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贤母良妻”到“女国民”的不完美转向及启示
——基于《申报》（1905-1919 年）对“女子形象”报道的考察

唐 康，赵如月

（南开大学a.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b.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现代化发展拓宽了“形象”的内涵与作用之边界，极大地释放了“形象”所蕴藏的势能，以致有学者认为“当今的世界是形象的世界”[1]，人们关注、重视并尝试建构“形象”。个人传达、新闻媒介和自身经验被认为是“形象”生成的三种方式，而新闻媒介的效果最为显著。“符号真实”大有取代“社会真实”之势，成为人们认知的主要来源。[2]然而，传统性别观念与商业资本逻辑等因素阻碍着女性形象的正向建构，出现了如“被看”之类的畸形形象，[3]进而对社会大众的认知造成不良影响。《申报》作为“当时中国最著名且影响最大的民间报纸之一”[4]，在社会剧变的清末民初时期对女子形象的建构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推动了当时女子教育与女权运动的发展，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从“贤母良妻”到“女国民”女子形象的不完美转向。本研究旨在于以1905-1919 年《申报》中的妇女叙事为横切面，在“虚拟—现实”的分析框架之下探讨“贤母良妻”向“女国民”的转向过程，并以此透视它与当时女子教育与女权运动的交互关系，探究其现代性的启示。

一、肇始于女子教育中的“贤母良妻”形象

清末民初，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在国家危难中凸显。“贤母良妻”主义教育虽发源于日本，却与我国传统文化不谋而合，因而受到了国人的追捧。《申报》从多个角度尝试构建切合中国实际的“贤母良妻”，以期为我国的女子教育提供依据与遵循。然而，《申报》所呈现的“贤母良妻”形象始终未能跳出女性刻板印象之窠臼。

（一）继承与吸收：“贤母良妻”的双重建构

《申报》中“贤母良妻”形象的构建显现出本土和客土的双重向度。首先，我国传统的女性形象中“重道德”的特征延伸到了“贤母良妻”之中。“三从四德”“七出”“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不平等理念得到了整个社会的普遍认同与遵循。社会中“贞节牌坊”的出现亦在不断反哺与强化对女性的道德束缚，其结果便是道德约束甚至凌驾于女性生命价值之上。受传统文化惯性之影响，《申报》中的“贤母良妻”亦偏重于女子之德，“中国女子固有柔和贞静之质性，若加以维持，足以防止道德颓废”[5]。“一切离经畔道、支离诞妄、不合中国古先圣贤讲求女教者皆所不取。”[6]此外，“女子所必备之课程，惟其旨务实而不务高，诚便道德知识足以为贤母良妻”[7]。女子教育所塑造的“贤母良妻”“必以品行为重”，甚至连女学教习“苟非品行贞洁之人万不许充当”。[8]

其次，《申报》中的“贤母良妻”表征着西方及日本女子形象。《申报》作为当时社会的重要媒介，在西学东渐潮流中为“贤母良妻”输送了崭新的形象因子。起初，《申报》侧重于对西方女子形象之报道，“近来言女学者之书籍并参考英德法美各国女学之大势，以求折衷于二说之间而定我国女子教育之趋向”[9]。《申报》也通过叙述西方伟人的逸闻轶事来彰显其所倡之“贤母良妻”的重要作用。[10]美国则注重女子实用之学，“吾国女子之能自谋生活者殊难数见，所受敎育亦未尽合于生活程度。于是为女子者大多拱手坐食，若美国不然。凡商店之伙友，学校之教员大多数以女子任之”[11]。此种对比冲击了道德对我国传统女子形象的强大束缚，为“贤母良妻”形象增添了实用之内容。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国人西学东渐之目光转向了弹丸之地的邻国日本。而日本此时“女子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女子为人之良妻、为人之贤母，管理家庭、熏陶子女所必须之气质才能”[12]。据考证，我国“贤母良妻”之现代内涵便是引进于东洋。[13]这在一定程度上边缘了我国封建社会赋予其“无能”“懦弱”之义。

