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基因银幕叙事的历史回溯与话语新篇

李卓

福建电影工作者根植红色沃土，将福建省的“红色基因”实施了银幕叙事的符码转译，彰显出红色电影强大的感召力与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教育功能。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節点，研究确定一批重要标识地，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彰显时代特色，使之成为教育人、激励人、塑造人的大学校。”[1]近年来，福建省电影工作者参与创作了《古田军号》（陈力，2019）、《我和我的祖国》（陈凯歌/张一白/管虎/薛晓路/徐峥/宁浩/文牧野，2019）、《我和我的父辈》（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2021）、《守岛人》（陈力，2021）、《红色金融家——高捷成》（李鹏/林建明，2021）、《让这首歌作证》（丁小明，2022）以及戏曲电影《谷文昌的故事》（马会雷，2022）等一批“现象级”红色电影创作，积累了大量创作经验。福建电影在国内电影市场取得了良好的票房成绩和口碑，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本文力图绘制福建红色电影的历史画卷与时代图景。

一、福建“红色基因”电影的历史回溯

回溯福建红色电影近70载的银幕之旅，福建电影人对“红色基因”的影像转译，既具有历史同构性，展现了不同时期红色文化孕育下人们的精神风貌，也具有地域性，表现出在福建这片土地上富有空间特色的红色文化。福建红色电影不仅力求还原历史真实，讴歌革命精神，而且满足了不同历史时期观众对红色经典的审美期待，是将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机融合的艺术自觉、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

在“十七年”时期，福建电影在发展过程中始终蕴含着“红色基因”与“社会主义新生活”两大要素。1955年，福建首部故事片《闽江橘子红》（张客，1956）初登银幕，这是一次有胆有识的“跨媒介叙事”创新。该片源于福建作家朱一震和陈侣白创作的话剧《种橘的人们》，后经福建省文联创作组改编为电影剧本，上海电影厂导演张客将其搬上银幕，“《闽江橘子红》是福建省第一部电影故事片，反映的是中国农村互助合作运动。”①《闽江橘子红》讲述了新中国初期福建闽江百花洲农民互助组追求新生活、携手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故事，讴歌了社会主义新生活，成为福建早期红色电影的代表作品之一。1959年，反映福建地下革命斗争的电影《地下航线》（顾而已，1959）名声大噪，属于中国谍战片探索的先行者。该片讲述了闽江轮船公司“福州号”林森官、江财弟等地下共产党坚持同敌特分子进行斗争，将武器、电台等物资运往闽北山区，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展开斗争的故事，歌颂了地下共产党员英勇不屈、坚持斗争的革命精神。从以上两部作品不难看出，福建省电影人在一种历史自觉意识指引下，将革命历史中的红色文化继承下来，特别是将那种不畏险阻、用于开拓的精神融入到反应当时“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作品中，使“红色基因”在社会主义探索与建设时期能够在银幕上获得新的表征，让观众在银幕构建的故事世界中获得红色精神的感召。

改革开放后，中国文艺界迎来春天。1979年，福建电影制片厂恢复建制，重启电影创作。1980年10月，由福建电影制片厂在厦门投拍的《小城春秋》改编自厦门作家高云览的同名小说，该片以1930年5月轰动全国的共产党领导厦门大劫狱事件为背景，主要讲述了抗日战争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厦门奋力组织抗日救亡运动的故事，塑造了吴坚、何剑平、丁秀苇等革命知识分子群像。该片名本身就具备“小城”的空间属性与“春秋”的时间属性，这种富有地域性的红色电影在当地一经放映，便唤起人们对于脚下这片土地相去不远的那段集体记忆。这是在空间“同构”下的历史“回响”，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历史共鸣与情感共鸣。1988年，导演吴子牛进入福建电影厂开始筹拍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欢乐英雄》和《阴阳界》，两部作品均改编自司马文森的小说《风雨桐江》，影片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闽南地区错综复杂的革命历史故事与宗族关系。在革命话语下呈现出电影的传奇色彩，影像风格具有浓郁的闽南风俗和地方文化特色，这是一种具备“文化地理空间”特色的红色题材创作，使得人物行动具有更具体的空间环境载体，成为“典型环境的典型形象”。其中，《欢乐英雄》一举拿下第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两项大奖，轰动一时。改革开放直至20世纪末，福建红色电影创作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在人物塑造上打破了原先脸谱化、扁平化形象，更多地塑造出典型化、立体化形象，使人物更加可信、可感，更好地适应改革开放以来观众日益提升的审美需求。

