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征程上持续推进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

邓力平 吴心妮 刘乃聿

内容提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发展进程中，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将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发挥更大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共同特征、更有中国特色”的时代背景下，文章力图把握中国特色财政宏觀调控“既有共性、更有个性”的本质特征，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宏观调控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特别是结合新征程上2023年中央发行1万亿国债和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实践，提出了对新征程上持续用好财政宏观调控的四点认识，以期为持续做好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研究提供理论思考。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财政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280（2024）01-0001-10

本文讨论的“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指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财政在国家宏观调控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其中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财政宏观调控，指的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中通过财政政策实施和财政职能发挥来达到调控目标；二是中国特色，强调财政宏观调控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事业前进中、也是在中国财政理论发展中形成的，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与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的理论和实践也在持续深化与拓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与效应得到持续显著提升，在这一进程中，财政宏观调控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我们迈上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包括财政宏观调控在内的国家宏观调控力度还将不断加大。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我国之后的财政宏观调控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以改革之力为财政宏观调控提增效能。伴随财政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大，针对财政宏观调控的研究也亟需加强。研究如何在世界各国现代化共性和中国特色个性的结合中更好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如何在这一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更好地实现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发展，为新征程上持续做好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工作提供理论思考。基于此，本文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深刻把握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的时代要求；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发展中把握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的基本特征；三是持续领会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在新征程上的运用实践；四是围绕新征程上持续用好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提出四点认识。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持续推进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的时代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整定义，特别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①我们可以从这个定义中领悟到三层含义。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是我国现代化的最鲜明特征。其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各国现代化共性特征和中国特色个性特征的结合，集聚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普遍特点和中国道路的个性特征，既融合了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又展现出独具中国特色的优良传统。其三，这种共性和个性的结合不是“既有、又有”或者“既有、还有”的平行关系，而是“既有、更有”的递进关系。“更有”体现在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更有”展现出我们对自己所选的道路、已取得的成功和未来继续的探索更加自信、更加坚定不移地向前走的态度。

笔者一直以来坚持用“既有共性、更有个性”的基本方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当然也包含着用这一方法研究我国的财政宏观调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深化，都离不开结合中国自己的“个性”特征。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四个现代化”②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③，再到新时代以来的“中国式现代化”④的演变过程；同时，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的社会主义”⑤到改革开放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⑥，再到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⑦的演变过程。如今站在新征程的时点上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把握。其一，“社会主义”一词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现代化，就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不仅是给中国式现代化定性，更是为我们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立场定调。我们在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时不能简单套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而应该发展出符合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状况的社会主义理论，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来解释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其二，“中国特色”一词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个性特征，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要重视对“中国特色”个性的展现、对“中国特色”优势的展现，从而在研究中体现出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信态度，体现出我们对自己所选道路的自信态度。其三，“新征程”一词强调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未来继续发展的立足点，也是我们研究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的时代背景。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式现代化，乃至对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的研究都要基于“新征程”这一立足点和出发点。其四，“持续发展”，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同样，从我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进程。因此，我们要在“持续发展”中讨论国家的财经战略、讨论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⑧党的二十大后，我们“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⑨这不仅反映了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其表述的变化同时也体现出这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①更是对“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强调。我们要在这四个要点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中，讨论和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

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把握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的时代要求，当然就要从中国式现代化入手。中国式现代化是“既有共同特征、更有中国特色”，那么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就必然也是“既有共性、更有个性”。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既存在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的共性特征，更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特色”的个性特征。从“共性”来看，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一样，发挥着稳定经济、平滑经济周期的一般作用，是国家综合运用各种财政政策和工具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手段。从“个性”来看，根植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必然受到我国国体、政体、配置方式、所处阶段等因素的影响，必然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财政宏观调控的特定要求，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发展中把握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的基本特征

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是我国政府在党的领导下，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运用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整体进行调节和控制。因此，研究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就要将其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中来看待，从而对其基本特征进行把握。

