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赋能乡村韧性治理的模式建构、生发逻辑与驱动机制

胡卫卫 李一凡

摘要：

面对我国乡村社会日趋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风险灾害，传统的应急治理模式已显现出结构性弊端。目前我国乡村社会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窗口期，伴随着智能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数字要素已成为乡村韧性治理的有效载体，成为缩小城乡风险治理差距、加速现代乡村风险治理体系建构的重要面向。以“韧性”和“技术”为逻辑起点，建构起“适应性循环”这一数字赋能乡村韧性治理的新模式，该模式以韧性治理为顶层设计进行系统“结构”的重组再造，以数字赋能为驱动要素进行系统“功能”的更新迭代，实现整合环境生态与工具属性超越这两大结构性突破，旨在推进乡村韧性治理的体系化创新。

关键词：数字赋能；乡村韧性治理；适应性循环；环境生态

作者简介：胡卫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乡村治理（E-mail：1441556754@qqcom，陕西 杨凌 712100）。李一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河流域乡村振兴研究与评估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基层数字治理。

基金项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创新团队项目“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黄河流域生态空间的整体性治理机制研究”（2452023304）；2023年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项目“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数字治理共同体的运行逻辑与建设机制研究”（2452023308）；四川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数字赋能背景下乡村复杂性风险的韧性治理机制研究”（SQZL2023A01）

中图分类号：C91282；F4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4）02-0023-11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与传统意义上的自然风险不同，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h）的风险社会理论［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江苏：译林出版社，2022年。认为风险社会概念和现代性是相互依存的，作为现代性进程中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张富富：《重大疫情风险治理：价值理念与制度体系选择》，《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65—77页。，主要揭示其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共生关系。近年来，各类自然灾害事件与公共安全风险相互耦合、叠加，呈现系统性、复杂性和多样态的基本特征。多种风险因素在级联效应的作用下，其危害程度造成的经济损失、社会负面效应往往是指数级的，同时次生风险（例如经济停滞、产业衰退、社会冲突等）所蕴藏的巨大隐形成本在短期内难以消弭。乡村社会是现代基层治理体系中最重要的场域空间，作为国家治理网络中最基础的终端，乡村应急治理能力直接关系着农村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在现代风险诊断程式下，乡村自身弱质的环境生态与长期相对落后的制度体系是阻碍乡村社会风险治理能力提升与结构更新的主要原因。同时，结构僵化与政策梗阻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张贤明、张力伟：《国家纵向治理体系现代化：结构、过程与功能》，《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6期，第63—74页。，而传统乡村风险治理注重科层化治理体系的塑造、治理技术的迭代和行政手段的运用，遵循约束性、强制性以及去情感化的刚性治理逻辑。传统风险治理过分强调制度化与规范性的结构模式在应对风险危机时往往会受到行政壁垒、属地边界和地域空间的制约，基于经验思维的被动治理策略难以维持常态化运转下基层风险治理嬗变的需要。

技术赋能背景下，随着智慧治理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乡村风险治理中，数字技术已然成为乡村风险治理的关键要素。数字化转型的治理变革与体系建构将会形成更加高效、科学的风险治理范式。作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研究热点，数字乡村治理是一个持续推进、不断迭代更新的过程武小龙：《数字乡村治理何以可能：一个总体性的分析框架》，《电子政务》2022年第6期，第37—48页。“韧性”概念的引入在维持乡村地区系统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其“维持—适应—转变—再维持”的循环程式需要数字化、信息化给予必要的技术与能力支持，人工智能的技术手段契合突发事件衍生集聚的风险特质，是实现突发事件精准治理的关键之策高文勇：《人工智能应对突发事件的精准治理：基于“结构—过程”维度的要素分析》，《学术探索》2021年第8期，第85—95页。因此，数字转型背景下，数字技术如何推进乡村韧性治理模式的重塑？其内在的逻辑是什么？以及如何更有效的发挥数字赋能优势推进韧性治理的效能提升？是学界亟待探讨的学术话题。

