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教育强国的改革方法论审思

内容提要 建设教育强国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伟大实践，是一系列范畴、原则、理论、方法和手段的总和，构成了教育改革方法论的重要表达。作为教育改革方法论的创新视角，“人民性与系统性相结合”既引导全社会树立起参与教育综合改革的主体意识和系统认识，又为改革方法论在新时代语境中的合理性论证、规律性认识、整体性审思探寻新的思想动力。在教育强国建设中检验“人民性与系统性相结合”的方法论价值，要以人民性的全局视野引领系统性的整体布局，以系统性的改革聚合力托举人民性的社会动员力，人民性的引导力与系统性的发展力同频共振，贡献从“中国经验”向“世界方法”的“全球性”方法论答卷。

关键词 教育强国 改革方法论 人民性 系统性

刘佳，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新时代的改革方法论，是在对中国国情的规律性把握和变革性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原则、理论、方法的总和，其本质是将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科学全面地向纵深推进。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习和运用，推动全党上下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的转变。党的二十大发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动员令[2]，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系统改革的组成部分，建设教育强国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同时也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动诠释。

建设教育强国的改革方法论体系是在实践中动态发展的，其本身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层次性和结构性。关于建设教育强国的方法论目前尚未形成整体性研究，已有的理论成果多是针对某一研究领域开展的单一性、个案式的理论分析和经验提炼，倾向于从理论、实践或政策某一维度分而论之，缺乏从哲学层面的“元方法”、方向层面的“总方法”和实践层面的“子方法”开展的体系性研究。加强对全社会共同参与建设教育强国的改革方法论的规律性认知，有助于在解决改革难题的进程中推进方法论的创新和跃升。对改革方法论内容的关系性研究，尤其是对“人民性与系统性相结合”的逻辑起点、精神实质和功能定位研究，也将促进方法论的改革创新。

一、如何建设教育强国：改革方法论的新时代之问

建设教育强国是用中国话语对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内涵特征和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目标的精准刻画，是实现教育现代化应然图景的行动指南，而改革方法论是“如何建设教育强国”一系列范畴、原则、理论、方法和手段的总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伟大实践的重要表达。建设教育强国的方法论创新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改革主体性和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相结合，并使其贯穿于新时代教育综合改革实践的全过程。“如何建设教育强国”的时代之问作为教育改革方法论升级的持续动力，从根本立场、根本目标、本质内涵等角度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原创性贡献。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导向是中国教育改革方法论的基本出发点，回答并解决“如何建设教育强国”这一问题是改革方法论的根本任务。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1]，到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要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增强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2]，中国教育改革方法论的创新发展始终围绕关乎全体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问题，教育公共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招考制度改革、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双减”政策的出台及落地、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机制等一系列改革有效回应“教育惠及民生”的人民需求。

“亿万人民群众对教育的现实需求和长远期望，正在逐步转向更有质量、更加公平、更为有用、更可持续。”[3]亿万人民群众来自不同阶层，由于社会关系、政治地位、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满意标准，最后汇集成人民的总体利益要求，即全体人民享受到更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人民对教育的“不满意”依然来自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不平衡不充分，优质教育公共产品的供给暂时无法满足全体人民的发展需要。建设教育强国应该真正将“人民满意”作为理解、解决当前教育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把“人民满意”作为建设教育强国顶层设计的重要参考依据，深入考察哪些教育利益诉求导致“人民不满意”，才能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将矛盾和问题导向建设教育强国的方法论实践中去。

以“人民性和系统性相结合”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方法论理论创新有助于丰富中国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解读，能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方法论实践。探索以“人民性和系统性相结合”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方法论理论建构，将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挥政策、制度、机制的整体驱动优势，加快推动教育体系调整走向更加系统性、综合性的集成，持续激发教育强国建设的动力和活力。

二、“人民性”和“系统性”方法论思想的历史和发展脉络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中秉持的人民性立场，是建设教育强国方法论中有关人民性论断的学理来源。人民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发展中的价值主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最鲜明的理论品格和实践品质，其理论基础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人民性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征，其生成过程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是對人民不断追求美好生活及人类如何发展的崭新回答[1]。

