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乡愁：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的传承与重塑

内容提要 传统村落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库”，是传承历史文化、延续历史文脉的重要载体。它通过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形态反映乡村居民的伦理道德、价值觀念、生产生活方式、民俗风情等。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包含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自发有序的空间生态、商贸互融的市镇生态、生生与共的人文生态等核心要素。但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使传统村落文化生态出现失衡，存在着传统建筑保护与村民改善生活愿望相左、资本下乡目的与当地居民人本价值背离、村落空心化与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缺失、重视实体修复与轻视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并存等多重发展困境与悖论。这需要从坚持文化整体保护理念、重塑乡村精神文化家园、激活乡村建设主体意识、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共治、发挥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传承等多方面重塑村落文化生态，促进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与持续发展，进而助力乡村振兴。

关键词 传统村落 文化传承 乡村振兴 数字乡村 文化生态

郑娜娜，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员，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

村落是传统中国的基石。传统村落是指形成较早，拥有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1]。截至2023年3月，我国已有8155个传统村落被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2]。传统村落承载着农耕文明深厚的历史底蕴，积淀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思想，保留形式多样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3]，被称为“乡村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传统村落是乡土文化的聚集地，也是激活乡愁的主战场。乡愁是对乡土文化的情感依恋，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认同。然而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文化的入侵不断给乡土社会和传统村落文化带来冲击：乡村社会结构和组织方式面临失序和解体；传统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乡风民俗、特色民居等逐渐湮没；承载着乡愁的物质与非物质载体正在消失，传统村落不可避免地因城市化转型而走向衰败乃至“终结”[1]。现代人难以找寻到精神的家园，寻找失落的乡愁成为国人共同的心理需求。因此，保护传统村落，既是赓续文化根脉、守护精神家园的时代选择，也是激活乡愁、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现实举措。

传统村落是包含传统生产生活的复合型活态文化遗产，有学者从生态博物馆[2]、田园综合体[3]、数字化博物馆[4]、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5]等角度讨论传统村落保护的方式路径，但当前有关传统村落的研究多是针对抽象的整体乡村文化概念来讨论，而对于传统村落这一具体对象的文化生态的讨论却不多。本研究以文化生态学为理论基础，通过对南京市江宁区、溧水区、高淳区多个传统村落进行实地调查，探讨南京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环境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旨在构建包含村落自然生态、空间生态、市镇生态、人文生态等的文化生态系统，从文化生态视角探讨传统村落的整体性保护，促使乡村可持续发展。

一、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的核心要素

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在《文化变迁论》中首次提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他认为文化变迁可被归纳为适应环境，文化生态学用以“解释那些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独特的文化形貌和模式的起源”[6]。20世纪60年代，格尔茨和拉帕波特将生态系统论引入文化研究领域，并从自然生态系统类推出“文化生态系统”结构，即由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三个层次构成“自然-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复合结构[7]。传统村落是在几千年农业文明中发展而来的，每个村落都具有完整的生态体系。由于区域自然、气候、资源、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因素不同，传统村落在适应农业生产、满足农民生活以及与城市化博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生态要素，这些要素共同维系着本地的聚落生活、空间意识和文脉基因[8]。

1.和谐共生的自然生态

以山脉与河流为主体框架的自然环境、地形地貌是影响村落选址、建筑形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传统村落在村落选址上体现了“因天材，就地利”的思想，人类充分利用大自然的优势，建成与大自然相亲和的家园[9]。传统村落是典型的“林、水、田、村、山”的形态[10]。南京传统村落的选址或背山面水，或背山面田，或背风面阳，这种选址的生态学价值在于：背后靠山，有利于抵挡冬季北来的寒风，还可以打柴种地；面朝流水，便于灌溉、获得生活用水、养殖等；朝阳之势，便于获得良好日照；缓坡阶地，可避免淹涝之灾；周围有植被，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另一方面，传统村落在选址与营建的过程中注重景观建构。以农业景观为例，农业景观具有旅游与生态文化价值。比如，南京市江宁区石塘村依山傍水，具有农林渔相结合的复杂生态系统，保留了铁犁牛耕、桑基鱼塘和稻田养蟹等传统生态景观，充分体现了人居环境营造与自然环境休戚与共的基本理念。可见，自然生态是影响村落地理空间生成的关键因素。

