问二十九军有一团在通州,为何不立拿之。彼谓殷有保安队,非下与日本决裂之决心,不可用此法。后来他又说,决不投降殷汝耕。适之问然则作殷汝耕第二,彼谓决不作(指设防共自治会言),我又问他当准备万一,他说当然,又问他与土肥原究竟系何种接洽,他说决无签字事。我们问他接洽是否到一种越轨程度,他说无论如何接洽,最后决定在中央。他又说我不常见日本人,且决不到日租界,平日在津皆绕道,不像商启予常见日本人,说的太多了。适之便问,宋先生虽自己不常见日本人,然手下如萧、秦是否也说得太多了。他于此无确切答复。”(40)《朱家骅致蒋介石函》(1935年12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44332。

其三,探明了宋哲元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关系以及解决平津危机所持的立场与底线。宋哲元通报了国民政府派刘健群北来与之商谈的情形。“至于所谓办法,他说:‘L.C.C.(刘健群)来一日,住在我家,谈了好些方案,今早南飞,所谓方案,其中之一,是先在河北省施行宪政。适之说这有大流弊。他说,这全未定。待中央所决。最后他说了好些故事,如日兵要上城墙进司令部等等,他均不屈,又说真不得已就和他干。’”(41)《朱家骅致蒋介石函》(1935年12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44332。傅斯年、胡适、梅贻琦等人此次会见宋哲元,是学者力劝力阻宋哲元与日本人谈判合作的一次行动,他们劝告宋哲元认清日本人制造“华北自治”,从而实现“日治”的野心,了解了宋哲元与日本人交涉、谈判的底线。傅斯年总结会面交谈情况说:“这两点钟的谈话,使我们心中顿趋乐观……我们觉得他早晨所说是真情。大有一块石头落下之势。”(42)《朱家骅致蒋介石函》(1935年12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44332。

从当时的相关资料来看,宋哲元在各方影响和帮助下,态度有所转变。12月3日,何应钦到达北平的当晚,宋哲元等人前去拜谒,向何应钦表明态度,“我可以用生命保证,我在和日本谈判期间,绝对遵照中央的命令,不屈服、不妥协,同时对外我也决没有丝毫秘密协定”(43)张放:《卢沟风云——宋哲元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版,第68页。。这可以看作在日本人策划所谓“华北自治”运动过程中,宋哲元向社会各界表明的立场和态度。傅斯年、胡适等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对宋哲元力劝力阻,目的是激励宋哲元民族意识、爱国思想,事实证明各界人士运用多种方式对宋哲元等人积极施加影响,坚定了宋哲元服从国家、民族利益的信心和决心。

2.制止韩复榘参与“华北自治运动”

日本人策划的“华北五省自治”包括山东省。山东省位于华北五省中的最南部,人口最多,经济和地理位置都很重要。另外,二十九军主要将领如宋哲元、秦德纯、张自忠、赵登禹等都是山东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与二十九军原来都是西北军体系,双方有很深的渊源。

1935年10月初,宋哲元、萧振瀛开始与阎锡山、韩复榘联系。其时,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因病在北平住院治疗,宋哲元前往拜访徐永昌,提议与晋、鲁合作,实现华北自治,“华北在日本压迫、中央不管的处境下,不能不自己联合,阎先生首领、向方副之,咱们大家帮助办,实行李石曾的分治合作如何,我想请向方来,大家商议商议,大约十之六能来”。10月7日,宋哲元向韩复榘代表刘熙众明言:“时局紧张,吾人不能坐视,误国等于害国,向方最好来平一聚,熙众到平,可请徐主席晚走几天聚会聚会,说之再再。”(44)《徐永昌日记》第3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12～314页。说明宋哲元曾主动与韩复榘联系推动“华北自治”。9月30日,蒋介石在《本月反省录》中记述,“华北形势可危,其受倭煽惑,为中华祸首者,恐不在冀晋而在鲁乎”(45)《蒋介石日记》,1935年9月30日,“本月反省录”,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并请青岛市长沈鸿烈“劝韩以大义与利害”(46)《蒋介石日记》,1935年10月8日。。由此说明,蒋介石对韩复榘特别不放心。