近年来，传统应急管理模式已无法对新形勢下的风险治理作出有效回应，学者提出韧性治理的理论构想。面对新冠疫情等重大公共性危机事件，学者呼吁关注风险社会下的“韧性治理”研究。实际上，我国面临的灾害风险正日益呈现鲜明的复杂性特征，外部风险和危机扰动是韧性治理的逻辑起点，社会治理生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翟绍果、刘入铭：《风险叠变、社会重构与韧性治理：网络社会的治理生态、行动困境与治理变革》，《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160—168页。坚持可控的韧性治理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路径，将韧性社区理论作为社区应急治理体制优化的理论资源与视角颜德如：《构建韧性的社区应急治理体制》，《行政论坛》2020年第3期，第89—96页。，以“发展—安全”同构的韧性治理推动后疫情时代的韧性建设朱正威、刘莹莹、杨洋：《韧性治理：中国韧性城市建设的实践与探索》，《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1年第3期，第22—31页。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嵌入已成为基层风险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构成乡村数字转型的必要基础。在此情形下需要形成技术系统与治理系统的互嵌耦合吴新星： 《数字技术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行动障碍与突破策略——基于S市G区F街道数字治理创新实践的参与式观察》，《河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第82—91页。，通过数字技术的流动性推动社会治理结构的创新向玉琼：《流动社会中数字治理的优势、风险与完善》，《探索》2022年第2期，第153—163页。在利用数字技术与环境韧性抵御与化解当下乡村社会风险的同时，要合理运用数字评价系统，以改善村民生产和生活为目标，提升村民“数字素养”丁波：《数字治理：数字乡村下村庄治理新模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9—15页。既有研究构成本文的逻辑起点和重要基础，但是也存在可优化空间：一是倾向于韧性治理中融合技术驱动对社会治理变革的片面表达。针对社会治理变革中所提出的问题更多聚焦于政策制度背景下治理框架中固有的结构问题，很少基于乡村社会风险场域的环境生态角度进行剖析。二是仅从工具属性出发讨论技术要素有失偏颇。讨论韧性治理与技术要素相结合的研究往往停留局限于治理实践层面的应用，其工具属性仅在实践过程中能够得到充分利用，而非在整体的治理过程中，如何突破工具属性讨论数字赋能也是重点探究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将韧性治理研究置于乡村数字化转型的宏大场域中，将研究视点聚焦于数字赋能乡村韧性治理的模式建构、生发逻辑和驱动机制这一议题。

二“适应性循环”：数字赋能乡村韧性治理的模式建构

（一）韧性与适应性循环：乡村韧性治理模式建构的理论来源

“韧性”一词来源于拉丁语“resilio”，意为跳回原来状态的动作。最早由工程学家引入，其用来解释物体或工程项目在应对外力作用或外界干扰时拥有恢复到原来状态的能力，也被称为“工程韧性”。从单个物体或是工程项目延伸到整个系统，加拿大生态学家霍林（Holling）首次将工程韧性概念引入到生态学研究范畴Holling C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1973（1），pp 1-23，拓展并修正了“工程韧性”的自然属性，赋予其一定程度的社会属性。不再局限于系统受到外界扰动后恢复到原来的稳定状态，提供了发展成不同于原初稳定状态的新平衡稳定状态，这种打破平衡状态后恢复演化成新的平衡状态的性质，也被称为“生态韧性”。韧性作为系统发展的目标，无论是培养韧性“能力”还是循环韧性“过程”，最终的目标都是实现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蔡秋蓉、叶继红：《城市公共安全韧性治理何以可能——适应性循环模型的视角》，《天府新论》2021年第4期，第118—126页。

1 韧性治理：乡村风险治理的基本面向

乡村社会作为一个人造的生态系统，受到外界干扰是不可避免的，在默认乡村社会的抗逆程度是一定限度的前提下，需要考虑的不是系统状态是否会遭到破坏而发生改变，而是应该关注系统吸收风险扰动的限度、应对风险干预的适应性以及恢复稳定社会状态的能力。一方面，韧性治理解决的是目前乡村社会遭受重大自然风险与社会风险时只能被动防守，无法主动适应并积极改变的现状。另一方面，韧性治理的引入能夠打破单一应急治理框架与范式的局限，各地乡村社会场域结构与风险承载力因其所处地域特征及经济发展情况不同而迥异，随之其风险诱因与风险来源也不尽相同，致使在乡村应急治理政策制度上无法形成一套契合所有乡村地域风险状况的普适性风险预案。乡村社会的稳定状态不是唯一的，各地域社会生态系统是复杂且处于不断变化中的，从众多风险治理案例中可以了解到，承受风险前与风险后的社会稳定状态不仅是恢复到“原初状态”，其所处系统在吸收与消化扰动量期间，可能会出现吸收、崩坏或新生等状态，最终实现由一种平衡状态向另一种平衡状态的过渡，这是系统生态韧性的自发运行以及演化逻辑。不同于被动适应风险危机以及单一强调风险承载量级的传统应急治理模式，韧性治理是一种兼具全周期性、适应性和动态性的风险治理理念与模式。

