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质量视角下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质量中介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吴洁，刘吴健，盛永祥

（江苏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民生领域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尤为突出。”当下中国，经济增长伴随着收入差距过大，构成了我国经济转型中的“特征事实”，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众多负面影响[1]，由其引发的区域经济不均衡、社会动荡、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此，如何在实现经济增长效率的同时，兼顾收入分配机制的公平是政府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重要难题。与此同时，环境质量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另一重要因素，一直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通过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是当下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2]。然而，自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虽实现了长期的快速增长，但与之相随的环境质量问题如雾霾、水质污染、土地沙漠化却一直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如何协调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发展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党和政府在国家治理中面临的重要挑战[3]。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差距与环境质量问题的日益突出，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亦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已有研究表明收入差距会从消费偏好、社会责任感、环保需求等方面对环境质量产生影响[4-6]。在此背景下，基于收入差距、环境质量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且二者所代表的“共享”“绿色”亦是当下中国贯彻的新发展理念，探索并明晰“收入差距是否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收入差距能否以环境质量为路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环境质量在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中是否发挥门槛效应”等问题对我国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现有文献中有关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55 年美国经济学家KUZNETS[7]首度提出的收入分配状况随经济发展而变化的曲线——库兹涅茨曲线。该曲线表明国民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增长，会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态势。随后GALOR 等[8]经过实证研究认为收入差距扩大会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两个方面来制约经济的发展。钞小静等[9]研究发现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对经济的持续增长产生负面效应。耿蕊[10]经过研究发现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抑制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进而阻碍经济增长。刘生龙[11]基于理论分析发现，收入差距会以有效需求路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万广华[12]认为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前者的恶化会损害国民福利，进而阻碍经济增长。曹裕等[13]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认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城市化进程，亦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黄应绘等[14]通过逐步回归与时间序列分析认为，缩小收入差距有利于提升社会稳定与公平，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可知，收入差距会作用于经济增长，且众多研究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虽然这些文献已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系统介绍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特别是其中作用机理的文献仍然较少。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阐释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1）收入差距通过消费影响经济增长。首先，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居民消费需求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激发居民消费需求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15]。同时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高收入者的平均消费倾向易于低收入者群体，因此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社会财富大量集中于少数富人手中，这会造成全社会平均消费倾向的降低，进而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而阻碍经济增长[16]。其次，由于不同收入人群消费偏好的差异，即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层次会领先于低收入人群，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低收入群体受制于收入水平而无法升级消费结构，此时若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已经饱和，则会引发消费需求的断层，继而抑制经济增长[17]。

（2）收入差距通过社会稳定影响经济增长。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前提，混乱无序的社会状态往往会导致经济倒退。首先，在马太效应的刺激下，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会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继而诸如仇富、为富不仁等问题的出现会加剧社会动荡，削弱经济增长活力[18]。其次，收入差距的扩大增加了低收入阶层向高收入阶层跨越的难度，这使得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趋于僵化。久而久之，随着阶层固化的加深，底层民众意识到实现阶层跃迁无望，则会失去劳动创造的活力并出现消极、极端的负面情绪[19]。这不仅极易引起阶层间的对立与仇视，亦会加剧社会动荡，抑制经济增长。

（3）收入差距通过投资影响经济增长。众多经济增长理论表明投资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其规模、结构、质量对经济增长均有重要影响[20]。首先，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了全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由此引发的消费需求不足使得企业产品销售的难度大大增加，这不仅降低了企业投资的预期收益率，也迫使企业不得不减工减产，减少投资，最终导致宏观经济出现衰退[21]。其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人力资本投资失衡。具体而言，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使得高收入人群在教育、医疗、健康等方面比低收入人群获得更多的投资，如此恶性循环不仅会导致贫富人群在就业与创收能力方面差距的拉大，并会严重降低低收入人群的劳动力素质，进而在弱化人力资本积累的同时抑制经济增长[22]。