（二）途径与作用：“贤母良妻”的教育实践

女子教育是实现“贤母良妻”之途径。在内外交困的清朝末期，女子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欲计世界人类之永续繁荣幸福与国家之隆盛富强安”[9]，女子教育关乎整个民族血脉之延续与国家之存亡。梁启超以“家”的概念框架诠释“贤母良妻”，指出其实践内容为“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14]。民国初期，女性意识的觉醒冲击了传统文化对女子的桎梏，女子教育因而兼具救国和平权的双重目标。在该阶段的《申报》中，“贤母良妻”形象与女子教育相伴而现，女子教育之目的便是塑造出符合国家需要的“贤母良妻”。“贤母良妻”之形象被置于国家与民族的宏观语境中进行谈论。孙中山注意到了当时女子教育对国民品格培养的忽视，因而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演讲时言之：“自应认提倡女子教育为最重要之事，养成国民之模范，即教育乃可振兴，教育既兴，后男女可平权。”[15]

对于如何进行女子教育，《申报》以相当篇幅集中报道了贤母良妻派与非贤母良妻派之对立。贤母良妻派认为，女子教育之目的仅是为了使女性具有“贤母良妻”资格；非贤母良妻派则认为，女子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使女性具有与男性同等的发展权利。二者争论之焦点即为女子是否应当接受高等教育。此外，《申报》译介了德国、英国、法国的女子教育内容及发展历程。“夫德国女子当欲入大学，倡议非贤母良妻之时，亦尝经种种反对屡屡阻遏户折不回而始达其目的，与今日之日本奚以异哉。”[16]“（英国）其后科学逐年研究，逐年改良。至近来女校之盛与男校无异，女权之伸与男权相抗，此诚为非贤母良妻派极盛之时代也夫英国高等女学之勃。”[17]“（法国）大学者愈众女学之进步甚速，非贤母良妻之教育久已遍布于上下矣。国民文化愈进，女学亦愈发。”[17]显然，根据《申报》对欧洲国家之考察，女子教育必然走向非贤母良妻派之主张。《申报》亦断言彼时日本必将紧随欧洲国家之后。《申报》的该论断超越了时空限制，亦为我国女子教育的未来走向奠定了男女平权的基础。

（三）超越与偏离：“贤母良妻”的破茧之维

“贤母良妻”在中西文化碰撞之中被构建，彰显了我国女性对重新定义社会角色的期许。传统道德伦理犹如一个厚重的“茧”将我国女性紧紧地包裹，女性行为因之具有可预见性、可评判性，女性意识因而被牢牢地束缚。社会动荡的现实与“贤母良妻”形象的树立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茧”，女性意识从而获得觉醒。可以说，女子教育发展之进程便是破“茧”之进程。官方所推行的“贤母良妻”主义教育蕴含着进步因素，体现在：一是改变了社会对女性之偏见。《申报》对国外女子形象之描述以及在宏大语境中对女子教育实践的探索，挑战了传统男尊女卑观念。二是女子拥有了教育权利。尽管当时女子教育依然存在较大局限，但女子通过它接触到了新思想，从而点燃了女权运动的星星之火。

然而“贤母良妻”形象的构建并未触及“茧”之根基，实践效果十分局限。究其原因，一是女子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贯彻“贤母良妻”女子教育的目的并非注重女子发展本身，而是将它视作救国与争权的工具，“贤母良妻”作为左右女子教育发展之标准演变成为新的刻板印象。女子教育左右着女权运动的发展，在此种情况下，二者的共同进步却造成了女子形象的固着。二是“贤母良妻”形象仍然受到封建传统伦理的强势性桎梏。贤母良妻主义教育依然偏重于家庭，让女子掌握家庭实用技能，从而更好地为人妻、为人母。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汤化龙曾言：“是其将来足为良妻贤母，可以维持家庭而已。”[18]三是从男性权力角度构建“贤母良妻”形象。“贤母良妻”以男性作为中心来诠释女性之地位和追求，未能突破男权权力传统话语体系。

