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抽象统治”的双重逻辑进路
——《资本论》的形而上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胡建东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自笛卡尔以降,近代西方哲学在本质上都是受理性主义统摄的哲学。启蒙运动虽然带领人类摆脱了中世纪封建神学的束缚,但转而又致使人类陷入理性牢笼之中。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理性抽象所伴生的权力形式由“彼岸天国”降至“此岸世界”,作为理性具象化的资本一跃成为现代社会最强大、最具权力的产品形式。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不仅未能借助理性从“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抽象统治”中解放出来,反而陷入以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为主导的“感性世界神话学”的“抽象统治”之中。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1]24因而,通过形而上学批判的方式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破除“抽象对人的统治”成为新唯物主义的迫切理论任务。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并不是在哪一部著作中直接完成的,而是有着严密的逻辑发展脉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获得了具有历史内容的全面展示。并且,这一过程是马克思在哲学变革的基础上,通过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方式实现的。其中,《资本论》通过对商品、货币、资本等一般社会存在的辩证考察,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最为狡黠的存在悖论——人是非人的存在,最终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层根源,为现实的历史变革和主体的全面解放指明了历史方向。

一、“抽象统治”的双重意蕴:形而上学和资本逻辑的“神圣同盟”

自古希腊伊始,哲学家就高度重视对外部世界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将理念世界能否揭示对象世界的“切中性问题”作为核心问题。进入中世纪后,哲学与神学“联姻”主导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于是,哲学的关注点开始由尘世中的“人”转向高高在上的“神”,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超现实且统治现实世界的“神圣形象”——上帝。为了破除上帝这一“神圣形象”对人的“抽象统治”,文艺复兴运动试图重新立起理性大旗,以消除“神圣形象”对主体价值造成的隐匿遮蔽。一部分哲学家开始了弘扬主体价值的理论尝试。

笛卡尔作为近代哲学的开启者,率先将身体与心灵、主体与客体等范畴进行了严格区分,主张从主体立场出发反思“内在意识与外部世界”“思维与存在”等一系列二元关系,使得恩格斯所言的近代知识论哲学的“哲学基本问题”首次凸显出来。笛卡尔从主体心灵、思维、意识出发所构建的以二元论为基本特征的哲学体系虽然被现代哲学广为诟病,但是在当时却起到了弘扬主体理性、塑造科学精神、重新发现人的价值、将“神圣形象”拉下神坛的作用。按照笛卡尔的提示,近代哲学家纷纷从主体出发考察外部世界,将理性作为各自哲学体系的构建基点,并“致力于达到内在意识对外部事物的先验本质性把握,因此,以追求思想的明证性、客观性为目的的知识论问题成为传统哲学最核心的问题”[2]。这一时期的哲学往往被称为“主体性哲学”或者说“主体形而上学”。

客观来看,以主体形而上学为表征的哲学形态满足了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对哲学的一般要求。而到了19世纪中期,按照笛卡尔的提示所发展起来的近代哲学的内在矛盾开始逐渐凸显,“这突出地表现在原来作为近代哲学两大进步的对理性的倡导以及对主客心物的明确划分因被绝对化而都走到了其反面”[3]6,其结果是“用理性建构的哲学体系变成了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3]6。因为哲学理论的构建及论证都是在思辨形而上学的封闭体系下所完成的,并且普遍忽视了现实的人的活动,所以其结果就完全背离近代哲学的价值初衷——近代哲学的本来意图是为了“发现人”,到最后却变成了“束缚人”,甚至是“遮蔽人”。海德格尔对此评价道:以往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对于“切中性问题”(内在意识何以切中外在世界)的追求是一种“哲学的耻辱”[4]。近代哲学对于主体与外部世界的理性主义方式探求已经使得主体自我意识能力绝对化了,这集中体现为康德哲学形态下的“先验论证方式”和黑格尔哲学形态下的“超验论证方式”。客观来看,他们都从根本上忽视了人的生存发展的基底样式和现实的人的真实生命体验,呈现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具有绝对特征的、超越一切的“科学的科学”,因而根本无法构成人的安身立命之本。

