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吉美育思想及其对当代美育的启示

何 茜,张 乐 乐,2,汪 宏

(1.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 400715;2.伊犁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所,新疆 伊宁 835000)

刘兆吉先生(1913—2001)是中国现代心理学家[1],著名教育心理学家、文艺心理学家、心理学史家,同时也是美育心理学学科创始人,曾任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前身之一)教育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文科主任。2023年是刘兆吉先生诞辰110周年,其一生著作颇丰,主编及撰写著作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崇高的人品和学品以及独特的美育思想是留给广大师生以及后学的珍贵财富,也是西南大学校史上光辉的一页,更是美育心理学史上璀璨的篇章。追忆往昔,再次学习研究刘兆吉先生的美育思想,以示对先生的缅怀。

一、刘兆吉美育思想的源起

(一)启蒙阶段

刘兆吉先生出生于20世纪初。此时清朝覆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结束,新文化运动兴起,带动各类新思潮大量涌现,中国美育思想也开始萌芽,人们开始关注美育并探索以美育拯救民族衰亡。1917年,蔡元培在《以美育代宗教说》一文中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理论,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带动众多学者对美育展开积极研究,从而引发了美育的第一次高潮。1919年,中华美育会成立。次年,中国第一本美育学术刊物——《美育》——发行,进一步扩大了美育的影响力,增加了社会大众对美育知识及其重要性的了解。在这样特殊的社会历史及文化背景下,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刘兆吉热爱文艺作品的审美趣味被激发,美育思想得到启蒙。

刘兆吉先生少年时期家庭经济困难,时常食不果腹,父亲远赴欧洲做劳工供他读书。17岁时,他不负众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不收学费同时又管食宿的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刘兆吉先后在竞化职业补习学校和山东的小学任教,由此积累了一定的教育教学经验。22岁,刘兆吉考入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学习期间,在所开设的课程中,刘兆吉最喜爱文学类、美学类、心理学类课程,并热衷于参加英语系师生组织的“人生与文学社”的活动,借此机缘了解到朱光潜的著作《文艺心理学》,并听取了其关于将美学、文艺和心理学融为一体的思想报告,由此产生将“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教育学”四合一的想法[2]1-7。这一想法启发刘兆吉以心理学视角研究美学、教育学、文学,并成为其未来提出美育心理概念、构建美育心理学科的逻辑起点。

(二)孕育阶段

1937—1976年是刘兆吉先生美育思想长达40年的孕育时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大、清华、南开大学被迫联合在湖南长沙组成国立临时大学。求学期间,刘兆吉在心理教育系学习了古今文学课、哲学、美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种课程,并选修了闻一多先生主讲的《诗经》《楚辞》、朱自清先生主讲的《陶渊明诗》和刘文典主讲的《庄子文选》等文学类课程。多领域、跨学科学习为他创建文艺心理学、美育心理学奠定了良好的知识基础。

随着战事的日益严峻,正常教学已无法进行,学校被迫从长沙迁往云南昆明。1938年2月中旬,包括刘兆吉在内的300余名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正式启程,一路艰辛,至4月底终于抵达昆明[3]。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精神深深影响着广大师生,激励他们一路艰难前行,即使在国家危难、教无定所时,依然不忘学习与研究。在这场长达3 500里的知识分子长征中,素来喜爱民间艺术的刘兆吉,经常独自早出晚归,不畏艰辛,长途跋涉地走村访寨。即使在语言不通和经常饥肠辘辘的情况下,他仍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坚持从事采风活动,终68天采集民歌民谣2 000余首,最后精选其中771首编成《西南采风录》。爱国学者朱自清和闻一多先生亲自为之作序:朱自清称其“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做采风的工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4]朱序二,闻一多称其“毅力实在令人惊佩”[4]闻序一。劳动号子、民歌、民谣作为乡土社会人民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重要文艺载体,既陶冶性情,也彰显民族文化。《西南采风录》中,刘兆吉将采集到的民歌分为情歌、儿童歌谣、抗日歌谣、采茶歌、民怨、杂类6类,并从这些民间艺术中挖掘出丰富的美育精神,如抗日山歌中人民朴实的爱国之情,情歌中少年对纯真、美好感情的追求,采茶歌中劳动人民踏实、勤奋的劳动品格之美等。不仅如此,《西南采风录》还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西南社会的风土人情及人民的生活面貌,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被学术界视为研究西南民间文学、语言学、方音、社会学、民俗学等的重要著作[5]。