人民性作为改革方法论的实践品质，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印记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人民性就成为党对教育的政治主张的重要立场，为了让最广大劳动人民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党提出既要“办集中的正规小学、中学”，还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2]。1934年初，“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成为党文化教育的重要方针。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在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以及各级政治学习班相互衔接的教育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促进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等多方面发展，使其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文化觉悟和有文化的劳动者，是党在教育领域的重要主张[3]。这一时期，以“劳动者”的培养为总目标的教育方针极大地调动起人民群众受教育、学文化、长才干的主观能动性，人民性更多体现在党面向全体人民的广泛动员能力和自我革命的探索精神上。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引导党的教育方针转向“人的全面发展”。2010年7月，“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纲要提出“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教育工作方针，展现了以人民性引领全面实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追求。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继续向“深水区”全面探索，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报告对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的回应始终围绕“人民立场”的改革探索展开。党和国家在建设教育事业过程中形成了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底层逻辑，即为了人民美好生活、保障人民教育权益、依靠人民力量[4]，人民性的价值引领成为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顶层设计”和“底层攻坚”的方法论思想内核。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给出了建设教育强国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并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最终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教育改革方法论的系统性思维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找到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深入分析，充分体现了系统性、整体性、结构性、辩证性的思維逻辑和方法论意蕴。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持续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不断推进中，相关思维和方法论得到了丰富和完善，并由此演化形成一种系统性的社会改革方法论。在与中国实践的具体结合中，系统性成为我国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思维和方法论基础。

2017年10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写入了新修正的《中国共产党章程》。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2023年1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不断增强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并指出要始终让教育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1]

建设教育强国需要从系统哲学和系统思想的高度，运用系统科学和系统方法，结合历史经验、现实需要和改革实践。“要注重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运用系统性思维，把握教育改革各部分、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和耦合性。”[2]学界也逐步形成理论共识，认为必须用一种复杂性思维方式思考教育改革，把握教育改革的系统性[3]。教育综合改革是基于全局、全要素谋划的“系统性改革”[4]。系统性为建设教育强国指明了方法论实践进路，这也意味着借助系统性思维来审视建设教育强国，不仅要着眼教育客体本身，也应该考虑利益相关主体对于教育的看法；不仅要注重机制的构建与完善、政策的目标与效果，也应注重教育强国建设的方法论意识、方法论自觉、方法论实践。

教育综合改革越进入“深水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就会越多。从教育系统内部的体制机制到与之相关的外部市场经济领域和公共民生领域，意识形态引导、社会观念形塑、现实利益分配等多重问题带来的矛盾愈发突出。建设教育强国正在逐步形成具有鲜明人民立场、强烈问题导向、系统观点方法的逻辑缜密的方法论体系，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改革的方向。“人民性与系统性相结合”为改革方法论创新提供新的阐发视角，通过建设教育强国的改革方法论创新实践，从学理上廓清方法论体系构成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三、“人民性与系统性相结合”：建设教育强国的方法论创新

“人民性与系统性相结合”的改革方法论有着深刻的现实诉求，它是在建设教育强国的改革实践探索中，通过不断积累、修正进而获得深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理论的尝试，既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的积极思考，也是对其内涵的丰富和拓展，对深入理解教育改革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1.方法论结构的跃升催生“人民性与系统性相结合”的话语表达

在建设教育强国方法论话语表达中，教育综合改革已由“规模性发展”向“内涵型建设”过渡，由“区域经验”向“整体推进”发展，由“二元分割”向“协同治理”转向。人民需要的是“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教育发展，“更加平衡”关乎教育公平，是横向的、基本面的问题，“更加充分”关乎教育质量，是纵深的、内涵层面的问题。“教育改革便是在横纵坐标间不断推进，促进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发展。”[5]点面结合、纵横联动所呈现出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都是在人民性的价值前提下充分体现出来的。

恩格斯在1895年给韦尔纳·桑巴特的信中写道：“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6]虽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不曾将人民性与系统性结合起来论述，但建设教育强国方法论成为二者结合的生动表达，发展为更高层次的方法论结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人民对于“满意的教育”的需求是不同的，系统性的构建必须随着人民性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囿于某一固定的模式，否则教育改革就无法落到实处，也难以长久；教育强国建设的主体和客体都应该围绕人民的需要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展开具体实践，否则就脱离了教育改革的初心。人民性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价值前提，系统性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实践进路，二者的结合为教育综合改革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视角，有助于在建设教育强国改革方法论的思想资源和历史经验中提升方法论追求，既能增强理论话语的创新能力，也能逐步形成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话语体系和独特的话语风格。