二、以政治权利为宗旨的“女国民”形象

女子教育的兴起与近代女性思想的传播促进了我国女权运动的发展。从《申报》的叙说来看，“女国民”生成于现实女权运动之中，以争得男女平等的政治权利为目标。女子教育亦吸收了“女国民”之内涵。“贤母良妻”与“女国民”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女国民”形象逐渐偏离其初衷。

（一）前后难离：“女国民”夹缝登场

女子教育的发展扩充着“贤母良妻”形象，被“贤母良妻”遮蔽的国家话语内容显示出独立趋势。同时依托于女子教育的“贤母良妻”无法契合当时如火如荼发展的女权运动，“女国民”话语便应运而生。“女国民”最早见于1905 年的《女子世界》杂志中。《申报》中首次出现“女国民”是在1907 年的保路认股运动之中。《申报》中“女国民”在救亡图存运动中登场，然而当时社会现实的反复性使得“女国民”并未脱离传统的“贤母良妻”之义，二者呈现出混乱发展态势。《申报》中的“女国民”表意不明，具体内涵单薄。纵观该阶段的《申报》，与“贤母良妻”有关的论述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女国民”。由此可见，戊戌变法时所倡之贤母良妻主义教育依然延续至此，仅是教育内容增添了国家情怀。

“女国民”与“贤母良妻”概念的暧昧导致了“女国民”形象发展的畸形态势。民国成立前夕，有关“女国民军”的大量报道跃然于《申报》之上。“沪寗火车昨日又运浙江敢死队四百名行抵镇江，领袖者系一女国民军，闻即前时率敢死队一千人规取杭城者。”[19]“谁知巾帼伙乾坤，明玉佩踪迹，须影花光带剑痕。”[20]“盈盈织手挽狂澜仗节躬，上将坛完我肺京归我众奇动端不。”[21]同时，《申报》亦竭力宣扬穆桂英、花木兰等巾帼女英雄形象，从传统文化中探寻“女国民”的教育和实践内涵。传统“尚武”之精神在“女国民”中得到了展现。社会对“女国民”壮烈之举的持续性认可与赞颂使得当时女权运动的领袖们将武力视为她们制胜的不二法门。这虽然在短期内对辛亥革命胜利与民国成立有所裨益，但从长远来看却钳制着女权运动与女子教育的健康发展。民国成立之后，关于女性通过暴力争权的报道屡见不鲜。

（二）地位锚定：“女国民”被动生成

“女国民”实现了女子形象由家至国的扩展，然而“女国民”亦并未改变女子被动的工具地位。首先，民国成立前后“女国民”是军事力量的重要来源。在《申报》中可见“女国民军招募”之广告。许多女子因而投笔从戎，成为国民军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女国民军”一方面是为了民族的救亡图存，而另一方面更多的是期望实现男女政治权利平等。其次，“女国民”成为民国商战之利用品。民国经济受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威胁，在艰难中求生。愈演愈烈的商战倾颓国民精神，损坏了国民经济根基。为“谋国民自立之生计，为国家准备之后盾”[22]，《申报》各类广告中均可见“女国民”之身影。“男女国民应学自立之能力，无使金钱流外本公司。”[22]经济的发展与《申报》广告中男女形象的并列也萌发着“男女平等”之思想。

此外，“女国民”形象在女子教育中未能得到贯彻。第一，彻底的“女国民”教育只是昙花一现。“且今之开女学堂所收者皆青年之女学生也，其成效之有无且不必论，而最多数之中妇女，则固已无以餍其望矣，如是则未来之新女国民成效不可知，而现在之旧女国民在势固不能弃置。”[23]“旧国民”形象就这样融入了“新国民”形象之中，政治方面的男女平权依旧避而不谈。第二，“女国民”未能触及女子教育成效显著的高等教育部分。《申报》中的“女国民”集中于幼稚园、小学和中学之中，本质上坚持贤母良妻派主张。“添设幼稚园，现正广招男女国民高小两部各级生并幼稚生国民科。”[24]“上海市北公学招生，分男女国民小学，高等小学英德文专修科、中英德法日文夜馆，均减收学费，定二月十八号开学。”[25]第三，侧重于在义务框架下建构“女国民”之形象。少有强调女性权利的叙事，多是倡导女性履行义务，甚至将其付出视作“天职”，如“女生既受教育将来应尽女国民之天职云云”[26]。