2.自发有序的空间生态

传统村落空间要素有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街巷、院落、广场等具体物象在统一的秩序下自发形成特定景观的空间结构并世代传承。首先，传统村落的空间布局特点就是与环境相和谐。南京许多传统村落临水而建，聚落的形态取决于河道的走向、形状和宽窄变化，沿河布局的聚落形态多呈带状排布。其次，传统村落的建筑群落与街巷空间体现了和谐共生的思想。南京传统村落建筑依地势高低沿古道两侧分布，其中民居、宗祠、寺庙、戏台、古桥、古井等历史环境要素被村中主道和街巷有机串联起来，增加了街巷空间的复合功能，这也是南京传统村落空间布局的主要特色。江宁区杨柳村古建筑群是南京最大的古建筑群，该建筑群的营造格式蕴含着中国传统礼制精神，每栋宅院由多进房屋、多重院落组成，有门厅、大厅、花厅、寝房、厨房等设施。杨柳村的民居建筑和街巷脉络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村落的历史风貌，也是村民寄托乡愁的物质载体。再次，传统村落的空间布局呈现以安全防御为目的的意象与功能。中国传统村落具有向心内聚状的聚落空间，从心理上来说，借助山势做屏障具有更多的安全感。最后，传统村落的空间布局是基于礼制基础的。宗祠建筑作为宗族社会的象征，成为传统村落的核心体，其他建筑都以此为中心进行布局，这也深刻体现了社会伦理与家族秩序。

3.商贸互融的市镇生态

传统村落的发展离不开商品交换的场所，即形成一定的集市。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一定地域各类物资的集散地相应兴起，进而形成商业聚落。比如，南京市溧水區仓口村三面环水，明隆庆元年（1567年），溧水知县将粮仓迁至梅梁渡（今仓口），“买民地若干丈，平治面规画之：前竖店房十间，左右列仓房四十二间，后建官厅一所，缭以垣墙，鼎新坚固”[1]。大粮仓的迁址为仓口村带来众多的人口和繁盛的商业。仓口村成为运河支流上的重要古渡码头和粮仓集散地，在漕运繁盛时期拥有杂货店、豆腐坊、油坊、糟坊、染坊、磨坊等，成为一个商贸齐全的集镇。如今，仓口村还保留着供奉“仓王老爷”的城隍庙、旧水道、古码头等一系列水运文化遗产。集镇给来自不同村落的村民提供了交流机会，不同村落通过集镇联结起来，施坚雅把中国传统社会这种具有社会功能的农村市场称为“社会体系”的市场结构，并提出了“集市社区”的理论模型[2]。可见，形成市镇的必备条件一是人口数量大、密度高，二是商业聚落，三是交通便利。集镇的发展反哺了村落，实现了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的融合，保障了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的稳定发展。

4.生生与共的人文生态

传统村落不仅封存封建社会时期的历史文化和生产关系，还包含现代居民的生活情境，具有宝贵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礼制观念长期左右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成为稳定传统社会的无形法则，也是传统村落形成的文化基础。这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社会，正如费孝通所言，“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3]。宗祠是村民举行祭祖仪式、宣扬族规家法、举办重大活动的中心场所。比如，溧水区诸家村有着源远流长的宗族文化，诸氏祠堂号为“敦叙堂”，敦叙亦作敦序，意思是使九族亲厚而有序，即敦睦九族。村落蕴含的“尊老爱幼、亲孝礼仪、睦族惇宗、耕读传家”等家风传统，是乡村社会转型期增进社会团结、促进乡风文明的有效支撑。

传统村落人文生态还体现在精神文化中，精神文化包括民俗文化、民间传说、戏曲、文学、谚语、体育竞技、岁时节令等对人的精神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要素。这些文化要素对规范村民生产生活、建构村落社会秩序、建立情感认同和集体记忆具有重要作用。高淳区汤家村的“东坝大马灯”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有千年历史，当地的宗族以在庙会上表演“东坝大马灯”舞蹈，来表达宗族对“忠义”观念的尊崇，以及对“天下太平”盛世图景的追求。这些习俗、仪式、信仰等文化元素经过历史的积淀和糅合，逐渐成为乡民的精神支柱和地方社会的价值根基，促进了乡土社会的繁荣。