2.方法论实践的瓶颈亟待“人民性与系统性相结合”的理论创新

新时代背景下，建设教育强国就是要坚持新的教育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突破各种体制障碍，促进教育公平，同时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全面把握教育领域各方面的关系，协调化解各种矛盾，科学统筹整体改革[1]。由于我国教育改革战略的顶层设计基本上由官方主导，所以社会各界存在建设教育强国仅是党委政府责任的片面认识，忽略了全社会共同参与教育强国建设的方法与机制创新。另外，近年来在教育改革的实践推进中尚未充分认识到改革的系统性，而是将改革集中在某一领域或某一环节，或将教育领域的改革独立于其他社会系统之外，造成教育改革推进在整体性、系统性、纵深性上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未达预期。

建设教育强国的改革方法论蕴含着一系列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更代表着一种实践样态。改革实践已经远远超出了教育自身改革的范畴，需要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统筹推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深刻理解这一时代议题。建设教育强国作为党委政府主导，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建设、共同参与治理、共同分享成果的系统性改革，必须得到基层实践的主动接受和自觉响应。当前应从办学定位、课程设置、教学变革、考核评价等多个方面提出具体明确、精准适用、操作性和指导性强的整体性方案，从路径创设、机制建构、方法指导的角度吸引和促进更广泛的参与主体投身于建设教育强国改革方法创新的伟大实践之中。

3.方法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促进“人民性与系统性相结合”的改革共识

建设教育强国离不开全社会的支持，“人民满意”是人民性最真实最具体的反映，人民不仅是教育综合改革的服务对象，也是教育综合改革的利益相关者、重要参与者。要运用“人民性与系統性相结合”的方法论思维推动人民群众与党委政府一起群策群力，实现改革举措相互衔接、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最大限度提升改革的整体效应，减少系统冲突和实现协同发展。

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提出，“到2035年，形成定位清晰、机制健全、联动紧密、科学高效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这一文件充分论证开展系统改革所需的学校、家庭、社会支持的具体要素，探索建构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等多方面系统支持的路径，促进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完善，不仅能为人民性的价值实现提供良好的教育生态和支持保障，也能提高全社会对系统性改革的理解和认知，形成最广泛的全民支持教育、关心教育的良性格局和社会心态。

人民群众是构建“主体多元”“合力巨大”治理结构大格局的关键性因素，人民群众只有不断提升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改革方法论才能从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实践，社会各方力量才会积极参与配合改革实践，改革的实效才能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在建设教育强国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构建“认识—共识—行动”的全民动员系统，不断完善全体人民的改革认识结构，“通过新的认识充实或代替原有的结构，从而建立新的认识结构”[1]，推动教育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

四、在新时代语境中激发“人民性与系统性相结合”的方法论动力

建设教育强国所反映出的人民性与系统性是紧密关联、相互结合的，人民性中渗透着系统性，系统性贯彻着人民性，两者体现着建设教育强国的主体性结合、方法论结合、实践过程结合以及改革评价结合。

1.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语境中对“人民性与系统性相结合”展开合理性论证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道路，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类命运与共的教育现代化之路”[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最重要的方法论内涵，成为教育改革发展道路上不断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政策指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是新时代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依据，从方法论的角度指明了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路径。合理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努力减少区域、城乡、校际的教育差距，全面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加快推进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向教育领域转移，全面赋能学校教育，统筹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都是从整体和系统实现的角度对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宏伟蓝图的谋划。确保改革成效和有序推进改革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人民性的价值引领，“人民满意”是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可持续动能，也是我国教育强国战略的内涵式保障。

“人民性与系统性相结合”的合理性论证要从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和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相结合的角度来进行。人民群众“公平而高质量的教育”的总体需求和对“美好生活”“人生出彩”的个性化需要统一于建设教育强国的方法论探索中，只有教育内部各个要素的有机统一和教育外部与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的高度实现，才能最终达到全社会对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道路的“人民支持”和“人民关切”，彰显“人民至上”和“系统改革”的方法论气质与实践品格。

2.从理论、实践、政策层面对“人民性与系统性相结合”加强规律性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3]“人民性和系统性相结合”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方法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解答了有关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丰富了党对教育的规律性认识，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理论。

问题即是方法论体系的研究起点，把理论研究的着力点放在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上，把解决问题作为理论创新的突破口。“人民性和系统性相结合”体现在对教育的现实诉求、实践难题、可解决策略等内容的顶层设计中，也涉及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社区教育各领域在课程与教学、学校管理与制度建设、教育评价等方面的实践样态分析。从他组织和自组织的双重视角审视系统间的协同性和耦合性，关注在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风险环境中教育综合改革所面临的实施困境、现实表征及影响因素，探索构建坚持党委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建设、共同参与治理、共同分享成果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然逻辑和实践指向，从而构建理论、实践、政策三个维度的立体化的方法论框架。

