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争议从何而来？

吕雅宁　苏建勋

ESG代表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治理（Governance），是指在投资和企业经营决策中考虑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的一种方法，这些因素被视为评估企业长期可持续性和影响力的关键因素，是一种关注企业环境、社会、治理绩效而非财务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

ESG理念自2004年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次提出后被越来越多地视为投资和商业决策的重要考量，因为它们可以帮助评估企业的风险管理、长期可持续性以及社会责任。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企业认识到考虑ESG因素对业绩、声誉和社会影响的重要性。

2023年，“反ESG”运动成为舆论焦点。2024年1月21日，美国最大石油供应商埃克森美孚正式向ESG投资者“开炮”：埃克森美孚对美国和荷兰的两家ESG投资者发起诉讼，以阻止他们在今年的股东大会上再次提案，要求公司“制定温室气体范围3减排目标”。

从备受追捧到质疑不断，ESG的光环开始褪色。区区三个字母，何以引发席卷政界、企业界和公众的一场舆论之争？

“反ESG”运动，究竟在反对什么？

“ESG是一场骗局”“ESG评级是魔鬼的化身”。早在2022年，特斯拉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就因特斯拉的ESG评级不够高，“炮轰”ESG理念。

如今，在欧美，这一问题更是上升至政治层面。美国成为反对ESG呼声最大的国家，ESG议题俨然已沦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立场之争的“工具”。多数民主党人支持ESG规则，而多数共和党人则持反对态度。

批评声音认为，ESG理念损害油气、煤矿等传统行业的利益，也有人认为ESG会限制企业自由发展，资本无权以ESG的名义对企业提出要求。

例如，得克萨斯州的石油产量占美国石油产量的43%，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但在ESG投资理念下，对化石燃料的天然排斥显然触动了当地根本利益。2021年6月，得克萨斯州颁布法律，并成为美国首个提出“反ESG法案”的州。

2023年，美国南部37个州的共和党议员，共提出了165项“反ESG法案”。“去年3月，美国现任总统拜登首次行使否决权，否决了一项‘反ESG法案。国会通过的法案，总统可以行使否决权进行否决，这是ESG走向政治化的典型表现，足以体现冲突之深。叠加美国今年的总统大选，这一分歧会更激烈。”商道融绿董事长郭沛源表示。

于是，企业也开始纷纷“避嫌”。

可口可乐公司的《商业与ESG》报告，在2023年更名为《商业与可持续发展》，摒弃了多年一直使用的“ESG”一词。2023年，很多美国上市公司的财报电话会上，也已鲜少提到“ESG”。

来自政治环境的压力，更让投资者压力倍增。

全球最大资管集团贝莱德的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曾是ESG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但他在去年明确表示将停止使用这个词。在他看來，ESG已经“武器化”了。

郭沛源谈到，目前欧美都出现ESG之争，但存在本质不同。美国当前兴起的是“ESG有害论”，认为ESG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会破坏投资者回报、危及养老金的安全，成为不同党派之间的站队问题。这和欧洲的“反漂绿论”有明显差异，欧洲市场认同ESG价值，但因ESG过热，资产参差不齐，所以不断出台法规加强监管，目的在于推动ESG市场有序发展。

另一大争议点在于：ESG真的可以和盈利划等号吗？

据晨星数据，ESG基金在美国遭遇首次资金外流，去年第四季度投资者从美国ESG基金中撤资51亿美元，全年总计撤资130亿美元。2023年下半年，ESG基金发行几近停滞，仅发售了6只基金。

企业以盈利为导向，但ESG中有太多财务指标之外的因素。很多企业的ESG工作刚起步时，都是一笔成本项。特别是当经济整体面临放缓，更加剧了这一问题的敏感度。

海南绿色发展国际咨询有限公司ESG高级分析师黄蕾表示：“ESG作为一种长期主义理念，企业很难在一至两年内看到明显变化，保持耐心和定力很重要。”她谈到，ESG投资策略下所倡导、剔除的行业也会受宏观大环境影响。例如新能源车，因为属于周期性行业，本身和国内外宏观经济波动的相关性较强；在被剔除的一些行业，例如烟草等行业相对属于非周期性行业，不论经济走势如何，人们对这些产品的需求都不会有太大变动，收益相对平稳。

