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方法？

张小龙 王增智

[摘 要] 学界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方法的解读存在着诸多分歧。事实上，马克思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运用到政治实践领域中，创新并发展出了政治哲学的具体方法——从政治形式这个外表出发深入社会生活的批判方法。他主要是从历史分析的角度把握政治历史事件背后的经济关系的深层结构，以此来揭示历史本质层面的经济基础与历史现象层面的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马克思政治哲学方法是对西方传统政治哲学方法的创新与发展，推动了唯物史观在政治领域的深化与扩展。

[关键词] 马克思政治哲学；唯物史观；政治形式；社会生活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4.02.004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4）02-0028-06

近年来，学术界在努力推进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过程中，围绕“唯物史观”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关系问题展开了一系列争论。比如，王新生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是政治哲学[1]；吴晓明认为，马克思的整个政治哲学都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2]；段忠桥则认为，唯物史观并不包含与规范性政治哲学相关的内容[3]。这些讨论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但往往聚焦于“唯物史观”这一个点上，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方法问题——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方法。如果我们从方法视角来阐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何以可能，便会发现，马克思政治哲学方法已然超越了西方政治哲学方法，实现了政治哲学的方法创新。其政治哲学不仅立足于唯物史观基础之上，而且使唯物史观在政治实践中具体化地呈现出来。

一、争议的焦点：马克思思想的政治哲学维度

关于“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这一概念，历来争议颇多。在西方哲学的语境中，从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他们的思考方式和思想内容不尽相同，但无疑都有着政治哲学的共性内涵。当代美国政治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精准地指出了政治哲学的实质性内涵：“政治哲学是一种想要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本质，以及正确的或良善的政治秩序之企图。”[4]（p3）在此基础上，“不同理念导致对政治目的的不同理解，有的说政治的目的是生存活命；有的说是过好生活；有的说是获得荣耀；有的说是争取自由；有的说是来世得到救赎；有的说是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以实现人性的解放”[5]（p17）。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试图建构理想国家的柏拉图，还是要追寻共产主义的马克思，都以一种美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理想为最终目的。但不同的是，柏拉图仅仅是一个解释世界的哲学家，其政治实践并不成功；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在成功地解释世界的同时，又以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改变了世界。由此，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语境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在成熟后又超越了西方政治哲学语境，并从自身中分化出两个维度：“一个是既有的理想性维度的政治哲学，二是从马克思的基本原则发展引申而来的现实性维度的政治哲学。这两个方面构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两种不同的进路，两种进路之间既存在着某种张力，但也构成一种互补关系。”[6]

與其他政治哲学一样，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同样引发了诸多争议。最为极端的一种看法是，马克思的思想中不存在政治哲学。比如，意大利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科莱蒂（Lucio Colletti）在给其他两位学者合作翻译的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所撰写的长篇序言中指出：“从政治上来讲，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对此几乎没有什么补充。”[7]言外之意是，马克思在思想成熟之后就放弃了对政治的关注，我们无法从其成熟思想中引申出一种政治哲学。同样，段忠桥认为，“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提出和使用过政治哲学概念，更无专门论述政治哲学问题的文章或著作，因此，人们所谓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实际上并不存在”[3]。表面上看，这种观点合情合理，因为马克思确实没有写过类似柏拉图《理想国》或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政治哲学专著。但事实上，这种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当回到马克思的具体文本中，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他没有专门的政治学著作，却在许多文献中深入讨论了政治哲学问题，比如《共产党宣言》。即便其后期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弱化了政治思想的维度，我们还是可以从《伦敦笔记》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窥见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因素。此外，我们也会发现，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与当代学术界所讨论的政治哲学在主题方面不尽相同。

具体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一个发生学过程。马克思早年依循以往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路来讨论国家、法权和政治解放等问题，而在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开始基于唯物史观来探讨政治问题。我们如果以西方传统的政治哲学框架来建构马克思政治哲学，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完全拉入西方政治哲学的陈旧范畴中去。因此，我们在研究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时候，必须以唯物史观的创立为标志进行时段划分。在唯物史观之前，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无疑跟从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语境，比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在唯物史观之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政治哲学，比如《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以下简称“《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下简称“《雾月十八日》”）。可见，马克思政治哲学既源于西方政治哲学，又区别于西方政治哲学。例如，“马克思与卢梭的政治思想既有紧密联系，又有重大区别。卢梭的政治思想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同时，马克思又对卢梭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根本性的超越，提出了自己新型的政治哲学”[8]。正是由于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政治哲学才批判性地、根本性地超越了西方政治哲学，成为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意蕴的新型政治哲学。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最初建立之时，主要强调的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基本原则的存在。但是，当马克思通过建立唯物史观而看到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的决定意义之后，马克思政治哲学有了向深度发展的可能”[9]。

二、被遮蔽的问题：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方法

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方法的研究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对马克思思想中政治哲学维度的揭示回答的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否存在”这个问题，而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方法的探讨则是要回答“马克思政治哲学何以可能”这个问题。但是，方法问题在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中常常处于一种遮蔽状态，具体有以下两种表现。