基于上述文献成果与理论分析，提出假设H1：收入差距扩大会抑制经济增长。

1.2 环境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现有文献中有关环境质量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开始于1993 年PANAYOUTOU[23]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呈现出一种“U”型发展关系，即伴随着经济增长，环境质量会出现先恶化后改善的发展趋势。随后国内学者何一农等[24]构建了环境—人口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发现环境质量会通过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黄茂兴等[25]通过Romer 模型分析发现环境资源的消耗、再生及管理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张乔萌等[26]基于TSQCA 分析法研究发现，环境质量具体可通过能源消耗、工业排放、环保投资、环保产值、环保资源等路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且能源消耗是其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路径。李菲菲[27]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发现，以环境规制为推手的环境质量改善能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赵文凯等[28]从公共卫生支出角度出发，提出由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扩大财政支出带来的环境质量改善会提升劳动力身体素质，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促进作用。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可知，环境质量会作用于经济增长，且众多研究表明，环境质量的改善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溢出效应。虽然这些文献已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系统介绍环境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特别是其中作用机理的文献仍然较少。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以下两方面阐释环境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环境质量通过产业结构影响经济增长。一般而言，环境质量改善的过程亦是相关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被淘汰，新兴产业崛起的过程[29]。通常情况下，环境质量的改善普遍依赖于环保法规与监管的完善，在此过程中，国家的环保政策加速了传统落后产业的落幕，迫使大量企业为求生存而致力于技术优化或转型升级，在“优胜劣汰”法则与市场竞争环境下，这不仅促进了整体产业结构的升级，亦能以此为着力点促进经济持续增长[30]。

环境质量通过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一方面，环境质量的恶化会给地区居民带来一系列健康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会增加地区政府在社会医疗与公共卫生领域的支出成本，亦会耗费社会资源，阻碍经济增长[31]。另一方面，地区环境质量的优化会吸引更多劳动力，特别是高素质人才来此发展，由此引致的人力资本积累能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32]。

基于上述文献成果与理论分析，提出假设H2：环境质量改善会促进经济增长。

1.3 收入差距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1994 年BOYCE[33]首次展开收入分配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研究，并提出收入—环境质量需求理论。该理论认为收入差距会从环境利用时间的偏好和环境政策两方面影响环境质量。随后RAVALLION 等[34]研究发现产品的边际污染释放是收入差距对环境质量影响的关键，穷人消费产品带来的污染高于富人消费的产品，因此收入差距的缩小会减少对环境的污染。VONA 等[35]认为收入不平等与环境质量存在非线性关系，收入不平等的深化，会极大破坏环境质量，这一点在高收入国家尤其明显。井波等[36]基于我国274 个地级市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加剧我国大气污染程度，恶化环境质量，并且这一特征在我国西部地区尤为明显。杨曼莉[37]认为收入差距对环境质量存在非线性影响，这种影响在收入水平不同的地区间存在着阈值效应。孟凡杰等[38]从空间溢出效应角度出发，实证研究发现，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对环境质量产生负面效应，同时这种效应还具有空间溢出特征，会诱使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物向周边地区扩散，其中以废渣最为明显。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可知，收入差距作用于环境质量，且众多研究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对环境质量产生负面效应。虽然这些文献已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系统介绍收入差距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特别是其中作用机理的文献仍然较少。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以下三方面阐释收入差距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机理：

（1）收入差距通过消费影响环境质量。一般而言，收入水平会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以及对于环保产品的消费偏好。对于高收入群体而言，收入差距扩大意味着其收入的增长，由于消费偏好的局限性，相较于环保产品，其对彰显地位的奢侈产品更为青睐[39]。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收入差距的扩大往往伴随着购买力的下降，这会致使其更倾向于维持基本物质生活的消费，而无暇对环境质量以及环保产品产生需求。因此在收入差距扩大的背景下，人们对于绿色环保产品的消费需求降低，这不仅会影响环保产品的供给，亦会抑制环保产品的发展，进而会阻碍环境质量的改善[40]。