进入21世纪后，福建红色电影工作者继续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浓郁的家国情怀陆续创作出《我的母亲赵一曼》（孙铁，2005）、《云水谣》（尹力，2006）、《长长回家路》（孙铁，2009）、《江山风雨》（孙铁，2010）、《古田军号》《我和我的祖国》《樵夫·廖俊波》（宁敬武，2019）、《红色金融家——高捷成》《毛泽东在才溪》（韦廉，2021）、《守岛人》《我和我的父辈》《让这首歌作证》《谷文昌的故事》等经典红色电影，这些电影在叙事话语、视听呈现上更大程度地契合时代之需，成为“新主流大片”矩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主旋律电影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题材：革命战争题材、革命领袖题材、英模人物题材和海峡两岸题材。”[2]21世纪以来，福建红色电影的大量涌现也呈现出多元创作面向：以《毛泽东在才溪》《古田军号》等为代表的革命领袖题材；以《我的母亲赵一曼》《我的1932》《让这首歌作证》等为代表的革命战争题材；以《守岛人》《谷文昌的故事》等为代表的模范人物题材；以《云水谣》《长长回家路》《江山风雨》等为代表的海峡两岸题材以及《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父辈》等集锦式红色爱国主义电影。这些电影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切入历史与现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呼应对国家形象、家国情怀、民族记忆的不同诉求。

二、福建“红色基因”电影的话语新篇

近年来，红色电影叙事方式不断创新更迭、叙事类型呈现多元发展，表现出平民化叙事与非脸谱化塑造的创作转向。福建红色电影工作者依托八闽大地悲壮动人、可歌可泣的红色历史，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融合，在创作题材、叙事视角、人物塑造等方面日益显现出多元化特征。

（一）创作题材的多元化

红色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电影创作的宝贵精神财富。一部优秀的红色电影，题材本身至关重要，但创作者不能陷入“题材决定论”。优秀的题材在平庸的创作团队那里也难以生成优质的电影作品。在红色题材问题上，要规避“泛化”和“窄化”两种倾向，在“题材重点论”前提下可以走向题材多元化。重点题材本身是一种题材的价值筛选，在价值保障的前提下允许题材的多元选择，既保证了红色电影的价值导向，也丰富了红色电影的类型矩阵。

近年来，福建红色电影佳作频出，既有《古田军号》《毛泽东在才溪》这种书写革命历史、塑造伟人领袖的经典红色电影，也有《守岛人》《谷文昌的故事》《樵夫·廖俊波》（宁敬武，2019）、《我和我的父辈》等题材多元化的红色电影。以《我和我的父辈》为例，这是由福建电影工作者参与主创的“集锦式群像年代戏”的典型，是一种题材创新。影片以“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追寻中国梦”为叙事线索，通过跨越时空的结构模式和平民化叙事视角再现父辈几代人的奋斗经历，展现了滚滚历史洪流中推动历史发展的人民群像。“乘风”板块中为了新中国成立付出年轻生命的马乘风、“诗”板块中为实现新中国航天梦而坚持奋斗的航天工作者、“鸭先知”板块中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赵平洋、“少年行”板块中怀揣科技兴趣与梦想的小小，这些影片主人公在父辈们的言传身教中完成了理想和信念的代际传承，抵达“我和父辈”的精神旨归。与此同时，《我和我的父辈》以豪华明星阵容产生的集聚效应强化了这一新兴题材的观众接受度，实现了影片与各年龄层观众的同频共振，发挥了红色电影的价值引导功能。

（二）叙事视角的个体化

叙事视角在叙事话语中占据重要地位，视角选择往往在叙事中融入个体立场、价值观、思想情感，为故事蒙上一层“讲述者”或“见证者”的个人色彩。红色电影基于其宏大主旨，以往更多地采取全知视角、客观视角，在一种“纪录式”的叙事中彰显爱国主义和英雄情怀，随着叙事话语的转向，叙事视角的设置也逐渐转向个体的、限知的、微观的方向演进，并以多重视角转换丰富了红色故事的言说。