正是由于近代哲学的构建都是在思辨形而上学的封闭体系下完成的,导致其在致思方式和理论取向上普遍忽视了实际存在的人和现实的历史,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抽象”,对人造成了更加深入的统治状态。正如海德格尔指出那样,真正值得关注的哲学问题应该是“实际的生命”——“哲学问题关涉那种在当下被称呼存在和被解释存在之方式中的实际生命的存在”[5]。也就是说,正是缘于传统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普遍忽视了现实的人的历史,忽视了实际存在的人的生命体验,致使其最终发展为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的玄思遐想和纯粹的思辨论证。由于近代形而上学既不能满足科学地解释世界的理论任务,也无法满足革命地改变世界的实践任务,因此,近代哲学最终走向了“终结”的命运。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中,主体性哲学所蕴藏的抽象权力开始以“资本”的形式具体显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6]。生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体生命全面受“抽象”统治,而“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7]。为了揭示“抽象”存在的秘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论证商品、货币、资本等一般经济范畴,全面阐述了“抽象”如何从天国降入尘世、由“观念”变为“帽子”的逻辑发展进路。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由商品、货币、资本等存在要素构成的社会体系,上述存在要素表面上是主体所创造的一般社会实在之“物”,但本质上蕴含的是一种抽象的权力关系,并且这种以“物”为表现形式的权力关系反过来还统治人,并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最现实、最普遍的同一性逻辑。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统治权的是能够体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物质关系)的“一般的物”,而作为主体的人却沦为“一般的物”的附庸。尤其是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最普遍的“神圣形象”,自其诞生起就通过一种以特殊物质关系为表征的抽象权力形式统治着现实社会,所以“抽象对人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社会最为深刻、最为现实的体制逻辑。

从政治经济学层面来看,马克思对“抽象”的揭示和对“现实的历史”的追求,与哲学层面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高度一致的。《资本论》所展现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价值目的完全不同。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例,《国富论》从个体利益出发,通过对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分析指出,个体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会带来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实践结果,这是由“经济人”的动机所自发形成的。因为在这种价值预设下,斯密认为社会经济活动完全能够自我调节,而不需要政府干预,所以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必然会忽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过程中的阶级关系问题。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8]16。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阶级利益、工资利润等现实范畴之间的矛盾,但他却是无视造成这种矛盾的现实根源,而将其看作一成不变的社会自然规律。因此,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8]16。为了突破这一界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资本主义社会主体现实的生存境遇出发,立足资本主义社会最基础的存在“细胞”,全面深刻地揭示了物的关系主导下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阶级关系”。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明确指出:“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1]597具体而言,李嘉图在他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抽象成“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黑格尔则在他的思辨哲学中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逻辑演绎为抽象的“观念与观念之间的关系”。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么是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语境下“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抽象存在,要么就是作为主体形而上学语境下“观念与观念之间的关系”而抽象存在。在本质上,二者分别以不同的抽象形式实现了对人的“抽象统治”的相同结果。根据上述论证,“抽象对人的统治”在哲学层面体现为以“抽象观念”为理论表征的“主体形而上学”,在政治经济学层面则体现为以“物的抽象化”为存在方式的“资本权力关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抽象权力由理念世界落入现实世界,“资本与形而上学结成了‘神圣同盟’,二者相互拱卫,共同实现了‘抽象对人的统治’”[9]。质言之,此即为“抽象”在哲学层面和政治经济学层面的双重意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首先将矛头指向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形而上学,将“现实的人的历史”从“抽象观念”的思想统治中解放出来;而后又按照形而上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相统一的逻辑进路,将“现实的人的历史”从“抽象的物”的现实统治中解放出来,最终揭露了超感性世界与感性世界的“抽象统治”秘密。

二、“抽象统治”的双重揭秘:形而上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互构

马克思对“抽象统治”的双重揭秘,并非与生俱来或者说是在哪一部著作中直接完成的。就思想演进历程而言,事实上其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马克思早期思想受黑格尔哲学光环的影响,具有一定程度的思辨倾向。对于这一点,马克思自身也有所察觉。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通过考察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原子论的差异而在一定程度上转向对唯物主义的考察,以此试图摆脱黑格尔思辨哲学对当时德国社会精神领域的统治,并尝试一并解决唯物主义和思辨哲学之间的矛盾对立。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曾对此评价道:“对马克思来说,伊壁鸠鲁象征着带来了光明或启示,这种启示就是对自然宗教观的拒斥,就是一种唯物主义,也是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一种形式。”[10]也就是说,虽然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一部不成熟著作,但是通向“新唯物主义”的重要环节。

