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球干涉主义政策与军工复合体的扩张

王玮

【关键词】干涉主义 黩武主义 “民主地带” 军工复合体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在国际关系领域，“干涉”一般是指一国对另一国事务的外来干预，其目的在于迫使他国做或者不做某些事。一般意义的“干涉”，多少带有违背甚至侵犯他国意愿的属性和色彩。在国际关系民主化、文明化过程中，“干涉”被视为对一些固有权利的侵犯，特别是对主权的侵犯。因此，国际社会提出并发展了“不干涉原则”，这成为国际社会成员公认并普遍接受的国际规范和交往法则。

然而，美国素以“例外主义者”自居，经常以“善”的名义，通过单边行动或者伙同少数盟友，肆意推行干涉主义外交，挑战国际法基本原则。据美国作家威廉·布鲁姆在《民主：美国最致命的输出》一书中介绍，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曾试图推翻50多个外国政府，其中大部分是选举产生的；粗暴干涉至少30个国家的民主选举；试图暗杀50余位外国领导人；在30多个国家投掷过炸弹；试图镇压20多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等等。

美国外交实践中的干涉主义

美国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独特案例，它在较短时间里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蜕变。历史地看，随着美国实力增长，其外交政策日益背离“建国之父”最初设定的孤立主义路线，转而把目光转移到远离本土的地方。

建国之初的美国，时刻要面对欧洲列强的入侵和干涉，根本无力也不愿卷入国际纷争。首任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在其告别演说中，阐述了后世应当秉持的外交理念，即被称为“孤立主义”的政策思想。到19世纪，尤其是在南北战争以前，美国对外政策取向总体而言是消极、保守和防御性的。美国外交摆脱孤立主义的影响，有一个渐进变化的过程。它是在“追随强者”的过程中走向世界的。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还奉行“胡狼外交”（Jackal Diplomacy），搭英法两国的便车。不过，随着内战后国家重建的完成，美国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

19世纪末，美国紧随欧洲列强步伐，推行“静谧帝国主义”，在太平洋和加勒比地区建立起“美利坚第一帝国”。为维护殖民利益，美国并不避讳干涉他国。只需迈过极低的门槛，美国就会武力干涉别国事务，哪怕孤立的治安事件也会招来美国干涉。1887年，美国和夏威夷达成协议，将珍珠港作为美国海军基地。1893年，美国种植園主宣布让夏威夷“成为合众国一员”，这遭到夏威夷女王及其人民的反抗。面对夏威夷乱局，美国战争部没有丝毫犹豫，随即出兵干涉、控制局势，并完成对夏威夷的吞并。

同一时期，美国对远隔重洋的远东地区，也开始表现出干涉意愿。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美军参加八国联军，进行武装干涉。此时，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为获得中国市场而不惜冒险搞突破。他在没有咨询国会的情况下，就向中国派遣了一支约5000人的军队。这是美国与其他大国合作并使用武力干涉远东事务的开端。一年后，威廉·麦金莱遇刺身亡，继任者西奥多·罗斯福延续了这一政策。

总的来说，19世纪末美国的干涉活动主要集中在涉及殖民利益的地方。特别是在拉美地区，美国的干涉行动遍及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几乎波及每一个国家。①在这一阶段，美国虽为影响他国而进行干涉，但它的根本出发点是现实利益，是为了增进美国的权势和威望。此时，美国的干涉行动没有太多价值取向，而主要是实力地位的象征。这与美国后来的干涉行动是有所区别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外交的一个分水岭。此时，美国的身份已然发生转变，它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区大国，变成具有国际视野的全球国家。在这个蜕变过程中，美国出现了两种激烈碰撞的政治思潮。一种是以西奥多·罗斯福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思想；另一种是以伍德罗·威尔逊为代表的全球改良思想。二者都认为在变化的世界里，美国不应该固守孤立主义立场，相反，美国应该走向世界，实现其大国抱负。两种主张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实用主义至上，追求美国狭隘利益的最大满足；后者则含有理想主义的成份，寻求变革旧世界。这两种思想最终发展成美国干涉别国事务的两种传统。

“莽骑兵”传统。19世纪70年代，鼓吹野蛮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入美国，成为美国社会的时尚信仰。受此启示，西奥多·罗斯福（即人称“莽骑兵”的老罗斯福）认为教化落后民族、促进人类进步是一项绝对正义的事业，他本人也变成了战争最狂热的鼓吹者。在他的公开论述中，战争、责任、海外殖民地总是成为关键词。其所谓“责任”，就是“文明”国度对“非文明”国度的必要的、合理的统治与干涉。可以说，老罗斯福等人基于“种族优势论”，养成了干涉别国内政的习惯。