1938年5月,刘兆吉还与20多位志同道合、爱好文学的同学成立了西南联大第一个文学社团——“南湖诗社”,并创办《南湖诗刊》。刘兆吉深知文学艺术的渗透性力量以及独特的美育功能,他以文载道,借诗歌抒发爱国之志、宣传抗日思想。大学毕业后,刘兆吉仍然热爱文艺,通过撰写小说、话剧、散文、新诗等,抒发美的情感。因深受文学艺术美的感染,他甚至还参加昆曲社,探讨昆曲,并即兴酬唱。刘兆吉广泛参与各种文艺活动,涉猎各种艺术形式。对此,有人认为他不务正业,而实际上,他是将文艺与自己的专业相结合,为研究文艺心理学打牢基础。毕业工作后,刘兆吉一直心系国家教育事业:29岁时在重庆南开中学教授初中、高中语文课程,33岁时在四川教育学院教育系讲授发展心理学、小学各科教学法等课程,37岁时在重庆大学教育系教授教育学、心理学和语文教学法等课程,39岁时参与编写《普通心理学》,46岁时赴京参与编写全国通用的《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的教学大纲初稿[6]。以上这些丰富的经历夯实了刘兆吉先生的教育学、心理学理论根基,也为其后期美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创立阶段

刘兆吉先生在其老年阶段,也是其学术总结时期和学术顶峰时期,创立了美育心理思想。“新中国结束了十年内乱和几十年几近封闭自守的局面之后,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思想文化战线重新焕发出活力,西方的各种思潮再一次汹涌而入”[7],美育的第二次高潮兴起。如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刘兆吉先生也受到时代的鼓舞,重拾文艺、美育心理研究热情,潜心整理研究成果。

虽已到迟暮之年,但作为心理学家的刘兆吉先生仍然心系心理学的发展。1980年,刘兆吉先生在《评冯特研究心理学的道路——兼谈我国培养心理学工作者的设想》一文中提出中国心理学人才的培养路径: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基本知识与基本理论[8]。刘兆吉先生注重从心理学视角研究美育过程中的问题,探索如何通过各种美的事物培养受教育者的审美能力,以及促进受教育者智力、道德品质、道德行为和身心健康等全方位素质和谐发展的心理规律。1981年,刘兆吉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扩大会议上首创性地提出“美育心理”这一词条。1983年,在《试论美育心理学中的几个问题》中,他又第一次提出“美育心理学”这一全新的学术概念。1985年,刘兆吉先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撰写了“美育心理”条目,第一次明确定义“美育心理”是教育心理学的一部分,旨在研究“美育”过程中学生的心理活动和心理品质的形成[9],同时也标志着美育心理学成为教育心理学下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10]。直到1991年,刘兆吉先生《美育心理学》一书问世,标志着“美育心理学”这一学科初步建成[11]。

即便步入耄耋之年,刘兆吉先生也没停下探索的脚步,他联合众多学者积极推进美育理论与中小学美育实践的结合,在国内首次使用心理学实验的方法研究学校美育。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刘兆吉先生仍辛勤耕耘,笔耕不辍,完成了《七十年来文艺心理学与美育心理学创建与发展概况》《我走过的文艺心理与美育心理的研究历程》《发展文艺心理学与创造美育心理学研究》等一系列总结性文章,体现出他强烈的爱国、育才、创新、奉献精神[12]。刘兆吉先生与西南师范大学的缘分长达55年,他在这里创建和发展了“美育心理学”,并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最终使其由无人涉足逐渐走向获得国际学术界认可,彰显了中国心理学家的独特贡献。