二、传统村落文化生态变迁：现代化转型中的发展困局

传统村落的发展演变是自然环境、经济体制、社会组织、价值理念等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要素相互关联构成了文化生态系统。文化生态变迁是文化要素随着历史环境的自然进化，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传统村落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然而现代化的发展不断消解着传统乡村文化，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现代化所到之处，古老厚朴的田园景色、温情脉脉的宗法关系以及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都被破坏无遗，凋敝的乡村成为城市工业化的牺牲品”[1]。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面临诸多矛盾与悖论。

1.环境生态变迁：传统建筑保护与村民改善生活愿望相左

乡土建筑是指承载社区历史记忆、服务民众生产生活的各类建筑形式，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追求，包括民居、宗祠、牌坊、寺庙、道观、古桥、戏台、古井、老码头等建筑物。不同类别的乡土建筑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反映了聚落与自然地貌、社会经济、文化之间的关联性。《江苏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2018—2022年）》要求“深入挖掘乡村特色文化符号，选取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具备农村传统文化特征的民居、村落、街巷进行保留、保护和维修，保持原生态景观和原汁原味的乡土文化”[2]。自《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颁布以来，国际上也一直强调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原则，在文物保护修缮过程中，对古时遗留的建筑部分和为保护遗产新建的部分进行明显的颜色等方面的区分[3]，以及不允许有所添加，除非它们不至于损伤建筑物的有关部分、它的传统布局、构图的均衡及其与传统环境的关系等[4]。

南京传统村落有明清时期的民居，也有民国时期的民居，建筑形式、材料、装饰、雕刻、绘画以及街巷都保留了大量文化遗迹。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居民对现代生活方式的追求，使他们越来越不满足于老屋的居住空间、保暖性及陈旧的装修。居民不断对原有的房屋“拆旧建新”，使很多传统建筑失去了原有的历史文化特质。村落中大量民居被整体装饰或改造，使得传统风貌被隐藏在瓷砖和油漆之下，村庄建筑结构及外观出现很多不协调。即使某些村民有保护古建筑的意识，但修缮成本实在过高。南京传统古建筑大多为土木结构，建筑设计复杂，有斗拱、飞檐、雕梁画栋、柱础、防火墙等，还有石雕、砖雕及木雕艺术。近年来，随着人工费、建筑材料费的不断上涨，维修费用是一笔越来越庞大的开支。现代化的高质量生活要求与保护资金的短缺使传统建筑保护失去了环境生态。

2.经济生态衍变：资本下乡目的与当地居民人本价值背离

资本下乡助力乡村旅游等非农建设，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资本下乡反哺乡村是对乡村要素流失的经济反哺和对乡村治理体系的政治反哺，资本深刻影响着乡村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1]。从国家政策来看，资本下乡不仅要促进农村发展、满足工商资本的获利需求，还要回应农民的内生发展需求，让农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南京部分传统村落在政府的支持下引入工商资本，依托当地自然景观、红色资源、历史教育等文化要素发展文旅融合项目。比如高淳区垄上村由政府主导交由旅游公司运营，旅游公司将村中闲置房屋打造成咖啡馆、艺术工作室等文创空间及高档民宿，对整个村落房屋、花木、道路进行了统一规划。垄上村先后被评为“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和“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但在调研中笔者了解到村民对旅游公司的介入颇有微词，旅游开发未充分考虑村民的利益需求，村民成为村庄建设的“失语者”和“旁观者”。本土文化资源未能真正融入乡村旅游，村落的整体设计无法体现当地特色：老式传统房屋墙体存留较少，文物古迹和古建筑难寻踪迹；茶叶、竹编等当地特色产品未能开发出相关产业链，如采茶体验、竹编制作、茶叶类美食制作等。可见，在政府主导的乡村旅游运营中，资本下乡不仅没有回应村民的发展需求，还挤占了村民用于发展经济的土地和政策资源，村民在开发过程中几乎没有参与感，也很难享受到开发成果，甚至利益受损。因此，在传统村落保护中应注重“人”的因素，村民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在乡村建设中应与村落和谐共生。

