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视域下全球体育治理制度建构的过程逻辑研究

摘    要：从建构主义视角提出全球体育治理制度建构的过程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全球体育治理制度建构过程中，领导型制度倡议者理念偏差、观念性共识凝聚梗阻、战略竞争思维主导国际体育制度改革、制度霸权干扰观念制度化进程是造成体育制度供给失衡、体育制度黏性、制度非中性和制度碎片化等制度建构结果不理想的根源。从制度建构过程中溯源制度建构负向结果的成因——观念障碍，提出全球体育治理制度优化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全球体育治理；建构主义；制度建构；过程逻辑

中图分类号：G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24）02-0066-06

收稿日期：2023-01-23

基金项目：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课题：客家足球文化传承的现代化价值及路径研究（21KYKT15）

作者简介：张长城，男，安徽宿州人，嘉应学院体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主要从事体育文化软实力研究。

国际体育治理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是国际体育治理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当前，学者们更多地关注全球体育治理变革中中国战略选择、实现路径、国际体育组织人才培养、国际体育议程设置能力提升及中国参与全球体育治理的历史进程和演进特征等研究热点。然而，对全球体育治理制度是如何建构、未来如何再建构和优化则缺乏深度研究。本研究基于建构主义视角，拟分析全球体育治理制度建构的过程逻辑，旨在探讨如何围绕国际体育制度开展全球体育治理，进而探寻建构、优化全球体育治理制度的路径。

一、建构主义与全球体育治理

制度逻辑的理论契合性

（一）全球体育治理制度的内涵及其构成

国际关系学著名专家秦亚青教授认为，当今全球治理的主导治理模式是规则治理，核心是国际制度。［1］全球体育治理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多主体通过社会公私协作处理国际体育事务的过程。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包括国际组织（正式或非正式）、国际机制和国际惯例等正式或非正式国际规则。［2］全球体育治理制度就是国家治理主体或非国家治理主体在参与全球体育治理中所遵循的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原则、规范、规则和机制体系，由国际体育规则、国际体育机构、国际体育组织和国际体育机制等构成。一是以《奥林匹克宪章》（Olympic Charter）为核心的涉及全球体育发展的一系列法律、规章、宣言、协定、条约和政策等国际规则。二是国际体育机构，主要以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体育运动委员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为主，涉及跨国公司、媒体、体育专家库等其他机构构成。三是全球性特定体育组织，比如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洲际奥林匹克理事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等。四是涉及体育治理领域的国际会议和国际安排等一系列全球体育治理的国际机制。

（二）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及其理论解释力

在国际政治领域，建构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国际制度开始关注国际关系的社会性。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从整体主义视角考察国家行为体与国际制度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影响最大，也最具代表性。建构主义在以下方面达成了共识：（1）影响制度建构的因素非单一性，除了权力或实力以外，观念性力量则建构了国际结构体系以及国家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2）国家主体间互动产生观念—共有观念或共有知识—“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3］。（3）国际制度制约国家行为体的行为，而国家一旦认同国际制度背后所蕴含的规则和价值观，就会自觉遵守国际原则、规范，形成集体认同。

建构主义对全球体育治理制度建构具有解释力，主要体现在：（1）全球治理是一个由共同理念和共同视野来指导的管理体系［4］，因此，全球体育治理主体的价值理念及意识形态塑造了全球体育治理制度。全球体育治理制度来自观念塑造的理论事实则与建构主义强调观念性力量的建构作用相契合。（2）体育全球化不断向纵深推进，在主体间主动或被动地开展多方面的深度互动中不仅形成主体间性，更为重要的是产生共识、孕育规范并催生集体认同。全球体育治理的国际规范、国际机制是在全球体育治理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与建构主义强调观念是在行为体互动中产生的观点不谋而合。（3）全球体育治理制度，外在形成对全球体育治理主体的行为制约（因果作用），内在塑造全球体育治理主体的身份属性和价值认同（建构作用），进而促进全球体育治理的善治得以实现。这与国际制度对治理主体既有因果关系又有建构作用的建构主义观点相契合。（4）全球体育治理制度体系既相对稳定，又不断演变。全球体育治理面临诸多治理困境，只有与时俱进地创新治理理念才能保持制度的活力和生命力。全球体育治理理念也在不断涌现的新问题的实践中得到创新。建构主义关于观念、实践和身份的转变能够引起国际结构变化的理论，为研究全球体育治理制度变革的本质提供了依据。