2适应性循环：提升乡村韧性的模型选择

在传统的乡村风险治理实践中，习惯于从风险治理体制中的组织关系与制度建构等方面建构风险治理模式。在所实施的韧性治理实践中并未关注韧性潜能，而韧性潜能贯穿于风险治理的全过程，将直接影响不同治理阶段所采取的应急策略。由此，引入霍林（Holling）与冈德森（Gunderson）提出的适应性循环模型Gunderson L H，Holling C S Panarchy：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sin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 ，Washington D C，USA：Island Press，2002（Adaptive Cycle）来解释如何提升乡村韧性治理中的韧性潜能，从而反映乡村社会在应对风险灾害过程中抵抗危机以及消解灾害的响应适应力、持续承载力以及组织重构力。作为一个描述性模型框架，韧性是其最核心的属性，用来解释所处特定区域社会生态系统的运行逻辑与演化机制。适应性循环模型认为社会生态系统是不断进行主动适应性调整变化的，外部环境与系统内部中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扰动与冲击波动是系统做出自发改变的诱因，被视为是系统运作与发展的部分要素。在此基础上，一个具有韧性属性的生态系统在受到不确定、突发性的外部与内部干扰时，会依次经历“开发（Exploitation）—保护（Conservation）—释放（Release）—重组（Reorganization）”四个演化阶段，构成一个可持续迭代的适应性循环。引入适应性循环模型，便于去理解数字赋能乡村韧性治理中的逻辑建构与所引导形成的运行机制，以及上面提到的如何增加这一过程中乡村社会系统的韧性潜能，从而更好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公共治理的数字化，创新迭代乡村基层应急治理体制与治理手段。

（二）韧性潜能：数字赋能乡村韧性治理模式建构的价值面向

伴随着数字技术浪潮的推动，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未来公共治理的新向度，数字赋能风险治理已成为推动乡村风险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韧性治理与数字技术的结合是应急管理领域创新与发展的新路径，其中韧性治理是实证研究基础上剖析乡村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理念实践与嵌套融合，技术治理则引入大数据、云计算、AI技术等新兴技术打通韧性社会建设的“最后一公里”。数字技术有机嵌入风险治理各环节，能够更快响应的风险感知与识别，更加精准的风险剖析与对策，从而解决旧有应急管理体制中的诸多长期存在的弊病与顽疾。乡村韧性潜能的发挥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成果，韧性治理系统结构如何依托数字技术工具实现乡村公共领域的安全稳定，是开展公共安全治理数字化所需要回答的问题。实际上，回顾公共安全治理数字化的演化历程可以发现，数字化进程的推进主要受限于所在地区环境资源的当前存量与未来增量，以及数字技术嵌用的实现性与移植性。基层乡村社会作为一个半开放的生态系统，一方面，与外界资源交互受到约束，导致系统性、先进性的制度结构、预案体系与应急物资无法及时在基层公共安全治理中得到更新迭代与实践演练。公共安全受到侵害时往往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治理进程多数依赖于其社会结构固有的韧性与内部社会资源；另一方面，数字赋能公共安全治理并非是“一刀切”的模式复刻，需技术工具与韧性治理过程相耦合。构建现代乡村韧性治理体系离不开多元参与制组织结构的框架支持，以此结构框架支撑起的制度体系对资源与技术的利用能够在充分认知基本状况后采取最为精准的行为回应廖福崇：《基于“制度—行为”框架的数字治理能力生成模式研究》，《湖湘论坛》2022年第2期，第78—93页。，建构模式（见图1）：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基层治理，推动了各地政府善治机制和环境的成功变革，可以肯定技术与治理互动形式的实践性和先进性，将数字技术的技术优势和韧性治理的制度优势共同转化为乡村社会系统的韧性潜能，数字赋能是实现乡村基层韧性治理最有利的要素支持与最有力的重要抓手，是增加乡村社会系统韧性潜能的主要动力。“适应性循环”模式是以韧性治理为顶层设计进行系统“结构”的重组再造，以数字赋能为驱动要素进行系统“功能”的更新迭代，环境生态与工具属性超越作为“适应性循环”模式塑造需要处理的两大结构性前提，同时也是驱动韧性适应性循环与模式运行的内在逻辑，便于分析推导出乡村社会韧性潜能的来源成因和提升向度。一方面有助于乡村社会韧性系统进行“结构—功能”相匹配的反馈优化，另一方面利于在韧性治理空间中形成“价值—行为”契合统一的运行路径。“适应性循环”模式不仅是对制度体系和组织架构变革方向的思考，也是对技术工具融合韧性治理理念下，创新不同应用情景模式、实现精准治理与促进乡村公共安全领域社会韧性提升的考量，旨在利用天然存在于乡村公共安全领域的自有韧性与独立于乡村社会系统要素之外的技术因素进行绑定，实现对现行乡村风险治理体系多维度的探索思考与思维突破。

