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三题

蒋静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波市奉化区文艺季刊《雪窦山》编辑。作品散见于《小说选刊》《星星诗刊》《小小说选刊》《文学港》《四川文学》《安徽文学》等刊，出版有散文集《静听心声》《时光和野草》和微型小说集《表达方式》《童年花谱》等，两部微型小说集均入选宁波市文联重点文艺创作项目，多篇作品入选散文和微型小说年选。

哑 伯

哑伯死了。

堂兄告诉我，哑伯临终前，突然开口，整整说了一天一夜，说得嗓子都哑了。婶婶捂住哑伯的嘴，让他以后慢慢再说。那嘴却像决堤的渠口，怎么也关不住。关了几十年的话，如湍急的流水，哗哗哗，流个不停。最后，婶婶和堂兄听得打起了瞌睡。等到他们醒来，哑伯的嘴还大张着，人却没了气息。

哑伯是我父亲的兄长，其实不哑。年轻时，因说话犯了事，被打断一根肋骨，打落两颗门牙后，还被抓了进去，一关五年。出来后，他说：“以后，我再也不说话了。”他真的说到做到。渐渐地，同辈便叫他哑子（哑巴），小辈则在原来对他的称呼前加上一个“哑”字。他也不恼，仿佛那就是他的名字。

起初，婶婶很伤心，也不明白：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成了哑子？哑伯在药箱里找到一袋麝香追风膏。那是家庭常备的一种伤膏，遇到风湿关节痛、肌肉酸痛、挫伤扭伤时，人们一般不去医院，就用这种伤膏在患处贴一张，基本能消肿止痛。不过，不到十分难受时，人们一般不舍得用。

哑伯取出一张伤膏，贴在嘴上。伤膏像一个巨大的创可贴，将嘴巴和下巴牢牢地蒙粘住。浓郁的麝香味弥漫着整个房间。在婶婶惊诧的目光中，哑伯走向外面。

人们见到哑伯，不管是熟悉的或陌生的，都吓了一跳。谁见过伤膏这般用法！有人将哑伯当成了精神病人，离他远远的。

除了吃饭和晚上睡觉，哑伯的嘴一直不离伤膏。起先，婶婶试着开导他说话。他就指着像贴着封条的嘴，摇摇头。婶婶拿他没办法。一天早上，婶婶得意地说：“昨夜你说了好多梦话，响着呢。”堂哥也说：“对，我在楼上也听到了。”

哑伯似乎受了惊吓，浑身颤抖，脸色灰白。那天晚上，他没将伤膏取下。

几天后，哑伯的嘴边和下巴因伤膏引起过敏，一片红肿，起了疹子。他改用纱布和胶带蒙嘴。纱布比膏药小一些，露出了下巴。两个月后，哑伯的嘴巴像是结了痂的伤口，不用包扎或蒙住了。他已习惯了遇到任何事情也不发出一点声音。

哑伯从灰堆里掏出一块石板和一支石笔。石板黑色，A4纸那么大，石笔白色，这是哑伯上小学时学写生字的学习用品。遇到必须交代事情时，哑伯就在石板上写字，如：“我去赶市了，下午回来”“某人葬事，全家都去”等等。石板上的白字，抹布一擦就没了。

后来，石板碎了，哑伯只好改用纸笔。不过他用得很少，能不写的尽量不写。他将写了字的每一张纸都亲自收起来，划根火柴烧成灰烬才放心。

哑伯的脾气倒是好了许多。以前，对于看不惯的人和事，不管何时何地，他会当场发作，骂娘，或挥拳头，得罪了好多人。现在，遇到同样的情况，他最多黑着脸，别过头，匆匆离开，一副与他无关的样子。这一点，倒是让婶婶省心多了。

