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屈原的评价看初唐的文学批评思想

2024-04-12 07:54戴永新
关键词:文学批评屈原评价

摘要:初唐人对屈原的评价表现出阶段性的变化:从肯定其“忠贞”精神,赞誉其诗“气质高丽”;到褒扬其忠正、赞美其诗才,却抨击“礼乐之道,坠于斯文”;再到褒扬其抒写真情,“不虚美”“不隐恶”,又斥责其诗“婉丽浮侈”。对屈原评价的阶段性差异,反映出初唐近百年间在文学复古与新变之间的摇摆性。

关键词:屈原;评价;初唐;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217(2024)01-0094-06

收稿日期:2023-11-16

作者简介:戴永新(1969-),女,山东聊城人,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屈原作为中国第一个伟大诗人,无论其人格精神还是作品风貌,都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由于受到时代精神和价值取向的影响,不同时代存在对屈原其人其文再认识、再评价的现象。唐代随着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儒释道思想的多元存在,对于屈原的评价,也表现出时代差异。而这种评价的差异,不仅反映了士人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同时也反映出不同时代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思想。作为南北文学对立融合重要阶段的初唐,对屈原的评价,也是其时代文学批评思想的必然反映。

对屈原其人其文的评价,汉代就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刘安《离骚传》赞誉其“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①;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极力推崇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②的高尚品格;而王逸的《楚辞章句》更是从“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③

的儒家人臣观出发,对屈原给予了极高评价。而与以上褒扬观点不同,贾谊在《吊屈原赋》中从道家全身远害的观点出发,认为在“方正倒植”的时代,应该“远浊世而自藏”“瞝九州而相君兮”④,对屈原“自沉”提出了批评;杨雄《反离骚》从“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⑤

的儒家穷达观出发,批评其不识时务;而班固《离骚序》认为屈原“露才扬己”“强非其人,忿怼不容”⑥的做法,不符合儒家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这些评价虽然观点不一,但都是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出发,来探讨文学问题。评论者立足于道家、儒家观点,也反映出从汉初黄老思想杂糅,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钳制下文学批评思想的变化。

唐人对屈原的评价多为汉代之延续,但亦有突破,观初唐诗文涉及到屈原的内容即可看到。较早对屈原进行评价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及其重臣。《金镜》篇中,太宗以孔子“臣苟顺者,不得为忠”之义,对屈原“孑身而执节,孤直而自毁”⑦

坚守节操的行为,孤高耿直的品格,以及不怕获罪于君王的忠君之道予以肯定。魏征在《论君子小人疏》中,以君王“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沈江”的结局,劝谏君王要“近君子而远小人”⑧,表现出对屈原忠贞的同情。对屈原忠贞精神的赞美和同情,基本上是延续了汉代以来的公论,但是把屈原“自毁”“沈江”,看作是贤臣君子的忠贞行为的观点,不仅反映出唐代开国君臣的识贤用贤的宽大胸襟,同时也表现出立国之初,稳固朝政的时代之需。

李世民接受了汉代褒屈的观点,同时把屈原视为一位非同小可的辅弼之臣,表现出对屈原的高度重视。这种重视,也影响到了初唐奉旨修史的大臣。魏征在《隋书·经籍志》集部前,就单列《楚辞》一类。不仅如此,对屈原的评价,也立足于“离谗放逐之臣”,认为其“志郁抑而不申”的作品,具有“敷德教”“达情志”的之用,充分发挥了“化成天下”的“人文”作用。在论楚辞源流时,充分肯定了《离骚》的社会政治功用:

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②

这里魏征首先定位了屈原贤臣的身份,明言作《离骚》是“因以讽谏,冀君觉悟”,把屈原沉江的原因归结为忠臣的以死明志。但是和李世民完全从政治教化出发评判作品稍有不同的是,魏征认为《离骚》“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对其艺术特征给予了高度赞美。并认为“时移治乱,文体迁变”时,宋玉、屈原起到了“激清风于南楚”③的作用。魏征肯定了作品的文学社会功用,但也没有忽视其艺术性,初唐史家李百药《北齐书·文苑传序》、令狐德棻《周书·王褒虞信传论》中,也有类似观点。《北齐书·文苑传序》云:

圣达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大圣踵武,邈将千载,其间英贤卓荦,不可胜纪……至夫游、夏以文词擅美,颜回则庶几将圣,屈、宋所以后尘,卿、云未能辍简。

