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体系”建设：筑牢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坚实基础

内容提要 认识和理解“三大体系”建设，加快建构中国当代艺术学研究体系，关键是治学的精准定位，重在发挥理论研究的实效。关于艺术学“三大體系”建设问题的讨论，借助对体系构成目标的认识和对体系思维能力的提升，阐明中国特色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的价值与效用。应该说，“三大体系”建设为中国当代艺术学研究提出了新目标和新要求，建构中国特色艺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形成自己的理论主张和优势，是增强学科自信、学术自信、话语自信极为重要的理论创新之所在。同时，还要认识到“三大体系”建设的确为艺术学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进一步凸显理论自身的主体性、原创性和时效性，不断彰显艺术学研究的引导力、说服力和感召力，这将大大促进中国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融合发展，更是让文史哲艺“向未来”发展的底蕴和自信。

关键词“三大体系”建设 中国特色艺术学体系 治学精准定位 理论研究实效

夏燕靖，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特聘教授

认识“三大体系”建设对艺术学研究产生的作用，首先需要明确对“三大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的认识。诸如，在学科体系构建中，艺术学研究不仅具有独立的学科体系价值，而且还能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之缺项，有利于助推文学、史学、哲学乃至人文应用科学整体水平的提升；在学术体系构建中，艺术学研究需要找到治学的精准定位，培育好发展好艺术学基础理论、交叉理论、应用理论及现实转化的效用，这显然是艺术学补齐文史哲艺中的艺科“短板”所能发挥的特殊作用，是大力支持人文学科全面而平衡发展的现实需要；在话语体系构建中，艺术学研究同样需要找准角色定位，这是展现在世界历史文化中独一无二的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艺术和文化的代表。进言之，艺术学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艺术和文化、贡献中国智慧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自然，中国特色艺术学体系建构，需要对“三大体系”建设作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明晰“三大体系”建设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况且，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者之间更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并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相互转化。在此认识基础上，本文展开关于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借助对“三大体系”建设目标的认识，以及对“三大体系”思维能力的提升，阐明中国特色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的价值与效用。应该说，“三大体系”建设为中国当代艺术学研究提出了新目标和新要求，而建构中国特色艺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形成自己的理论主张和优势，就是增强学科自信、学术自信、话语自信极为重要的创新之所在。

一、“三大体系”建设是凸显艺术学自主体系的创新价值

就讨论“三大体系”建设对于艺术学自主体系创新价值而言，需要从历史的维度进行考察，即通过比较获得从历史到现实相对客观而理性的判断。依此，回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中国学术产生的影响，可以说中学对西学的接受由早期的被动形态，逐步转向主动接受并形成较为系统化的知识生成，由此推动学科与人文知识在“逻辑结构-范畴体系”上的合理建构，构成符合现代学术发展要求的学科化体系。从历史境况上看，接受西学的方式起初是全面吸收与模仿，这导致中国固有学问的发展在此时期遭遇到不小的阻碍。比如说，传统学术的基本框架被打破，西学被视作“现代化”，诸如，以陈序经等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模糊了“世界意识”与“本土认识”，主张采用西学的概念模式考察和衡量中国文化的特质。诚然，与艺术理论变革与传播关系最为直接的“革命文学”，也在此时形成了国际左翼文学与艺术理论在国内广泛传播的事实。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科讲席教授吴俊认为，“浓重的日本背景，主要体现为革命文学的发起人员及团体，多是留日返国学生构成的。无论是鲁迅，还是另一方的郭沫若、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等，回到国内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从此，中国文学的理论话语权和政治话语权就成为左翼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自觉争夺对象”[1]。推而论之，西学在中国近代的传播对现代学术理论及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对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的艺术学孕育形成与发展来说，更是如此。中国艺术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学术思潮和学术体系构成的影响，乃至对西方研究路径与方法都基本照章采纳。因而，艺术学在近现代发展进程中，其治学中的西学意识尤为突出。诸如，中国当下的学术系统中的许多有关艺术学科的知识学问题，总是不可避免地引入西学观念、方法和问题意识，使之在学术系统构成上，以西学的治学路径作为参照依据。南京大学周宪教授举证认为：如今艺术理论知识学，包括其语义和认知的现代概念，就是追随西方语境形成的。比如，18世纪中叶，法国哲学家和神学家巴托（C. Batteux）撰写的《归于单一原则的美的艺术》，将“美的艺术”（Les Beaux Arts）分为音乐、诗歌、绘画、戏剧、舞蹈。这种分类既反映了现代艺术概念中的美学思想影响，也反映了现代性学术分化在艺术概念理解和阐释上的作用。一个“美”字，将艺术与其他非美的实用技艺或活动区分开来，并对“艺术”概念定性，认为其是一个复数的概念，指涉各门类“美”的艺术[1]。这样的认知概念可以说一直延续至今，嵌入我们的学术体系当中。