（一）全然忽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方法维度

英国学者拉尔夫·密利本德（Ralph Miliband）在其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一书中，就只将讨论限定在了马克思著作中的政治主题和主要问题，而忽视了马克思政治思想当中的方法论问题。以色列的阿维纳瑞（Avineri S.）认为，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根本不存在方法论。他在《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中指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的扬弃就是指所有对抗的扬弃，因为这种扬弃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潜藏趋势得到实现。可见，他将这种实现看作是一种新的和革命的扬弃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觉得社会主义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之外并不需要在经济方面有自身的一种新方法论的原因。”[10]（p198）美国学者特雷尔·卡弗（Terrell Carver）在研究马克思的政治文本时，剔除了唯物史观，只关注马克思的政治著作的政治观和政治意义。以《雾月十八日》为例，卡弗指出：“我们应该回归到叙述的段落以关注理论的实际意思，不是检验其与历史记录相左的叙述，而是思考马克思所论述的政治性质以及成功的必要条件。”[11]（p10）他认为，《雾月十八日》不应该被看作严格的社会学或者历史分析，而应被视为一种政治干预的权利[12]（p11）。依照卡弗的观点，虽然马克思揭示出了波拿巴主义的政治实质，即波拿巴主义是对凯撒主义和拿破仑主义的拙劣模仿，是对封建专制的回归，但这只能说明马克思只是对民主政治具有很强的敏感性而已。他并不赞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相反，他更加关注的是上层建筑对实际政治事件的重要作用，而社会物质状况则被他置于次要的地位。

（二）混淆西方政治哲学方法与马克思政治哲学方法

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方法就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方法。在《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她指出：“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和尼采都把过去的哲学传统看作一个辩证法发展的整体。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们还都停留在黑格尔派内。他们伟大的业绩，就在于采用了能够进一步发展这新的要素的唯一方法，也就是采用了飞跃和颠覆的方法，是非常激进的。”[13]（p96）这种观点较为普遍，因为马克思早年曾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继承了德国古典政治哲学的传统和方法。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只不过是将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方法作了激进式的颠倒，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上的突破。

事实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方法论既与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与人民主权论不同，也与德国历史学派从民族传统中来确定‘历史不同”[14]（p53）。西方政治哲学家立足于抽象的观念、规范和原则来探讨政治问题，通常采用了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依照这种思路，具体的事物是不真实的，抽象的理念才是真实的，整个世界建立在观念的基础之上。在早期，马克思对政治思想的分析也难免受到这种方法的影响。但在唯物史观创立后，随着新的世界观的诞生，新的方法论也破壳而出，马克思的政治思想由此完全摆脱了西方政治哲学方法的思维框架的束缚，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呈现出来。而这种新的政治哲学方法正是唯物史观方法论。从文本角度来看，《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释了唯物史观方法论的一般原理，而之后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阶级斗争》《雾月十八日》等涉及现代国家、阶级、革命等政治现象的著作则体现出对这种方法的具体运用。

总的来看，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方法之所以在西方學者的研究中成为一个被遮蔽的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通常采用一种文本分割式的研究方法，而忽略了整体性的研究。另一个原因则是，当代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共产党宣言》之后的政治哲学文本重视程度不够，尤其是马克思从1850年到1861年长达十年的时间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政治评论文章。一些学者通常会认为这些政治评论文章只是一些应酬之作，从而错估了它们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意义。然而，这些政治哲学文本里实际上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哲学方法因素。正如美国学者保罗·保卢奇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许多思想贡献了方法出来，然而这些思想却散落在文章之中，更重要的是，这些思想还散落在他的通信与短文中，而这些都不是他很流行的著作。”[15]（p35）因此，应当重新审视相关文本，从中发掘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方法。

三、政治哲学方法的创新：唯物史观的具体化

恩格斯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著作的最早阐释就是在1885年给《雾月十八日》第三版所撰写的序言，其中恩格斯把《雾月十八日》称为“一部天才的著作”[16]（p468）。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自觉地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表现为各种样态的各社会阶级的斗争[16]（p469）。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指出，“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 ‘共产党宣言中，这个理论曾被大体地应用于全部近代历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曾被经常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17]（p591）。可见，恩格斯早已准确地描述出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左右的政治思想研究历程，确认了马克思政治哲学方法的存在、发展及形态。

马克思认为，应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中考察一切的历史冲突、社会活动和上层建筑。他指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交往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18]（p567）这一方法论成为马克思考察其他学科对象的基本原理，比如意识形态、政治和思想观念等。从后来的著作来看，他将这一方法论具体运用到两个领域——政治思想领域和政治经济学领域。在政治领域中，主要的著作是《共产党宣言》《法兰西阶级斗争》《雾月十八日》以及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政治评论文章等；而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主要的著作是《资本论》及其手稿等。从学术成就来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成就高于政治领域；从影响力和传播力来看，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影响更大且普及面更广。而且，这两个领域并不是互不相关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里充满了哲学和政治的意蕴。正如吴晓明所指出的：“对于唯物史观的创始人来说，这样的科学定向乃是不言而喻的。当他们的著作成为唯物史观的经典（如《资本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等）时，哪一部著作不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中开展出内容丰富的具体化并从而成为‘历史科学的不朽巨制。”[19]