日本人确曾极力拉拢韩复榘加入“华北自治”。据记载:11月12日,天津日军司令官多田骏到济南访晤韩复榘(策动华北自治),其间土肥原也曾去济南访晤韩复榘,而具体负责与韩复榘交涉的日本驻济南武官花谷和韩往来频繁。韩复榘与日本关系暧昧,又以此自重,向国民政府讨价还价。何思源回忆当时情况说:“国民党从华北总撤退,同时宋哲元与萧振瀛乘机进一步和华北日军勾结,搞华北局部妥协,搞华北特殊化,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把中央在华北的机关一扫而空,关税、盐税、统税、铁路等收入都被截留。在这种情况下,韩复榘的举动就很重要了。如果韩向北倒就会扩大特殊化,和宋哲元勾结一起,真可能搞成华北五省三市的‘自治’。如果韩复榘向南倒,倒向中央,不只可以阻止华北的恶化使不再扩大,也可能影响宋哲元等不敢过于投靠日本。”(47)何思源:《我与韩复榘共事八年的经历和见闻》,马亮宽编:《何思源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952页。

在此期间,宋哲元邀请韩复榘北上商议华北地区问题,韩复榘虽然没有去,却派建设厅长张鸿烈去北平参加有关“华北自治”的会议。傅斯年等学人对韩复榘的行为和态度颇为关心,对韩复榘当时的政治倾向和态度密切关注,当听说韩复榘的代表张鸿烈到达北平后,便立即与之联系,又与查良钊前去拜访,事后专门写信告诉朱家骅其与张鸿烈的见面情况。信中说:“……旋深谈战事。据云:(1)韩手下之师长皆决不赞成此举(此非平日谈过,观其言行可知)。战事如动,其自身极可危也。(2)韩与日武官花谷往来太密,韩终是军人,好凭私人意气,此次韩云:将来南京开会。此武官即云:如此,彼非自尽不可。其实彼真自尽,又有何不可乎?(张接语)故内幕如何谈,吾等省政府人固不得知也。此外他又说,沈市长到济,时与大家之计议,及张等对韩之说法(比仙槎所说为详矣)。又云:仙槎何不立回济南。此等事只有吾二人可以自由说话(48)张鸿烈是河南固始县人。韩复榘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时与之熟悉,张鸿烈随韩到山东被任命为建设厅长,因张鸿烈和何思源不是韩之部属,所以在韩面前说话比较随便,故有此语。。在京待选举何为乎?张允次日立赴济南,并云此事关系甚大,与韩之存亡尤有关系,当最后努力之也。”(49)《抄傅所长斯年来函》(1935年11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号:8368。傅斯年的信中所说如何劝阻韩复榘提到两个人,一是沈鸿烈,二是何思源。何思源曾回忆说:“大约在一九三五年底(或一九三六年初),我到南京开会,蒋介石适坐在我前一排,他随便问我几句关于山东的话,我就当场用铅笔写了一个小条,作为签呈交蒋,说明山东情况,应先派沈鸿烈去见韩复榘。蒋接到小条后,回过来向我点点头,随即放在右边口袋里。当天晚上,我到沈鸿烈住处,观察动静,沈果然在整理行装,准备当晚回山东。”(50)马亮宽编:《何思源文集》第2卷,第951页。何思源所说的在南京开会,即1935年11月12—23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经各方人士积极做工作,韩复榘态度开始变化,向国民政府保证:“决不听日人之言前往平津,并不与彼签订任何协定,请为放心。”(51)《沈鸿烈致蒋中正电》(1935年11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档”,档号:00208010300020124。傅斯年等人在11月致国民政府的两封信中反复强调须时时向韩、宋做工作,“韩、宋等人均须积极做工夫,并须预先有以安宋、韩之心”(52)《抄傅所长斯年来函》(1935年11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号:8368。。韩复榘的态度、立场逐步转变,对制止日本人“华北自治”图谋产生了积极影响。