随着马克思对社会经济现实考察的深入,尤其是对以林木盗窃案为代表的经济问题的关注,马克思的哲学视野发生了根本性转向。《〈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重要著作标志着马克思的哲学视野开始转向重点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恩格斯语)[11]295。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提出“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揭露非神圣形象自我异化”的理论任务。具体而言,揭穿“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的任务是由费尔巴哈所完成的。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曾深刻指出,人的绝对本质——上帝,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所以宗教、神学的本质是人类学,但是在得出这一结论后,费尔巴哈并没有进一步向前推进。而在马克思看来,宗教和传统哲学所追求的意识世界的真理意在满足理性对外在世界的本质把握,其实质上属于“彼岸世界之真理”。当宗教异化的秘密被揭穿后,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确立“此岸世界之真理”就成为哲学的迫切任务。至于如何完成这一任务,马克思作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努力,即“一方面,马克思把批判的触角伸向当时德国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黑格尔的法哲学;另一方面,也是更深入的方面是,他把批判的触角伸向经济领域”[12]。也就是说,立足现实的人的活动、回归社会现实本身、确立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构成了“新唯物主义”的首要任务,所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部重要著作中克服了其哲学的思辨倾向,并确立了以现实的人的实践为理论基点的“新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看来,仅仅停留在观念领域去终结彼岸世界的真理,无法满足揭露人的异化的现实根源、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实践任务要求,所以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从经济领域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揭露出人的异化的现实根源并对其进行彻底扬弃,这成为“新唯物主义”接下来的理论任务。这一理论任务集中完成于“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中。

在《资本论》中,破除“抽象”的“形而上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双重逻辑进路得到了彻底呈现。马克思借助形而上学批判方法和政治经济学话语方式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进行本质分析,将“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的根源归结为以资本为表现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下,资本只是作为一般的“物”而存在,这种“物”与工人的劳动无关,仅仅作为具体的物质生产资料而出现。如此一来,就完全遮蔽了资本这一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物”的形而上学维度,所以马克思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只看到资本的“物的属性”,而忽视资本得以存在的“形式规定”,也就是资本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本质。古典政治经济学普遍将产品的交换价值看作由产品的“物的属性”所决定的,而非隐藏于其背后能够体现特定经济形式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仅仅表现为以商品、货币等为表征的实体性的“物”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批判古典经济学家仅仅“把人们的社会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是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他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13]。

因此,正是在资本的本质被古典政治经济学遮蔽之处,马克思开始了对资本“形式规定”的揭露——资本作为一般的“物”,其背后匿藏着的是制约着全部现实的社会关系。“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1]723。也就是说,劳动力、机器等生产资料,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才能成为资本;资本得以成为资本,从根本上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同样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形式规定”的无视,并始终强调资本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力关系,且直接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8]75。客观来看,工人的劳动异化及其所处的悲惨境遇事实上就源自在这种社会关系主导下工人对自身劳动力的出卖;一旦劳动力转化成商品而存在,那么货币形式就会转化为资本形式。届时,“死劳动”就会像恶狼一般地吸食“活劳动”,工人的劳动自然就沦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对象。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8]307;剩余价值的生产则主要采取隐秘性的“强制”方式,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与之伴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依然存在,那么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榨取就一刻也不会停止。

马克思不止一次地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8]877-878工人受资本这种抽象权力关系的支配,在最本质的意义上是受这种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支配。由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背后匿藏的存在本质就被马克思彻底地揭露了。现实世界的人的存在境遇在根本上是由资本得以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物”的统治之所以抽象,是因为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而是一种以“物”为现实载体对人进行统治的社会关系。因此,马克思的哲学变革首先通过对黑格尔的哲学批判,将现实的历史从抽象观念的统治中剥离出来,由追求“彼岸世界之真理”转向“此岸世界之真理”;随后又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社会存在,由对“天国的批判”转向对“尘世的批判”,最终将“现实的人”从“抽象的物”的统治中解放出来。