无独有偶，就更加具体的艺术史研究而言，其受西学影响的痕迹可谓明显，在南京艺术学院常宁生教授看来，艺术史学的建构与整合，在整个20世纪受到西方艺术史学发展影响最大，彼时潘天寿、俞剑华、傅抱石等大都受到西方美术思想影响，滕固更汇通了西学和国学。举例来说，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1929）无论在体例上，还是在具体作品分析上，都明显受到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他使用了“画风”（风格）的概念，并“运用了一定的历史观、艺术史发展模式和风格演进规律……在对中国美术史的分期处理上，滕固参考了德国学者希尔德（Hirth）和法国学者佩莱格（Peleogue）的观点，并倡导从风格史的角度来研究绘画史的观点，这对于中国美术史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滕固还进一步提出应将绘画‘从艺术家本位的历史转变为艺术作品本位的历史，这种强调作品本位和风格因素研究方法正好与西方20世纪上半叶的艺术史学研究主流思潮相吻合”[1]。

当然，重新认识艺术学百年发展进程中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历史文脉，是探究中国特色艺术学学术体系建设极为重要的命题之一，这里包括认识西方艺术学在中國百年传播路径上的转向问题。进入21世纪后的艺术学研究转向了史学和应用领域研究，包括与艺术馆、博物馆相关联的史学研究，与艺术管理和文化产业的关联研究。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曾被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有学人更是提出“伪学科”这样一种带有攻击性的指涉话题。对待这样的质疑，中国艺术学研究经历的百年发展历程，其实就是最好的回答，这恰好也呈现了西方艺术学在中国百年传播路径的转向，即从德国艺术学传入中国，到经历宗白华一代人的大力推动，到20世纪40年代的一批学者，包括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倡导与苏俄文艺理论相结合，到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中国特色艺术学，一直至今，艺术学扎根于中国文艺实践土壤，深契于全球化的时代语境，建立起超越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模式，开拓出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一元多样的新局面，可谓是中国艺术学为世界学术作出的贡献。也就是说，在中国文艺具体实践的发展路径中，深挖并寻求富有传统因缘的艺术学问题，不仅要解决中国艺术学学术根脉的认识问题，更要推进中国特色艺术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这是构建学科、学术、话语“三大体系”的重要阶段。

诚然，西学思想与人文学科学术范式在中国20世纪所经历的长达百余年从接受、传播到实践的过程中，西学在“走进”中国、被“拿来”与被接受的过程中，已引起了国内学者的纷纷思考，针对西学与国学的实际关系问题，特别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背景下，如何取得辩证的认识，可谓是产生了一连串的清醒认知。从“谁改变谁的思想方式”到西学为用再到中学不能为体，转而“寄托留学再造文明的准备”，再到“文学革命的社会诠释与激进中的新文化运动转折”，直至“新俄与社会主义”[2]，确然，西学东渐过程中拿来主义的东西多，水土不服或是生硬吸纳总是问题重重。联系到中国艺术学话语体系逾百年历程来作判断，借鉴与消化，始终是一个世纪性的争议话题，至今尚未得到完全的融入与阐释。文学界近年来关于“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嬗变问题”的讨论，可谓启发针对中国艺术学话语建设的认识。诸如，文学界针对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版图的构成有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段吉方认为，“尽管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彼此交汇所形成的理论潮流在当前影响重大，但客观地说，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仍未真正形成”；在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王坤看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复习过去的‘心灵复习已经不再是当前现实主义文艺作品的主流。现实主义文论也应该随之做出调整，研究其中对当下和未来进行沉思的崭新关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建中认为，“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的知识学谱系本身就是一种学术思维和研究的范式。即使没有雷蒙·威廉斯《关键词》一书的译介，中国传统的训诂方法本就是一种关键词研究方法。这种范式之中也包括关键词研究的主体（何人）、语境（于何）、方式（如何）、观念（为何）等详细法门，体现了古典文论中关键词研究范式的科学性”[1]。