三“结构”与“功能”：数字赋能乡村韧性治理的生发逻辑

将治理变迁聚焦于乡村韧性治理这个具体的微观领域，引入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可以从整体层面强化对数字赋能乡村韧性治理的系统认识，其核心要义是“结构决定功能，功能影响结构”。因此，对其生发逻辑的分析可以尝试从结构与功能两个层面进行分别解析，乡村社会作为一个半开放流动的生态系统，韧性治理与其他社会系统一样，作为一个系统性工程，是由各行政、技术子系统所组成的有机共同体，这是其结构的内涵；其中各行政、技术子系统在各自子系统内发挥着不同功能，共同塑造起韧性治理的结构功能形态，实现韧性治理系统整体的一致性，维持着各子系统之间的均衡状态，这是其功能的本质。同时，需要满足以下功能性条件来保证自身的维持与存在，分别为“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潜在模式维系”TALCOTT P，NEIL J S Economy and society，a study in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theory，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56，这与“适应性循环”模式建构中的系统演化阶段在结果上相一致，都是当系统内部的结构关系发生非均衡发展态势变化时，系统内部功能随之发生变化而推动新的均衡稳态生成。通过“结构—功能”双维度分析视角，能够较好地分层剖析“韧性治理系统结构与数字技术工具二者结合是如何实现乡村公共领域安全稳定”这一议题，揭示数字赋能乡村韧性治理变革的本源特征，同时便于深化对“适应性循环”模式建构设计思路的理解，与应然治理诉求相对应，进而推导把握目前变革中的结构性问题与技术因素介入后的韧性提升向度。

（一）突破僵局与环境适应：数字赋能乡村韧性治理的“结构”逻辑

1单向度结构与治理重心下移。乡村传统风险治理结构是国家强行政理念主导下的单向度治理，以国家行政力量所掌控的应急治理与救援行动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应对突发风险灾害时处于较低层级的治理单元以及受灾单元在整个治理过程中往往处在较为被动的地位，基层风险治理的能力与地位“被边缘化”，导致的后果便是在相关风险灾害治理实例中基层治理单元的“缺位”甚至“错位”，这种自上而下单向度的风险治理结构很难继续满足目前现实情景中不确定、不稳定性的风险情景与多元化的基层安全需求。一方面，党中央提出的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彰显了基层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居民自治组织等多元主体是新时代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存蓄于社会内外风险灾害的新趋势。另一方面，乡村社会内部的应急资源远远不足以应对风险扰动，其脆弱性与治理能力的薄弱是基层治理体系难以构建与失效的主要原因。风险治理重心下移战略执行所遇到的基础性难题，资源受限的困境不仅消耗基层政府公信力，甚至还会引发扩大化的系统性风险症候和严重的社会治理失灵。数字赋能乡村韧性治理，从治理结构与组织关系角度进行考量，旨在引入技术因素推动基层韧性治理的数字化创新。

2资源依赖与治理资源的“换血再造”。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通过政策法治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等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乡村社会所囊括的资源当量与范围是基于管辖范围内的地理空间、社会结构、产业状况等因素所构成的综合能量场域所决定的。首先，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对其进行整体考察与规划建设是乡村韧性治理主体开展相应治理行动的基本前提；其次，对地方风险隐患、资源状况以及当地经验实例进行集中整合，摆脱因技术短板导致治理主体认知不足所引发的，在纵向治理结构影响下的严重“资源外部依附”，从而致使系统内部环境资源开发进程缓慢以及基层治理内生力量难以得到发展。与之相应，伴随着数字赋能体系发展，所构建的基于分布集中、跨域式的网络风险治理空间作为一种新型结构关系情景，有助于生成良好的韧性治理结构，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强互动”与“低成本”特质能够更为合理地重塑韧性治理主体间的关系结构。不同于传统治理结构，数字技术提供给空间内部治理主体更加深层次的信息与资源的交互行为可能性，提升其参与互动深度以及此结构所衍生出的资源环境“换血”机制的形成。从系统内部与外部两个维度发掘构建乡村治理体系所拥有的韧性潜能，解决乡村基层风险治理数字化形成与资源冗余度不足的结构性困境。