（三）形象堕距：“女国民”有名无实

民国元年，《申报·自由谈》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将男女不平等之原因归结为女性政治权利的缺失，“丈夫司国家之任，女子主中馈之事”，进而指出理想的敎教育应是“男学校由男 育总长管理，女学校由女敎育总长管理，定数、名目、章程、课程、奖励均须协订，均须一律”。[27]民国政府在国家层面推行女国民教育，却对女性政治权利的实现避而不谈，因而造成了“女国民”理论和现实之间的鸿沟。“吾国女国民列旁听席者约各六七人，此为参议院，陈述时气度从容，语意高朗。”[28]“且有女国民五六人大约因知日本贵族院议员之到院旁听，来观热闹也。”[29]“已有女国民三人来院旁听，珊珊来迟，坐甫定即遭逐客令。”[30]因而，女国民的政治参与仅限于旁听，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权利。造成“女国民”与实践脱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提倡“男女平等”的统治阶级力量羸弱，民国建制多是与封建势力妥协之结果；另一方面，“女国民”并未实现独立发展，与“贤母良妻”一样未摆脱被动的工具地位。

“女国民”形象无力指导民国初期女权运动之发展。民国政府对女性政治权利的忽视激起了民国女界的抗议。民国女权运动领袖的言论已然向着极端与偏激发展。“当民军起义时代，女子充任秘密侦探、组织炸弹队，种种危险，女子等牺牲性命财产，与男子同功，何以革命成功，竟弃女子于不顾……凡反对女子参政者，将来必有最后对待之办法。即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参政，亦不必承认袁大总统。”[31]暴力逻辑使清朝末期女权运动蓬勃发展，却让民国女权运动停滞不前。“张汉英之恃强凌弱，借公报私，不顾法律不顾道德之甚。”[32]“暴民政治与暴君政治相去真一间耳。”[33]社会舆论的转向使得以“女国民”为目的的民国女子教育和女权运动雪上加霜。

三、现代性启示：女子形象的正向构建

《申报》抓取片面特征对女性形象的构建不可避免地滋生了暴力与极端，民国的女子教育与女权运动因此陷入发展低谷。现代媒体唯有多元呈现女性形象才能避免图像化难题。随着劳动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女性社会角色不能单单囿于家庭之中，政治权利成为现代妇女事业的现实目标。清末民初时期女子教育与女权运动的曲折发展表明人格独立始终是妇女事业的根本目的与远大追求。

（一）媒体表达的去图像化

尽管《申报》中所构建的“贤母良妻”形象囿于性别话语的藩篱，但已然显现出独立、进步的内容。与之相比，更具平等、现代性价值的“女国民”是女子形象由社会性话语向政治性话语转向的结果。“大众传媒具有再现及建构社会文化的作用”[34]，这次不完美转向表明《申报》所建构的女子形象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存在某种程度的脱节。男性在大众传媒中充当“守门人”的角色，“男性是传媒和信息的控制者”[35]。传统的男权文化依旧根深蒂固，女性的边缘地位并未改变。《申报》中所呈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叙事依然是以“男性”为中心进行刻画，因而不论是“贤母良妻”还是“女国民”都逃脱不了图像化困境，具体表现在：一是女子形象的片面化，忽略了感情因素，女性被看成了各种图像的集合，其主体性和发展需要被忽略。[36]二是部分对整体的不理性替代，女性被类型化，女子形象只抓取了部分特征，《申报》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强调、扩大、固化该形象。