当地结婚有一项很重要的仪式——端茶（敬茶）。喝喜酒前，新娘子得一一向男方的长辈端茶。新娘边双手敬茶，边恭敬地说：“爹、娘，请喝茶。”长辈大声应一声，喝几口茶，奉上一份茶钿（红包）。堂哥结婚前，曾托我父亲说服哑伯，新娘端茶时，做公爹的总得应声。哑伯应承了。到了那一天，新娘子端茶时，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他们最大的兴趣其实是来看哑伯怎么开口说话。新娘子向哑伯奉茶，哑伯动了动嘴唇，谁也没听见他的应声。事后，哑伯在纸上写道：“我真的应了，自己听见了。”

有一段时间，哑伯学过哑语。他天天走五六里路，去一个聋哑人家里学。回家后，哑伯两只手像玩石头剪子布游戏一般，翻来覆去做动作。他示意婶婶和堂哥跟他学，他俩不理。堂哥直接对哑伯说：“我们又不是哑子，学什么哑语。”哑伯很失落，只好放弃。自己对自己做手势，有什么意思。

哑伯比真正的哑巴还哑。我认识的一个哑巴，虽不会说话，但若谁犯了他，哇啦啦哇啦啦地叫得山响，三四里外也听得见。可哑伯却哑得无声无息。有一天半夜，婶婶去解手，发现哑伯在床上爬来爬去，大汗淋漓。问他：“怎么了？”哑伯指指右下腹，龇牙咧嘴。婶婶问：“很难受吗？”他点点头。

堂哥急忙叫救护车。到了医院，医生说：“马上动手术。”并责怪家属，“阑尾都穿孔了，为什么这么晚才来？要出人命的知道吗？”婶婶、堂哥辩解：“病人没说，我们不知道。”医生说：“阑尾穿孔很痛，起码痛了一天了，病人怎么会不说？”

婶婶、堂哥怎么也不明白，痛到这样地步，他为什么不叫一声。

棺柩在堂前停了三天两夜。按当地风俗，死者的老伴不必守夜。可是，那两夜，婶婶一直从夜晚守到天明。白茫茫的月光照在清静的堂前，婶婶注视着那张微微张开的嘴，感觉那里随时可能会发出声音。

姑婆的“他们”

姑婆出了车祸。母亲火急火燎地拉着我去医院。

我一个激灵，突然问：“妈，你猜，这一次，姑婆会不会再提‘他们？”

母亲瞪我一眼，没好气地说：“姑婆差一点就被轧断了腿，你还有心取笑。”

真是冤枉，我只是出于好奇，绝没有取笑姑婆之意。

姑婆很能干，既精于女红，又烧得好菜，家中里里外外料理得井井有条。她有个习惯，每当下结论或表态时，总以“他们”作为开路先锋，譬如：“他们说，你这件衣服太老式了。”“他们说，这电影不好看。”“他们说，隔壁家的孩子不学好。”……

这样的说法，让人模棱两可。姑婆到底在转述“他们”的话呢，还是想借此表达她的意思？也许，对于姑婆来说，更重要的是，话中掺进了“他们”，就好像有了金字招牌或者强大后盾，即使说错了，追究起来，也与她无关吧。

一次，我好奇地问姑婆，“他們”到底是谁呀？姑婆怔了怔，闭着嘴，没开口，好像嘴里关着什么秘密，不能让它跑出来似的。

姑婆要求她的儿女，即我的表姨、表舅，说话时也要拉上“他们”。表姨、表舅在姑婆面前极少说话，有时候，开口若是冒出“我觉得”“我断定”诸如此类的话，就犯了忌，姑婆的脸一下子拉长变色，伸手去捂他们的嘴，好像这话一经流出，会大祸临头似的。后来，他们说话磕磕绊绊，都落下了口吃的毛病，很可能跟此事有关。

姑婆的记性极好。别人说话时，她一边听声音，一边看说话的人，耳朵和眼睛同时运转。她如一台录像机，将一切录了进去。将来，什么时候若要引用这些话，就会从“他们”的引领下，一一蹦跳出来，几乎一字不漏。有一次，一位族人忘了自己某一次在公开场合说过的话，事关家族间的利益。几位族里长辈就和当事人一起，到姑婆那里求证。姑婆眼睛也不眨一下，就说出几月几日几时，在某个地方，当事人的穿着、动作、口气以及说过的每一句话。当事人不得不服。