如此，从“中观”、“微观”与“宏观”三个视点打开艺术学自主性、现实性及科学性的路径视域，以此认识艺术学在“三大体系”建设中的基础地位，以及形成艺术学研究的主体性。这对于支撑和保障中国艺术学研究在世界学术之林中的话语地位与话语建构也有着积极的认识意义。“中观层面”是借助中国文化创造而构成的艺术学核心“话语”，并将“话语”落实在核心概念、范畴、范式上，支撑且发展独属于中国的艺术学理论范式；“微观层面”可以说是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形成，这是创造新的“话语”，即从最为贴近时代的艺术创作和艺术实践出发，寻找贴近现实的艺术表达，实现新概念、新观点、新方法、新理论的“话语”再造，并由“话语”再造来验证“话语”建构的体系价值；“宏观层面”是针对当代艺术学话语体系的构成，考察基础理论、交叉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的融合性，以及关涉国家文艺政策（文化软实力、综合文化国力），实现对当下乃至未来发展的关注。事实证明，中国艺术学研究总是与时代进步和社会文明发展相依存，更有着其他人文学科不可替代的特殊性。如在关注人类文明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上，中国艺术史学研究就是一部人类文明不断进化、连续发展的形象史，记录着人类心灵探索的梦想历程。并且，在整个艺术史学研究当中，我们会清楚地发现，一代又一代艺术家都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追求。而每一个时代的艺术总是有自己新的创造，又总是蕴涵着传统，这反映了艺术史学研究继承与创新的规律。

由之可言，立足于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发展需要，首要的就是建构艺术学“话语”特色。可以说，从新时期到新时代的40余年里，艺术学界始终将此建构任务规划得更为长远，不断探索艺术学研究领域的“话语”问题，特别是中国“话语”问题。并且，比以往任何时期的研究范畴都更为广阔，更是打破了以往国学和西学素有的界域，进而促使艺术学研究领域不再只局限于单向的、局限的领域，而形成跨学科与跨门类研究，这已成为艺术学研究的发展趋势。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在新文科倡导日益深化过程中，建立起多学科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学科知识相融合，实践传统艺术研习方式的创新，构建起新文科高质量发展体系。从此，艺术学研究打破学科专业的壁垒，促使文史哲艺平衡发展，更加凸显其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

如是来说，要真正弘扬与推进中国艺术学及人文社会学科的健康发展，使文史哲艺实现平衡有效的交流与发展，需要做到知行合一，在转化上下功夫。将明晰学术、学科和话语体系的着力点落在发展方向的战略意图上。

二、以“三大体系”建设为主体，构建艺术学学术体系的中国特色

就推进艺术学研究而言，建构学术体系是关键。那么，应当建构怎样的学术体系呢？从学术研究的内在学理逻辑与研究方法分析来看，学术体系本身需要从学科体系中获得确立，即包括学科定位、研究内涵、学术发展主线及外延拓展等全方位的建构，尤其是要进行科学规划与布局，不然就无法形成一个完善的学科体系。换言之，任何一个学科都有着自己相对完整的体系，包括特定的内涵与边界、概念与术语、理论与方法，以及以人才培养等为重要标志的学科构成。如今，学科结构根据经济、文化、科技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根据国家发展利益的需要，正不断完善学科体系的合理性。一个有着全局性、整体性、现实性，并具有前瞻性的学科发展态势，正在历史与现实变化的有机统一中实现。

自然，在“三大体系”建设推进中，凸显中国特色艺术学学科体系，是需要通过评估学科全局及考察平衡发展状况，来确定其学科体系建构的可能性，并尽可能地与社会文化、科技进步协调一致，以便在各学科间形成相互借鉴、交叉融合的局面，从而促进跨学科研究的进步，这是当今倡导“大学科”发展意识的重要步骤。这就如同生态环境，一方面有着宏观生命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动态的科学视野，这是认识、保护和利用自然，维持生物圈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是探究生态范畴涵盖的分子、基因，以及个体因素，直至生物圈的不同尺度的丰富多彩的组织层次，对应于生态内涵的新拓展。借此对比来看，任何笼而统之或是大而化之的说法，都不是建设学科的有效方法。故而，从学科体系建设高度着眼，重新提取和发现艺术学学科的既有价值，从以往那种视野过于狭窄、内容比较单一的本体研究转向跨学科、跨文化甚至是超学科研究，以至关注更加细微的文化、经济、科技与艺术间的交流，关注艺术在推动文明进步与社会重大变革上发挥的作用，这些无疑都是艺术学学科建设应有的认知新高度。当然，学科体系建构是复杂的，可能一位学者可以给自己的研究项目构建起包罗万象、体系宏阔的知识体系结构，但该知识体系结构未必就能很好地解决或解答真实的学科体系问题。这表明学科体系不是越庞大越好，也不是小而全就好。好的学科体系必然是完整和严谨的，各个环节与结构之间有着密切的逻辑联系。因此，建构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必然要解决好体系内外的诸多问题，这就牵引出艺术学学术体系建构问题，包括由一系列的学术观点、理论逻辑所构成的体系。