二、全球体育治理制度建构

的过程逻辑分析

（一）全球体育治理制度主导性大国提出倡议阶段

国际关系的历史表明，大國通常是国际秩序的看守人或保证人。全球体育制度主导大国发挥着核心作用。制度是观念的固化，在制度建构的初始阶段，制度主导性大国率先提出全球体育治理的制度倡议——新理念、新议题、新主张和新方案，发挥着全球体育治理制度倡议者的角色作用。全球体育治理的国家主体多元，治理客体涉及人类整体利益的跨国性体育问题。因此，制度主导性大国发起制度倡议、所设计的全球体育治理的可接受制度，既要坚持本国利益，又要充分正视其他国家的正当利益。

（二）全球体育治理制度的观念性共识的制度化阶段

制度主导性大国通过动员凝聚观念性共识并转化为全球体育治理的规则、规章和机制的阶段，就是观念性共识的制度化阶段。制度主导性大国发挥自身体育软实力的作用，吸引一部分国家接受某种体育治理理念或规则。还有一些存在 “搭便车”心理的国家则需借助体育治理国际话语平台，诸如体育媒介、国际体育赛事、国际体育会议、国家间体育人文交流互动、体育双边或多边外交、体育对外援助和体育对外合作等，通过宣传、设定议题，充分交换意见，进而促进形成相对统一的体育共识。全球体育治理制度是凝聚了治理主体对全球体育治理共同价值和共同期望的观念共同体。只有通过理解、接触、交流、讨论、谈判、协商等才能达到观念性共识，制度倡议才可能向制度化转变。而全球体育治理的主体多元性、内容丰富性，形式多元性的实践，诸如体育双边互动、多边互动以及“一带一路”体育交流等是凝聚全球体育治理制度的观念性共识的客观基础。观念制度化就是通过建章立制将观念性共识建构成有形制度，并获得“制度化的力量”［5］的过程。制度化的前提是全球体育治理主体参与制度建构的合法性。全球体育治理各主体要依据程序性的规范标准、共同参与达成协商一致的意愿，确保公平正义和制度建构的合法性。法治化是制度化的最高形式，比如《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联合国 2005）。制度化程度越高说明全球体育治理各主体的共同利益就越大，越容易形成治理主体的集体行动。

（三）全球体育治理制度的扩散和制度化阶段

这一阶段就是全球体育治理主体经历制度社会化、构建集体身份和制度内化的体育治理实践过程。全球体育治理制度化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制度主导国的“社会教化”，另一种是治理主体的“社会学习”。社会教化就是体育治理制度主导国依托资源优势等，通过说服、传授等方式对成员国进行教化。非成员国通过社会学习，自愿接受国际体育规则，实现与国际体育社会接轨，纳入国际体育体系。一旦治理主体被纳入全球体育治理制度体系之中，其身份、利益和行为则会被制度体系和他者所建构。体系内身份的转变必然会引发治理主体重新考量自身的体育利益，调整对外体育政策和手段。制度内化，广义上是遵循全球体育治理制度而进行的国家行为调整，而狭义上则是基于对全球体育治理制度的正当性的集体认同，将全球体育共同利益融入自身体育利益之中，进而调整国内制度，从国内层面落实全球体育治理制度，进而保障全球体育制度对国家的约束力。