（2）收入差距通过环境政策影响环境质量。通常情况下，环境政策的实施需要民众为之付出相应的社会成本。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收入差距的扩大往往会使其聚焦于基本的生活保障、就业、福利等领域而降低对环境政策成本的支付意愿，不利于环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41]。对于高收入群体而言，由于其能转移财产和移民来规避环境政策成本，且由环境政策实施所带来的经济环境风险性、不确定性会影响其收入，其同样对环境政策持排斥态度。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环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进而抑制了环境质量的改善[42]。

（3）收入差距通过技术发展影响环境质量。现实情况中环境质量的改善通常需要技术升级作为支撑。收入差距的扩大，减少了社会对于绿色产品的需求，使得企业对于绿色产品的创新以及相关技术迭代升级不再迫切，这不仅导致相关绿色技术的发展出现停滞，也阻碍了环境质量的改善[43]。同时，收入差距扩大增加了环境政策制定与实施的难度，使得环境规制强度降低，弱化了企业对环保技术的研发投入，不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39]。

基于上述文献成果与理论分析，提出假设H3：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恶化环境质量。

1.4 环境质量的中介效应

目前关注收入差距以环境质量为路径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较少。从理论分析上来看，收入差距的扩大会通过滞后技术发展、减少消费绿色产品消费需求来抑制环境质量的改善[39,43]，而在此情况下，环境质量也会通过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等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抑制经济增长[29,31]。因此从中介效应角度看，收入差距通过影响环境质量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具有一定逻辑关联性与合理性。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提出假设H4：环境质量在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

1.5 环境质量的门槛效应

目前关注环境质量在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中发挥门槛效应的研究较少。从理论分析上来看，在当前经济发展实践背景下，当地区环境质量水平较低时，其经济发展往往处于经济增长初期，地区经济的增长模式主要以传统的粗放型要素驱动为主。此时收入差距的扩大往往会促进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创新活动，形成激励效应，进而带动经济增长。而当地区环境质量水平较高时，其经济发展一般处于成熟阶段，地区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以创新驱动为主。此时，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会引发社会动荡和资源错配[21,44]，也会阻碍经济增长。因此，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因环境质量的不同而产生变化，环境质量达到一定门槛值后，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才会由促进转换为抑制，即存在非线性影响。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提出假设H5：环境质量在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门槛效应。

综上所述，首先，收入差距扩大会抑制经济增长，据此提出假设H1；其次，环境质量改善会促进经济增长，据此提出假设H2；再次，进一步探究收入差距通过影响环境质量，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此时环境质量在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据此提出假设H3、H4；最后，环境质量也作为门槛变量在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中发挥门槛效应，据此提出假设H5。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 所示。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2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2.1 面板模型设定

鉴于实际经济现象中，经济增长可能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即上一期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对后期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因此，本文采取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用经济增长的1 阶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这样也有助于解决因滞后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模型设定如下：

式中：i代表省份；t代表时间；Ingdp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经济增长；wge和env为解释变量，分别代表收入差距和环境质量；X为其他一系列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C为截距项；u是个体固定效应；v是时间固定效应；ε是随机误差项。

由于系统GMM 估计能在提高估计效率的同时解决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系数问题，因此本文对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GMM 估计方法进行估计。

2.2 中介效应模型设定

为识别环境质量在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介效应作用机制，本文在借鉴温忠麟等[45]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基础上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模型设定如下：

式（2）～（4）中：i代表省份，t代表时间，C为截距项，ξ为随机扰动项，Ingdp为被解释变量，wge为解释变量，env为中介变量，X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2.3 动态门限面板模型设定

为进一步探究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会因区域环境质量的不同存在非线性特征，同时为有效解决传统回归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DANG 等[46]、WU 等[47]的方法，对HANSEN[48]静态面板模型进行扩展，将门限模型内嵌于GMM 模型中，并通过网格搜索算法确定门限值。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式中：β2、β3分别表示不同环境质量门槛取值下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Ingdp为被解释变量，wge为解释变量，env为门槛变量，η是门槛估计值，θ代表指示函数，u是个体固定效应，v是时间固定效应，ε是随机误差项。