美西战争后，美国对古巴前途命运的干预，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早在西班牙统治时期，古巴争取独立的力量就已经在发展。随着西班牙帝国衰落，古巴人民开始看到独立的希望。然而，在击败西班牙帝国后，美国掐灭了古巴人民寻求独立的希望。根据美国起草的条约，美国拥有以干预方式“保护古巴共和国的权利”。当古巴拒绝这一无耻条约时，美国代表对其恫吓，古巴制宪会议最终只好接受这一安排。

无独有偶，数十年后古巴爆发反对亲美独裁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并成功建立新政权。这让美国惊恐不已，它担心古巴的变革不符合自身利益，担心古巴成为苏联威胁美国的的“滩头堡”。1960年起，美国中情局（CIA）四处纠集古巴流亡分子，妄图推翻卡斯特罗革命政权。1961年4月17日，在中情局策划、组织、协助下，流亡美国的古巴人对古巴革命政府发动入侵，史称“猪湾事件”。“猪湾行动”的失败对肯尼迪产生了深刻影响，促使其在柏林、越南采取进一步行动，以证明自己的强硬。

总的来说，“莽骑兵”式干涉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涉及切实的利益，而不论这种利益是否正当。如西半球霸权就是美国认为的理所当然的地缘政治利益。二是通常以“保护”的名义，被保护对象可能是美国人及其财产，也可能是美国的代理人。三是往往为了应对偶然事件和突发情况，因而经常会出现非常规决策。四是通常涉及到武力的使用或者威胁使用，尤其是在对象国发生内部混乱和内部冲突的情况下，炫耀武力甚至动用武力经常成为美国的政策选项。

“传教士”传统。美国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是独特的，是摆脱旧大陆腐败习气的“人类试验田”。美国人相信，如果保持同旧世界的分立状态，并因此享有道德优势，那么，其他民族就会朝着“亚当斯的灯塔”走来。故而，美国需要在新大陆建设新世界，将其打造成“应许之地”，引导黑暗中寻找方向的人。然而，随着美国实力的增长，美国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上升。到20世纪初，就有人觉得美国不应该只是一个固定不动的“灯塔”，相反，美国应当走出去传播“福音”。这种强烈的“使命感”，把伍德罗·威尔逊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伍德罗·威尔逊的政治生涯是从公开批评美西战争和批判帝国主义扩张开始的。他目睹过美国内战的残酷景象，经历了内战后社会重建的艰辛过程，在强烈的“传教士”精神驱使下，他相信美国与众不同，能够带来济世良方。威尔逊强调，美国无意主宰世界，而要提供一种新的交往模式，使公认的正义高于各种狭隘的私利。威尔逊认为外交政策不应只有政治和经济的追求，还应有道义的追求，他将“道德贡献和全球责任”纳入美国外交的框架之中。

在涉及美国要不要干预的政策问题上，威尔逊把行动是否有利于维护“民主”作为重要衡量标准。威尔逊就任美国总统时，面临着是否承认几个新政权的难题。其中就有通过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而建立的中华民国，还有美国的近鄰墨西哥。对当时的中华民国，威尔逊迅速予以承认，并极力阻止美国银团参与“六国贷款”，以免它们垄断美国在华利益。相反，威尔逊不仅不承认墨西哥政府，还要求墨西哥马上举行大选，并要求维克托里亚诺·韦尔塔不得参选。②

总之，威尔逊及其后来的追随者，把维护国内外“民主”作为决定是否干涉的重要依据，这是“传教士”式干涉的显著特征。这种干涉通常被包装成为“拯救”，被拯救的有“受威胁的民主制度”，也有“遭受暴虐对待的人民”。在手段选择上，美国通常混合使用经济制裁、政治施压和军事威慑的方式，对那些被它圈定的对象进行长期干预。

美国军工复合体：干涉主义与黩武主义结出的毒果

美国早期很多政治家对设立“常备军”是持保留态度的，认为它会浪费公帑，而且会助长政府权力的扩张。因为美国地理位置优越，建国后很少面临被入侵的威胁，这种反对美国军事化的思想深入人心。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多数美国人认为战争不会波及美国，因此反对大规模扩充军备。威尔逊反复指出，美国没必要建立强大军队。1914年12月4日，他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说：“我们与各国都处在和平状态。招募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只会鼓励它的使用。”