“宏观调控”是在我国实行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后，才为大家所熟悉的概念。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对资源配置等经济活动实行直接干预和控制。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逐渐扎根并发展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和政府对市场规律的理解和把握不断深入，相应的，在党的领导下政府对宏观调控的实施运用也越来越灵活和熟练。既要努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又要对市场不足与市场失灵进行宏观调控，本质上讨论的就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宏观调控作为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弥补市场失灵、调整市场发展方向的重要抓手和工具，其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②丰富发展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内涵演变反映了新时代我们党对我国生产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对市场运行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因此，要研究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把握好财政宏观调控的基本特征，就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发展进行整体把握，就要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中，把握好“市场经济”前面的“社会主义”定语，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阶段进行把握。第一阶段是1978年改革开放至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期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央对社会主义下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③方针，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我国“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④的经济体制，再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⑤的经济运行模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逐渐显现，并逐步建立起符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体系，财政宏观调控从直接行政调控转向通过政策等方式对市场进行间接调控。①针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现的经济过热问题，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积极探索财税政策参与调控经济运行、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努力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笔者当时作为年轻学者，在参与学术研讨会中对我国财政宏观调控政策也有了更为深入认识。1989年厦门大学主办的“财政金融政策与宏观调控——1989中国国际学术会议”，各方专家学者就如何应用财政政策来治理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发展发表许多重要的观点。会议上，邓子基针对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如何在宏观调控中发挥财政的作用，指出“在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财政调控机制必须以市场为中介，通过财政杠杆，调节市场机制，使市场机制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形成合乎财政宏观调控目标的内在联系，从而使财政调控机制和市场机制融为一体，并构成为有计划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②许廷星重点论述了财政如何调节社会资金的供求关系，指出“在资金和物资、劳务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综合平衡关系中，社会主义财政都将有着调节和控制的作用”。③姜维壮首次在论文题目中完整提出“财政宏观调控”概念，在分析当时我国财政宏观调控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对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逐步建立起以国家预算为中心的合理的财力、财权结构格局”“充分发挥财政的经济杠杆作用”等建议。④总而言之，在那次研讨会上大家得出的共同结论就是：要紧贴中国国情、按照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要求、按照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既要研究市场导向、又要做好宏观调控，强调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明确提出“财政宏观调控”概念，明确“财政政策是实现宏观经济由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的工具”。⑤结合会议的讨论结果和政府对财政政策工具的实际运用，可见财政宏观调控的发展以社会主义发展为指向，展现出共性和个性特征，即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基础下，我国政府在党的领导下，针对我国经济运行具体情况，积极探索运用财政政策工具实现稳定经济、平滑经济周期的目标。

第二阶段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逐步建立起宏观调控体系。“南方谈话”解决了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在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⑥后，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和基本内容。之后，我國政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不断探索市场经济发展内在规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发展财政宏观调控手段和方式，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推动经济体制改革。1994年的分税制财税体制改革，在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的同时，增强中央的财政宏观调控能力。1996年《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明确指出：“新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初步建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⑦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以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①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再次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宏观调控方面指出“完善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②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③强调财政宏观调控对经济的导向作用。这一阶段财政宏观调控的发展得益于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入，并逐渐发展出财政宏观调控中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在和社会主义结合后，必然就烙印上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质，财政宏观调控也必然要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发挥作用。我国政府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针对不同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适时调整宏观调控方向，逐步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体系。

第三阶段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也进入了新阶段。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以全面深化改革引领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④一方面，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更加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强调政府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快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稳定经济发展大局。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提出以“八个明确”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经济领域的理念加以提炼总结，归纳为“七个坚持”，其中明确“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充分肯定，政府对财政宏观调控的运用则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现。新时代十多年来，面对极其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国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手段和方法，在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同时，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调整财政收支结构、合理把握财政赤字率，适时增发国债，扩大内需、增加供给，将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这一时期的财政宏观调控，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加力提效，持续发挥其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发展中可以把握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的基本特点。其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当然也是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最本质的特征。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的发展过程始终发挥着方向引领的作用，不论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始终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和推进。其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奇迹。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经济社会基础。其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的发展始终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始终发挥着稳定经济的重要作用。不论是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还是以经济体制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只有在宏观调控稳定经济的前提下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发展直至新时代新征程的今天，面对日益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和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财政宏观调控面临的历史任务空前艰巨，财政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也相应加大。在这样艰难复杂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在社会主义持续发展中展现出来的基本特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在中国当前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在中國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文化传统等个性要求下，研究如何应用好财政政策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完成历史交给我们的阶段性任务，这是当今学者的重要任务。

三、新征程上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的运用实践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持续运用好财政宏观调控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面对当前国内有效需求收缩、自然灾害频发等日益严峻的现实问题，财政宏观调控面临巨大挑战。在严峻复杂形势下，2023年下半年党中央统筹全局作出增发1万亿国债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在202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①从决策部署到具体实施，党中央都在强调用好财政政策，发挥财政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基于此，我们可以从2023年作出的增发1万亿国债的重大决策和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深刻领会新征程上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的运用实践。

其一，从党中央增发1万亿国债的重大战略决策中看到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在新征程上“更有个性”的集中体现。2023年10月2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国务院增发国债和2023年中央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决议中明确中央财政将增发国债1万亿元用于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②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宏观调控的“个性”特征，笔者这里有三个体会。