李百药认为文学作品及历史著作具有“化成天下”的重要社会功能,把楚辞视为儒家一脉,置于文辞擅美的子游、子夏之后,并对屈原、宋玉予以赞美。可以看出,李百药在强调文学社会政治作用的同时,也没有忽视文采的重要性;令狐德棻《周书·王褒虞信传论》中有言:“逐臣屈平,作《离骚》以叙志,宏才艳发,有恻隐之美。”⑤更是对《离骚》的文质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以上对楚辞的评价,虽然十分强调政教功用,但却未因此而完全否定其对真实情感的抒发,而且对作品的文采亦多加褒赞,这是初唐开国君臣推行“文质并重”文学思潮下的必然结果。因放纵贪欲而导致灭亡的隋朝,给初唐为政者敲响了警钟。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李世民除了在经济上“去奢省费,轻徭薄赋”,政治上采取以史为鉴,知人善任、鼓励直谏的“文治”思想,对于文学也采用了务实态度,主张文学要有益于政教,要“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⑥,对绮靡的齐梁文风持反对态度。由于李世民具有良好的艺术修养,他在审视文学作品时,并没有完全否定作品的艺术特征,而且在他自己的创作中,也表现出对艺术形式的追求。李世民的文艺观当然会对初唐史家产生直接影响,致使他们在修前朝历史時,对待文学问题,“尽管看上去是文质并重,既强调政教又不忽略审美,但实际的效果很可能是侧重在文采和审美一端。”⑦在实际创作中,也并未完全摒弃齐梁绮丽诗风,以至于初唐三十多年的诗坛,追求绮丽仍然是一种普遍倾向。

尽管唐初统治者意识到绮靡诗风不益于政权的稳固,并从上至下,对于这种诗风予以坚决反对,但是由于历史的积习和传统的惰性,帝王偏向于南朝的审美趣味以及作家宫廷文人的身份,致使绮靡诗风依然流行,到唐高宗李治执政的三十多年里,绮靡文风渐趋达到高潮。这期间文坛对屈原的评价,出现了肯定其人其文和肯定其人、否定其文的不同观点。

朝臣对于屈原其人其文的评价,仍延续汉代王逸《楚辞章句》以“忠贞”为核心的褒扬观点。李善《文选注》对屈原的十篇诗作,就以王逸的《楚辞章句》为依托,加以注释。虽然《文选注》不像《楚辞章句》一样对屈原的诗作有诸如:“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①的直接评价,但是注释中却出现了五十二次的“忠”字。其中《离骚》出现三十九次,《东皇太一》一次,《湘君》两次;《山鬼》一次,《涉江》五次,《渔父》两次,《卜居》两次。不仅“忠”字频繁出现,而且言“忠”也富于变化,或单言“忠”,或合言:忠信、忠言、忠谏、忠正、忠诚、忠直、忠贞、忠洁、忠良等。从“忠”字出现的频率,可以看出李善和王逸一样,认为屈子具有忠贞之性,对屈原之忠推崇备至,由此,屈原“忠君”精神得到了褒扬。由于唐高宗甚爱《文选》,《文选注》问世后便受到肯定和褒奖。《旧唐书》记载:“(善)尝注解《文选》,分六十卷。表上之,赐绢帛一百二十匹。”②

后李善“因寓居汴、郑之间,以讲《文选》为业。年老疾卒,所注《文选》六十卷,大行于时。”③经过君臣的研究和推广,不难推知,以屈原为代表的“忠君”精神,成为引导当时政治文化转向的重要一环,文学辅政、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也得到了充分发挥。

和劝诫而作的观点不同,这时期著名诗人杨炯、卢照邻对屈原的作品功用提出了不同看法。杨炯《王勃集序》云:“仲尼既没,游夏光洙泗之风;屈平自沈,唐宋宏汨罗之迹。文儒于焉异术,词赋所以殊源。”④

杨炯赞美孔子及其子弟对政教的贡献,但是却认为“文儒于焉异术”始于屈宋,把楚辞和以经世致用为特点的儒家教化文学区别开来。卢照邻虽然在《驸马都尉乔君集序》中以“屈平、宋王,弄词人之柔翰。礼乐之道,已颠坠于斯文”⑤,来表现对楚辞丧失教化功能的不满,但从其《南阳公集序》:“徐、陈、应、刘弄柔翰于当代。圣人方士之行,亦各异时而并宜”⑥中,认为的“弄柔翰”是“各异时而并宜”来看,又没有完全否定屈宋这种非教化文学。再结合其《释疾文序》中的“骚文之兴,非怀沙之痛乎”⑦观之,卢照邻已经把屈骚当作抒写个人情感,表现个体意识的非教化文学对待了。正如何丹尼所言:“(杨炯、卢照邻)肯定了屈原是非教化文学的不祧之祖。”⑧