（四）全球体育治理制度的变革阶段

制度建构是一个动态过程，往往经历着“建立、兴起、停滞和衰朽”的不断重复的过程。［6］第一，外部动力。“东升西降”的结构性矛盾是推动全球体育治理制度体系变革的外部动力。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中心—边缘”国际体育体系结构性权力的优势地位，而新兴国家处于结构性权力的弱势地位。比如，世界主要运动项目诸如足球、篮球等，中心在欧洲，国际赛事日程安排以欧洲为中心，亚洲和非洲国家只能适用，无法反抗。［7］345–346近年来，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在国际体育舞台上不断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这意味着权力平衡一旦被打破，必然引起制度内部的调整和完善，逐步实现全球体育治理体系的结构和权力的平衡。第二，内部动力。认知观念的改变则是全球体育治理制度改变的内在动力。国际体育组织腐败、反兴奋剂形势严峻、国际体坛政治纷争明显、国家综合性赛事遭遇发展危机、新冠疫情持续影响全球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协调质量、重大赛事遭遇“停摆”等一系列新问题不断涌现，现有的国际体育制度、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已不能完全适用新变化带来的国际体育治理的新要求。应依据新的理念重新审视旧制度的适应性，进而提出“改制”和“创制”的方案或主张。

全球体育治理制度变革的形式：改制和创制。第一，改制。改制就是对现有国际体育机制和组织进行调整和改革，体现了体育制度的历史继承和延续性。新兴体育强国应从国际体育制度的参与者、跟随者向制度倡议者身份不断转变的进程中，积极调整对外体育政策，在现有西方主导的国际体育制度体系中谋求更大的“制度性话语权”。第二，创制。创制就是探索建构新的国际体育制度，分为“同质性”制度创新和“异质性”制度创新两种形式。“同质性”制度创新就是构建与现有国际体育制度功能相似的“替代性”体育制度，而“异质性”制度创新则是构建与现有国际体育制度功能互补的体育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时，指出：“我们要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中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8］中国更多的是“依法抗争”，积极推进现有国际制度改革，而不是另起炉灶的革命者，比如，创新构建了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的“奥运模式”，新时代“一带一路”这一全球性公共新产品等。

三、全球体育治理制度建构存在的问题

（一）领导型制度倡议者理念偏差导致体育治理制度供给严重失灵

全球体育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之一就是供给落后于治理需求［9］，与领导型体育制度倡议者理念存在偏差不无关系。（1）美国作为领导型制度倡议者，国际责任意识缺失，先后退出（后又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协定等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减少对全球治理的接入程度，在外交政策上实施外交收缩战略。在国际体育领域，美国也曾企图退群或扬言退出，比如扬言撤资WADA（世界反兴奋剂协定），破坏现行反兴奋剂秩序，坚持美国优先原则，重新塑造全球体育治理体系。（2）美国抛弃全球治理理念，全然无视全球体育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对国际体育协议采取实用主义的双标原则。比如美国国内法《2019罗津科夫反兴奋剂法案》（2020年12月4日生效）赋予了美国在所有国际重大赛事中的兴奋剂欺诈行为的管辖权，但美国国内职业联赛和美国大学体育赛事则被排除在管辖范围之外。（3）民粹主义兴起，美国优先的价值理念被强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价值理念相悖。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直強调“美国优先”，是坚定的右翼民粹主义的鼓吹者，强调排除主义、本土主义，反对全球化运动、跨国社会活动和组织，诸如联合国、北约等政府色彩浓厚的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也包括体育国际联盟等非政府组织。2018年4月27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推特威胁美国曾支持过的国家必须支持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申办2026年世界杯，否则这些国家就得不到美国的支持（包括在联合国）。［10］