3.劝阻商震与日人合作

日本在策动“华北自治”期间,商震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是日本侵略者拉拢合作的重点对象。11月19日,日本军方要挟宋哲元、商震接受“华北自治”计划。商震对日本人的逼迫采取消极躲避的态度。为避开日本人的纠缠,当天称病。次日,又请假7日,谢绝见客。至于商震与日本人的关系,傅斯年等人在12月5日致朱家骅转国民政府的信中有所记述,其中说:“当上星期五、六,此间局势急剧恶化,雷嗣尚公然对适之曰:‘你们不要拿宋哲元当圣人看,他是要地盘的,若非与日本勾搭,早调走了。今年夏天于孝侯事件、察哈尔事件之后,大家是在此竞卖。宋先生的卖价,还不如商启予便宜呢,今年夏天口头答应的,现在人家来收账了。能不给人家些吗?所以中央怪不了宋哲元’。”(53)《朱家骅致蒋介石函》(1935年12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44332。雷嗣尚是二十九军军官,秦德纯的“得力干部”(54)秦德纯:《秦德纯回忆录》,第171页。,时任北平市政府社会局长,比较了解宋哲元、商震与日本人交涉的内情,其言论符合当时华北政情。

11月24日,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脱离中央政府,成为日军控制的傀儡政权。冀东是河北省的属地,商震如何处置此事为当时人所注目。傅斯年、胡适、梅贻琦等人商议决定,去保定劝阻商震与日本人妥协合作。11月27日,傅斯年等人致信国民政府,告知去保定面见商震及对其评价,信中说:“弟与枚荪、月涵今夜赴保谒商,不知可见到否,商之至友今日对弟等云,此君毛病在于地盘心太重,又猾又怯,呜乎,河北事可知矣。”(55)《抄傅所长斯年来函》(1935年11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号:8368。傅斯年在致朱家骅另一封长信中对他与梅贻琦、周炳琳保定之行的动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述。信中说:“月涵、枚荪与弟保定之行,其动机由于看看商启予到底为何一回事,所谓滑头、畏缩、地盘主义云云,到底如何,更愿以吾等主张供献之,星期四日下午,在医院见到,在坐有民政、财政、教育三位厅长,所谈甚长,可谓无所不谈,与宋谈之空气甚不同,商虽谈了不少私话,然□证明滑头、畏缩,地盘主义之不虚。”(56)《朱家骅致蒋介石函》(1935年12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44332。也就是说,梅贻琦、周炳琳、傅斯年去保定与商震见面抱有两个目的,一是想了解商震是否如传闻所言,刁滑、胆小且地盘主义严重;二是针对殷汝耕打着“防共”之幌子,实则与日本人沆瀣一气这事件,告知商震平津学人的主张和建议。

在与商震接触和交谈后,傅斯年等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1)他也勾搭了不少,他自谓不如宋明轩假手他人,故没有毛病,其实他之客气、敷衍、勤恳,恐怕commit不少;(2)他决不会变,但为地盘主义,要有不少曲折文章,然最后仍不免一走,只是已露丑矣。(3)此公不像有勇气与魄力者,故如望彼个人有积极的贡献不可能也(57)《朱家骅致蒋介石函》(1935年12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44332。。傅斯年在此信中表明,通过长谈,对商震加深了认识,商与日本人有联络,但不会投降日本人沦为汉奸。因为缺乏担当和责任心,商也不可能对制止日人“华北自治”图谋做出积极贡献,傅斯年对商震的认识与评价后来为历史事实所证明。

11月29日,傅斯年等人再次致信朱家骅,报告了会见商震的谈话结果及华北当时局势,信中说:“昨晤商,谈甚恳切,但均不出事前预料,彼亦在依赖中央办法中似无决心,此间局势万分险恶,土肥坐催,左右包围,期在必成,务告当局诸公。”(58)《傅斯年致朱家骅》(1935年11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号:0802000259114。12月8日,商震致电国民政府请求辞去河北省政府主席职务。12月12日,国民政府下令任命宋哲元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调任为河南省政府主席。从此,商震离开了中日华北对峙的政治漩涡。