3.社会生态嬗变：村落空心化与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缺失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深入，村落大量劳动精英向城镇外溢，出现城市过密化与乡村过疏化的空间失衡问题，进一步导致村落空心化、家庭空巢化及人口老龄化。无论是自愿流动进城的村民还是被迫拆迁上楼的村民，原住民的背井离乡与故土难归无疑是传统村落保护的一种创伤。原住民是传统村落历史资源、文化景观、乡土建筑、农耕文明的物质创造者和见证者，也是文化传承的主体。原住民一旦离去，村落便失去了原本的文化生态。一方面，村落空心化导致乡村公共文化逐渐萎缩，内生秩序失去环境基础，传统村落共同体逐渐瓦解。另一方面，村落空心化对乡村生产生活、家庭养老与代际支持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空心化是一个集空间、人口、产业与社会于一体的村落整体衰败的过程。南京部分传统村落出现了人屋分离和“赶村民上楼”等乱象，人屋分离导致村落空心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村落空间空心化，村民外出就业，常年不回来，他乡成为故乡，故乡则成为异乡；产业空心化，这些传统村落大都没有形成上规模的特色产业；人才空心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使传统村落人口变为单一化的老弱病残，人口老龄化、空巢化现象严重；文化空心化，随着“人走屋空”，很多文化遗产传承后继无人，面临消亡危机，村落的历史传承与文化延续也逐渐失去载体。传统村落是包含传统建筑、村民生活、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诸多要素在内的生态群落，传统村落在失去人、房、产业这些内生要素后，村落社会联结、公共服务、价值认同与整体形态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必然造成文化传承断裂。

4.人文生态式微：重视实体修复与轻视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并存

重视传统建筑的本体修复一直是政府工作重点，但如果乡土建筑只保留建筑骨架，未通过文化活动深挖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价值，就难以“活化”乡土建筑。乡村博物馆是收藏和展示乡村历史、民俗文化的非营利性公共空间，旨在传承和保护乡村集体记忆，激发村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成为村民之间、村民与乡村之间的精神纽带。南京乡村博物馆有宗祠文化与公共文化结合的村史馆，也有部分依托当地农业或手工业建成的艺术民俗类博物馆。这些博物馆虽然都保留了传统建筑的本体风格，但没有充分挖掘当地文化精髓，没有充分展示民俗生活或民俗文化场景。一些民俗馆拼凑痕迹过于明显，从南京各地搜来的展品（如金陵板鸭、金箔、周岗红木等）被粗糙地放置在一起，这仅仅做到了“博物”的功能，没能克服文化展示中“人”与“物”、“人”与具体“场景”隔离的问题，失去了传统村落内在的文化特性，缺乏文化共鸣。如能充分挖掘村落历史、村庄神话故事、非遗展示等，村庄保护会更加活态化。

三、传统村落文化生态重塑：未来进路与发展图景

文化生态重塑是厚植乡村文化底蕴的基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支撑。贺雪峰认为，不仅要从物质方面还要从人的内心和谐、人际关系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方面来建设新的乡村文化[1]。当前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基础、社会环境和制度体系的变革深刻影响着乡村文化生态的变迁，原有封闭的、静态的和同质化的乡村社会，逐渐转向为开放的、流动的、异质化的城乡社会，多元文化要素的碰撞逐渐重塑出一个新的文化生态。塑造新的文化生态须充分认识到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不能以消灭乡村为代价来推动“伪城镇化”，乡村依然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乡村文化依然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活力之源与精神动力。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文化生态重塑要在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把握文化生态本质，以良好和谐的文化生态助力乡村振兴。

1.重塑村落文化生态的核心目标

（1）重塑村落自然生态：人与自然和谐理念的追寻

斯图尔德探寻不同地区独特的文化特征与特定环境、技术构成、社会制度、生产设计等要素之间动态发展的因果关系，提出了“文化-生态适应理论”[2]。生态文化是乡村文化的基石，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也就是说人与自然要相互协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6年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建议）》指出：“每一历史地区及其周围环境应从整体上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其协调及特性取决于它的各组成部分的联合，这些组成部分包括人类活动、建筑物、空间结构及周围环境。”[3]传统村落作为活态遗产，其整体性、活态性和文化性的表征都意味着对其的保护要避免文化整体性的割裂，不仅要保持其依附的自然环境还要形塑其社会环境。