首先，这是对此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关于防汛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部署的重要落实，是坚持党的领导在财政宏观调控领域的重要体现。在决策中坚持党的领导能够保障财政宏观调控的正确方向，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保障这1万亿国债落到实处。面对2023年我国多地遭遇自然灾害，部分地区受灾严重的现实情况，党中央统筹调控、系统规划，作出增发1万亿国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既是党中央根据当下自然环境与经济环境作出的重要安排，也是运用积极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具体实践，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个性”下“党管财政”的重要治理体现。同时地方各级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对这1万亿国债进行分配和使用，集中力量做好灾后重建任务、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坚持党的领导和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持续用好财政政策方面的制度优势。

其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国财政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和内在逻辑。笔者始终坚持“人民财政为人民”的基本观点，认为人民财政是共和国财政的本质属性，那这必然也是财政宏观调控的本质属性。一方面，通过增发1万亿特别国债，党中央集中力量帮助地方进行灾后重建，保障灾后人民正常生活，是补短板、强弱项、惠民生的重要安排，致力于增进人民福祉的出发点始终不变。另一方面，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形式落实推进，是坚持“人民财政”与“国家财政”统一的体现。在党的领导下增进民生福祉，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最后，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作为“有效市场”必要补充的“有为政府”的重要体现。当市场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时，就需要政府发挥宏观调控职能，补充市场机制的不足。增发1万亿国债是政府用“看得见的手”稳定经济、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体现。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指导下，财政宏观调控有助于统筹推进市场与政府的有机结合，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

其二，从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4年经济工作安排中看到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助力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这为2024年的经济工作提供了方向指引，为持续推进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提供了根本遵循。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①笔者的学习体会是，我们要在把握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高水平安全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关系的基础上，做好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工作。

一是以财政宏观调控助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共同前进。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对推动高质量发展进行部署安排时，提出了五大任务，其中一大任务就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财政宏观调控既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工具。从国内角度看，财政宏观调控运用积极财政政策，通过促进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也通过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全球要素流入国内市场，共同助力高质量发展。从国际角度看，财政宏观调控助力国内企业更好走出去，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促进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二是以财政宏观调控助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协同前进。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发展和安全要动态平衡、相得益彰。”③这也呼应了“稳中求进”经济工作总基调和“以进促稳”这一最新战略，其中“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暗含高水平安全的要求；“进”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与目标，暗含高质量发展的需求。“稳中求进”，要求财政宏观调控在稳定经济社会运行上加力，“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通过强化预算管理、优化支出结构、落实税收优惠等措施持续改善民生，巩固稳中向好的经济态势，促进高质量发展；“以进促稳”，则要求财政宏观调控遵照“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的要求，通过加强财政资源统筹、防患化解财政风险、加强财政监管等手段，在谋求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持经济平稳运行，保障高水平安全。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在安全中谋发展，在发展中保安全，财政宏观调控致力于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协同推进中贡献力量。

三是以财政宏观调控助推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水平安全统筹安排。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重要论述，“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①“要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②。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举措。越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需要越高水平的安全为其提供必要保障。财政宏观调控，既是确保高水平安全的重要手段，又是推动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工具。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就要统筹开放与安全，准确把握对外开放不断深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挑战，建立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机制，在高水平安全的保障下进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此过程中，财政宏观调控要充分发挥其市场引导作用，鼓励企业“走出去”和外资“引进来”，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对接国际标准，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时要通过建立风险补偿机制等手段降低企业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风险，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结构、优化税收政策等举措为国家安全提供资金支持与政策保障，实现高水平安全。总而言之，以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服务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高水平安全，这既是当前需要重点推进实现的战略任务，也是新征程需要持续跟进的工作重点。

其三，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看到财政宏观调控和财税体制改革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指出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其中提到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这也暗合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先立后破”改革方法。自1994年分税制财税体制改革起，我国不断对财税体制进行调整和补充，在“立”与“破”中谋求改革发展动力，在破旧立新中逐步确立和完善现代财税体制。为破除发展中面临的难题、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③新时代十多年来，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完善和发展，国家治理能力得到提高。面对当下新的发展问题，党中央提出“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任务，这是关系我国长远发展的重要改革安排，也是新征程上持续用好财政宏观调控的体制保障。从总体上看，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會继续遵循新时代以来提出的“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持续推进。根据新形势新变化，作出新安排，我们要认真领会加以落实，特别注重相关财税体制改革和财政宏观调控的协同关系。只有更加完备的财税体制，才能支撑好财政宏观调控作用的进一步发挥。

一是通过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为财政宏观调控奠定更坚实基础。预算作为宏观经济的治理工具，是进行财政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通过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等环节切实强化预算约束，财政宏观调控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对市场经济进行调节和掌控。同时，财政宏观调控也能在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中，坚持目标引领和底线思维，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提供保障。