杨炯和卢照邻在诗中也对于屈原的遭遇深表同情。如杨炯《幽兰赋》云:“若夫灵均放逐,离群散侣。乱鄢郢之南都,下潇湘之北渚。步迟迟而适越,心郁郁而怀楚。徒眷恋于君王,俭精神于帝女。”⑨卢照邻《秋霖赋》云:“及夫屈平既放,登高一望,湛湛江水,悠悠千里。泣故国之长楸,见元云之四起。”⑩

在杨炯和卢照邻眼里,屈原就是忠君被弃,怀才不遇继而产生了忧愁怨愤,其作品正是抒发了这种真实情感。卢照邻肯定了屈骚抒写真情的特色,为诗文也多学楚骚。其诗《狱中学骚体》即明言模拟骚体,效法《离骚》抒发坎壈忧愤之情。其文论也提倡“妙谐钟律,体会风骚,笔有余妍。”B11(《南阳公集序》)他晚年创作的《五悲文》《释疾文》就践行了这一观念,学习骚体,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悲苦之情,《释疾文》在构思方面还有意摹写屈骚。从《旧唐书》中“《释疾文》,《五悲》等诵,颇有骚人之风,甚为文士所重”B12的赞誉之词来看,卢照邻不仅赞同屈原的创作态度,同时也赞美他的审美理想,把屈原视为同调,体现了对屈原人格和作品艺术形式的双重肯定。

而同为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对屈原的评价,呈现出肯定其人而否定其文的矛盾性。王勃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屈原,如《越州秋日宴山亭序》:“是以东山可望,林泉生谢客之文,南国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气。”B13这里作者化用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B14认为屈原行足千里,风物灵秀、江山光怪的自然风貌,让诗人登临探索,遇物兴怀,对诗人审美理想的形成,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表达出对屈原才华的赞美之情。而此时的王勃,因作《檄周王鸡文》,高宗“不令入府”,仕途失意而漫游蜀中,王勃在《梓潼南江泛舟序》中称:“思其人,则吕望藉茅于磻溪之阴,屈平制芰于涔阳之浦。觉瀛洲方丈,森然在目”①,借助对屈原遭遇的描述,表达出对自己仕途坎坷的耿耿不平。可以看出,王勃对屈原才华予以充分肯定,对其人生境遇感同身受。但与此同时,在《上吏部裴侍郎书》中却出现了抨击贬抑屈原的文辞:

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难。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沈酗骄奢为达。

这里,王勃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要求文学有益于政教,却把屈骚作为失去政教意义绮靡文风的源头而予以批评,认为“屈宋导浇源于前”。但王勃蜀川漫游的几篇序文,又多借屈原流放而悲伤成作的典故,来阐发自己作文的原因,如:《春思赋序》:“屈平有言:‘目极千里伤春心。因作《春思赋》,庶几乎以极春之所至,析心之去就云尔。”③《春日孙学士宅宴序》:“楚屈平之瞻望,放于何之?王仲宣之登临,魂兮往矣。侠客时有,且倾鹦鹉之杯,文人代兴,聊举麒麟之笔。”④

对屈原“缘情体物”之作,都表示出肯定。而“南国多才,江山助屈原之气”,更是强调睹物起兴,主张寄情于文。所以,对屈原的评价,在王勃身上出现了自相矛盾的观点。杨炯《王勃集序》曾云:“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⑤

可以看出,王勃奋力反对绮靡之风回潮之势。又因注重诗歌声律、偏向形式的南朝诗人沈约曾言:“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⑥

沈约把屈宋作品作为“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抒发个人情感作品的源头加以赞美,因此王勃才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屈、宋,从而增加批判齐梁绮靡诗风的力度。王勃对屈骚艺术评价的自相矛盾,也折射出初唐文人对复古和新变碰撞下文学发展的走向而产生的困扰。

王勃、杨炯、卢照邻等初唐颇有名望诗人的诗文中,出现了不同程度上或评价或模拟或化用屈骚作品的现象。他们大都从儒家文学的教化功用出发,对屈原给予了或肯定或否定的评价,但在楚骚本“缘情”之作的观点上,却表现出十分一致的看法。他们都认为屈原所缘之情是自己的真实情感,其中有因谗被逐的悲愤之情,也有“江山之助”的激越壮大之情。而这种抒发激越壮大之情的特点,或许就使初唐四杰找到了一种纠正柔弱绮靡文风弊端的方法。