二、刘兆吉美育思想的核心

刘兆吉先生的美育思想源于他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教育实践,其核心在于将美育与美育心理学、文艺心理学紧密结合,强调“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教育理念,具体表现为“美育与美育心理学是皮毛相依的关系”“艺美融合实现大美育”“将美寓各科,实现各科育美、五育共美”和“探究美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

(一)美育与美育心理学是皮毛相依的关系

由审美生发开来的美育是一种感性教育,以发展学生审美能力为主要任务。“美育心理学”是研究美育实践和美育过程而产生的新学科,它以美育心理为研究对象,“研究美育过程中师生心理活动的特点、效应及规律,为美育包括艺术教育科学理论和实践体系的建构提供心理学依据”[10]。

刘兆吉先生将美育与美育心理的关系比作皮与毛的关系,或是毛发与血肉、神经之间的关系。古语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意思是毛是长在皮上的,没有皮,毛就无法存在,且皮又附着在血肉之上,离开血肉,皮就会干瘪,同样,离开神经,皮会丧失感觉,失去分泌、排泄、呼吸的功能,且毛发在其上,也长不出来了[13]6。反之,毛发生长于皮之上,毛的存在也能为皮肤提供保护,避免皮肤因摩擦而受到伤害。与之类比,美育之于美育心理,犹如皮之于毛,没有美育,也就没有美育心理。又或者说,美育是皮肤,美育心理就如皮肤之下的血肉、神经,为美育提供营养,没有美育心理,美育就会失去生机与活力。刘兆吉先生用生动的语言、形象的比喻,揭示了美育与美育心理之间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

没有美育,就没有从心理学视角审视美育过程的可能,进而形成美育心理学。美育是美育心理学产生的条件。研究美育,却不了解人审美发展过程中的心理特征和发展规律,便不能使美育目标与心理发展水平相适应,美育的内容与实施的方法便缺少科学依据,难以实现有效的美育。故美育之于美育心理学,犹如皮之于毛。

(二)艺美融合实现大美育

文艺是美的载体。文学艺术的存在形式有语言艺术(文学的各种形式)、造型艺术(如绘画、书法、雕刻、建筑、摄影)、表演艺术(如音乐、舞蹈)和综合艺术(如戏剧、影视、数字艺术)等。文艺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刘兆吉先生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也反对单纯为美的感受而进行美育。早在大学时期,刘兆吉先生就受到朱光潜文艺心理学是“文学、美学、心理学三者结合的产物”思想的启发,产生了文艺与教育密不可分的想法。艺术若丧失了教育的功能,便会走向空洞和狭隘,而美育若失去了艺术则会变得枯燥乏味、晦涩难懂,文艺与美育互为必要条件、不可分割。

文学艺术具有形象性、直观性、愉悦性。作为美育的手段,文学艺术能激发人的情感,陶冶人的性情,增强美的感受力,实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晓之以德的功效。其中“动之以情”,指文学艺术审美活动产生的情感——“美感”,是人对美的体验,它是打开全面素质教育的金钥匙。如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充分利用红色革命题材的爱国电影、赤胆忠心的爱国故事、满怀豪情的爱国歌曲等文学艺术作品形式,既能起到育人的作用,又能实现“良药不苦口”的效果。可见,文艺是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文艺具有美育和德育的功能[14]7。不仅如此,刘兆吉先生还认为,通过文艺作品、艺术活动,可以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提高青少年的审美和造美能力、美感情操,促进其德、智、体、美全面发展[14]2。文艺并非只为单纯美育而存在,文艺应为素质教育服务,使青少年一代快快乐乐、高高兴兴、耳濡目染地接受全面发展的教育[15]。刘兆吉先生想通过文艺与美育的融合,实现审美教育从审美素养的培养到促进学生素质的全方位协调发展。此乃其“大美育”思想的体现。