学术体系的认知，通常是以系统性专门化的学问来构成的。并且，“学术”又是一个极为严谨的概念，对应英文academic的解释，指的是高等教育或科学研究领域符合学术建构与层级划分的一系列系统。而academic这个词延伸开来理解，又可以用来指称“知识累积”，表明学问、学术研究的整个过程与知识生产、知识积累和知识建构系统相互联系。形成这样的认识，再加上学术建构的指引路径，可以说是符合学术体系建构的基本方略。考察历史可知，学术体系源自欧洲中世纪大学教育提出的“思想模型”所定下来的三学四科[1]，故而具有历史性与现代性的结合意义。换言之，学术体系不仅在概念上，而且在建构方式上，自西学从明末较大规模的传入之后，无论怎么说都存在着一定的西学影子[2]。至清代中叶以后，学术渐显颓势。对此，严复指出其中要害，“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3]，中西學问对知识、学术的需求取向不同，故西学“一切皆归于有用者”[4]比较注重研究方法的应用效应。相反，中学则注重对传统逻辑的演绎，注重形而上的推演假设。但是，中学的传统逻辑在近代发生转化的过程中，也开始考察论理的逻辑与归纳的实用特性，特别是注重演绎知识先后比重关系。如由“文质”转化引发的思考，就出现对传统逻辑的转换的认识。尤其是在针对传统艺术辩证规律的“文质”关系认识中，突破“文质”认知的局域，体现在思想认识上，即为更加关注反映“现实”的话题，使“文质”的阐释能够鲜活许多，并试图再造“文质”的进化观点。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学界针对自古“由文而质”的变迁认识最为集中的写照，体现出中学在继承和发展中发生的变化。因此，在汲取西学过程中践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行事主张，这一出现在中学研究方法上的转型并不奇怪，其摆脱了历史上的学徒心态，而获得自我学术主张，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学术及其学术阐释突破局限的一大变革，值得我们重新认识和关注。

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史孕育和发展进程中，也有着自身的学术进化过程，构成我们自己的学术主张和学术研究方式，其巨大的张力所产生的延续性，对于知识、学术转型也发挥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于是，20世纪西学引入过程中学术系统未被西学完全垄断，始终保有传统底色而成为近代学术发展的一条路径。事实证明，中国特色艺术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显然不能总是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地进行“话语模仿”，更不应简单地以西方艺术理论研究作为所谓的“标准”和“范式”，而是要扎根于我们固有文化的大地上，走出一条自己的新路。固然，实现传统研究方法的现代转型，以及对古旧之学的当代意义阐释，可说是建构“三大体系”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在当代，当我们逐渐意识到文化自信自强的重要意义时，这样的创新实则是一个新时代的宏大工程。

依此，转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来看，关涉的重要命题，仍然是艺术学学术体系的自主知识建构。从新时期到新时代的40余年里，已经形成了有助于艺术学科学术体系自主认知的雏形，其主要标志有两点：一是基本建构起独立发展的学科之路，自20世纪初叶艺术学传入我国，经历百年消化、吸收和发展，其对民族艺术传统和文化身份意识的认识，实现了我国艺术学对于传统，对于世界话语、学科与学术的超越与新构；二是新时代以来凸显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体系建构，体现的是“中国式”学术、学科和话语体系，并从观念到研究方法层面架构起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框架，其亮色则展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后发优势上，这正是中国艺术学研究发展一贯延续的立场、路径与自主知识体系。