南京传统村落是在历史文化积淀中形成的一个由环境、社会与人文心理组成的生态系统，有顺应自然的生态观，有守望相助、崇礼重义的人文精神，有山水、农田、道路、街巷等资源要素，有耕读文化、乡贤文化、民俗文化等精神特质。这个生态系统不仅包括构成文化要素自身的物质、精神与制度文化，还包括文化与其所处地理位置、自然社会环境等影响因素的协同发展。因此，可以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背景下，在一些自然和人文环境保存较好的传统村落建立生态博物馆。比如，江宁区佘村可充分利用当地雅丹地貌和自然景观，建设乡村生态博物馆，融合自然文化遗产的保存、展现与诠释功能，将当地自然环境、文化资源与村民生产生活方式完整呈现。强调原地保护展示和当地居民参与[4]，构建有美感、有秩序的乡村文化空间，使传统村落成为都市人回歸田园、寻找乡愁的幸福港湾。

（2）重塑村落空间生态：乡村民众精神家园的回归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史，安土恋乡情结融于中国农民的血脉中，乡村依然是村民难以忘却的精神家园，记忆和乡愁所构建的文化空间，是中国乡民的情感归宿。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通过人类主体的有意识活动而产生，是一种物质的存在方式[1]。“文化空间”是一个在特定物理空间或自然空间基础上的，由人的活动而形成的“文化场”[2]。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是村落文化的地域性映射，是有形与无形要素相互渗透形成的复杂动态多元的文化系统[3]。那么，如何借助传统村落空间生态，将其重塑为一个集体记忆的容器、传播精神价值的媒介和多元文化融合的综合体？

其一，重塑乡土公共空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特色保护类村庄要“全面保护文物古迹、历史建筑、传统民居等传统建筑”[4]。南京传统村落中的宗祠、土地庙、祠山庙等公共空间不仅是村民祈福、祭拜的重要活动空间，还是实施教化、推行乡约、调节矛盾、传播舆论的场所，更是人们记住乡愁的文化载体与精神活动场域。城镇化、市场化的发展，导致许多传统建筑被拆除或改建，这极大地影响了传统村落文化的原真性保护。因此，我们要活化村中的传统乡土建筑，通过空间、材料和在地社区，寻求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的融合，重塑其文化体验空间。应在和美乡村建设规划中统筹考虑公共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如祠堂、村史馆、乡村图书馆，通过提取建筑文脉基因中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要素，建构乡村集体记忆。其二，重塑乡村精神文化空间。南京传统村落中有着深厚的宗族文化，其所提倡的敦亲睦族、尊师重道、亲仁善邻、勤俭持家、诚实守信等思想、美德，是今天社会主义家庭道德建设、农民精神文明建设、乡村文化建设的精神资源。要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在道德教化和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发挥传统乡规民约在倡导公德、教人向善等方面的激励约束作用。同时深入了解村民的精神诉求，结合时代要求进行文化创新，将新发展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新时代精神融入传统家风乡风，建设孝善并举、诚信友爱、守望相助的村落共同体。

（3）重塑村落市場生态：乡村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是重塑文化生态的经济基础。通过发展乡村产业解决农民增收致富问题，可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吸引部分农民返乡创业或就业，解决因农民流动带来的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缺失的问题。要发挥区域特色优势，充分挖掘乡村蕴含的景观资源和文化遗产，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新业态，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文化、乡村的高度融合。一是挖掘农耕文化特色，培育新型生态农业。农耕文化不仅体现了传统农耕技术和农业思想，还蕴含了人与自然共存的生态理念，应结合精耕细作的传统农耕方式与现代农业先进技术来发展生态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循环农业、创意农业等，打造“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的特色文化产业，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稳定的绿色发展之路。二是加强文旅融合，打造特色产业优势。文旅融合是非遗活态传承的新指引。南京传统村落有茶文化、红色文化、渔耕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等多种文化旅游资源。要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深挖村落历史文物、建筑遗址等物质文化与戏曲、雕刻、刺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将优势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效能，从而反哺村落保护。促进民俗文化与农业、工商业、旅游业等产业融合发展，开发“非遗+研学”“非遗+文创”“非遗+节庆”等多种模式，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延续村民现有的生产生活，活化村落内在文化驱动力。