初唐后期的三十几年,对屈原的评价主要来自陈子昂和卢藏用这两位文坛好友,以及史学家刘知几。

陈子昂在诗中表达出对屈原无比崇敬之情。其《感遇诗·三十一》中“箕山有高节,湘水有清源”⑦的诗句,把品行高洁的屈原和隐居箕山保持节操的许由对举,赞美之情不言而喻。不仅如此,青年即怀治国平天下理想,但壮志难酬的陈子昂还把屈原视为异代知音,祖述屈骚,其《感遇诗三十八首》便出现了大量化用楚辞文辞和意象的诗句,如《感遇诗·其二》: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⑧

其中“青青”“紫茎”直接出自《九歌·少司命》“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⑨

“袅袅秋风生”出自《九歌·湘夫人》“嫋嫋兮秋风”⑩;“幽独空林色”“芳意竟何成”则化用《九章·悲回风》“兰苣幽而独芳”B11。

整首诗陈子昂以“兰若”春荣秋衰,比喻自己满腹经纶无人赏识,空有一身报国之志,却壮志难酬的遭遇,把源自屈原的“香草美人”兴寄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

24岁中进士,后得武则天赏识,曾为麟台正字、右拾遗的陈子昂,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针对国家治乱、人民生活等问题上书进言,但“言多切直”而“触忤权贵”,被诬下狱,赦放后随武攸宜征契丹,“尝欲奋身以答国士”①,屡次进谏未被采纳,反遭降职。这种人生起落的百般无奈,遇和不遇的悲哀不幸,幻化成一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②这首咏史怀古的旷古名作,唱出的古往今来才人志士无人赏识,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正是继承了屈原“发奋抒情”的文学传统。正如清人陈沆所言:“子昂之感愤幽郁,涕泗被面下者乎?故知屈、阮之嗣音,杜陵之先导。”③

初唐四杰反对绮靡诗风,提倡昂扬壮大的感情,虽创作了反映“市井”“江山”“塞漠”的诗作,但尚未形成明确的文学主张。而陈子昂旗帜鲜明地反对齐梁诗风,提出了“风骨”“兴寄”的理论主张: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④

“兴寄”,罗宗强认为:“兴,是兴发感情;寄,是寄托。兴寄,就是有感而作,作而有所寄托,侧重点是在有所寄托上。这是对比兴说的一个发展。”⑤

而屈骚正是注重感情抒发,又有所寄托的作品。初唐文人李峤《楚望赋序》中,就明确指出了楚骚的“兴寄”特色:“登高能赋,谓感物造端者也。夫情以物感,而心由目畅,非历览无以寄杼轴之怀,非高远无以开沈郁之绪。是以骚人发兴于临水,柱史诠妙于登台,不其然欤?”⑥从陈子昂提倡“兴寄”,到其《感遇》诗中大量化用楚辞文辞和意象来看,说明其肯定了屈骚“兴寄”传统,并予以继承。但是好友卢藏用却对屈骚予以批评,其《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云:

昔孔宣父以天纵之才,自卫返鲁,删《诗》《书》,述《易》道而修《春秋》,数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观也。孔子殁二百岁而骚人作,于是婉丽浮侈之法行焉……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故其谏诤之辞,则为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则议论之当也,国殇之文,则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议,则刑礼之中也。至于感激顿挫,微显阐幽,庶几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者,则《感遇》之篇存焉。⑦

从卢藏用对陈子昂的高度评价来看,其主要是着眼于文章的政治功用,和杨炯、卢照邻一样,把文儒分开,高度赞美了孔子之文为教化所做出的贡献。但却把以抒发情志为主要特征的楚骚作品,作为“婉丽浮侈”之作而予以否定。卢藏用完全是站在儒家政治立场上,以一个士大夫身份看待文学,把抒情和言志放在了对立的两端,忽视了文质的统一性。

尽管卢藏用和陈子昂曾在文坛上一起掀起了复古思潮,并对齐梁浮靡文风进行了批判,但他们看待文学的态度还是表现出一定的差异。陈子昂虽然也强调诗歌的政治功用,但是既推崇“风骨”,又提倡“兴寄”,既重感情的抒发又重寄托讽喻之义,他“首唱平淡清雅之音,袭骚雅之风,力排雕镂凡近之气”⑧