由于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学者直接把“唯物史观”等同于“政治哲学”，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在笔者看来，马克思政治哲学方法是在政治领域中得到具体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这种方法是从政治形式的外表出发深入社会生活，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阶级、革命和危机等方面的具体对象的历史分析方法。因此，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处于同一思想体系的不同维度：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原理和方法论基础，而后者是前者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运用。那么，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发展过程和具体内容是什么呢？马克思在1848年发表于《新莱茵报》的文章中明确指出：“政治斗争不过是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20]（p524）换句话说，政治斗争表现出的是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一观点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我们的读者看到了1848年以波澜壮阔的政治形式展开的阶级斗争以后，我们想更切近地考察一下经济关系本身，也就正当其时了，因为这种经济关系既是资产阶级生存及其阶级统治的基础，又是工人遭受奴役的根由。”[18]（p712）马克思在此已然展现出从政治事件过渡到经济关系的方法論的雏形。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篇文章中明确地阐述了这一方法的基本内容：“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杜罗·德·拉·马尔以探究古罗马土地所有制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为了解这个曾经征服过世界的城市的命运提供了一把钥匙，——与此相较，孟德斯鸠关于罗马盛衰的论述差不多就像是小学生的作业。年高德劭的列列韦尔由于细心研究了使波兰农民从自由民变为农奴的经济条件，在阐明他的祖国被奴役的原因方面比一大群全部货色仅仅是诅咒俄国的著作家做出了远为更大的贡献。”[21]（p450-451）马克思在赞扬各历史学家的贡献的同时，提出了从政治形式的外表出发深入社会生活的具体方法。随着《共产党宣言》《法兰西阶级斗争》《雾月十八日》等著作的完成，这一方法论的内涵逐渐丰富起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从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出发，逐步考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史，进而深入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所导致的商业危机。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从法国的政治事件和革命事件（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出发，逐步分析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结构以及其经济基础。马克·考林（Mark Cowling）和詹姆斯·马丁（James Martin）指出：“它（《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对政治历史进行的冗长的分析之一，也被广泛地认为是他最丰富多彩的历史著作之一。”[12]（p1）此时的马克思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政治哲学方法分析具体的政治事件。葛兰西敏锐洞察到了马克思的这一方法，他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教条原理，进而忽略对具体政治和历史事件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做法。他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方法称作“历史方法论”，并认为人们从《雾月十八日》这一著作中可以认识到这样一种方法论[22]（p483）。

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在政治思想研究过程中充分吸收和借鉴了历史学方法，但他扬弃了经验层面的历史叙事，开始转向对政治领域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由此“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以“社会生活”为例，虽然历史学家也会使用这一概念，但他们仅仅是从一般的事实经验层面来理解社会生活。而在马克思那里，这一概念有着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八条中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8]（p501）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关系层面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问题，其政治哲学的落脚点并不是政治现象，而是现象背后的社会生活的深层结构。马克思的这一方法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四、马克思政治哲学方法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在政治实践领域中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形成了独特的、与其他方法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的政治哲学方法。

第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方法与历史学的经验方法相区别，为剖析具体的历史事件提供了一种更为崭新、科学的方法。尽管新方法的创立受到了一些历史学家的启发，但马克思本人的历史观不同于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方法之后，欧洲国家中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政治革命和社会运动，所以马克思把这一原理具体运用到社会现实问题分析之上，特别是分析了当时法国、英国、西班牙、德国等国的具体阶级、国家和革命等问题。这些国家的基本国情截然不同，工业发展的进程有快有慢，从而使得马克思在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它们的时候展现出不同的视角和侧重点。但和历史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并未停留于经验层面，而是想要通过对具体社会和历史事件的分析深入社会生活本身，由此也就超越了历史学方法。

第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方法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理稍有区别，体现出了唯物史观的具体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哲学的基本原理，而从政治形式的外表出发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法则是其在政治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和实践。两者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面对的具体对象是旧的哲学观；而在《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面对的具体对象则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系列政治问题。“马克思在1848年之后的思想发展史，不仅可以被解读为唯物史观的运用，它同时还应该是对唯物史观具体化问题的卓越探讨。”[23]显而易见，马克思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运用到具体对象的时候必然会发生一些变化。

第三，马克思政治哲学方法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的不同，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视域。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现代国家的政治、革命、阶级等，而政治经济学批判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它们分属于不同的两个领域。马克思政治哲学方法是从政治形式的外表出发深入社会生活，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则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马克思政治哲学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理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运用和扩展，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则是上述基本原理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具体运用和扩展。两者是内在统一的，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总而言之，马克思创立政治哲学方法的时期介于开创历史唯物主义和研究兴趣转向政治经济学之间，这一时期并不是人们常说的“断裂的十年”或者“动荡的十年”，而是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中间环节。它起着承上启下的重大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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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罗雨泽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元叙事研究”（23XKS008）；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省社科研究基地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下‘马克思历史政治文献内涵及其当代价值研究”（QN202103）。

作者简介：张小龙（1989—），男，哲学博士，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王增智（1973—），男，法学博士，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