（二）制度黏性：观念性共识凝聚梗阻

在世界体育文化多样性发展背景下，多元治理主体存在着价值冲突和国家利益冲突，并阻碍观念性共识凝聚，具体表现为制度黏性造成国际组织和规则创新变革受阻。

制度黏性，简言之，制度一旦形成就会保持相对稳定，对相关的决策权和利益分配就被锁定，也必然成为治理体系变革的阻滞。国际体育制度创新的国家利益分配长期存在着“加权”还是“平权”的争议，创新改革的诉求强烈，但是因制度黏性，结果鲜有改变。羽毛球运动诞生于英国，英国掌握着规则修订的制度性权力，尽管中国为羽毛球运动做出巨大贡献，中国仅有1票规则修订的投票权，而英国始终掌握了12票的投票权。［11］世界主要项目的国际赛事日程安排始终以欧洲为中心，其他地区只能适应，即便有人提出修改建议，比如新加坡籍亚洲田径联合会秘书长尼古拉斯曾向国际田联就此提出改进建议，但被拒绝。国际单项协会修改项目规则中亦存在着选择性制度黏性问题，结构性权力强的国家获得优势或包揽金牌的项目，一般规则保持稳定，比如游泳、柔道项目，而结构性权力弱的国家获得优势或包揽金牌的项目，往往被针对性修改，比如针对中国“乒乓球”相关规则的修订改革。

（三）制度非中性，制度霸权干扰观念制度化进程

观念制度化，从制度的价值属性，应充分考虑全球体育治理制度建构的民主性与合法性，从制度的工具属性看，制度带有“非中性”的烙印，一旦超出必要限度，全球体育治理制度就会沦为治理主体谋取国家利益的工具。应坚持淡化工具属性、强化价值属性原则，以维护和强化人类整体体育利益为目标，推进全球体育治理。然而，制度霸权披着“规则治理”的新外衣，阻滞观念制度化进程，牵制“制度非中性”，為本国谋取长远的制度非中性的体育红利。

全球体育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平等协商、共同参与，而法律战、规则战等就成为推进全球体育治理制度改革的主要形式。制度霸权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全球体育治理主体西方中心化，具体表现为国际体育组织中长期的西方中心主义化。比如，9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均来自欧美国家，国际奥委会执委大部分是欧洲人。夏季奥运会34个大项中，除了柔道、空手道外，均来自西方体育项目。奥林匹克营销收入分配亦存在着不公平，其中美国占有份额最大。加强法律战、规则战除了加强对现有规则、制度的解释外，更为重要的是加强规则制定权的分配，比如竞技体育规则的制定和修订、体育产品质量的国际标准制定等。

（四）制度碎片化：战略竞争思维主导国际体育制度改革

在全球体育治理领域，制度碎片化就是新兴国家与制度主导国家之间，因制度竞争而形成的层次广泛、形态多样、相互交叉嵌套，又大量重叠非等级的机制复合体。比如当前与体育有关的国际公约中，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通过的有5部，即《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反对在体育运动中实施种族隔离的国际公约》《保护奥林匹克标志的内罗毕公约》《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公约》《国际体育运动宪章》等，欧盟通过了的有3部，即《反对球场暴力的公约》《反兴奋剂公约》《欧洲大众体育宪章》等。全球体育制度竞争往往与主导国家的战略竞争思维有关。比如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倡导“一带一路”倡议、创办并成功举行金砖国家运动会等，反映了中国对塑造更加开放、包容、共享的全球治理制度（包括全球体育治理制度）的价值追求。

制度碎片化一方面可以提高制度供给效率，增加制度选择机会，防止制度体系僵化；另一方面也会带来严重影响，因为相互冲突和不相容的规则、机制和机构意味着主导观念之间的相互冲突，进而造成全球体育治理的整体效率降低，治理主体的协作成本增加等。