由于威尔逊政府一再坚持，美国迟迟没有加入战争。1916年底，高举反战旗帜的威尔逊连任美国总统。随后不久，1917年2月25日，德国提议与墨西哥结盟的电报放在了威尔逊桌上。在巨大政治压力下，威尔逊政府当日即宣布执行武装中立政策。1917年4月6日，美国正式向德国宣战。美国参战改变了欧洲战争形势，也改变了美国社会本身。战争期间，经济社会运行都围绕战争而展开。当时，欧洲各国不仅停止出口商品，而且还要从国外买入战略物资和生活物资。相较而言，只有美国可以同时进行战争并且保持商品对外出口。

战争转移了世界财富，也改变了国际格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获得把“泛美主义推向全世界”的机会。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没有胜者的和平”，希望在国际联盟框架下推动和平。威尔逊的主张表面上得到赞同，实际上却寸步难行。美国的战后外交失败了，又重回孤立主义状态。美国再次打破孤立主义状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当时，战争彻底摧毁了欧洲强国，美国成为西方“守护者”。

二战结束后，苏联成为西方“首要威胁”。为了遏制苏联势力“扩张”、抵御“共产主义威胁”、争夺第三世界等，美国组织起空前绝后的军事安全同盟体系。从此，美国的干涉主义和“黩武主义”③倾向全面凸显，并在漫长的冷战岁月里不断强化。在全球各地，美国不允许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决不坐视民主政体受到共产主义威胁”。于是，美国肆意插手国际纠纷，到处干涉别国内政。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国内出现了军工复合体的庞然大物。

众所周知，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传统工业国，但却刺激了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美国很多部门进入战时生产状态，形成庞大生产能力。各地开办了许多兵工厂，吸收了大量就业。这种战时生产能力在战后延续下来，形成强大的路径依赖。美国军工产业规模非常庞大，军工总产值可达成千上万亿美元，不次于一个中等国家的经济总量。军工产业不仅提供就业岗位，还是美国力量的象征。美国生产制造的军需产品、设备、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进入国际市场。

20世纪50年代，美国缔结了众多封闭的军事集团和条约体系，它们都明文规定必须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美国依靠构建同盟体系，将自己生产的武器装备推广到全球范围，形成一种军援、军售机制。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军方找到了掌控战略重要地区和重点对象的办法。简言之，美国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军事预算、同盟体系和海外基地群，还有庞大的军事工业。在涉军、涉外的小圈子里，一个既隐秘又封闭且权势滔天的利益联盟逐步形成。

这个被称为“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联盟，涉及美国军方、国防工业、工程承包商、情报机构、保守势力等权势集团。20世纪50年代末，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深切感受到，军方与军工厂、国防承包商等方面形成了盘根错节的联系。这个战争机器的小圈子势力庞大，常常把部门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军工利益集团与决策圈深度关联，助长了美国本就盛行的战争文化。军工利益集团“出钱买唱”，资助美化战争的“科学研究”。在华盛顿决策圈，“衡量国家实力的终极标准是战争能力”成为一个常识。在这种圈子文化影响下，政治人物并不会对使用武力有太多顾忌。

此外，军事干涉的支持者把美国装扮成“道德主义的十字军骑士”。他们把美国发动或煽动的每场军事行动，都说成是对抗“恶”势力，很少认识到美国只是在谋取私利、为其使用武力提供合法依据。即使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即使受到国际舆论的批判，美国也要“勇敢前行”。近年来，在大规模战争代价越来越高的背景下，美国军事决策者越来越追求战争小型化、精准化和智能化。美国刻意控制冲突的烈度和范围，力图用最低水平对抗赢得最大收益。

总之，二战后美国在军事上的优势不断积累放大，它越来越倾向于动用军事手段来推进干涉主义外交目標。军事手段成为美国执行干涉主义政策的工具。可以说，美国不断增长的军事优势，一直在助长美国对外干涉。这让美国外交具有远高于其他社会的“黩武主义”特征。悲剧在于，长期进行对外干涉，促使美国国内形成了隐秘的利益关系，他们不断炮制干涉主义理论学说、政策主张和宣传话语，人为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干涉主义浪潮。