刘兆吉先生提倡通过文艺来强化美感体验,增强美育功能,从而实现以美育人的目的。直到88岁高龄,他仍提出要将文艺心理与美育心理结合起来,形成一门新的学科——文艺美育心理学,从中再次折射出他认为美育与文艺密切相关,二者需要走向融合的思想。

(三)将美寓各科,实现各科育美、五育共美

五育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渗透。美育具有特殊的功能,它以形感人、以情动人,能使学习者处于愉快的氛围中,变被动、消极地学习为积极、主动地学习。刘兆吉先生是最早具有“课程美育观”的教育者之一,认为把美育渗透进各门学科,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创造性,产生寓教于乐的效果[2]131。

基于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观、美学观和现代教育心理学的观点,刘兆吉先生的研究团队首次以调查与实验研究的方法,证明美育对学生的成绩、人生观、价值观、行为等方面具有积极影响。该研究团队还运用“导向问卷调查法”对中学课程进行了研究,通过统计数据分析,证实各科适当结合美育是可行的。首先,以美启智,可以增强智能。通过美的具体形象激发美感,并利用艺术美中所蕴含的深刻含义,启发学生深入分析,探索创作目的,从而产生理智感,并进一步增强智能。其次,以美寓德,可以激发学生的道德感和意志,提升道德品质。通过对大学生新生行为规范的实验研究发现:以美的形式进行行为规范教育,较用抽象说理的方式具有更为明显的效果[13]119-126。运用美育的手段改进德育教育,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还会对其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影响。再次,体美结合是健康审美的要求。形体美、动作美、行为美有助于促进身体健美、身心健康,也有利于促进学习者积极参与文体活动。最后,劳育与美育相结合,可以促进劳育效果。劳动创造了美,以劳动美为手段的劳动美育,能使学生在劳动审美享受中不知不觉地养成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习惯与情感,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念,掌握劳动美的知识与技能,同时还有助于丰富学生的审美情感、审美认知,提升审美技能[16]。总之,将美寓于各科,寓教于乐,不仅有益于各科教学目标的实现,还能有效达成美育的目的。

刘兆吉先生不仅认识到美育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还发现“美育承担的渗透育人功能,就是以美启智,以美育德,以美保健,以美促进劳动创造”[2]13。将美育作为一种有效的手段和转化机制,渗透至其他学科教育之中,使美寓于各科,达到各科育美、五育共美的效果,这正是其从“美育课程”到“课程美育”思想转变的体现。

(四)探究美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化从不缺少对美的发现与表达。刘兆吉先生寻根溯源,积极探究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美育思想。他认为,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对美育思想的贡献最大。儒家以音乐、诗歌等为实施美育的手段,设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教育科目,蕴含着“乐教”“诗教”的美育思想。他从两汉时期的《淮南子》《毛诗序》等著作以及刘向、王充等人的思想中探析发现:音乐、诗歌都具有影响人性格与情感的强大力量,是德育教育的重要手段。认为美与丑具有一定的特性,不因个人的主观好恶而改变性质,而美的东西不在表象而在实质,所以美的文章应该是真与善的结合,且具有现实功用,反对华而不实之风[2]177-182。刘兆吉先生不仅深入研究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中的美育思想,而且致力于将美育理论融入实践,挖掘民间文艺中所蕴含的丰富美育观念。在学校内迁昆明的途中,刘兆吉受闻一多先生“有价值的诗歌,不一定在书本里,很多是在人民的口里”思想的启示,在路途中走入乡村,走近普通百姓,收集当时流传乡间的民歌民谣,最终汇编成《西南采风录》。“观风俗、知厚薄”,这些歌谣反映了当时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面貌,也反映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和乐观自强、敢爱敢恨、不畏艰难的美育精神。