2.4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Ingdp）。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人均GDP 均能不同程度上反映经济增长。本文借鉴陈荆松等[49]、钱亮亮等[50]的做法，选用经过消费者价格指数缩减之后的地区人均GDP 作为度量经济增长的指标。

（2）解释变量：①收入差距（wge）。目前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主要有泰尔指数、基尼系数，但由于各地区的统计内容、算法规则不同且省级数据难以获得，本文借鉴高连水[51]、钞小静等[9]、李江一等[52]的方法，将城乡居民收入比即“实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变量。②环境质量（env）。环境质量的选取本文参考刘海龙等[53]、肖权等[54]的方法，利用Topsis 熵权法从绿化建设、污染排放、垃圾处理三方面构建环境质量指数。具体指标层及权重如表1 所示。

表1 环境质量指标评价体系

（3）控制变量。本文参考吴敬伟等[55]、金浩等[56]的研究内容，控制了一组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变量，以尽可能降低遗漏变量带来的误差。具体如下：①就业（hc）以地区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比重衡量。②资源禀赋结构（cap）以固定资产投资与劳动力就业人数比重衡量。③外商直接投资（Infdi）以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对数形式衡量。④政府财政支出（Ingov）以地区政府财政支出经当年消费者价格指数缩减的对数形式衡量。⑤人口规模（Inpeo）以各地区年末户籍人口数量的对数形式衡量。

2.5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基于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获取性，以2009—2020年中国30 个省份（西藏及港澳台地区除外）为样本展开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各省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国泰安数据库、中经统计数据库。其中，对于个别数据缺失的情况，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处理。为了减少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对模型估计产生的影响，本文对部分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表2 报告了全国样本的收入差距和环境质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的解释变量只有收入差距，列（2）的解释变量只有环境质量，列（3）中同时加入这两个解释变量。根据回归结果来看，所有模型中的AR(2)的P值均大于0.1，拒绝了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的原假设；Sargan 检验对应的P值均大于0.5，说明不存在过度识别，整体回归结果可信。列（1）～列（3）的经济增长滞后1 期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增长的滞后变量对当期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列（1）不考虑环境质量时，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0.203 2，即收入差距扩大会抑制经济增长，由此H1 得到验证。列（2）不考虑收入差距时，环境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0.269，即环境质量改善会促进经济增长，由此H2 得到验证。列（3）综合考虑收入差距、环境质量后，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变为-0.300 6，说明引入环境质量会加剧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这是因为当环境质量的改善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意味着国家经济进入到更高发展阶段，此时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资源错配，降低经济运行效率，不利于经济增长[57]。就控制变量而言，同一组控制变量在不同列中的回归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基本一致，说明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稳健性。本文选取列（3）对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在5%的显著水平下，就业的回归系数为正，表明就业的提升有助于经济的增长，这也与实际经济情况相符；在5%的显著水平下，资源禀赋结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投资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10%显著水平下，外商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为正，表明当下中国走对外开放之路，利用外商带来的资金、技术、生产模式，仍能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56,58]；10%显著水平下，人口规模的回归系数为负，这是因为过多的人口会引发城市拥挤、污染加剧、公共资源共享效率降低等一系列“城市病”[59]，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此外，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2 动态面板回归结果

3.2 中介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为了验证收入差距是否通过环境质量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本文选取环境质量作为中介变量进行回归。首先为检验中介效应的存在性，运用Bootstrap 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证明了环境质量中介效应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分别建立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收入差距对环境质量以及收入差距、环境质量同时对经济增长的回归模型，进行逐级回归。结果见表3。由列（1）可知，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系数为-1.018 7，说明收入差距扩大会明显抑制经济增长，H1 再次得到验证。由列（2）可知收入差距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206 9，说明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环境质量的恶化，这与现有研究结论相一致，由此H3 得到验证。列（3）检验了收入差距和环境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抑制总量的传导中，环境质量的影响系数为0.293 5 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收入差距通过其外部作用抑制环境质量的改善，从而阻碍经济增长，由此H4得到验证。具体来看，环境质量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5.9%，说明环境质量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还存在其他影响渠道。此外，虽然目前收入差距通过环境质量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但随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前行，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收入差距通过环境质量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也会逐渐增强。