故此，就艺术学研究价值与应用来讨论其学术体系的中国特色，应是由内外两个向度构成的有机体系。所谓“内向度”，是指中国艺术学以自身的语言方式发现问题与阐释问题，自身的语言是在专业语言的基础上，围绕“中国艺术”活动形成的知识与理论，以中国艺术为研究对象，考察话语生产与建构脉络，凝练出中国特有的艺术经验。这是按照学理逻辑构造的学术体系。当然，“内向度”探讨中国艺术学的价值与功能也不仅只有这一条线，它在具体的演绎过程中，探索了艺术学基础理论、艺术史学、艺术批评，乃至交叉理论和应用理论的共建共筑，如何建构与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的多样性相适配的艺术概念、范畴、体系，尤其是催生由中国经验衍生的新时代艺术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理论成果，甚至是未来中国艺术学学术体系成为中国式学术“范式”而被西方所借鉴，等等。“外向度”则是较为显性的认识，是对西学成果的认识——有分析、有鉴别，不生搬硬套。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隐性认识，促成了中国艺术学学术体系建设的开放性，这是中国艺术学学术体系建构所产生的辐射力，更是加强对发展中国特色艺术学新理论、新思想、新认知的研究阐释，其中也包括与相邻学科在学科、学术、话语体系上的交流与认定，形成具有亲缘性、社会性和主体性的语境、意涵、框架书写和开放性理论体系。

质言之，所谓中国艺术学学术体系，应该包含我们自己相对明确的理论与知识体系，以及中国式研究方法体系。举例来说，中国史学研究自古至今都可以看到艺术史学研究转型中的历史性、当代性和人文性的问题。而借助中西方“人文”概念，以中西相通的，重视人在艺术史中的主体地位、重视教化（教育）社会作用的“人文”视点，探讨史学内涵，如此展现中国特有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卦·彖传》），即以人文性视角考察艺术历史事件与社会现象，是中国艺术史学研究不可忽视的考察视角。这里，特别需要强调考察中国艺术史学必须遵循其人文传统，加之现代社会的文化发展也十分讲究因缘，注重学术与学问的血缘承递，而“血缘关系”也就成为中国艺术史学，乃至整个中国艺术最为重要的纽带。例如，在中国历史上的古文运动中，韩愈和柳宗元明确提出的“文以明道”，这个主张就比“文以载道”更为鲜明，在知识分子“文以明道”的政治抱负中，能够体现出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说，考察中国艺术学学术体系需要深入传统文化中来认识这些理论的渊源。

综上思考，从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部传承因缘这两个视角，很容易看到中国艺术学学术体系的支撑点和落脚点均展现“中国特色”。当然，这两者还是属于学术体系的内部建设。而如今的学术体系建构包括“三大体系”建设，如何向前发展，还必须抓住中华文明传承这一纽带。诸如，文化与艺术文明的认同与传承是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和继续发展的前提，这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与艺术适应时代的需要。优秀的传统文化与藝术实现现代性的创造转化，同时融入时代新理念，追求以学术思想与成果来回答中国艺术关切的现实问题。实事求是地说，中国艺术学研究转型发展的问题与整个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艺术学学科发展建设的现实。因而，这也是形成中国特色的重要基础，故要通过针对中国艺术学的研究进一步充实其文化与艺术内涵，提升文化与艺术的软实力和传播力，进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当然，这里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学术体系建构重在反映学科特色，在“大学科”的主导意识中，跨学科合作虽非常必要，但也很容易造成为其他学科作嫁衣的情况。这就需要进一步清醒认识在跨学科视域中建构新型学术共同体的重要性，关键还在于通过自身过硬建设达到目的。如此一来，校准目标和方向乃是前提，这同样是构建艺术学学术体系的中国特色。当然，其建构路径并非仅此一条，还包括中国的、世界的、古代的、当今的、现实的多元化开放自主的发展路径。真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1]。

三、以“三大体系”建设推动艺术学效用的发挥

关于“三大体系”建设的话题，已然成为现实命题和时代赋予学术界的重大任务，这也是新时代赋予哲学社会科学和艺术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至此，我们强调以何种成果共筑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诸如在认识问题这方面要下足功夫。但我们也要认识到，“三大体系”建设并非学科发展的最终目标，“三大体系”建设实际是学科走向人类文明的助推器，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宏大目标的指向，通过“三大体系”建设实现学科本位的自觉意识，提升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利用其独创性与引领性帮助学科更好地展示新平台、新阐释、新话语。进入当今中国艺术学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又为“发展”[2]推进艺术学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发挥重要效用。

