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干的“疼痛”

康慨

《疼痛部》

作者：[荷]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

译者：姜昊骞

出版社：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4月

定价：54元

小说《疼痛部》的叙事者名叫塔尼娅·卢齐奇，是一位在战火中逃离克罗地亚的文学教授。流亡柏林期间，丈夫远走日本，而她决定留在欧洲，并终于在阿姆斯特丹大学谋得一年期的教职，学生几乎全是来自前南斯拉夫的各族移民，对他们而言，上学只是一种手段，只求以此延长在荷兰的居留时间。他们刻意不提已死的祖国，只用南字代称南斯拉夫，用南人或我们的人代称同胞。

“我们的人脸上都印着无形的耳光。”塔尼娅发现，“兔子似的闪烁神情，体内那种特别的紧张，嗅嗅空气以判断危险来自何方的动物本能。我们性表现在紧绷忧郁的面容中，眉头一抹阴云里，总也挺不直的背上，近乎内化，几不可察”。这些特征与郑人对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狗”的观察何其相似乃尔。小说也的确多次使用狗、流浪狗和野狗的比喻。这些曾经的南斯拉夫人在新世界徘徊游荡，找不到安全感，终日沉溺于思南病而无力自拔。不仅如此，一遇到俄国人、乌克兰人、波兰人或保加利亚人，“我们的人”就会感到一种无形的纽带，像胶水一样粘住人家。

塔尼娅讲授的是一门严格来说已不复存在的课程——南斯拉夫文学，其基础是一门严格来说已不复存在的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它像南斯拉夫国家一样解体了，变成了三种官方语言：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波斯尼亚语，各由自己的军队支持，由邊境检查点和仇恨分隔，用于“咒骂、羞辱、杀戮、强奸和驱逐。这些语言怀着一个信念开战了：它们之间是不可妥协的。或许，不可妥协的原因正是不可分离”。有趣的是，三种语言的面包有三种不同的拼写（krub、hleb、hljeb），但死亡这个词只有一个（smrt）——死亡真是一视同仁！他们也不说睡得香、睡得沉，却说睡得像被宰了。无数的南斯拉夫移民甚至把这当成背井离乡的主要原因：“我为什么要走？因为在别的语言里，孩子们睡得安安稳稳的；而在我的语言里，孩子们睡得像被宰了似的。”

以邻为壑势必带来不断强化的规范。例如，标准克罗地亚语现在不欢迎敌国的方言和口音了。有些不想改讲新话的人干脆少说为妙，宁肯诚实地沉默，也不愿欺骗地发声。在荷兰的课堂上，我们的人同样难以用母语敞开心扉。“有的人惊魂未定，有的人觉得太羞耻了。有的人不说话是因为负罪感，因为他们没能亲历战争；其他人不说话是因为恐惧，因为他们亲历了战争。”

课堂又何尝不是分裂的缩影。塞利姆是波斯尼亚人，在内战中失去了父亲。乌罗什的父亲却作为战犯被送上了海牙国际法庭。为了克服民族性造成的语言贫血症，为了找到一个不会互相伤害的主题，塔尼娅要求学生用英语作文追忆共同的过去——关于已经消亡的南斯拉夫的一切：火锅、铁路、巧克力、冰激凌、茶舞会、小人书、政治笑话、流行歌曲、黑市上的牛仔裤、关于团结的口号、献给铁托同志的八十八株玫瑰、红白蓝三色条纹的塑料大包、作家安德里奇、导演库斯图里卡和游击队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塔尼娅认为，当局正处心积虑让人民忘记过去，把新国家变成没有历史和文化记忆的僵尸。因此，缅怀过去不仅是对个人身份的重建，也成了一种政治颠覆行为：当局按下了删除键，“将每一件不幸都归罪于南斯拉夫”，她却按下恢复键，用一件件寻常小事唤醒过去。

课程一开始进展顺利。思南病不可避免的集体发作引发了对旧时光的幸福迷恋。第一学期结束时，大家甚至一起去泡了酒吧。在酒精的作用下，终于有人谈起了战争，终于有人开始哭泣。乌罗什背诵了几代南斯拉夫学童耳熟能详的烈士颂诗《一个血腥的故事》。后来“我们”才发现，这是他自杀的前奏。

弗吉尼娅·伍尔夫曾经哀叹疼痛“语言的匮乏”。我们很难直接描述疼痛，因此往往使用形象化的语言，换句话说，我们不得不借助隐喻。乌格雷西奇的书名当然也是个有关祖国和苦恋的隐喻。它本属海牙的一家虐淫俱乐部，主人公塔尼娅的很多学生以缝制施虐受虐的服饰为生，于是用“部里”来戏称为之效命的血汗工厂。

战争吞噬了他们的尊严，毁坏了他们的语言。他们“用呼唤、大喊、尖叫、吐痰来发出信号。这就是我们标明领地的方式。凡是摸过的东西，我们都要用手指敲两下：垃圾桶、窗格、管道。我敲故我在。我们会打拍子，打得和牙疼一样疼。我们在婚礼上哭，在葬礼上哭，我们的女人痉挛似的声音打在混凝土立面上，就像是暴风雨。我们会打碎玻璃杯，欢闹起来：鞭炮是我们最喜欢的玩具。声响是我们的字母表，我们闹出的动静是我们存在的唯一证明，是我们留下的唯一痕迹。我们像狗一样：吠叫。我们对着朝头顶压下来的灰色天空吠叫”。

形同集体治疗的思南课未能善终，美好的回忆激起了反对现状的诅咒。有人在匿名信里骂塔尼娅是“南斯拉夫婊子”，有人向系领导打小报告，批评她自由散漫的教学风格。塔尼娅被迫按照常规，开始照本宣科地授课。期末考试时，她最聪明的学生伊戈尔戳穿了老师的自欺欺人，并在得到不及格的打分后闯入她的公寓，把老师绑在椅子上，抽她耳光，威胁要打得她血肉横飞。他指控她耽于幻想，只讲名著不讲焚书，只讲文化不讲杀人，还逼迫这些刚刚逃离了死亡、一心渴求遗忘的学生投入回忆，而他们之所以来到荷兰，就是因为这是“一个遗忘的国度，一个没有疼痛的国度……荷兰的平原是一张大大的吸墨纸：它吸收一切——记忆，疼痛”。

杜布拉芙卡·乌格雷西奇生于南斯拉夫，1993年离开克罗地亚，去年3月在荷兰首都去世。《疼痛部》证明她是一位极具独创性的作家。它在叙事上保持了正常的时序，却间杂了由诗歌、寓言、故事和噩梦构成的片断和插叙。像小说的主人公一样，乌格雷西奇形同巴尔干的哭丧人，“我为每一个人的痛苦而痛哭，唯独我自己的痛苦没有声音”。她哭得无比凄凉又颇为诙谐，兼具冷静和自怜，充满了悲情，却又十分古怪。在她的笔下，人人都是部里的，没有谁能逃脱这份苦恋，也找不到简单的答案，也许只有法庭上的战犯能置身其外，心安理得地冷对这个仍然蔓延着无情战火和集体杀戮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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