3技术赋能与治理生态的“韧性实践”。在减弱“强行政干预”的策略下，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增加基层社会力量抵抗重大风险灾害的能力。结构重心转变使关注点聚焦于治理过程中如何统筹区域内基层治理单元，从而实现协同精准化运作与受灾单元自组织性、主动性与适应性等特质的生成与完善。从环境生态角度来看，韧性治理作为一种系统性风险治理理念，其内外资源的存蓄与交互是衔接常态与应急两种危机状态平衡的构成基础与结构逻辑，能将区域性问题导向特征与区域内环境生态实践作为系统风险隐患而开展韧性建设。当前，数字技术赋能是解决乡村韧性治理系统风险隐患的最佳选择，在应急体制与技术赋能互构关系下实现结构性耦合马丽：《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的逻辑与挑战》，《宁夏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第54—62页。一方面在风险识别评估、监测预警相应以及适应恢复学习等阶段都存在效能上的实质性发展，治理后评议总结工作依托大数据神经网络进行推演预测，摆脱“人治”的经验思维束缚。另一方面有助于突破治理场域组织结构、环境资源生態状况以及现有治理体系结构等限制，完善危机应急治理的响应处理思路。数字技术的“去中心化”特性能够对韧性治理主体间资源、责任和功能进行秩序性结构关系的重建，在系统主体间形成以“平等”与“共享”为价值前提的权责明确、合作共治的韧性治理结构。这不仅能够缓和乡村韧性治理进程中由结构关系导致“结构—能力”二者的结构性冲突，还可以增强非政府强行政下合作机制中多元适应性准备和学习性保障的韧性潜能。

（二）潜能开发与工具拓展：数字赋能乡村韧性治理的“功能”逻辑

1数字技术迭代风险治理工具，开发韧性潜能。以治理现代化为发展主线的数字化转型是政府治理变革的必经之路，而数字赋能韧性治理是数字技术在治理实践的变革发展中所凸显的一种新型治理导向。一方面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信息技术对现有风险治理方式与工具手段更新迭代，将数字技术的驱动优势与基层治理的制度优势相融合。另一方面通过数字赋对基层韧性治理体系与结构进行革新，不仅是在智能技术驱动治理行为方面上的改变，也与治理体系优化方向需求相契合。作为一种过程化的模式再造，从问题来源、社会需求与资源状况等方面出发，达成预案制度体系、服务供给机制与接续补偿手段等层面的“高适应”“高匹配”与“高效率”的内生性韧性链条，最大程度上激活数字技术工具属性应用延伸的潜力。在适应性循环模式架构下，技术要素已成为推动基层乡村风险治理体系建设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是优化乡村社会风险系统构成与运作机理的重要支点。在环境生态、资源状况与社会资本都较为薄弱的现实表征下，除原有治理场域与空间的社会韧性外，是增强和发展社会系统在风险扰动发生过程中所承载的压力阈值与环境韧性蕴含“存量”和“增量”的最佳选择。开发风险治理体系中未被发掘的韧性潜能，提升乡村系统稳定性与可持续性的韧性能力，进一步探索和尝试数字赋能韧性治理这一体系模式的实践潜力。

2突破功能层面上“工具属性”的单一特征。数字赋能已经超越了以“工具属性”为单一功能特征所定义的范畴，审视技术嵌入韧性治理的研究意义不能局限于从功能层面挖掘其价值。虽然技术手段表征出鲜明的工具属性，与应急管理双向聚合、共生一体、系统运作宋劲松、夏霆：《大数据对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治理的赋能机理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行政管理改革》2022年第4期，第21—29页。，形成一种“精巧”的耦合关系，并且技术的功能优势是满足重大风险治理情景的现实选择，与乡村基层韧性治理的社会需求一致，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塔尔克特·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为了保证其本身存在、持续性与有效性，必须要满足一定的功能要求：适应（A）、目标达成（G）、整合（I）和潜在模式维系（L），这与韧性治理在应对风险危机过程中所提出的“维持—适应—转变—再维持”循环程式的目标取向相契合，通过采用新型技术工具、智能软硬应急设施与数字化应急综合平台等行为手段对现行风险治理体系进行功能性完善。但是，功能是系统结构机制状态变化中行为与现象的映射，唯有在特定场景中结构才能反映出其独特的功能，换言之结构决定了功能并仅适用于特定情景，说明仅仅是从功能层面上探究技术嵌入的应用前景是不够的，还需考虑系统结构、应用场景与制度体制等层面上的实践。因此，需要摆脱技术要素以工具属性为单一因素而提供风险治理的工具方法和行为手段信息化、智能化的思维局限与经验偏好，将数字赋能这一意蕴赋予更大范围的应用拓广，使其作为突破革新传统风险治理过程体系的重要力量，从体系结构、环境生态、资源分配等角度重构国家与乡村基层治理之间的关系，使乡村社会系统在以不确定性、复合型和叠加态为现代社会风险特征的当下发展出更为适应性、转变性和学习性的风险治理体系结构与配套精准的治理“工具手段”。