例如，电影《我的母亲赵一曼》没有采取全知视角下大开大合的悲壮传奇化叙事方式，转而从一个儿子的视角，以母子间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铺展全片。该片以儿子视角回顾了母亲赵一曼作为革命志士的成长历程，既体现出革命烈士个体的人格之美与英雄气魄，也以小见大地讴歌了在抗日战争中无数“赵一曼们”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传递出溢于影像本身的家国情怀和革命意识。这种视角的建立一方面让故事蒙上了一层母子亲情，儿子对英雄母亲革命事迹的讲述，本身就带有浓烈的情感，更容易令观众动容；另一方面，以儿子的视角讲述，能够展现出赵一曼作为母亲的一面，带领观众看到“不平凡的平凡人”之另一面。所以，红色电影叙事视角的不断丰富对于丰富叙述对象和叙述内容本身也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又如，电影《古田军号》采用侧写的方式，从一种新颖的个体化叙事视角展现古田会议召开前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人对革命道路的探索。影片基于一个小号手的“内视角”，从日常的细微之处着手，通过古田会议之前理念火花之碰撞，着力塑造革命领袖的伟岸形象，传递出伟大的“古田会议精神”。在微宏叙事和今昔对比中实现叙事母题的创新。“该片的叙事者小号手并没有过多台词，而是以一个见证者的身份出现在毛泽东、朱德等伟人身边，与红军大部队一同出生入死。面对革命路上爷爷和父亲相继倒下的残酷现实，13岁的小号手有田一度陷入茫然之中。然而，在跟随红军前行的一路上，毛泽东伸张正义为有田讨回公道，女教官对有田关怀备至，朱德军长亲自示范吹冲锋号的技巧。”[3]内视角的设计不仅通过个体记忆带领观众从银幕步入历史深处，体察历史幽微，而且将“军号”赋予了一层“见证者”的生命色彩。

（三）人物塑造的立体化

红色电影的人物相对典型，主要包括领袖、革命英雄、军队战士、改革先锋以及国家建设各条战线上的时代楷模等。在以往“情节中心论”和“人物中心论”的争论中，一些创作者过度依赖“情节中心论”而罔顾“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单纯追求情节的惊奇化、冲突化，导致许多人物和事件脱离了真正的革命历史情境。人物形象作为影视作品中叙事主体的存在。近年来，我国红色电影也更多地以“人物中心论”建构具有差异化、立体感的人物形象，逐渐挖掘叙事主体本身的特性，搭建灵动真实的角色框架。

福建红色电影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极具突破性。福建电影制片厂、中国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的红色影片《守岛人》，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献礼。一方面，《守岛人》以人物传纪的方式还原了守岛英雄王继才夫妇“平凡人不平凡”的历程。电影开场就是整个开山岛遭遇台风“白鹿”的袭击，显得动荡且荒凉，直观地呈现出岛上生活的困难和守岛人的不易，也动摇了王继才最开始守岛的决心。这种“强情节叙事”的开篇设计与王继才决心的动摇是主体面对强大客体时从“否定主体”到“肯定主体”变化的发端。在美学上，这个过程符合“崇高”这一美学范畴的产生条件。王继才从“被动守岛”到“主动守岛”心境转变的真实描写，使银幕前的观众见证了英雄人物的心灵蜕变，从而在人物与观众的情感共振中托举起主人公高尚的“守岛精神”与“家国情怀”；另一方面，《守島人》呈现了英雄的多个侧面，并从多个维度建立了“家国一体化叙事”。作品借助王继才夫妇32年朴实无华的守岛生活和工作瞬间，用艺术化手段和细节化的平实描述，呈现出王继才在守岛生涯过程中的夫妻情、父子情和战友情，多侧面烘托出一个真实可感、有血有肉的守岛英雄形象。作品对人物的立体化塑造真实生动地诠释出“守岛就是守国”的家国情怀，从而点明家国同构的精神题旨，给予大众“家国一体化叙事”的别样呈现。