此外,刘兆吉先生还将美育理论与学校美育相结合。基于心理学视角,积极开展美育的教育调查与实验,研究不同年龄阶段学生审美心理发展的规律与特点,以揭示美育的本质和规律,为美育实践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还积极探讨美育与学生学业成绩、德育、艺术教育等之间的关系,通过34份调查和实验报告证明了美育的独特功能及综合效应,提倡各科适当结合美育,并积极地在学校弘扬美育思想,引发教育者对于美育的关注与重视。刘兆吉先生的探索不仅深化了美育研究,而且拓展了美育研究的广度,进一步推动了美育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

三、刘兆吉美育思想对当代美育的启示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国的教育目的。美育是人的全面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美育的形式和载体已经变得日益丰富多样,与此同时,人们对美的需求也呈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我国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在这个进程中,建设健康中国和美丽中国被视为重要的战略方向,这不仅凸显了国家对人民福祉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赋予了美育新的时代使命。美育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日益凸显。由此,分析刘兆吉先生美育思想对当前美育工作的启示具有重要意义。

(一)遵循美育心理规律,提升美育教学有效性

美育目标的达成关键靠学校美育,而学校美育的中心又在美育教学。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开齐开足上好美育课”[17]。从“开齐开足美育课程”到“开齐开足上好美育课”,凸显了对于学校美育由无到有、由有到多、由多到好的课程建设要求,也体现了学校美育从普及化到多元化再到优质化的渐进过程[18]。 党的二十大以来,美育虽然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学校美育工作尚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面临一定的困境,如:将美育直接等同于德育,或是一门具体的课程,或是等同于艺术教育[19];在美育实施上,仅以艺术教育或者文艺活动落实美育,学校美育技能化趋势明显,学生审美素养的培养不足等。

“立德树人、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是美育教学的重要使命。“人”是培养主体,“人”也是最终目标,所以人是起点也是终点。教学是师生互动的双边活动,教师的教必须基于学生的学,美育教学的实施者——教师——必须“目中有人”。美育虽然具有教育教学过程的一般特性,但也具有美育过程的特殊性,美育工作者须了解学生的美育心理规律与特征。刘兆吉先生把美育与美育心理学之间的关系比作皮与毛之间的关系,并阐释了两者相互依存的重要性。他研究发现:中小学生对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美的审美情趣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13]259-277。中小学生审美情趣发展的差异性决定美育实施要因材施教,充分考虑地区、年龄等因素,有的放矢。具体而言,考虑不同地区的美育资源,做到因地制宜,发挥各地区的民族特色、地方特色、校本特色;制定教学目的、课程计划和教学目标时,应考虑不同学段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征,体现目标要求的差异性和层次性,合理安排学习内容,确保学生学习的连贯性和系统性;提供多样化的教学资源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审美需求,鼓励互相交流与分享以增强多元化的审美体验,构建包容性的教学环境以尊重学生的多元化审美情趣。

美育心理学是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真善美,并以真善美为指标去衡量美育教育。有效的美育教学具有“真善美”三个方面的特征。“真”方面:美育的教学“效率”高。在美育教学的实施中,能切实、科学和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与人文素养。“善”方面:美育的教学“效果”好。美育教学不仅是单一的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在教学的价值取向上,还期望学生都能朝着良善的方面发展。“美”方面:美育的教学“效益”佳。无论是教学的个体功能还是社会功能,均能充分展现美的影响力。真善美三者中,“真”是“善”和“美”的基础。了解学生审美发展的年龄特征和个性差异,积极探索“遵循美育心理规律”,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特征的美育目标、内容、形式、模式,是提升美育教学“真”的必然路径。

(二)在大美育理念下,构建各科育美、协同育人的美育机制

2015年,国家层面颁布第一个有关美育的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体现了政府对美育工作的高度重视。文件要求构建科学的美育课程体系、大力改进美育教育教学、统筹整合学校与社会美育资源、保障学校美育健康发展[20]。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新时代学校美育改革纲领性文件——《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要求把美育纳入各级各类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16],进一步强调了美育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从以上关于美育的纲领性文件可以看出,改进新时代美育工作关键在于进一步强化学校美育的育人功能,推动学校美育的高质量发展。

