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文丽，不做佟嫂

乔悦

如果想找一部反映现实婚姻的经典电视剧，《金婚》无疑是最佳选择。

时隔17年，剧中人物的婚恋观放到今天，仍有被讨论的必要。婚姻幸福的定义、亲密关系的转变、亲子关系和婆媳关系、事业与家庭的平衡……不论哪个年代，这些都是一直存在的难题。

播出前，曾有记者问导演郑晓龙，“是否担心老一辈的婚姻故事难以吸引年轻一代的观众？”

郑晓龙答道：“每一代人都会遇见相似的婚姻问题，而《金婚》的本质，是个寓言故事。”

《金婚》的灵感，源于导演父母的斗嘴。剧集采用编年体的形式，一集一年，共50集。

佟志与文丽的爱情是有明显阶段性的。每个阶段，两人心态的变化，同时指向了婚姻的圆满、爱情的悲剧。观众与主人公一起体验50年婚姻的悲欢离合，感受爱情从激情到平淡的流动。

剧中女主角文丽，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角色。文丽称不上是世俗意义上的“好妻子”，她从小娇生惯养、生性浪漫，前期不会做家务、不懂顾家，有了孩子后，又因重男轻女，忽视了对三个女儿的照顾和关心。虽然在佟志精神出轨后，文丽一直处于“受害者”地位，但她的猜忌和纠缠，也使她成了别人眼中的“疯女人”。

夫妻白头偕老走过金婚，是大部分人对爱情的原始向往。但是放在今天，从女性角度分析，文丽这个角色具有很强的悲剧意义。

文艺女青年的陷落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

第一集开头 ，文丽在大庄婚礼上引用了这句恩格斯名言。她痛斥大庄，明明在跟表妹谈恋爱，却要与另外一个订婚12年的童养媳结婚。在这场闹剧中，文丽与佟志第一次见面，为日后爱情的萌芽埋下伏笔。

文丽与佟志的爱情是新时代下自由恋爱的产物。然而，无论是爱好还是家境，他们都称不上门当户对。佟志出生在小城市，操着一口四川话，平日喜欢抽烟，生活邋遢不拘小节；文丽是北京人，又是家里最小的三女儿，“闺房都比佟志的婚房大”，从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养成了骄纵的性格，有洁癖，爱浪漫，不会做家务，更“不会过日子”。

其实，恩格斯的原话是：“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这句话冥冥中贯穿了文丽的一生。如果以爱情衡量婚姻是否道德的话，那么她与佟志的婚姻，早在李天骄出现的时候，就已经“不道德”了。

无论是《甄嬛传》还是《金婚》，导演郑晓龙总喜欢设定“莞莞类卿”的戏码。《甄嬛传》中的甄嬛是纯元平替，而《金婚》中，令佟志后半辈子魂牵梦绕的李天骄，也是年轻时文丽的翻版。

结婚前的文丽也是个文艺青年。她在小学教书，是旁人眼中的知识分子，不仅接受了许多新时代女性思潮，还养成了读苏联小说、看电影、听音乐剧的习惯。

为了追求文丽，佟志谎称自己爱看苏联小说，从不抽烟。结果趁文丽不在，他又把书扔到地上，继续和大庄抽起了烟。佟志在结婚前写下保证书，承诺“结婚后，所有家里的脏活累活都要抢着干”，“保证不再爱其他女同事”……回顾这50年金婚生活，保证书上的诺言，一条都没有兑现。

除了婚后头几年佟志操持家务外，之后的几十年，做家务带孩子的事情都落在了文丽身上。在柴米油盐的蹉跎下，文丽逐渐成为一个“贤妻良母”，也成了孩子眼中“从来不看小说”“什么都不懂”的家庭妇女。

剧中庄嫂这一人物与文丽形成鲜明对比，她是大庄的童养媳，两人并没有爱情。庄嫂成熟稳重，打理家务井井有条，让佟志看了都自愧不如，但她一直忍受大庄的婚外情和侮辱谩骂，生了儿子后，才逐渐有了家庭地位，赢得了丈夫的尊重。

文丽起初不屑与庄嫂这种一心讨好丈夫、粗俗市侩的“小市民”为伍。但随着自己逐渐担起家庭的重担，文丽变了，变成了另一个“庄嫂”，但这并没有帮她获得丈夫的爱。

一次夫妻争吵中，佟志质问文丽：“你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就像一个农村妇女。”这时文丽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伺候一家人的“老妈子”“保姆”，再也不是曾经那个文艺女青年。

在一个性别标签明显、男性占主导优势的社会里，文丽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她在社会规训下，逐渐丧失了自我意识，消磨了自身个性，重新发展出的社会关系和精神思想，全部以孩子、家庭为中心。

她不再是“文丽”，而彻底成了“佟嫂”。

加害者与受害者

故事中的丈夫呢？

佟志在扩展事业、奔赴三线的时候，遇到了一生的白月光—李天骄。李天骄年轻漂亮，她的高傲，她的精致，她聊起咖啡和交响乐的样子，就像年轻时的文丽。

佟志在心中给自己留出了“一大块精神空地”，那里藏着一个无法言说的第三者。当佟志拿着李天骄送来的交响乐门票邀请文丽同看时，文丽果断拒绝，觉得“不如在家看電视”。佟志落寞地撕掉门票，躲在房里继续回味李天骄的魅力。