（4）重塑村落人文生态：文明乡风民风的培育

家风是家庭或家族的精神内核，新时代家风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家风家训中的美德是助推乡村文化建设的精神动力。良好的家风有助于形成一种道德约束，潜移默化地提升村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将家庭、宗族与国家发展相连接，助力乡村治理。其一，耕读文化的培育。我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古人重视诗书教化、崇文尚学。南京传统村落中依然保持着耕读文化的传统，比如高淳区漆桥村以儒家文化价值观为依托，施教于门户之内，迁居于此的孔氏家族更是重视儒家思想在家族家训中的作用。溧水区诸家村诸氏家族世代秉承“勤俭持家”“耕读传家”。笔者在调研访谈中了解到，在国家恢复高考的前五年，诸家村陆续走出30位大学生，成为当时有名的“状元村”。目前，诸家村已培养出500多名大学生[1]，可见耕读传家的重要性。其二，孝悌文化的培育。孝文化是传统村落的根基，是形成乡村认同的重要文化基础。传统孝文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尊敬父母，尊重兄长，以礼相待；第二，夫妻和谐，兄弟姐妹友爱，维持家庭和睦；第三，立身行道，敬业爱民，效忠国家。从自己到小家、从小家到国家、从国家到天下，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三，慈善文化的培育。慈善文化教育村民扬善惩恶、恤贫济困。高淳区漆桥村孔氏是江南孔氏聚居地，孔氏奉行“敦孝悌、慎继嗣、择分长、崇文教”的祖训，一面读书知礼，先后有118人取得功名，并多次修纂家谱；一面行善好义，建设保安井、保平井，并以宗族力量多次修缮漆桥，明嘉靖高淳知县在《重修漆桥碑记》中专门赞许漆桥孔氏“好义”。

新时代，应继续弘扬优秀家风，在乡村举行“和谐家庭”“好家风”等评比活动，宣传正确的孝道观、婚姻家庭观，促进文明乡风的重塑。

2.重塑村落文化生态的保障机制

（1）乡村文化振兴的人才保障：激活村民主体意识

留住美好乡愁、促进乡村振兴，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首先，要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村民是乡村传统文化和民俗的载体，传统村落开发保护应充分尊重原住民的主体地位，考虑原住民生产生活的延续性。在乡村建设各环节尊重原住民的生存需求、发展要求与公平诉求，增进原住民的公共福祉，增强村民的文化自觉与自信。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特色和发展趋向[2]。我们要努力提高村民参与意识，激活其文化自觉，塑造其共同的集体记忆。其次，努力发挥乡贤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重要作用。作为与传统村落有密切联系的精英群体，乡贤扮演着“桥梁”“智库”“楷模”等角色，他们可以链接资源、传承文化、参与基层治理，是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乡村文化的重要传承主体。南京传统村落的乡贤主要有两种：一是内生型乡贤。如溧水区诸家村诸老师作为村中老教师，在村中德高望重。在他的影响下，该村成立了老人会，老人会具体管理诸家宗祠公共事务，为调解村民矛盾、稳定社区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外来型乡贤。他们由于生活发展或工作需要来到村落，并成为当地乡村发展的主力军。通过搭建乡贤服务平台，可以吸引乡贤回乡反哺，鼓励专业技术人员、离退休干部、在外经商等有能力的人回乡，推动乡村社会文化发展。

（2）乡村文化传承的制度保障：完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完善传统村落保护的政策法规是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对文物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作出相关法律规定。江苏在2017年率先出台《江苏省传统村落保护办法》，先后对传统村落进行了申报登录并核定公布了六批省级传统村落名录，将传统村落保护逐渐纳入法治化轨道，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并没有给出详细规定。南京虽然出台了多个传统村落具体保护规划方案，但在具体实施层面还有待落实。建议分类建立名镇、名村、名街等多层次的传统村落立体文化单位，进一步完善传统村落评价标准，制定专门的、分类别的保护规划，如保护农耕文化遗产的规划、保护民俗文化遗产的规划、保护传统建筑遗产的规划等。同时根据不同的村落、传统建筑和资源禀赋，提出相应的促进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与方法。对濒临消失的文化遗产，制定《传统村落抢救性保护技术指南》，将其纳入保护规划，申请国家与省级专项补助资金；对有较高保护价值的传统建筑提出修缮建议，兼顾不同地域特色，提出分类抢救保护措施。

