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青年女性家庭经济地位对二孩意愿的影响研究

2024-04-24 04:32何欣
客联 2024年1期

何欣

摘 要:收入状况是衡量家庭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本文以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为背景,旨在研究当代青年女性家庭经济地位对二孩意愿的影响。本文对近年来有关生育意愿研究的文献进行了综合分析与总结。研究发现,影响生育意愿的经济因素有社会经济水平、女性社会经济地位、保障制度、住房负担、育儿成本、家庭收入和金融因素。其中,有关家庭收入因素的研究大多数忽视了家庭收入的结构差异,针对女性收入的影响研究较少。因此,针对女性家庭经济地位的研究梳理,女性家庭经济地位和二孩意愿呈反相关关系。最后,本文提出建全保障制度、建设利于职场女性生育的社会环境、为生育“减负、推动共同富裕,支持普惠金融的建议,以期达到提高当代青年二孩生育意愿的目的。

关键词:家庭经济地位;二孩意愿;当代青年女性

一、引言

自1987年以来,我国新生儿出生率一直处于持续下降阶段。截至2021年发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我国的新生儿出生率同比下降了约16%,同时,此次报告也意味着我国自建国以来,全年新生儿出生人口将首次跌破1000万,降至998万。为应对生育率不断下降的问题,从计划生育时代的“只生一个好”到“三孩政策”,在生育政策层面已经全面放开。但是,政策所带来的刺激效果十分有限,并且该效用是递减的。通过二孩政策颁布后的数据统计和实践研究,可以看出政策带来的生育红利是有限的,政策效果在第二年小幅上升后逐渐递减。更有研究从女性就业的角度指出,“三孩政策”还可能带来非预期的一些负面效果。因此,生育率的提升不能光靠“三孩”政策。三孩政策的实际效果不仅取决于配套政策的实施,也极大地受到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近年来学者们对生育意愿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但还鲜有从当代青年女性家庭经济地位的角度进行研究。随着女性占据劳动力市场的一席之地,女性开始作为家庭获得经济来源的主体之一,女性家庭经济地位的变化不仅将会对女性生育意愿产生重要影响,也会对家庭的生育决策起到决定性作用。

二、女性家庭经济地位对二孩意愿的影响

(一)影响生育意愿的经济因素

20世纪以来,国外以邦戈茨模型、贝克尔质量数量理论为代表的生育意愿相关研究蓬勃发展。21世纪以前,我国生育率低主要是政策性质导致的,而21世纪以后,我国生育意愿的研究有了新的背景和意义,我国已由政策性低生育率转向内生性低生育率,主观的生育意愿在生育决策当中有了重要的影响。因此,现实因素的制约得到了更多关注,其中,经济因素的研究成果尤为丰富。大多数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层面入手进行分析,在宏观方向主要有社会经济水平、女性社会经济地位、保障制度和住房负担,微观方向主要集中在育儿成本、家庭收入及金融因素。社会经济水平、女性社会经济地位、住房负担、育儿成本对生育有着确定的抑制作用,而保障制度、家庭收入和金融因素的影响作用存在着争议。影响生育的各因素之间并非独立作用,各因素存在着包含与被包含、相互作用等的交叉影响关系。

其中,家庭收入是影响生育意愿的一大经济因素。一方面,据贝克尔的质量数量偏好理论,家庭收入与孩子数量呈负相关关系。当家庭收入增加时,父母对孩子的质量偏好会超过数量偏好,导致生育率下降。国内学者也发现,收入越高意味着生育的机会成本增加,从而降低意愿生育率。然而另一方面,家庭资源理论认为提高家庭收入将增加家庭资源,进而提高生育意愿,这部分学者认为家庭收入与生育意愿正相关。综合而言,家庭收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取决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平衡程度,这将最终决定家庭期望生育子女的数量。

(二)女性家庭经济地位对二孩意愿的影响

通常,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包括收入、教育和职业三个方面,其中收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指标。在研究经济资源与生育行为的关系时,收入水平被视作反映家庭财政状况的直接指标。因此,根据其他文献的参考,选择家庭收入作为衡量家庭经济地位的指标。在研究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中,大多数研究将家庭收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而忽略了家庭内部收入结构以及性别收入差异等现象。尽管有部分学者从女性劳动收入的角度出发,但关于女性家庭经济地位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的研究仍然较少。因此,探讨女性家庭经济地位变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对于理解中国现行劳动分配体制下生育意愿的重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发现,女性收入与生育水平之间存在着内生的互动关系。一些研究表明,随着女性收入水平的提高,生育水平通常会下降。这是因为女性基于对孩子质量的偏好,在劳动收入提高之后会选择减少生育。同时,有学者根据CGSS2015年数据研究发现,尽管高收入女性群体有较强的二孩生育意愿,但面临更大的机会成本和其他成本因素的影响,加上高收入女性在整体中占比较少的原因,现实中生育率仍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最后,还有研究发现女性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的提高会对生育意愿产生负面影响。每提高10%的女性收入占比,生育意愿数量就会下降约1.3%。因为女性收入占比越高,意味着家庭的收入越依赖于女性,生育的家庭机会成本增加,最终可能导致减少生育意愿。

三、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生产、消费等习惯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物質基础的快速增长也促使群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我国政府陆续出台刺激生育的相关政策,然而政策对解放群众生育需求的效果始终有限,因此对当代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影响研究迫在眉睫。有关经济因素的影响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针对家庭收入的研究大多将家庭收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而忽略了家庭内部收入结构以及性别收入差异等现象。选择家庭收入来衡量家庭经济地位发现,女性家庭经济地位的提高将会降低二孩意愿。因此,为提高二孩生育意愿,提出以下建议:

(一)建全保障制度

我国托育体制的不完善是女性生育的一块绊脚石。由于社会劳动市场的发展,女性也参与劳动。健全托育体系,不仅能够有效的提高女性生育意愿,更能促进家庭三代人的和谐共处。除此以外,我国的生育假、产假等假期保障制度的不完善,都为女性破除“母职困境”带来阻碍,女性在生育上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因此,我国应关注健全托育体系和假期保障制度等,从制度上提供女性生育的相关保障,进而提升女性生育意愿。

(二)建设利于职场女性生育的社会环境

相比于过去妻子在家相夫教子的传统育儿观念,现代生育文化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代女性已经绝大部份地参与到社会劳动中。在这样的背景下,职场女性需要平衡母亲的社会角色与工作之间的关系,就需要和谐包容的社会氛围。通过文化宣导、劳动市场监督等方式,营造更包容的社会环境,能够使得女性遭受更少的心理压力、更低的机会成本,促进女性生育意愿的提高。

(三)为生育“减负”

在激烈的社会竞争环境中,“教育内卷”现象不断显现,家庭为了培养孩子,需要付出更多的育儿成本,如报辅导班、课后辅导的教育成本。不仅如此,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得青年的职业压力越来越大,要在工作与育儿之间做好平衡,势必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未来,需要更加积极的收集育龄妇女和家庭的需求,针对性地纾解生育压力,让更多家庭“想生”、“愿意生”、“生的起”。

(四)推动共同富裕,支持普惠金融

共同富裕不仅是我国人民的企盼,也是党和国家坚持的长期任务。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的过程中,能够帮助家庭受到更加正确的生育教育,提高育儿质量,实现优生优育。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使得家庭有更多资源可以养育孩子,释放部分“生不起”、“不敢生”人群的生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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