3拓展技术的韧性应用与价值外延。数字赋能与韧性治理之间存在“强关联性”，作为基层风险治理体系建设创新的逻辑基础与驱动要素，在影响治理结构框架下互动场景中治理主体身份、权责关系与秩序制度的基础上，能够催生出更具开放性的韧性治理场域、合理调配的资源互动机制以及适应学习的制度实践体系。其作为“治理机制”的数字赋能重塑和影响了社会治理的治理条件和资源配置导向，扮演了一种统合治理资源、引导治理行为的角色，使得社会治理成为一个高度聚合的系统关爽：《数字技术驱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逻辑机理与风险治理》，《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第153—161页。因此，技术的韧性应用与转化对基层韧性治理的条件基础、制度结构和治理过程的重塑和拓展具有关键作用，丰富了韧性治理应用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的思维深度与引导向度，使其突破现有方法论下工具属性或过程元素的固有认知限制，将其作为构成新型基层风险治理体系的治理基础，体现了二者所共有的目标所在与价值内核，也是国家与基层治理体制、刚性与柔性治理方式协同融合变革的探索创新。总之，在理解数字赋能乡村韧性治理的过程中，要摒弃将数字赋能理解为从众多数字技术集合中筛选出合适的数字技术融合韧性治理应用实践的简化思维，更不能将数字赋能认为是乡村韧性治理仅在解决端有效的认知局限。技术嵌入韧性治理的目的在于在稳定现有治理结构框架的基础上，将数字技术的功能和工具优势下沉到基层治理的过程与行为中，通过技术与基层治理结构体系的不断适应与自我调试，完成技术工具属性之外“结构—功能”适配的功能性拓展。需要进一步夯实技术与韧性耦合下生成的治理基础，涵盖制度机制的动态性调整、环境生态的适应性吞吐、功能过程的情景式转化等方面的数字融合实践，最终实现建成乡村基层风险治理体系的时代目标。

四要素构成视角下数字赋能乡村韧性治理的驱动机制

从要素构成角度出发，风险、环境、主体与行为要素作为乡村社会风险生态中的固有要素，是构成数字赋能乡村韧性治理驱动机制的属性特征，四位一体不能割裂地仅对其中一项进行分析。通过要素构成视角进行机制探析，进一步深化从“结构—功能”维度上对技术因素和韧性治理结合的二次论证，并针对性地对其问题诉求进行了实践性阐释，使提炼出的结构框架和动机行为具有操作性。同时，以风险、环境、主体与行为要素的视角进行机制分析，与“适应性循环”模式建构在演化机制（“开发—保护—释放—重组”四个阶段）上相对应，将其从時序性、空间性上的抽象阐述转变成可具象化、可实践操作的流程模块，形塑整合为“情景式—程度化”的风险研判机制、“网络化—拓扑型”的环境适应机制、“整体性—多元化”的主体协同机制和“反思性—学习型”的行为规范机制，有助于深化对数字赋能乡村韧性治理模式建构和生发逻辑的认知，从而理解在乡村社会风险生态转变过程中韧性潜能是如何进行提升的。