美国干涉主义外交的新发展

在后冷战世界，美国国内形成重要共识，致力于维持并延长美国主导世界的“单极时代”。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无论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接受美国干预世界的政策。他们或为遏制一切可能挑战美国权力、地位和利益的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或为推广美国价值观和拓展所谓“民主地带”，经常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在军工复合体持续推动下，美国战争学说、干涉理论和隐蔽行动指南等不断迭代升级，以武力为后盾的干涉主义外交发展到极致。

美国保守派的对外干涉议程。冷战结束后，美国上下洋溢着“胜利情绪”，认为“美国治下的和平”成为现实，“美国仁慈霸权”将成为全球稳定的保障。美国对自身优势地位有迷之自信。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助长了美国塑造“世界新秩序”的热切心态。美国国内逐渐形成共识，认为美国应致力于巩固世界领袖地位，保持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防止任何潜在挑战者。

20世纪90年代初，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老布什总统“在犹豫了几天后才小心翼翼地做出反应”。最后，在撒切尔夫人的推动下，他才决定捍卫“世界新秩序”。美国领导的军事行动随后取得了速胜。但是，当时美国人对越战心有余悸，老布什担心美国重新陷入战争泥潭，故未采纳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建议。小布什入主白宫后，新保守主义势力抬头，他们力主在伊拉克实现政权更替，从而纠正老布什政府在海湾战争中犯下的错误。

“911”事件后，美国蓄意将反恐战争扩大化，不断指责伊拉克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任美国国务卿柯林·鲍威尔在联合国展示了所谓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数年后，调查报道显示当初提供的信息，是美国情报机构通过“不可信渠道”获得的。历史学家杰拉德·阿斯特的研究还表明，美国精英为了纠正1991年老布什没把萨达姆赶下台的决定，才重启了推翻伊拉克政权的军事计划。④美国绕开联合国，并不顾欧洲盟友批评，悍然发动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美国自由派的对外干涉议程。不同于保守派只为保守某种秩序或安排，美国自由派则追求“变革、改良、塑造、扩展”。比尔·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说得清楚：“冷战后，美国必须扩展世界上市场民主国家的自由共同体。”⑤用武力拓展市场，是19世纪的做法，自然是过时的和不得人心的。但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所说，美国擅长“给政策披上正义的外衣”。美国军工复合体开启舆论动员机器，把使用武力和“捍卫人权”联系起来，提出所谓“人道主义干涉”。

冷战期间，美国以战略利益为依据，以敌友关系为准绳，对存在“人权劣迹”的盟友听之任之。冷战后，美国开始强调“人权标准和民主制度”，强化在人权问题上说教。一段时期，美国政治人物把“人权”挂在嘴边，到处充当人权“教师爷”。克林顿时期，美国发展出新干涉主义政策纲领。其主张是，当有人道主义灾难发生或人权受到系统侵犯时，国际社会有权进行干涉。

这种被称为“克林顿主义”的主张还被写入北约战略文件。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发起长时间、大规模空袭。这是美国及其盟友实践“新干涉主义”的首次军事行动。克林顿指出，北约空袭南联盟是“为了制止种族清洗而进行的军事干预”，是一场“正义的、合法的战争”。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干预，从未得到联合国的授权。法国思想家莫兰指出：“在人道主义等说辞中，我看到的是谎言。”⑥

纵观冷战后美国“人道主义干涉”的作为与不作为，不难发现，美国的行为是受其偏好和动机驱使的。在卢旺达发生种族清洗和集体杀戮的时候，美国没有组织任何人道主义的干涉行动；在索马里内战引发重大人道主义危机时，美国政府也选择了撤军和置身事外。面对类似的场景，美国拿出的是不一样的剧本。美国传递的信息，看似矛盾，实则连贯。在是否干涉的问题上，美国始终以是否对自己有利、对自己一边的人有利为原则的。这是美国干涉主义外交越来越不得人心的根本原因。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注释】

①王辉：《美国对外干预的新趋向》，《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16页。

②A. Scott Berg， Wilson， London， New York， Sydney， Toronto， New Delhi： Simon & Schuster， 2013， pp.287-289.

③石斌：《美国“黩武主义”探源》，《外交评论》，2014年第4期，第78-106页。

④Gerald Astor， Presidents at War： From Truman to Bush， The Gathering of Military Power to Our Commanders in Chief， NJ： Wiley and Sons， Inc.， 2006.

⑤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68-371页。

⑥[法]埃德加·莫兰著，康征、齐小曼译：《反思欧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页。

责编/周小梨 美编/王梦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