现代媒体应抛弃图像化的传播方式，力求呈现出生动活泼的女性形象。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是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鱼龙混杂的信息更是成为极端女权运动滋生的温床。现代媒体若是为了吸引曝光度而刻意塑造女性污名形象，那么对女子教育和女权运动的损坏将是前所未有的。“女尊男卑”并非改变“男尊女卑”的有效方式，其结果只能是挑起男女之间性别的对立，甚至导致女性自我意识的迷失。于媒体而言，应坚守媒体伦理，承担媒体责任，以多元的途径诠释女性，避免图像化的传播方式；于妇女事业引领者而言，当代舆论中的“女拳”“拳师”等污名话语表明我国女子教育和女权运动任重道远，只有在男女两性关系和谐的前提之下，女子教育与女权运动才能取得实质性进步。

（二）家国互动的角色定位

“贤母良妻”和“女国民”分别从家和国的角度对女子形象进行构建，尽管内容上有所交织，但总体上是各持一执。“贤母良妻”和“女国民”都未能突破家庭之藩篱。“贤母良妻”仅部分含有国家内容，现实条件的不成熟导致“女国民”形象中“国之内涵”亦紧紧依托“家之内涵”。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女性角色显现出由家向国扩展的趋势：第一，占据人口半数之女性蕴含着巨大的政治潜能，“每一个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女性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37]。复杂的历史文化原因产生了错位的女性文化，从而造成妇女失语。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因此倡导“确保妇女在求职、社会承认、教育和政治权利等方面的竞争中享受到平等的机会”[38]。第二，社会化的劳动不断提升妇女参与并管理公共事物之能力，因而政治权利必将成为女权运动发展的现实目标。鉴于女子教育与女权运动相互作用，教育权利的保障是女性角色由家向国延展的关键因素。

“贤母良妻”和“女国民”将家国进行割裂的做法及遭遇启示人们，现代女性角色应在家与国之互动中表达。女性政治权利的保障是家国互动中女性角色生成的必要条件。本质而言，蕴含国家话语的政治权利一旦确立便具有不可逆之性质，政治权利的不公意味着社会中男女利益配置的不合理。女性政治权利的阙如会加大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由于传统文化的深层影响与女性自然的生理条件，当今家庭对女性的束缚依然较强，对女性的歧视仍大量存在。现代女性的刻板印象大多拘泥于家庭框架之内，女性言说多涉及“母亲”与“妻子”的身份。女性可接受“男主外，女主内”，但不应完全切断女性“主外”的途径。“政治和改变社会的权利对女性的生活至关重要。”[39]女性政治权利的争取与落实应成为现代妇女事业的重点。

（三）女性独立的始至坚守

社会中男女不平等产生的根源是女性对男性的依赖。“贤母良妻”没有自立之力，只能依靠男性而存在；“女国民”在男女平权运动之中更进一步，然而民国政府对女界的出尔反尔都表明了男性依然是社会的主宰。“女国民”潜意识寄托于男性变革社会制度以实现女性独立的幻想被社会现实击得粉碎。“女国民”并未祛除男权文化的影响，以男权价值诠释“女国民”，不仅导致“女国民”所指内涵混乱不清，也让当时的女子教育和女权运动屡屡受挫。因而女子教育与女权运动的发展必然要以女性独立为宗旨与归宿。一般而言，女性独立应涵盖两方面内容：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经济独立是女性独立的物质基础”[40]，经济独立还关系着女性婚姻权与社会权之实现。因此，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前提和基础。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申报》（1905-1919 年）所构建的“贤母良妻”女子形象综合了中西女子形象的特点，对当时女子教育和女权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与之相比更具进步意义的“女国民”形象却未能发挥出应有的影响力，导致了女子形象的不完美转向。这次不完美转向对于现代大众传媒以及现代女子形象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现代女子形象构建的目的在于影响人们的认知，实现现代先进观念对传统错误观念的替代，从而为现代妇女事业的进步发掘出新的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