二是通过优化税制结构来增强税收宏观调控的能力。税制结构的优化有助于提高财政宏观调控的效果。合理的税制结构在保证税收的公平稳定与更好发挥税收调节作用的同时，能够促进经济社会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的转型升级，进而确保财政收入任务保质保量完成，保障减税降费顺利落实。同时，在优化税制结构的过程中，宏观调控也能发挥其定向调控、优化结构的优势，为税制优化结构提供指引方向。

三是通过健全央地财政关系来提高中央财政宏观调控能力。通过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协调区域间经济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促进资源的均衡配置，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在完善转移支付过程中，财政宏观调控以其强大的协调配合能力，推动优化转移支付结构、规范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加强专项转移支付管理以及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基于此，更加完备的央地财政关系，更加规范的转移支付体系，是增强中央领导权威、持续推进财政宏观调控的重要保障。

四、对新征程上持续推进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的四点认识

新时代以来，在历史性伟大变革中，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迈上新征程后，面对更为严峻的形势和更为艰巨的历史任务，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势必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我们更要研究好如何持续运用积极财政政策、用好财政宏观调控。笔者认为在新征程上持续用好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需要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坚持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更加充分认识党中央重大决策及相关财经决定的定海神针作用。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要求我们既要认识财政政策一般作用，更要把握中国特色的运行机制。我们要深刻认识党中央作出发行1万亿国债这一积极财政政策加力的重大财政部署，深刻认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的“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和“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等重大安排，体会其对于新征程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意义。这一重大战略部署是当下财政宏观调控发挥稳定经济、平滑经济周期这一职能作用的体现。它“既管当前、又管长远”，既是目前对当下难题的应对，又蕴含了对未来发展的考量，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新要求与“既有共性、更有个性”的要求下，运用好财政政策的重要抓手和重要载体。针对1万亿国债如何应用，如何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各方面的专家学者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运用各自的理论模型进行解释，但有一个核心观点不能动摇，即这些政策是在坚强的党的领导下进行实施的。发行1万亿国债、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等是党管财政、党管经济的重要决策，是既有利于长远、又有利于现在的重要决策。这是在中国的国情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运行机制的要求。党是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当然也是经济发展、财政发展的领导核心。只有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才能更好地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更好地发挥这1万亿国债、更大力度财政宏观调控和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在改善民生福祉、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此，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的这个立场观点不能变。

其二，坚持将运用积极财政政策与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遵循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不断丰富和创新财政政策，发挥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财政宏观调控发挥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进行了更为完整的定义，这是党中央对市场运行内在规律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把握。当年我们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下研究财政宏观调控，探索财政政策工具的使用；现在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研究财政宏观调控，还要将所有制和分配关系纳入考虑，不断创新财政政策的运用。一路走来，我们对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的探索和研究，始终都是在紧贴国情的基础上，在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深化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理论。如今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任务对我们进行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研究提出更高要求，我们要在把握好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水平安全三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的研究和创新，在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的效能。我们要看到，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始终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始终都是为改革开放服务。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不仅服务于改革开放，而且必须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紧密联系，始终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

其三，坚持用中国特色财政理论解读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作用。一路走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不断发展，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仍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支撑。在中国式现代化当前进程中，中国特色财政要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这是“党管经济”“党管财政”的要求，是当今时代的要求，也是我们做好财政宏观调控理论研究的重要依据。我们要用中国特色财政理论来解读财政政策作用，而不是套用西方财政的理论来解读财政政策作用。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来解读财政政策，就是要在财政政策决策中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在财政政策制定中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在财政政策的运用中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例如，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制度安排，在中国特色法治框架内用好财政宏观调控手段，这也是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理论所依托的重要制度安排。增发1万亿国债的决策是党中央作出，并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党的决策转化為国家意志，以法定形式实现的，这是党管财政、法治财政、监督财政和能动财政相结合的体现，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发展思想。党中央提出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也是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要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长期要求。

其四，坚持在国际实力竞争中彰显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的独特力量。研究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不仅是为了应对和解决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产生的问题，也是在国际竞争中展现中国式现代化下财政宏观调控的优势。过去，我们研究财政宏观调控，是“睁眼看世界”，通过研究他国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学习和分辨其中的个性和共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国际共性和本国个性相结合，虽形成了中国自己的理论，却免不了被国际上的其他声音所掣肘。如今，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发展成熟，逐渐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个性特征，可供其他国家参考借鉴，现在我们更应该通过对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的研究发出中国声音。同时，面对当今越来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的航船要持续向前行进，就需要有更好的财政宏观调控政策来保障。中国作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坚力量，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稳定也必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贡献。

总而言之，在新征程上要持续用好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我们必须从坚持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出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致力于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解释中国财政宏观政策的运用，在国际竞争中展示中国特色财政宏观调控的独特力量。这四个要点所体现的不仅是中国特色财政理论的“个性”、中国式现代化的“个性”，更是对我国所选发展道路的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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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盛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