目前,学校教育设置的各类课程中,艺术课程是美育实施的主要载体。但刘兆吉先生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教育,认为艺术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而存在的。因此,艺术不应仅仅应用于艺术教育,而是要充分发挥艺术的美育功能,将艺术教育作为加强和改进美育的着力点,发挥美育对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重要作用,促进其感性与理性的全面和谐发展,构建“大美育”育人格局[21]。

刘兆吉发现美育在其他各育中有着独特性功能,美感的增力性可以促进“以美启智,以美育德,以美保健,以美促进劳动创造”的效果。将美育融入各学科,由美育学科走向学科育美,由美育课程观走向课程美育观,是实现“大美育”的有效途径。蔡元培认为,“凡是学校所有的课程,都没有与美育无关的”[22],美可谓无处不在。因此,在传统的美育课程之外,还应将美育渗透到各个学科,实现学科课程的审美化改造。首先,积极挖掘各个学科课程中的美育价值,增设各科教学的美育目标,以文艺为手段增强育人效果,推动审美活动与学科教学相结合,推进学科课程的审美化改造,让各学科共同承担起美育的责任,即“美寓各科,各科育美”。其次,打通各学科之间的壁垒,增强美育的综合性,以美育实现学科间的渗透、交叉、融合及跨学科整合,开发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课程、新项目、新活动,将美的教育体现于全学科育人过程,形成各科育美、协同育人的美育机制,即“综合育美,协同育人”。此外,虽然课堂教学是实现美育教育的主要途径,但课外实践、社团活动等活动性课程也能够增强美育理论与实践的沟通,促进学生的审美表现。同时,美育还应当进入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通过班级环境、校园文化等隐形课程增加学生的审美体验,实现显性美育与隐形美育相结合,于润物无声中实施审美教育。

(三)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生活,培育中华美育精神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23]“文”有文字、文章、礼乐制度、鼓乐、曲调等之意,可以理解为文学艺术。刘兆吉先生追根溯源,通过探寻先秦、两汉、魏晋时期的文化,挖掘出我国古代丰富的美育思想,可见“文”中不仅蕴含丰富的美育思想,同时“文”也是美育教育的重要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美育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支撑,学校课程应充分挖掘、有机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赋能美育教育,提升课程的思想性。但扎根中华传统文化,绝不是因循守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24]扎根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的选择、传承,更是文化的创新,文化在化人的过程中,也因人而实现阐发、生成。因此,新时代背景下,美育的要求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中华美育精神传承,更需积极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一步弘扬勇于探索、推崇创新的中华美育精神。

走进社会、了解社会、感受时代是美的情怀的孕育方式。抗日战争时期,刘兆吉不畏艰辛,独自走进人民群众生活,致力于搜集民歌民谣,专注于乡土社会的民间传统文化,提炼并彰显民族文化,弘扬美育精神。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的回信中强调:“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25]“立德树人”是中华美育精神的优良传统,也是美育的根本任务和美育精神的核心,“扎根时代生活”则是美育教育的立足点,为“中华美育精神”的培育指明了方向。首先,“扎根时代生活”要求立足时代。美育应紧密关注时代的变化,特别是关注新时代对美育要求的转变,即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以美培元,全面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其次,美育内容要立足当下社会。课程资源的选择要贴近学生生活实际,以增强课程的适宜性。如乡村美育可以立足乡村,开展具有地域特色的美育活动,反映新时代的乡村变化之美,弘扬并继承中华儿女艰苦奋斗、勤劳踏实的美育精神。最后,美育的教育方式和方法需要不断更新和改进。要促进大数据、云技术、VR虚拟实验等先进信息技术与美育的深度融合,创新课堂教学,满足学生个性化、趣味化的美育需求,提升美育效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美育精神的源泉,为美育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扎根时代生活是中华美育精神培育的关键所在,两者相结合,有助于培养具备全球视野和民族情怀的新时代人才。这些人才既承袭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又具备了现代科技手段和国际交流能力,能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文化交流,为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