ESG的合理性毋庸置疑，企业理应对内部治理、环境、社会负责，本就是正向价值观。但ESG本身也包含“时间”这一要素，是对未来的预判和风险防控，是可持续的财富创造，而非短期股价上涨。特别是从本质上讲，很多公关危机都是ESG危机。比如去年发生的桃李面包中吃出刀片、H&M陷入漂绿质疑等事件，背后都源于企业未能足够重视生产安全、劳工权益、环境影响等因素，而这些都是ESG体系下的重要指标。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全球最大铁矿石生产和出口商——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在2019年在1月发生致命溃坝事故后，向273名受害人及其家属支付总计1.295亿雷亚尔的赔偿金（约合1.89亿元人民币），这是巴西历史上事故责任方支付的最高额的一笔赔偿金。这也足以说明，ESG风险直接与财务后果挂钩。若不重视，则会成为随时爆发的不定时炸弹。

“ESG理念本身并不是矛盾所在。如果大家认同ESG理念，但现有ESG投资方法没有带来好的挣钱效应，那应该调整的是方法，而不是否认这个理念。”郭沛源说。

对ESG名词祛魅，方法论才是关键

“从另一个角度看，ESG从一个小众话题，如今衍生为各个派别的讨论，也是逐渐走向全球共识的信号，但这其中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被重视。”黄蕾谈到。

一个常见问题是，ESG在实操阶段常常会遇到潜在冲突，出现厚此薄彼的情况。

黄蕾表示，一些投资机构减少对于煤炭、石油等传统行业的投资，但实则会触及大量传统行业比如煤矿工人的员工利益，如低碳转型导致的失业等，未能充分考虑环境因素（E）和社会因素（S）之间的矛盾，直到这两年“公正转型”开始被重视，即在能源低碳转型过程中既要考虑低碳转型、保障能源安全，还要保障就业机会和社会稳定。

“企业不可能对ESG下所有议题做到无差别覆盖。理想方式是：企业基于主营业务，根据利益相关方需求对议题进行优先级排序，基于重要性和成本效益提升ESG管理，还要以整体视角看问题。比如可以借鉴欧盟提出‘无重大损害原则的概念，即被纳入可持续金融支持范围的项目在促进对1个环境正面影响的同时，不能對其他5个环境方面有重大的负面影响。例如水力发电是降碳的项目，但要同时考虑生物多样性影响。”黄蕾说。

另外，一些企业把ESG简单理解为绿色低碳，或主要强调环保和社会责任，甚至片面理解为“做慈善”，而忽视公司治理（G）的重要性，这更不严谨。真正的ESG是E、S嵌入G中，内化为公司管理基因。

“公司治理是撬动企业ESG转型的支点。如果公司董事会和高管都自觉推动，那么叫不叫ESG就不重要了。”一位ESG专家表示。

因此，特斯拉不能因为生产新能源汽车，就成为ESG优等生；埃克森美孚也不能因为身处石油化工行业，且增长放缓，就理应备受质疑。

ESG难做，另一大痛点来自不同评级机构的“自说自话”。

当前ESG评级方法多种多样，缺乏标准化成为普遍现象。不同评级体系有各自的标准和底层数据，让评级逻辑成了“黑匣子”。同一家公司可能会在不同评级体系下出现不同结果，致使投资者失去信任感。实际上，如果全球只有一个ESG评级标准，其合理性同样有待考证。不同国情体质、行业领域背景下，很难有一个评级体系全面评价。比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环境指标必然有差异。

黄蕾谈到，评级有效性还是要交给市场去检验，需要时间。目前评级机构能做的就是尽量保持透明度，很多国际头部评级机构已做出改进。例如全球知名指数编制公司明晟公司（MSCI）在网站上公布了涵盖环境、社会和治理支柱的33个关键议题结构和重要性程度，但不能要求评级公司把所有的底层逻辑都全盘公布，目前这仍然涉及商业机密。

“评级是重要的检验工具，但不是唯一工具，也不是最终答案。企业在借助评级提升ESG信披质量和管理水平的同时，将外在标准转化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助力，才是最重要的目标。”郭沛源表示。

郭沛源也谈到，因为市场结构和发展阶段差异，美国的“反ESG”趋势不会直接影响中国市场。目前中国ESG市场正处于上升趋势，处于政策体系逐步完善的阶段，并在探索自身的发展路径。2022年11月，中国上市公司协会ESG专业委员会提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国际认同的ESG管理体系和评价体系”。这类做法还会增多，中外ESG发展将呈现“和而不同”的特点。

当ESG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种种质疑开始相伴而生。但是，ESG本身并无立场可言，攻击这三个字母本身并没有意义，更不需要一场场“运动”去验证其真伪。

质疑声中，反映出ESG在经历过野蛮生长阶段后，暴露出的方法论问题，而这些才是需要去逐一击破的关键所在。

摘自微信公众号“36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