具体言之，从“体系”思维构成来看，以“三大体系”建构中国艺术学，这对艺术学学科来说，是在保证整体方向统一性的同时，确保认知的精准性。要知道，艺术语言和其他语言有太多的不一样，其表现形式丰富。例如，音乐有旋律与节奏语言，舞蹈有肢体语言，戏剧戏曲有声台形表特色语言，等等。要想清楚且全面地认识艺术，需要创建整体性思维以拓展其认知体验。在过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学科名录中就出现过“艺术学”这样一个相对暂时[1]统一的概念，作为所有艺术形式的统称，所以“致广大而尽精微”是艺术学关涉整体布局所要达到的状态。当然，体系形成的“统一战线”与“统一目标”，更容易在现实中发挥出指引的功能，寻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不论是一般规律性地探讨艺术语言的当代性，还是关注艺术语言的特殊性，“三大体系”建设对于学术、学科交融，以及未来融合之后所形成的学科整体性发展格局，都具有指导性的作用，这是延续中国学术生命线的现实反映。

因此，“三大体系”建设，既各有侧重又紧密相关，在中国艺术学建构中需要正确处理，最终发挥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实际效用。其实，我们不难发现，艺术学“三大体系”的建构与实现渠道或途径是多元的。从“三大体系”内部话语来说，可以认识到学术体系建设是促进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动力，那么，话语体系便是艺术学的表述方式，话语体系建设既是学术研究的交流沟通的方式，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影响社会、促进艺术与文化发展的传播方式。同时，话语体系又是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和评价标准。当然，从新时代中国艺术学研究发展面貌分析来说，从中国艺术学研究方式的转变，包括研究问题、方法、手段、理论构成等的转变之中，都能及时发现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过程中的“短板”以作更新修正。

举例来说，艺术学研究对解决转变的认识，主要是对基础理论的认识。过去我们在艺术学研究领域中，通常都是以门类艺术基础理论研究为主。比如说，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美术和设计，艺术院校系科设置也都分门别类，相互之间很少来往。自2011年艺术学“升门”之后，十余年来艺术学理论研究解决了关于基础理论的认识问题，打通了门类艺术之间的壁垒。而后又形成了应对交叉理论和应用理论的新认识，拓展了中国艺术学研究的新视域，特别是从特殊性、多样性、过程性、根源性四个维度构成研究的新题域，如艺术人类学、艺术经济学、艺术法学等等。此外，当下积极推动艺术应用理论的现实转化，形成理论指导实践、理论服务于现实的新体验。如此，艺术管理、非遗传承与保护、文化创意产业等得到极大的重视。再从学科点设置来说，交叉学科比较容易定位，是超越单一的学科边界的设置，重点在于研究领域的创新。而应用学科则更多应当考虑社会，尤其是市场因素。因此，文化创意产业如何设置学科一定是需要考虑学科发展背景的，放在太过强大的成熟学科里，很容易被同化，甚至被“吃掉”，用过往学科建设意识来考量显然是行不通的，这也是艺术学理论经过十年奠基后的认知。由此可见，今天我们更要注意发挥艺术学的认知作用，构成学科主体，吸纳门类艺术理论，以丰富艺术学科内部交叉与交融的内容。其实，许多艺术学研究走向都是自下而上，或是由上而下的，即实现一个由宏观到微观，或是由微观再到宏观的探讨过程，这样建构学科体系，比较符合未来发展的需要。简言之，系统化、基础化、通用化的艺术学科建设，关键是要着眼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凝练和发挥，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为目标，激发创新动能。

文化自信、学术自信是以“三大体系”建设来推动艺术学研究的效用发挥，这是具体而实在的理论自信的体现，同样也是艺术学研究的当代使命。为此，结合文化自信、学术自信来讨论艺术学研究，究竟应该如何做好？这里提出四点针对艺术学研究驱动的认识：

第一，坚持理论的引领聚魂，完善艺术理论具有指导实践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其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用理论武装人民的头脑，凝心聚魂，在历经磨砺中成长、在知识海洋中求知、在寻求真理中积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供有力的思想理论保证。与此相呼应，艺术理论研究同样具有理论站位和理论引导的积极作用。比如，“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艺术创作的根本任务，依此推动艺术创作的百花齐放，有必要实现理论与艺术实践的有机结合，让理论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第二，要强调理论创新驱动力，这是艺术学引领文化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尤其是在当下，文化创新已经与跨学科、多学科共融，特别是艺科融合改变了艺术作品的呈现面貌。例如，苏州湾博物馆2023年的“芥子须弥—云冈特展”中，使用3D打印技术，按照1∶1的比例复制还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3窟；又如，利用数字媒体交互艺术呈现的“数字中国”，使大众在云端游长城；还有采用数字技术动态还原《清明上河图》；等等。这些举措都具有艺科融合的创新意义，而这些艺科融合的话题也有待藝术学研究给予更为全面而深入的阐释，以作更加广泛的传播和推动。