综上,马克思一方面立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历史”,以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方式,通过“批判的实证主义”实现了彻底的形而上学批判;另一方面,扬弃了“实证主义”语境和机械的“物的立场”,在本质层面揭示出“物”得以成为统治权力的“形式规定”,即通过深入生产关系的考察,实现了具有丰富历史内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通过形而上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互构的方式,马克思在哲学意识形态和现实历史进程中完成了对“抽象统治”的形而上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揭露,最终为现实历史之彻底变革和人的全面解放指明了科学方向。

三、“抽象统治”的终结:《资本论》中“新唯物主义”的逻辑铺展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既没有在传统哲学的话语体系下出现,也没有在某一部纯粹的哲学文本中出现,而是在以揭示资本主义运行规律为首要任务的《资本论》中集中出现。《资本论》作为一部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却产生出了巨大的哲学效应,究其原因,不外乎《资本论》就是“新唯物主义”在现实历史中的具体运用。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甚至指出,“我们可以读到马克思真正哲学的地方是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14]。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资本论》致力于揭示的是一种具有存在特殊性的现实,这种“特殊性的现实”事实上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结构和生存于其中的人类主体的实际样态。正是这一点决定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论目标,也决定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对任何一个经济范畴的分析都立足人的现实的生存境况。并且,《资本论》之所以能够呈现出形而上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进路,也缘于马克思对这门学科(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新的术语革命和方法革命。对此,恩格斯曾深刻指出:“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8]32究其所指,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从没有在国民经济学的“实证主义”语境和机械的“物的立场”上来看待商品、货币、资本等范畴,而是立足现实的一般的社会存在,借助历史的、革命的辩证法,从主体实践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范畴进行从特殊到普遍、从具体到抽象的“批判的实证主义”考察。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商品只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用来等价交换的劳动产品,而在《资本论》的理论视野中,商品这个范畴却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8]88。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这种神秘性既不源自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源自商品的价值规定,而是源自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商品价值关系。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8]89马克思的上述论述表明,商品之所以具有神秘性,实际上就在于它将劳动的社会属性完全转化为了物的属性,将人们交往过程中原有的社会关系完全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这种虚幻形式。

马克思在谈到商品的价值关系时曾指出:“商品具有同它们使用价值的五光十色的自然形式成鲜明对照的、共同的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8]62而货币形式作为商品形式的终结,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为“物的形式”所匿藏的关键一环。马克思在这里要做的正是要以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方式、以形而上学的批判进路揭示货币形式的起源,也就是商品价值如何“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8]62。如此一来,“货币之谜”就会消失,“资本之谜”就能被彻底揭示。《资本论》之所以能够实现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彻底批判和全面超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关注的不是商品、货币、资本等一般经济范畴之“物”的属性,而是在形而上学批判的高度致力于揭示上述范畴存在背后的“形式规定”,也就是决定资本主义主体生存发展样态的社会关系。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指出:“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8]93可以说,主体间的关系为客体间的关系所统治,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下人的存在悖论最根本的确证。正是因为马克思通过形而上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互构的方式科学地揭示出了上述问题,才使得《资本论》完全区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也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得到了最有力的存在论基础支撑。这也表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所唯之“物”,并不只是片面的物质、自然等一般实体范畴。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新唯物主义”所关注的恰恰就是规约人的生存发展之根本的“社会之物”,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以物的具象形式表现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的《资本论》表明,如果单纯地从主体自身出发来考察人的存在,本质上还是从抽象出发,且只能形成对人的抽象理解。只有从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存在方式进行规定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出发,进而揭示出这些范畴如何以普遍的方式实现对主体“抽象统治”的逻辑规定,才能对现实的人的本质形成科学理解,才能为人的自由解放开辟历史道路。而能够对人的存在方式形成规定意义的存在范畴,事实上就是商品、货币、资本等一系列以“交往中介”为表现形式的社会存在背后具有“本体”特质的社会关系。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选择从商品、货币、资本等一般经济范畴分析入手,力图剥离出一般经济范畴背后所匿藏的普遍性、同一性逻辑规定——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科学开显了资本主义的“存在”秘密,揭示了“现实的人”的本真存在状态,在人的自由解放问题上进一步明证了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的科学性。从《资本论》所展现出的逻辑分析进路和理论批判结果来看,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高度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现实历史秘密的揭露,为哲学层面破解“存在”的秘密奠定了实证基础,而哲学层面的形而上学批判则为后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明了方向。在形而上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互构中,马克思实现了对现实“抽象”的彻底破除,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所以说,“《资本论》不仅是关于‘资本’的‘资本论’,而且是关于‘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15]。总体来看,《资本论》所展现出的“新唯物主义”,不仅以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方式实现了彻底的形而上学批判,而且更是以“批判的实证主义”的理论态度明证了历史唯物主义。