（3）乡村文化治理的机制保障：构建文化治理共同体

乡村文化的复杂性及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决定了乡村文化治理需要多个主体协同治理形成合力。创新和加强基层党建队伍，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制度优势，以党建引领多元主体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把國家对传统村落保护与对乡愁文化的重视传递到基层社会。既要了解本地优秀传统文化和历史古迹，也要深刻理解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村落保护、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精神意旨和时代内涵。以民众更加喜闻乐见的形式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乡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在讲好乡土故事、激活乡愁的基础上构建新时代乡村精神共同体。乡村文化的协同治理不仅需要政府负起行政责任，还需要市场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村民自治等多主体间的协同来共同促进村落文化发展。政府发挥政策引领、资金支持作用；家庭及村民通过涵养优良家风促进乡风文明；社区通过文娱活动、模范评比等形成良好社会环境；市场通过发展村落特色产业留住人才，发挥乡贤作用；社会组织作为资源中介者和链接者，多渠道促进村民就业，激发乡村活力。

（4）乡村文化传播的技术保障：发挥数字技术赋能作用

数字化社会的来临使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要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研发推广[2]。这要求相关部门在传统村落保护中充分发挥科技对文化的赋能作用，将现代生产生活需求融入传统村落风貌之中，赋予传统村落新的生命力。如扬州大运河博物馆利用数字化的“可移动性”特点，采用三维立体、虚拟现实等数字媒体技术复原古代城市场景，再现真实的“舟楫行于运河”的动态场景，营造出“人在画中游”的沉浸式体验。近年来，多地出台“促进文化与现代技术相互融合”的方案，各种传统文化旅游资源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了活态传承。比如，建立数字博物院、展览馆，将文化资源通过数字媒体技术来呈现，丰富乡村文化传播手段；通过平台直播、网络点播带动文旅产品的销售；对文化节日、地方文化特色进行展演，定期推动乡村文化建设成果，图文并茂地展现乡村文化新面貌。这需要传统村落居民具有相应的数字素养，还需要政府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在传统村落信息档案数字化保存基础上，推动构建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系统，实现传统村落活态传承与持续发展。

四、结论与讨论

传统村落不仅是生产生活空间，更是精神家园、文化家园——“乡愁”[3]。“乡愁”最初指人们对故乡的思念与留恋。随着时代发展，乡愁的中国表达除了包含恋土、思乡的复杂情感，还具有精神寄托、理想追求、身份认同等道德诉求与伦理价值[1]。保护、利用好传统村落，把乡村建成独具人文风情的诗居村落，既可以让我们寄托乡愁，也可以更好维系、传承中华文明的发展生态。如今村落的价值意涵进一步发展，传统村落不仅有农业生产和农民聚居的功能，还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功能、寄托乡愁的文化功能、振兴产业的经济功能、满足田园生活体验的生活功能。传统村落在适应农业生产、满足农民生活以及与城市化博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包括自然生态、空间生态、市场生态、人文生态等在内的文化资源要素构成。但千百年来“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乡土社会，正在经历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城镇化、市场化的发展以及“以旅兴村”现代旅游的开发，在给传统村落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多种发展困境与悖论，对乡村文化社会造成巨大冲击。因此，挖掘乡村文化价值、守护村落精神家园，就是延续中华民族文化之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主要任务的农村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正是中国人对美好乡村生活的追求[2]，其植根于中国深厚的农耕文明，是建设乡愁情结下“精神家园”的载体。因此，如何将传统村落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我们亟须考虑的议题。

首先要考虑的是传统村落保护与现代化转型问题。在现代化、城镇化、信息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农业、农村、农民处于弱势地位[3]。在新型城镇化浪潮中，传统村落一直面临着大拆大建、盲目开发等问题，如何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实现传统村落保护亟待进一步思考。保护传统村落不是要复古乡村，也不是让农民回到男耕女织的农耕时代，而是要立足于乡村实际，以“人的生活场景”营造为核心，实现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升级。乡村的现代化转型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工业取代农业”“城市取代乡村”“市民取代农民”的过程。传统村落现代化转型一方面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保持文化遗存的完整性和延续性，另一方面要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完成现代化转型。传统村落是有原住民繁衍生息的活态社群聚落，需要利用文化遗产促进三产融合，促进村民增收致富，改善生产生活品质。同时要对传统村落居民进行教育引导，提高其文化素养，转变其价值观念，促进其文化自觉[4]。因此，要对传统村落在产业生态、市场生态、精神生态、环境生态等多方面实施振兴政策，促进乡村和谐发展。