第三，艺术学科推广普及工作亟待重视，这是践行“三大体系”建构的现实意义。艺术的普及工作已不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认知度的提高与普及，今天艺术学科普及工作的关联性尤为突出，许多理工科学生对艺术的“认识”，不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对音乐、舞蹈、戏剧戏曲乃至电影的“认识”，“认识”已不能满足他们应用艺术学科的成果解决自身学科问题的实际需求，他们需要更加专业化的阐释与指导，包括解决各个圈层中的艺术普及问题，这实际上反映出各个学科都在自觉向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目标靠拢。

第四，加强艺术学科认知体系的建构，让“论道求索，互动求知，突破创新”的主题真正联动起来。这是关于“三大体系”建设真正守护学术本真、不断完善学术评价体系、推动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的必要措施。以中国艺术史学理论研究为例，要在问题探讨上实现学科打通，即从古今中外多维度入手，实现各相关历史研究领域的交叉互动。基于这一学科的布局，需要努力做到“两个结合”，即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2]深刻阐明了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意义与价值。那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战略任务需要着力解决一系列关键问题，如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高水平构建，以及中国特色文史哲艺诸学科与时俱进的发展。同时，也需要重视并解决新时代文史哲艺学科所面临的“问题域”中不容忽视的关键性问题，以实现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基于此，以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和艺术学学术发展为新的“研究起点”，深刻认识和理解新时代“三大体系”建设，加快构建艺术学研究体系，关键是要找准定位、发挥治学效应。同时，还要认识到“三大体系”建设为艺术学研究指明新的发展方向，进一步凸显艺术学理论的主体性、原创性和时效性，不断彰显艺术学研究的引导力、说服力和感召力，将大大促进我国当代艺术学研究的不断融合，让文史哲艺“向未来”发展。

进言之，中国艺术学研究无论是在研究方向抑或研究方法层面所构成的转变，都与寻找明确的发展方向有关。从理论本体上讲，发展趋势是从系统复杂性中逐渐明晰而呈现出来的，尤其是理论研究具有历时性与共时性，即：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必然因素是通过历时性探究而获得的认识；新情况与新问题乃是通过共时性的主动分析与探究形成战略性思考而获得的判断。而从理论联系实际上讲，这就更加清楚，理论绝非都是形而上的研究，更多层面上则是具有社会性和现实性。这在艺术理论的应用研究领域表现得尤为显著。比如，促进艺术创作与艺术实践的不断开拓，就是当下艺术学应用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一方面关涉艺术美学对艺术实践和艺术创作的指导性作用，体现为审美意识的培育。这是基于艺术创作的哲学思考，即艺术美学的思辨性在创作实践中形成的理论阐释。另一方面艺术创作实践的变革与挑战多种多样，需要通过理论的疏导为其引导和解释。诸如，艺术创作与媒介、艺术创作与传播、艺术创作与技术等。艺术创作实践需要文艺批评的支撑，例如，深入挖掘作品的深层含义、发现被忽视的问题等。艺术批评就像一面镜子抑或一座灯塔，能够引导艺术实践取得成果，同时也能促进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和突破。如是，所列这些最为重要的认识基础，都可在“三大体系”建设中获得精确定位和发展路径，不断推动新时代艺术学研究创新发展发挥积极的促进效用。

自然，中国艺术学研究在“三大体系”建设背景下，确实需要找准自己发展的关键之所在，即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脱离不了“三大体系”建设，而要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艺术学，同样需要借助哲学社会科学来解决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所以说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三大体系”建设针对的并不是某些领域，而是综合领域，艺术学研究领域自然也在其中，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况且，“三大体系”建设的提出，其根本目的就是为适应中国文化艺术与科学科技广泛领域的发展需求，明确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从现实出发、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学科的融合建设，获得学术研究与社会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支撑。联系到中国艺术学学科发展来说，“三大体系”建设为其指明了新的方向，即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艺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需要锁定我们自己的研究趋向，从而配套我们自己的学术观念与学术范式，这具有增强学科自信、学术自信、话语自信极为重要的认知上的意义，这将大大促进中国艺术学甚至人文学科的整体发展，引领文史哲艺“向未来”的平衡迈进。质言之，进入新时代，在“三大体系”建设中，保持和推进中国艺术学研究在深厚学理基础上的继续发展，已经成为艺术学界乃至整个人文学界新的使命与担当。党的二十大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结合“三大体系”建设而言，就是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学术主张，这是从艺术学在中国发展百年历史中汲取继续前进的理论资源和学术智慧，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艺术学，将党和国家文化艺术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责任编辑：雨泽〕