客观而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虽然进行了以现实的、感性的人的实践为理论表征的哲学变革,但是这种变革只是哲学层面的,它具备了哲学致思方式、理论取向变革的基础意义。而要想实现对“抽象”之最为彻底的批判和破除,就必须立足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经济现象,通过基于“具有历史内容”的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批判,以解剖学的理论手法完成对资本主义一般社会实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秘密,这个工作是在《资本论》中完成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是立足现实的生产活动,通过对商品、货币、资本等一般“社会存在”的分析和呈现,才得以科学把握一般“社会存在”在资本主义各种经济现象中的存在本质,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实现对“抽象统治”秘密的彻底破除。

《资本论》的“新唯物主义”之所以“新”,不仅在于马克思以新的理论术语和新的理论方法,达到了终结双重“抽象统治”理论目标,还在于以新的运思路径,采取形而上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互构的方式,完成了为人的解放开辟现实道路的理论使命。传统形而上学的特征是具有思想着的“历史”而不具备“唯物”的性质——能看到观念、概念的发展变化,但普遍忽视了实际存在的人和现实的历史。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特征是具备“唯物”的性质但不具有思想着的“历史”——只看到了“物”而未能洞见到“物”背后的“社会关系”,因而是一种“粗俗的唯物主义”。对此,马克思则取长补短,实现了“历史内容”与“唯物立场”的逻辑统一。《资本论》对双重“抽象统治”的终结进路,构成了“新唯物主义”的“形”;《资本论》中所展现出的新方法、新逻辑、新使命,构成了“新唯物主义”的“神”与“魂”。因此,不仅要研究形而上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互构之“形”,还要研究贯穿于《资本论》乃至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方法、逻辑、使命的“神”与“魂”即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揭示的经济逻辑和唯物史观蕴含的人类解放使命所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正因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所具备的哲学特征是既“历史”又“唯物”的,所以引发了列宁关于《资本论》的“三者一致”论断:“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16]正是“《资本论》的逻辑”在历史领域的铺展,使得思想抽象的辩证法发展为具有丰富历史内容的辩证法理论形态,最终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社会历史认识论。综上,《资本论》所展现出的“新唯物主义”是建立在现实的人的生活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将形而上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抽象的辩证法分析和批判的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新哲学”——历史唯物主义。

四、结语

《资本论》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背后匿藏的看似合理的假象一步一步进行剥离,在此基础上开辟人的“自主活动”和“彻底解放”的历史道路。这就是恩格斯始终强调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1]295。资本逻辑在现代社会依然“大行其道”,并仍旧以一种强制性、同一性的逻辑方式统治着人的生存发展。客观来看,《资本论》在19世纪所揭示的人的存在困境依然适用于当前人类生存发展现状。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人的自由解放、劳动的自由实现过程,“也就是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逻辑的自我扩张与自我毁灭的‘自反性双向运动’过程”[17]。所以,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在的空间场域中,我们强调从形而上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进路来理解《资本论》所展现的具有丰富历史内容的“新唯物主义”,透视制约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体生存发展最广泛而深刻的存在基础——以资本为形式表现的社会生产关系,这对于我们科学领会《资本论》的理论意义、扬弃资本逻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即使在今天,《资本论》依然是这个“资本逻辑”大行其道的现代社会的“指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