姑婆像一个谜，我们从来不知道她的真实想法，甚至很难分清，什么时候她代表的是“他们”，什么时候她又将自己排除在“他们”之外。她与我们之间犹如隔着一道屏风。姑婆的丈夫也说，他们中间，总隔着“他们”。除了亲戚，少有人到姑婆家去找她。即使有事上门，开门的总是她的丈夫或儿女。若她的家人不在，姑婆也懒得开门，只回说：“他们不在。”

在她面前，我们早已免疫，任她说多少个“他们”，我们基本不吭声。这情形，比课堂考试时的情形还严肃安静。有一天，姑婆庆生，我们同坐一桌，吃生日宴。姑婆兴致很高，一连串的“他们”，像一个个水泡从嘴里吐出。她吐她的水泡，我们吃我们的食物。突然，一个响声，从桌子底下响起，接着臭气弥漫。姑婆停止了吐水泡。我们兴奋起来，寻找屁源，觉得这是一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我往桌下一钻，一嗅，指着姑婆，大声说：“姑婆放屁。”姑婆的脸红红的，嘴巴哆嗦着，再也吐不出一个水泡。整桌的大人小孩都大笑起来。那是多么轻松的时刻。她的生日，我只记住了这件事。后来，每当姑婆再提“他们”时，我总是盼望着那个可爱而浓烈的响声再次从桌子底下响起、升腾。

我发现，姑婆口中的“他们”，有时候并非真的确有其人。比如，姑婆会将“他们”的话综合起来，剔除对自己没用的，留下有用的，加工成“他们”说。这个时候，“他们”其实已变成了她自己，但她从不承认。

此时，姑婆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两只大腿打了石膏，悬吊着。她皱着眉头，一副痛苦状。

母亲上前，问：“受罪了，疼不疼？”姑婆答：“他们说，很疼很疼。”

我本想说一句安慰的话，但却禁不住大笑起来，就像那次找到了屁源一样。我想，“他们”一直住在姑婆的身体里头，好像姑婆是他们的代理人，只是我看不见而已。

金 姨

金姨是我母亲的姐姐。金姨出生时，外公替她算了一卦：五行缺金。于是，她便有了一个带“金”的大名，奶名（乳名）叫小金子。

金姨爱她的名字，也爱金子（黄金）。可是，金姨二十多岁了，还没见过金子。金子多金贵呀，那个年代，一般人哪能见到。

有金子的人家，讲究的是代代相传。金姨到了适婚年龄，不愿轻易出嫁，她决定要物色一位金主——有金的人家才嫁。直到她三十岁了，还没有调查出结果。为了扩大概率，金姨同时找了三位疑似金主。相处了几个月，三个小伙子的父母都不见动静。金姨使计，同时答应三个小伙子的求婚，成亲的日子也定在同一天。成亲前一天，就在金姨不知所措时，一个小伙子的母亲终于按捺不住，将一只金戒指戴在了金姨白皙的手上。第二天，三顶花轿同时出现在我外婆家的门口，上演了一场抢亲大战。金姨仓皇又不无失骄傲地坐上了金主家的花轿。

婚后，金姨一直戴着金戒指，这为她赢得了许多目光。姨夫警告她：“当心你的手指。”那时传闻戴着金戒指的女人夜里走路若遇抢劫，不配合的话会被人剁掉手指。金姨晚上一直不出门。

等到大家都公开戴金饰品的时候，金姨决定自己要成为一位金主。姨夫身体不好，她独自贩卖布料，经营餐馆，边攒钱，边买大黄鱼、小黄鱼（大小金条）。金姨觉得金首饰的含金量打了折扣，黄鱼含金量最纯，最靠谱，可以压箱底。

金姨一家住的是二手房，房子小，光线暗，姨夫想换房子。当时，邻居家的房子，造的造，买的买，只有金姨一家还像蚂蝗一样盯着那块地皮不动。金姨不答应，两人常为之怄气。金姨说，房子十多年就成旧房了，只有金子不腐不败，永远保值。