四、全球体育治理制度建构的优化路径

（一）发挥多级化供给优势，实现全球体育治理制度供给平衡

观念具有塑造制度的作用。制度主导性大国的治理理念因存在偏差，其正当性受到挑战，因此应发挥有限其他制度主导性大国的作用。当前无论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还是中小国家和大型国际体育组织都是国际体育制度建构中领导型制度建构者的候选人。在参与和推动全球体育治理制度变革进程中，应秉持“兼济天下”的传统价值理念，继续量力供给体育公共产品，尤其优先选择欧美国家体育治理的薄弱领域，或以全球体育治理的新兴领域为重点或突破口，实现制度供给平衡。

（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化解观念分歧，凝聚全球体育治理主体的共识

各国体育发展水平和体育文化差异较大，与之相匹的体育价值观念和治理原则也各不相同。尽管如此，多元差异的体育文化价值观也可能产生某种共性价值理念，即从全球国家体育利益中抽取用以弥合各方价值分歧的全球共享的体育价值观。在理论上，体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哲学基础、价值追求、环境关切、目标导向上有着内在的契合性，在实践上，体育有利于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实现。［1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全人类的体育共同利益，能够为各方平衡利益、化解观念分歧提供重要思想基础，应当作为一种指导性意见，贯穿、内化于全球体育治理制度建构实践中。

（三）发展国家间合作共赢体育关系，抵消“中心—边缘”的西方制度霸权

在既有的以国际奥委会为核心的国际体育体系中，现行的国际体育制度的运转已经锁定了以维护和实现“西方体育霸权主义”为特征的决策权和分配权，形成了“中心—边缘”的霸权体系。在体育全球化进程中，体育运动已经成为民族资本主义自我标榜的统治意识形态，形成一种宰制性权力。［13］119霸权国家通过对国际体育规则设计，谋取制度性权力，获取最大利益，维护其霸权地位。国际体育领域意识形态阴魂不散，新冠疫情下体育意识形态化又出现“回潮”趋势。［14］在意识形态正确的原则下，国际体育事务纷争被卷入大国竞争漩涡，迫使同盟国或中小国家在国际体育规则谈判中做出选择。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体育外交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积极开展“关联合作、交流互鉴、友善和谐与亲诚惠容”的新型体育外交［15］，积极构建国家间深度互信、可持续发展的朋友关系，以及深度互利合作的伙伴关系［16］，提高全球体育治理的民主程度。通过新时代新型体育外交法规，开展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全球体育治理，不仅能够形成大量的合作协议、谅解备忘录、联合声明等形式丰富多样的体育软法制度，而且能够增进各国对国际体育公约、议定书等的意见共识。在北大法宝中与“体育”这一关键词有关的中外体育条约有854篇。中国与美国、俄罗斯、欧盟、德国、印度、日本等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公布），积极开展体育对话和交流。通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上合组织、“一带一路”合作论坛积极开展体育交流、合作和发展等国家间深层次对话。

（四）倡导大国竞合，破解制度碎片化的消极影响

当前国际体育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体育治理各主体，特别是世界体育大国，围绕国际体育制度展开激烈的制度竞争。这是“世界面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大国战略竞争在体育领域的真实反映。大国间战略竞争如果得不到有效协调，制度碎片化及其负面影响将成为制度建构的一种趋势。为此，为了解决制度碎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全球体育治理主体在建构全球体育治理制度中，应重塑新的竞合关系，处理好创制与改制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规则、条约、机制、组织之间的相互协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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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牛怀岗】

Research on the Process in Logic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Sports Governan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ism

ZHANG Changcheng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ism， the paper puts forward a framework for an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in logic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sports governance system.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sports governance system， there exist some problems for the imbalance of sports system supply， sport system stickiness， system “non-neutrality” and  fragmentation， such as the concept deviation by leader-type system initiator， the coherence obstruction of concept consensus， the dominance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system reformation by strategic competitive mind，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hegemony interference hegemony. This paper， through tracing the cause of the negative result of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from the process of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puts forwards a feasible path to optimize and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sports governance further.

Key words：global sports governance； constructivism； system construction； logic in 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