为了缅怀这份无法触碰的感情，佟志养成了听交响乐的习惯。即便步入晚年，与李天骄多年未见，伤心落寞的时候，他仍会出神地望着窗外，心随音乐一起，活在自欺欺人的美梦里。

文丽知道佟志精神出轨。剧中用十几集描写两人在此事上的争执、猜疑，但文丽始终没有下定决心离婚。两人矛盾爆发最激烈的一次，文丽离家出走大半年，决心要一个人生活，却不被孩子理解，“一大把年纪了闹什么闹”，这句话的潜在含义是：你已经不再年轻漂亮，对爱情的道德底线不该这么高；只要丈夫还愿意要你，做女人的忍忍就行了。

讽刺的是，大女儿燕妮遭遇丈夫家暴出轨，却能果断提出离婚。文丽担心女儿已经30岁，未来的日子可能不好过，但佟志认为，女儿才到30岁，路还很长。年龄，往往是女性独有的枷锁，这个枷锁是对女性的束缚，也是对女性的审判。

重男轻女，是剧中文丽最受争议的性格特征。文丽一心想要儿子，却接连生下三个女孩。除大女儿分得些许宠爱外，夫妻俩把二女儿送到奶奶家寄养，给三女儿起名“多多”，寓意多余。直到大宝出生，文丽的心结才算放下，几乎把爱都分给了儿子，忽视了丈夫的需求，也无视了女儿的成长。

剧中有一场戏让人印象深刻。文丽送三个女儿上学，女儿问：“妈妈，你心里只有大宝，你是不是把我们都忘了？”文丽辩解：“你们是妈妈的宝贝女儿，妈妈不光爱大宝，妈妈也爱你们。”话音刚落，文丽听到大宝的哭声，立刻抛下女儿照顾大宝，留下女孩们愣在原地。

很难用“愚昧”解释她的行为，在一个性别标签明显、男性占主导优势的社会里，文丽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文丽在仨姐妹中排行最小，没儿子是母亲一生的遗憾；文丽第一胎是女儿，丈夫却对同事谎称生了儿子；周围邻居都夸庄嫂生的儿子，给庄家“立了一大功”。

文丽只能在生完女儿后，躺在病床上，怯生生地问婆婆和丈夫，有没有失落。为了获得夫家、娘家以及周围人的认可和尊重，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经历怀孕、生产的痛苦，直到生出儿子。

即便到了21世纪，重男轻女的阴影依旧笼罩着女性。在剧中，大宝车祸去世，留下妻子和遗腹子，在文丽夫妇悲痛不已的时候，儿媳妇拿出胎儿的性别鉴定书，安慰婆婆，“大宝有后了”。

在女性地位看起来与日俱增的今天，仍能听到“女生读书没有用”和“女人就要结婚生子”的声音。但比文丽幸运的是，这些“不被看好”的女孩，不再委曲求全，迫使自己迎合那些落后的思想。

从这个层面来说，《金婚》指出的并不是一个好的前景，而是一个值得反思的过去。

金婚是否还值得向往？

2007年上映的《金婚》，距今已经过去了17年。尽管时代在更迭，两性观念不断进步与博弈，人类对亲密关系的探讨并未停止。翻看历年豆瓣短评，人们对《金婚》的看法，从“很感人的爱情故事”转变成“恐婚恐育教育片”。

在《金婚》后半段，晚年佟志与儿子争论“幸福”的定义。儿子从小看父母争吵，觉得没意思，“您是痛苦的哲学家，我要当快乐的猪”，不打算对女友负责，更不打算结婚。而佟志则认为，“我和你妈这一生很有滋味，很幸福！”

现代人追求精神契合，更懂得“婚姻自由”的真谛，所谓自由，不仅是结婚自由，还有离婚自由。

佟志的这番话，很难让当代人共情。看起来白头偕老的美满背后，却是一地鸡毛。身为丈夫，始终游离在家庭之外，把4个孩子和母亲丢给文丽照顾，自己精神出轨，家暴妻子，是现代典型“渣男”的代表。

面对这种情况，争吵，是文丽唯一的反抗方式。她成为了一个暴躁油腻的中年妇女，每天疑心丈夫的出轨，两次跑到佟志单位哭诉，也因此断送了他的仕途。文丽曾想过离婚，户口本被婆婆藏了起来；她也曾想过离家出走，当老“娜拉”出走后，道德伦理的束缚和自我“PUA”式的爱情，又让她再次回来。

老一辈的婚姻观念大多靠“忍”。爱不爱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婚结了，把孩子生了，剩下的能忍则忍。但现代人追求精神契合，更懂得“婚姻自由”的真谛，所谓自由，不仅是结婚自由，还有离婚自由。如果让佟志和文丽在当代相遇，可能在婚姻前期受到婆婆刁难时，“当代文丽”就会选择离婚。因为在这一代年轻人眼中，自我意识的独立或许早已高于对婚姻关系的维护。

所以，与其讨论“爱是会消失的吗”，不如看清，天长地久的爱情，不再是现代女性追求的“成功模版”，“若为自由故”，爱情亦可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