在继承《诗经》风雅传统的同时,也进一步发挥了楚骚的兴寄传统,为扫除齐梁绮靡诗风做出了重要贡献。

陳子昂从诗人的视角,感受到了楚骚真实情感的抒发,而刘知几从史家的角度,认为屈骚真实地反映了楚国的政治风貌。其《载文》云: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⑨

这里,刘知几从史料采集的角度来考察风俗文化以教化天下,并强调了人们可以通过“文”了解国家兴亡所表现出的迹象。认为吉甫、奚斯、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不虚美,不隐恶”,直接反映了国家的治乱兴亡,与史无别,可以载入史书,这些人甚至可以和历史上直笔史官南史氏、董狐一样称为“良文直笔”了。尽管刘知几在谈选录标准时虽然强调“至于悠悠饰词,皆不之取。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也”①。但并没有完全否定文章必要的文采。很显然,在只要是文学能真实地反映时代,就和史学一样能对社会起到激浊扬清作用这一点上,刘知几和唐初史家魏征等人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看到,唐初史馆的设立,《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等八史的修撰,到刘知几《史通》的编撰,一种求实的思想倾向在初唐蔚然成风。

这种尚实的思潮,在文学上即表现为求真,即诗歌中注重真情实感的流露,对屈原的崇敬、惋惜、哀思之情,也在诗文中真实地流露出来。陈子昂在《月夜有怀》中“清光委衾枕,遥思属湘沅。空帘隔星汉,犹梦感精魂”②的诗句就传达出寂寞孤独时对流放湘沅屈原的深切怀念,而“犹梦感精魂”,更是以梦境形式描绘出屈原那坚贞不渝的爱国情怀、九死不悔的献身精神,把对屈原的深深敬仰溢于言表。以注重雕琢、讲求声律著称的宋之问在《送杜审言》诗中出现“别路追孙楚,维舟吊屈平”③的诗句,用孙楚恃才傲物而不容于时、屈原耿介孤直因讒被逐的典故,寄托了诗人对宦海沉浮的百般无奈和对杜审言被贬的深深惋惜。而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文中的“辞业备而官成,名声高而命薄。屈原不终于楚相,扬雄自投于汉阁,代生人而岂无?人违代而咸若”④,更是用屈原忠直遭诬陷,杨雄无端受牵连坐罪,来嗟叹自己无罪造贬,并发出“名声高而命薄”的愤激之言。虽然宋之问以诗歌音律为追求,但是因依附张易之兄弟而遭贬谪,人生境遇发生变化后,其诗文也表现出抒发真实感情的趋向。

由此可见,无论是论述史学问题的刘知几,创作追求充实内容和昂扬基调的陈子昂,还是追求声律之美的宋之问,他们对屈原或表示赞美或表达惋惜,都是源于屈原投影于历史的人格精神。而陈子昂诗作出现的拟骚现象,则证明了屈原精神人格范式的恒久魅力。

综上所述,初唐对于屈原的评价,大体上基于儒家崇古尚质的观点,在肯定屈原人格精神的社会政治功用的前提下,对于楚骚的艺术呈现表现出的或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反映出唐人处在稳固王朝政权、南北文学对立融合的重要阶段,文学复古和新变碰撞下而产生的矛盾性。同时可以看到,初唐政治家一改汉代贾谊、班固对屈原“沉江自毁”的批评,而把其作为“忠君”行为的观点,反映出屈原历史投影的“忠贞”“怨怼”双重精神,开始走向“忠君”的单向轨道,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OntheLiteraryCriticismThoughtoftheEarlyTangDynasty

fromtheEvaluationofQuYuan

DAIYong-xin

(SchoolofLiterature,LiaochengUniversity,Liaocheng252059,China)

Abstract:IntheearlyTangDynasty,peoplesevaluationofQuYuanshowedagradualchange:fromaffirminghis“loyalty”spirittopraisinghispoems“beautifultemperament”;topraisinghisloyaltyandhispoetictalent,butcriticizing“thewayofritesandmusic,fallinginthegentleness”;Thentopraisingitsexpressionoftruefeelingswith“noemptybeauty”,“nohiddenevil”,andrebukingitspoetry“gracefulandextravagant”.ThestagedifferenceintheevaluationofQuYuanreflectstheswingbetweentheliteraryrestorationandthenewtransformationintheearlyTangDynasty.

Keywords:QuYuan;evaluation;EarlyTangDynasty;literarycriticism

[责任编辑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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