本文根据作者在“新时代中国艺术学发展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整理而成。

[1]吴俊：《内山书店：鲁迅的“二次留学”及“左转”》，《书城》2023年第7期。

[2]周宪：《艺术理论的知识学问题——从西方学术语境来考察》，《南国学术》2019年第1期。

[1]常宁生：《艺术学的建构与整合——近百年来西方艺术学理论与方法及其与中国艺术史研究》，《艺术百家》2009年第5期。

[2]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8—239页。

[1]关于“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版图构成”的研讨会综述，参见李永杰、陈子潇：《推动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建设》，《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7月10日。

[1]所谓“三学四科”，是指在古希腊七艺中的“三学”和“四科”，前者包括文法、修辞、辩证学，后者包括算数、几何函数、生物和古典文学。可以说“三学四科”的学科课程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外教育史上均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我国古代的“六艺”与古希腊的“七艺”“七技”都可以说是最早的学科课程。由此延续而来的欧洲博雅教育，便主张以由学术划分的学科或领域为引领，在中世纪欧洲的第一所大学内形成学者思想模型所定下来的“三学四科”。随着社会发展，学术内容逐渐细化，各类专门的学术领域逐渐出现，研究内容也越来越有针对性，建立起今天学术与学科发展的雏形（参见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2]就西学传入我国而言，其较大规模的推动历程，可从明末“西学”概念正式被提出与传播算起。当时所引进的西学知识及理论概念和方法论，大体肇始于1610年代中后期至1620年代初期，以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Alphonsus Vagaoni，曾用名王丰肃）撰写《西学》一文以及艾儒略《西学凡》一书的刻印行为标志，金尼阁遵循利玛窦开创的学术传教之路，携带7000余部西学之书，于1619年7月抵达澳门，成为西学东渐的一个历史契机和动力。在《西学》篇里，高一志不仅率先使用了“西学”概念，还创造了一系列的分支概念，展现“西学”的整体结构及其进学次序，用他归纳的话说就是，“然夫西学之规范及各学之序志，余已析详于《童幼教育》之卷耳”。在高一志看来，西学教育最初从“文学”开始，即从语言文字修辞、文章议论之学入门，“文学毕，则众学者分于三家而各行其志矣，或从法律之学，或从医学，或从格物穷理之学，三家者，乃西学之大端也”。及至格物穷理之学（哲学），则涵盖术语解释，关涉逻辑学、广义物理学、数学、形上学和广义伦理学等等。这就体现出所谓“西学”的系统性，而且被视为所有学问的最终归宿。

[3]严复著、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页。

[4]严复著、王栻主编：《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47页。

[1]習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2]“发展”是现代社会面临的重大主题，特别是在当今世界遭遇种种现实困境之时，如何重新理解“发展”的意义，对于评估全球化的未来、维护生态文明、推进现代制度建设、完善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并进而为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创新提供新的参照，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参见莫斌：《新时代的学术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哲学动态》2022年第4期）因而，学科建设、学术建设及知识体系建构等共同目标，都可以促进文明社会和科学价值观的发展。尤其是“发展”主题，更是学术破茧的重要形态特征。关于“发展”阐释的多种性，其呈现的独特性与共同性原则，这是学科或学术在遭遇种种现实困境之时得以突破的前进动力。然而“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又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诸如，20世纪学科、学术发展的“向外看”，21世纪初学科、学术发展的“向内瞧”和如今学科、学术发展的“多方位审视”，因此对“发展”的重新理解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相对暂时”之说，是缘于狭义相对论（special relativity）演变形成的认识概念，代表两层含义：一是学科命名会随着人的认知反复而发生变化；二是哲学上相对性概念，即整体性思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人类不可能拥有绝对的整体观。以此举例，说明学科发展的各个阶段，其实都存在着一个“相对暂时”的认识过程。比如，在1992年11月1日由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中国学科分类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92）中，划分出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五个门类，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门类中，艺术学（代码760）与文学（代码750）同属一级学科，这被视为是中国当代艺术学学科出现的开始。但在当时，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中，还没有艺术学的说法，故称之为“相对暂时”的学科认定。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