（一）“情景式—程度化”的风险研判机制

被动救灾型的“后觉式”治理是乡村系统应对重大危机风险所采取的传统治理模式与策略，已经很难适应具有不确定性、系统性和复合型特征的风险治理需求。基于多扰动因素形成的风险威胁在乡村公共空间中往往呈现隐蔽性和长期性等特点，现行乡村治理结构无法完全实现时效性与系统性的风险识别与研判。基于此，一方面，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手段实现对风险成因、来源与潜在破坏力的“分类式”分析。依托数字赋能强大数据收集与数据转化能力，将公共空间中数量庞大、种类复杂的信息资源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风险逻辑算法作为节点信息进行整合处理。根据“常态—非常态”两种風险事态类别的异同处理策略，对节点信息进行特定情景的“风险画像”与风险阈值的控制识别。基于情景式—程度化的风险研判运行机制，实现对各类风险因素的“过滤器”型链式分析，便于后续流程环节对风险信息的精准化与针对性决策处理。另一方面，利用数字赋能完善韧性治理中的“开发”阶段，将智能技术嵌入映射关系反应中，在治理场域内打通风险信息交互流通不畅的层级困境，建立需求和价值一体的“信息流”映射，从而影响治理流程中决策与结果的发展导向，解决因政府主导视角受限导致需求与效果不匹配的问题，同时利用智能技术实现最大程度上的“需求映射”。风险需求研判的智能化、迅捷化以及精准化能够大幅提升风险预警能力，使治理主体及时感知到风险来源，并借助完备、准确、即时的风险信息进行快速且精准的风险预警，从而有效提升风险治理效能张龙辉、赵泽泉：《技术治理范式下城市风险治理的变革、隐忧及效能提升路径》，《求实》2022年第3期，第43—58页。

（二）“网络化—拓扑型”的环境适应机制

环境生态是构筑与维持乡村社会系统韧性的基础，是进行资源物质交互、信息纵横流通的能量空间场域，目前由于乡村本土环境禀赋较低导致系统应对风险灾害侵害时呈现出弱质性、僵固化等特征，造成本应开放的风险空间却表现出“半开放”式的外部表征，因此需要对空间内的环境生态进行内部与外部两个维度的针对性讨论，从更深层面探究乡村社会环境生态的“适应性”问题。从内部来看，通过对众多风险治理案例进行分析研判，可以发现提升本土性与冗余性是做好风险灾害防范的关键所在。一方面，通过适合的智能化信息手段，根据不同区域和类型乡村韧性治理的条件基础和实践逻辑，完善宏观层面上探知与整合环境资源和配置关系，依托技术驱动对当地环境状况进行精准收集与服务分析，探明区域资源生态的阈值，创新乡村韧性治理结构对阻碍环境生态冗余度与结构生态关系进程开发的解决路径。另一方面，与风险需求研判路径形成横向数据共享链条，基于本土性完成时序上的环境信息节点处理，形成精准匹配、供需一致、特定反馈的适应机制，最终实现“环境生态”与“风险需求”定制化的条件和目标指向融合，从而制定出适应性发展策略。从外部来看，需要正视对于外部环境资源的开发建设，摆脱传统治理结构影响下产生“资源外部依附”的观点，利用智能化信息平台、空间治理技术对当前治理场域进行网络化、拓扑型的结构改造，建立以“信息资源”为基础核心的风险公共治理空间，不仅意味着能够通过空间治理模拟等技术手段加速乡村治理结构方式的更新与内部资源环境的开发，而且利用网络化的流通形式能够更大范围与程度地调动社会力量互动参与，激活不同主体间的资源优势和能力叠加，有助于形成内外环境共通的良性结构机制，进一步推动整体环境生态的优化与提升，最终实现内部与外部环境交互的结构性创新。

（三）“整体性—多元化”的主体协同机制

韧性治理与乡村公共安全是一体两面的，在乡村风险治理工作中可以明显看出其深受传统科层体制的影响，作为应对风险威胁的主要供给端，政府承担着主要责任和主要功能。乡村社会的风险灾害防范问题作为一种持续性的问题，需要厘清“乡村风险空间的公共性需求只有通过结构主体关系调整才能解决”的前提，因此可以得出乡村韧性治理接续的发展逻辑，是由单向问责型向风险共担型进行转变范慧：《公共卫生危机下社区治理的风险透视及规避逻辑》，《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4期，第56—62页。一方面，突破单一治理主体困境，形成整体性与异步性的治理思维，助力完善权责匹配与主体多元共治的组织关系。借助技术因素对主体结构进行结构重塑，对韧性治理结构中各主体间能力效用与数字赋能的融合度与功能性进行系统性考察，避免出现技术嵌入与实际治理应用“脱钩”与“离散”的情形，尊重和引导各主体治理参与是实现乡村社会系统韧性倍增的关键。在数字赋能介入的影响下，组织关系与韧性结构之间存在着迫切适应风险现状的系统性需求，结构主体多元路径能够促进治理主体间结构因素与功能属性的协同融合，实现社会参与程度与公共治理结构进一步地交互关联，形成以任务需求为导向的多跨协同范瑞光、赵军锋：《赋能共同富裕的数字政府治理：结构、过程与功能——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电子政务》2023年第1期，第100—109页。，另一方面，对赋能优化后的“结构—地位”进行合理调整，借助信息数据处理中的协同逻辑与数字算法。在治理主体间异质性、多元性的资源要素与功能属性层面实现异步调用和同步协作的行为转变，既能保证各主体结构地位的独立稳定、结构功能的更新协同，又能避免因单一主体失灵诱发导致各关联主体秩序的紊乱，导致更为严重的结构性风险。通过数字赋能韧性治理，打破原有组织结构僵化的治理困局，实现对组织关系的调整、组织结构的重构和组织功能的创新，最终实现多元治理主体、治理地位以及治理能力的协同发展。