其次要考虑的是如何有效解决县域城镇化与乡村空心化的问题。城镇化的发展使大量人口离土又离乡，乡村空心化、空巢化、老龄化问题突出，乡村建设主体缺失，文化传承后继乏人。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促进城市人力资源、金融资本、工商资本、科学技术等流向农村，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动力、资金支持、信息渠道、技术保障，才能避免乡村空心化，让乡村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具有生产、生活、娱乐、就业、生態等多种功能的空间，从而吸引能人返乡、市民下乡，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让振兴的乡村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责任编辑：玉水〕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山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返贫风险及其阻断机制研究”（20CSH061）的阶段性成果。

[1]2012年发布的《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明确了“传统村落”的概念，2023年8月20日，https：//www.gov.cn/govweb/zwgk/2012-04/24/content_2121340.htm。

[2]《全国已有8155个传统村落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 2023年3月21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3-03/21/content_ 5747704.htm。

[3]冯骥才：《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兼谈传统村落是另一类文化遗产》，《民间文化论坛》2013年第1期。

[1]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页。

[2]刘宗碧：《生态博物馆的传统村落保护问题反思》，《东南文化》2017年第6期。

[3]吴胜艳、李超、谢广营：《田园综合体：少数民族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路径研究——基于贵州黔东南州苗族郎德村的扎根分析》，《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2年第6期。

[4]郑文武、刘沛林：《“留住乡愁”的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5]刘馨秋、王思明：《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困境与出路》，《中国农史》2015年第4期。

[6]朱利安·斯图尔德：《文化变迁论》，谭卫华、罗康隆译，杨庭硕校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

[7]冯淑华：《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空间演化论》，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27页。

[8]汪瑞霞：《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及其价值重塑——以江南传统村落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9]祁嘉华：《营造的初心——传统村落的文化思考》，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

[10]刘沛林：《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页。

[1]吴仕诠修、黄汝金纂、傅章伟点校：《万历溧水县志》，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第96页。

[2]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3]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72页。

[1]赵兵：《农村美化设计：新农村绿化理论与实践》，中国林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53—54页。

[2]《江苏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2018—2022年）》，2019年2月1日，http：//xczxj.nynct.jiangsu.gov.cn/art/2019/2/1/ art_75229_8638971.html。

[3]葛剑雄：《大运河历史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刍议》，《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4]陈志华：《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世界建筑》1986年第3期。

[1]王海娟、夏柱智：《资本下乡与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模式》，《思想战线》2022年第2期。

[1]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250页。

[2]朱利安·斯图尔德：《文化变迁论》，谭卫华、罗康隆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2页。

[3]《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建议）》，2023年1月15日，http：//ichpc.org.cn/new11/new2111/ 2023-01-15/152.html。

[4]单霁翔：《论生态博物馆的原生态环境保护（上）》，《中国名城》2011年第3期。

[1]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 Blackwell， 1991， p.30.

[2]向云驹：《再论“文化空间”——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若干哲学问题之二》，《民间文化论坛》2009年第5期。

[3]杨馥端、窦银娣、李伯华等：《符号消费与场域转换：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演变与重构》，《地理研究》2023年第8期。

[4]《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018年9月26日，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331958. htm。

[1]资料来源于笔者2021年11月在南京市溧水区和凤镇诸家村的调研访谈，访谈对象为村中退休的老教师，他被称为村中乡贤，在这个村生活了80多年。

[2]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页。

[1]王怡涵、何得桂：《在乡村振兴中“留住乡愁”：价值、困境与路径》，《理论月刊》2022年第10期。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2023年2月13日，http：//www.news.cn/ politics/2023-02/13/c_1129362160.htm。

[3]《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指出，传统村落的乡愁价值体现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https：//www.gov.cn/ zhengce/2016-05/22/content_5075656.htm。

[1]王露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与伦理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2]吕方：《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视野》2023年第3期。

[3]陆益龙：《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发展的路径选择》，《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4]夏周青：《中国传统村落现代化转型的本质、特征和目标》，《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