建设教育强国的方法论研究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理论、实践、政策相互割裂的问题，深邃的学理表达难以被一线工作者在实践中直接转化，直白的实践话语又时常被理论工作者忽视和搁置，而教育行政力量的政策表达又往往过分关注执行效果而忽略了方法论在运用中的“因地制宜”和“举一反三”。“人民性和系统性相结合”将以人民性推进理论话语的认知接受和广泛传播，以系统性促进理论研究、实践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的相互印证，让建设教育强国的方法论表达在学术界、党政部门和教育内外系统的协同合作中“流动起来”，让政策话语、理论话语“生动起来”，进而将方法论规律性认识转化为更大范围内的集体共识，增强改革的动员力、凝聚力、向心力。

3.从哲学分析、历史考察、实践解读入手对“人民性和系统性相结合”进行整体性审思

对教育改革方法论进行系统哲学分析时，需要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坚持逻辑方法。如果只是着眼于当前已有的经验，就无法体现理论对于实践的预见性以及理论的先进性，要学会把握规律性，学会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外文献中挖掘理论的思想宝藏，结合中国的教育发展实践，从而揭示方法论的价值和意义。不仅要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全面、发展、联系地看待教育改革的系列问题，还要借鉴系统工程学理论中的协同论、控制论的思想和方法对教育改革方法论问题进行分析。

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但人并非完全被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1]。人民性正是中国共产党凭借其强烈的历史自觉揭示出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而系统性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唯物史观，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运用。建设教育强国改革方法论创新是人民性和系统性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上的实践融汇。

建设教育强国包含了各层次、各领域教育的整体，仅仅依靠某一层次或领域的教育改革难以办成“人民满意的教育”，只有利用系统性方法对其进行统筹规划，才能达到整体的优化。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人民对于教育存在不同的需求，这就要求不断在教育综合改革的系统推进中提升人民群众整体性的教育获得感，加强教育强国建设各要素之间的深度契合，推进“人民性和系统性相结合”的改革方法论创新，在实践中找寻最优的协同模式和一体化统筹方案。

五、在教育强国建设中检验“人民性与系统性相结合”的方法论价值

“人民性与系统性相结合”的方法论创新需要在教育强国建设的改革实践中进行检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革方法论话语体系，不仅要解决认识论问题，还要解决方法论问题。在加深对“人民性与系统性相结合”的规律性认识过程中，需要洞悉两者相结合的发展脉络，探明两者统一的逻辑线索，以期准确理解这一原则的深刻内涵和时代要求，推进其由知向行的转化。如何把“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根本立场同实现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在充分尊重教育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形成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全体人民的教育格局，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强烈的对多样的、优质的、有特色的教育的需求，是教育改革方法论体系建构的当务之急。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规模巨大”的教育现代化发展决定了我国的改革方法论只能是“走自己的路”，人口众多所带来的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将会长期困扰中国教育综合改革的整体推进。在“人口规模巨大”前提下实现全体人民共享、高质量发展的教育现代化更加需要改革有正确的方法论指引。从政府办教育转向全体人民办教育的主体变化，必然会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教育生态系统，在系统改革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以及保障机制的进程中，促进教育内部系统整体融合、外部系统协同配合、内外系统联合互动的高质量育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1.以人民性的全局视野引领系统性的整体布局，构建从“顶层设计”到“底部攻坚”的“高质量”方法论体系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新安排新部署[1]，“辦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成为教育强国建设“顶层设计”的价值引领，以人民性的全局视野引领系统性的整体布局。建设教育强国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和灵活运用。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方法论道路，关键要看方法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方法论的创新也一定伴随着对问题的求解和认知的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2]。这是在全面总结党领导的人民教育事业百年奋斗伟大成就特别是新时代新成就新变革的基础上，对迈向教育强国的方法论基本思路总的概括。统筹区域发展、城乡发展中的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势必要求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过程中分清主次、理清改革脉络，逐步实现从局部探索、突破重围向系统协调、全面深化的转变。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质量强国建设纲要》突出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提高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可见，“高质量”已经成为教育强国建设整体推进的方法论话语转向，也成为改革创新的方法追求。把“高质量”作为一种工作统领，在顶层设计层面加强人民性与系统性的高度统一，同时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强化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普惠发展，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等一系列“底层攻坚”，助力实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教育民生工程，通过凝聚党委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方的系统力量健全国家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制度体系，让新时代“高质量”制度体系和发展成果更优质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以系统性的改革聚合力托举人民性的社会动员力，获得从“党政主导”到“多元共治”的“共同体”方法论动能