四 引导舆论,坚持民族大义

自1935年开始,傅斯年等学人利用报纸杂志等舆论工具做平台,宣扬民族正义,唤醒民众,揭露日伪阴谋,为粉碎日人“华北自治”图谋而积极努力。日寇和一些汉奸在鼓吹华北自治的同时,利用各种方式在中国内部挑拨离间,如挑拨地域间的关系,宣扬什么国民政府轻视北方人,用南方人统治北方人,等等,目的是制造矛盾,为推行“华北五省自治”寻找借口与理由,用心可谓险恶。傅斯年、胡适等学人以《独立评论》《大公报》等报刊做为舆论阵地,发表了大量呼吁民族团结、奋起抗日救国的政论,也发表了许多揭露日伪奸谋的抨击性文章,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他们还通过函电与各有关方面联系,揭露日伪“华北自治”的险恶图谋,指出事件引发的民族危机及其应对措施。

1935年下半年,傅斯年在《独立评论》上连续发表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和《北方人民与国难》等政论文章。这些文章是针对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而写的。傅斯年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告诫人们热爱自己的祖国,维护国家和民族统一,是每个中国人的职责所在,并警告那些汉奸、亲日派分子,不要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最终成为千古罪人,遗臭万年。

傅斯年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中,反复说明一个道理,即秦汉以后,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几千年来,统一是中国的主流和人心所向,分裂是暂时的,也是历代人们所坚决反对的。他说:“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59)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4卷,第125、127、127页。傅斯年针对当时“华北自治”的紧迫形势说:“这些天里,平津一带‘空穴来风’,有所谓自治运动。若说这是民意,民在那里?若说这是社会上的事件,请问谁是出名领导的人?若问国人的心,他们只是希望统一,以便安居乐业。雇来的苦力不足为民众,租界上住着昔曾大量剥削人民后经天然淘汰之官僚军阀,不配算领袖,满街洒的黄纸条,都是匿名帖子!天下那里有不具名的政治运动?黑市上那里有正人?孔子有一句现成话:‘将谁欺,欺天乎?’”(60)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4卷,第125、127、127页。因此傅斯年呼吁:“负责当局,应以国家民族的立场,把背叛国家的败类,从严防范,尽法惩治。”(61)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4卷,第125、127、127页。在文章最后,傅斯年对中华民族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愿与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友好相处,不侵略他国,亦不甘被他国、他民族所侵略和欺侮。

傅斯年撰写的《北方人民与国难》,是针对日本侵略者为实施“华北自治”而挑拨离间的阴谋而发的评论。在文中他用大量事实说明中国自古为一体,不分南北,并着重指出:北方人民地处民族斗争的最前线,更应该顾大体,反对各种破坏民族团结、制造祖国分裂的阴谋。他强调,在复杂严峻的局势下,北方人民特别应注意如下几点:

一、我们的处境已是站在全国家全民族最前线上的奋斗者,我们的中心要长存,我们的志气要永在。

二、我们只有在整个的国家民族中才能谋生存,我们一分裂便是俎上的鱼肉!

三、……责备政府的话要到南京去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62)傅斯年:《北方人与国难》,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4卷,第132页。

在当时的环境下,傅斯年发表这样的言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正气,表现了学人们忠于国家和民族的赤子之情。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策划实施“华北自治”,是继九一八事变后扩大侵华的一个重要节点,目的是把中国北方广大地区通过“自治”的名义变为“日治”,作为侵占全中国的又一个基地。为实现此种图谋,日本侵略者威逼利诱,软硬兼施,逼迫地方实力派与其合作。地方实力派中的个别人士为了个人权益而与日本侵略者妥协、谈判。日本“华北自治”的图谋和实施,使平津科教界学人深感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抗日救国的责任心使他们自觉地团结起来,合作奋斗,其中傅斯年、胡适等人是代表人物。他们团结引领部分学人,一方面启导舆论,利用各种阵地,撰写文章,发表宣言、通电等,讨奸斥寇,唤醒民众;另一方面走向社会,奔走呼吁,走访地方实力派,晓以民族大义,激励爱国情怀,劝以个人志节,喻以历史正反典型,力劝力阻他们与日本侵略者妥协甚至合作。总之傅斯年等学者不畏艰险,多方面做工作,对于提升国民的爱国热情,转化地方实力派爱国向心力,制止日本侵略者“华北自治”图谋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们的积极努力,促进了广大民众的觉醒,提高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抗日救国的决心和信心,凝聚了中华民族向心力,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