金姨家的房子等来了拆迁，小套变大套，还有现金补助。金姨高兴极了，她说，这个好运，有金子的一半功劳。金姨挑了一楼的拆迁安置房，后半间临街，廉价租给了一家打金店，房东和租户中间隔一道门，可自由进出。店里的金饰品，如戒指、镯子、项链、手链、耳环等，琳琅满目，金姨一开门，满眼金光闪闪，乐得她每天笑容满面，合不拢嘴。

金姨与打金店的老板娘总有说不完的话，金子的行情，金子的趣闻，金饰品的式样，等等。金姨一有空就主动帮老板娘管店，一见人就说这家打金店的金子品质如何好，饰品如何精美，好像那是她開的店。

金姨与朋友产生借贷，她喜欢将借款额按时价折算成金子的数量，到期借方就归还金子。想要现钱，借方可以到金店兑换。金姨说，这才是最公正的借贷方式。金姨向我妈借过几次钱，我妈的一条项链和一条手链都是这样来的。

金姨穿的都是我妈和我穿过的衣服、鞋子。她说，衣服会破，会过时，会贬值，金子不会，反而能保值，买一件像样的衣服动辄上千，还不如买金子哩。对于其他生活用品，金姨也是能省就省。

金姨从不旅游。不过，也有例外，她几次乘长途车游了同一家博物馆，馆里陈列着古代墓葬出土的金饰品。金姨看后异常兴奋，好像那些都是她的藏品一般。

金姨的儿子媳妇曾向她讨要黄鱼，金姨哪里肯答应。去年，金姨死后好多天才被邻居发现。据说，金姨生病，不能自理。儿媳闻讯匆匆上门，找遍屋里所有的地方，却不知那些金子藏在哪里。

附创作谈：

让亲人在作品中登场

浙江 / 蒋静波

素材是写作的前提和基础。有一段时间，我苦于找不到素材，感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甚至连做梦也在想：到哪里去寻找素材？

前不久，我向一位前辈讲述我的一位亲人的故事（确切地说是其个性），他惊呼，这不是很好的素材吗？一语惊醒梦中人。我兴奋得真想跳起来，好像饥饿时，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馅饼。

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支队伍，我最熟悉的亲人们，正排着长队，向我走近。那是一座多么丰富的矿藏，而且，独属于我。

我决定，开始“亲人”系列微型小说的创作。

我的亲人们，有着平常的人生，过着平淡的日子。在他们的人生里，没有大起大落，也没有精彩的故事。与之配套，我也想用平常的方法去表现。经验写作的好处是，脚下的土地扎实，走路踏实；坏处是，与土地贴得太紧，沉重，飞不起来。作品如人，如何让其既要着地，又要起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的每一位亲人，平常得就像一粒沙子，落在地上，就找不到踪迹。但如果拿着放大镜，即使再平常、再微小的沙子，其形状、颜色、大小，也有特别之处。小东西的特别，可谓小微妙。发现小微妙，不正是微型小说追求的目标吗？我想做的，就是抓住这种小微妙，去经营，去强化。

写熟人真事，最重要的是取舍。作品中的亲人，一位怕犯事，不说话，活成了哑巴；一位总拿“他们”作为挡箭牌，好像她是“他们”的代言人；一位爱金如命，却活活饿死，金子也不知去向。他们是我的亲人，但已不完全是我的亲人。之所以这么说，一是确有其原型，二是创作中对素材进行了加工提炼，作品脱离了他们的肉身。这好比一块布料，要制作一件衣服，得裁剪、缝合，还得加上纽扣、拉链、饰品等辅料。所以，由布加工而成的衣服，是布，又脱离了布。

墨西哥女作家安赫莱斯·玛斯特尔塔在其短篇小说集《大眼睛的女人》中，塑造了一群风情万种的姨妈。我的亲人们会被我赋予什么样的面貌？我不知道。但我希望，他们同样生机勃勃，个性鲜明，有血有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