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作为整体性、协调性、动态性的系统行动目标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制度保障和多元主体协商对话的实现可能。进一步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克服科层制管理弊端、适应高质量发展战略任务转变的迫切需要[3]。人民性推动教育治理体系从原有的“管与放”不协调、“统与分”不协调、“教与评”不协调走向更具开放性、对话性、协商性的多元主体“共治”的结构，党委政府、市场和社会公众要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路线指引下，从传统的责权明晰、分工明确、边界厘清转向更广泛的共识和更有力的整体、系统、协同行动。

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呈现出典型的系统特征，其内部的要素流动、权力配置、协商对话在持续优化中，同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存在着与其他治理体系的联结与交流，形成更为开放、无边界和去中心的治理态势。人民性的价值前提为治理结构优化提供重要的信念力量，全社会参与的大教育观、人人享有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无边界流动的互联网信息技术都为全民参与教育治理变革提供合法性与合理性保障。而系统性改革方法将促进系统内各子系统从裂变向聚变转型，从原子相互分离、割裂，依赖外部力量产生能量，转向加强内部联系，通过自组织产生发展动力，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建设教育强国要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纳入系统性协同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根据教育产品的性质与供需差异，建立多样化和选择性的教育制度体制。制度供给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共同期望，发挥党政部门、公共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乃至私营部门共同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作用。在教育领域中重构政府、学校、市场和受教育者四者之间的关系，政府的教育决策也将转变为教育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告别当前的“受益人缺席”的状态。通过建立信任、协调和协商对话机制，跨越层次、组织和领域，在纵向层级之间和横向主体之间建立一种整体性发展格局。

3.人民性的引导力与系统性的发展力同频共振，贡献从“中国经验”向“世界方法”的“全球性”方法论答卷

建设教育强国的方法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道路的探索性事业，道路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人民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理论品格决定的，人民性乃检验道路是否正确的标准。全体人民力争在人民性的引导力和系统性的发展力同频共振中实现方法论突破，大胆地将更多的探索性做法上升到理论层面形成科学规律，转化为加快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方法论动力，从而更好地解决与教育现代化相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供根本遵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为世界教育改革方法论提供了中国方案，在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等方面全方位展现中国教育方法论的系统性活力。做法是操作层面、形而下的，方法是理论层面、形而上的；做法是独特的、不易仿效的，方法是普遍的、可以借鉴的；做法经常会过时，而方法却会时用时新[1]。“人民性与系统性相结合”所蕴含的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改革的系统观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但不能局限在民族的、本土的和单边的层面而放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道路的全球性贡献和世界意义。建设教育强国的方法论体系应该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新的思维和更具推广性的方法，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还要加强中西方改革方法论对话的平等性和互鉴性。

建设教育强国的方法论体系是点与面的结合，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应然与实然的呼应，是民族与世界的贯通，其体系化的理论建构建立在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维度统一之上，也是应然性和实然性的辩证结合，“人民性与系统性相结合”恰恰成为这种方法论立场、原则的集中反映。人民性的价值是稳定的，系统性的做法是动态的，新时代教育进入新历史阶段，人民对教育满意的标准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破解教育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方法论实践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道路探索过程中做出的世界性贡献。

〔责任编辑：史拴拴〕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招标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话语体系研究”（VAA220010）的阶段性成果。

[1][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9頁，第35页。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2]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23日。

[3]张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重要指导意义》，《中国教育报》2023年1月12日。

[1]燕连福、王亚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人民性的生成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8期。

[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2页。

[3]《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338页。

[4]苗双双、冯建军：《人民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核心》，《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2022年第1期。

[1]习近平：《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求是》2023年第18期。

[2]高杭：《更加注重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中国高等教育》2019年第15期。

[3]蒲蕊：《中国教育改革：复杂性、系统性与科学性》，《教育科学研究》2014年第10期。

[4]郝德永：《教育综合改革的方法论探析》，《教育研究》2018年第11期。

[5]王嘉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教育研究》2022年第1期。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4页。

[1]吴佳莉、郑程月、吴霓：《“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内涵、演进与实践路径》，《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8年第6期。

[1]乌杰：《系统哲学基本原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0页。

[2]张志勇、袁语聪：《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道路刍议》，《教育研究》2022年第10期。

[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1]《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人民日报》2021年2月21日。

[1][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3—36页，第34页。

[3]苏君阳：《新时代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内涵、特征及其实现路径》，《教育研究》2021年第9期。

[1]陈曙光、周梅玲：《论中国道路的话语体系建构》，《思想理论教育》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