三、福建“红色基因”电影的镜鉴启迪

新时代的红色电影始终保持着高水平的艺术水准和强大的精神感召力，促使主流意识形态与电影的思想性、艺术性不断实现创新融合。作为我国红色电影矩阵重要组成部分的福建红色电影，许多优秀作品实现了口碑和票房成绩的双丰收。立足当下，回望经典，是为了开创未来。因此有必要汲取福建红色电影的创作经验，形成不同地域红色电影彼此联动、交相呼应的红色电影新格局。

第一，要善于开掘红色题材，实现题材的银幕转化。在影像时代，人们习惯于视听思维方式，红色电影是当代人了解红色历史、赓续红色血脉、感受家国情怀、体悟人生价值的鲜活教材。《江山风雨》《古田军号》《守岛人》《谷文昌的故事》等红色电影既有对红色经典题材的进一步开掘，也有对符合红色文化要求的更多新题材的发现，从而丰富红色电影的题材“库存”。红色电影创作的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创作者不断地做好历史与当代的功课，红色电影不仅要有对红色历史从更多视角予以的史诗化银幕再现，也应当有对当代工农商学兵各条战线时代楷模的艺术化呈现，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不同地域特色的红色题材越是丰富，创作者也就具有更为宏阔的艺术创作空间，我国红色电影的故事谱系也将更为丰盈。

第二，要善于融合地域特色，呈现可感的银幕故事。福建红色电影对福建地域文化符号的呈现，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注重当地文化特色的融入，使故事叙述具有了浓厚的文化空间色彩。从《云水谣》到《古田军号》《我的1932》，福建客家土楼反复出现在银幕上，使故事具有特色鲜明的空间载体，使人物和事件具有重要的时空注脚。《云水谣》中的土楼符号出现在男主人公陈秋水的故乡——西螺水乡，土楼见证着陈秋水和罗碧云美好的爱情，也成为陈秋水朝思暮想的故乡，影片利用这一建筑符号诠释出“小家”与“大家”、“家国”与“爱情”叙事母题。影片上映后也让福建土楼享誉世界，成为福建的一张烫金“名片”。

第三，要善于采取系列范式，强化红色故事的传播效果。地域性的红色电影创作不仅要善于挖掘红色资源，善于融合地域特色，而且还应当形成系列范式。从接受美学而言，这是对观众“期待视野”中“定向期待”和“创新期待”的双重考量。当某一红色题材已经被广为接受，那么就在观众的“期待视野”中形成“定向期待”，而系列化的红色故事生产满足了观众对这一题材故事的“创新期待”。例如，“《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等影片都是彰显我国主旋律文化的典型之作，也是当前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一大重要影片类型。”[4]应该说，“我和”系列为新時代红色电影开辟了一种系列化的创作范式，既满足了观众对于“家国一体化叙事”的“定向期待”，也在不同系列中融入新元素、新故事，使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域空间的故事汇集在红色题旨之下，形成红色精神在新时代壮丽的银幕图景。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回望过往历程，眺望前方征途，我们必须始终赓续红色血脉，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继往开来，开拓前进。”[5]福建红色电影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是一种高度的历史自觉、艺术自觉和文化自觉。福建的电影工作者用影像书写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不同历史阶段团结奋进、不断进取的光辉篇章。福建红色电影对革命史诗的擘画与主流价值观的弘扬，具有独特的思想感染力与影像美学效果，为地域性红色电影的创作带来了诸多启迪。

参考文献：

[1][5]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EB/OL].（2021-09-30）[2023-12-23].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1-09/30/c_1127915721.htm.

[2]陈犀禾，赵彬.红色经典电影及其国家叙事[ J ].电影艺术，2021（04）：35-40.

[3]单丽.重现·关照·慰藉：电影《古田军号》现实题旨解码[ J ].电影评介，2020（04）：53-56.

[4]张晶宇.新时代红色电影艺术表现力显著提升[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5-24（009）.

①参见：施晓宇.福建电影发展溯源[J].东南传播，2023（09）：37-43.

【作者简介】  李 卓，男，黑龙江佳木斯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文化传播、影视造型艺术、数字媒体等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文艺评论的理论基础和前沿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1ZD0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