表3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3.3 门槛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为对面板模型的门槛存在性进行检验，本文基于Hansen 的方法估计动态门限面板模型，通过相关门限值进行有效性判断与检验。根据表4 所示结果，单一门槛通过了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双重门槛未通过，故模型选择单重门槛是合理的。

表4 门槛值估计与检验结果

为了进一步检验门槛变量的稳健性，本文选取五组不同的控制变量做门限回归。根据表5 所示结果，在不同控制变量的模型回归下，列（1）至列（5）的门限值差异不大且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选取环境质量作为门槛变量具有一定科学性和合理性。

表6 是不同控制变量下门限模型的回归结果。本文选取列（5）来分析环境质量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当环境质量小于0.461 3 时，收入差距的作用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为0.198 6，即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促进经济增长。当环境质量大于0.461 3 时，收入差距的作用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为-0.058 2，即收入差距扩大会抑制经济的增长。这是因为环境质量处于较低水平时，恰好也是在改革开放后，我国以一种“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来促进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该阶段政府着力于打破收入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通过差异化个人收入实现提高工作效率的目标，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利于对微观经济主体形成激励效应，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1]；而随着环境质量的提高，表明中国经济逐渐从最初的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转向以创新为驱动力的高质量发展，此时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会恶化社会资源的错配，降低经济运行效率，同时也会因破坏社会和谐、降低人民幸福感而阻碍经济增长。说明环境质量的改善会使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性质发生变化，具有门槛效应，由此H5 得到验证。

表6 动态门限估计结果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取2009—2020 年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绿化建设、污染排放、垃圾处理三个维度，利用Topsis熵权法计算出各区域的环境质量指数，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收入差距、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识别环境质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中介传导机制；运用动态门限模型分析环境质量带来的门槛效应。主要结论如下。

（1）收入差距、环境质量分别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和促进作用。此外，就业、资源禀赋结构、外商直接投资均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溢出作用，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并不显著。

（2）从中介效应来看，环境质量在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表明收入差距通过发挥其外部性，引致环境质量下降，从而阻碍经济增长。

（3）从门槛效应来看，环境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单重门槛。当环境质量低于门槛值时，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反之则有抑制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应加强宏观调控来缩小收入差距。具体而言，政府应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消除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在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方面的待遇差别，通过合理分配公共资源、完善转移支付等措施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托底功能和可持续性[60]；应深化税制改革，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改革，强化自动稳定器作用，完善税收征管制度与地区工资增长机制，通过严格执行个人所得税累进税制、提高最高税率、出台财产遗赠税、降低资本要素向少数人群集中的乘数效应、建立健全捐赠机制、鼓励高收入群体参与慈善公益事业等措施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57]；应着力推动区域一体化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城乡互助、农村合作社、土地经营改革等措施来促进乡村发展，并以此缓解由城乡发展不均衡而引致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61]。

（2）充分发挥环境质量促进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具体而言，地区政府应当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模式，加强环境治理、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创新[62]，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以改善环境质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抓手，构建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生态经济体系，发挥生态环境倒逼、引导、优化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加速器作用[63]。

（3）实施适宜的环境规制与收入分配政策，确保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环境质量与收入差距的匹配性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政府应保证环境规制与收入分配政策的稳定性与适应性[62]，结合区域环境与收入分配特征，精准实施各类政策规划，通过优化环境质量与收入差距的匹配模式，降低资源错配程度，实现以提升环境质量为目的的收入分配改革，为区域经济增长开辟新路径[64]。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率先关注了环境质量视角下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运用动态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动态门限面板模型展开实证分析，这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的有益尝试，但也存在一定不足。首先，本文以中国30 省份为研究对象，但由于部分相关收入差距和地区环境数据的缺失，对地区收入差距与环境质量水平的测算有所不足。其次，本文未能充分结合中国区域收入、环境、经济发展的特征，细致探究不同区域背景下三者的作用机制。最后，本文未能从空间关联角度出发，进一步探究环境质量视角下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研究深度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