（四）“反思性—学习型”的行为规范机制

在防范与化解风险灾害的进程中，往往忽视了对于乡村社会系统“行为规范学习能力”的培养和发展，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乡村风险治理的逻辑基点，而恢复重建后的学习反思更加重要。第一，完善制度层面上的权责精准划分。在注意力分配上，事后风险经验的归档总结与风险事故的深度研究更多作为附带的产物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数字赋能乡村韧性治理利用数字化流程控制、智能化空间治理等手段，情景化、边界化地厘清权责归属和职能范围，能够防止因风险地域范围溢出、公共领域扩大导致的职能部门、不同区域间责任推诿、“踢皮球”现象的出现。第二，确保治理过程与结果责任相统一的原则。治理系统的反思性是基于学习能力而存在的，但目前体系回应的形式是与属地管理、权责统一相契合的。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流程环节中的各项工作事务做到阶段性跟踪与反馈，制定相匹配的标准数字问责机制进行系统考核。同时降低因盲目不规范的治理决策、过往案例经验总结和学习的缺乏导致同类型风险事故再次发生的可能性，最终形成一套数字化转型的“韧性工具”张勤、宋青励：《韧性治理：新时代基层社区治理发展的新路径》，《理论探讨》2021年第5期，第152—160页。第三，重塑韧性治理主体的行为规范学习过程。行动主体通过对风险灾害的诱因、响应处理以及灾后恢复能力进行分析，为后续类似风险情景治理提供参考。数字赋能韧性治理将风险防范中所发生碎片化、瞬时性数据信息通过深度学习、神经网络、大数据等数字手段进行路径推演和模型训练，依托指数级算力对各阶段节点信息进行复现并进行关联性的权重分析。“反思性—学习型”的行为规范不仅减轻处理数据信息的人力、物力成本，增进风险空间信息和全局情景式的感知，还能利用“数据集”与空间模拟技术来模型预演，协助治理主体进行“空间治理模拟”。

五研究结论

乡村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应对风险灾害的前哨站。随着乡村规模的扩充、乡村功能的丰富以及乡村流动的增强，风险类型与危害程度呈现出复杂性、指数级、连锁性和放大性等特征。风险灾害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共生关系”是相互映射和作用互构的，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是推进应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亟待回应的重要议题。数字技术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应用推广使得基层治理精细化程度获得了空前强化。然而信息化、数字化的治理应用并未达到预期的社会生态改善效果，需要统筹好技术与治理的“程度—效能”作用关系。文章以“韧性”和“技术”为逻辑基点，引入结构功能主义，借助“结构—功能”分析框架对传统风险治理进行研究解构，尝试构建起数字赋能乡村韧性治理的有效模式。在分析乡村社会应对复杂性风险的现实困境和价值归因后，阐释数字技术对于乡村韧性治理，不仅在于以环境生态为导向所进行的韧性“结构”重组再造，而且摒弃了技术仅作为工具实践的固有理念，实现了韧性“功能”上的属性突破。数字赋能治理体制与能力转型进程中，需要切实提升技术与韧性融合生成的应用实践与协调发展。最后，从风险、环境、主体和行为等要素出发提出数字赋能乡村韧性治理的驱动机制，通过平衡治理过程中各要素的互构关系，实现技术与治理模式边际之间的适应性变革。基于研究结论和韧性治理现状，对数字赋能乡村韧性治理未来发展路径的探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在探究韧性治理融合技术驱动对社会治理变革的影响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作为绝大多数的农民这一最重要参与主体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影响与发展趋势，并且考虑原有治理理念与结构转型中人文价值与技术理性之间的平衡关系，避免因技术转移与制度建设在时空上的不匹配导致数字赋能韧性治理的过程中主体被技术边缘化的现象。另一方面，进一步思考在乡村风险场域中数字赋能与资源环境的内在关联性，即技术融合下的生态适应性问题，涉及到技术在韧性治理变革中关于资源、服务、管理上的结构性设计，以及作为驱动乡村风险场域中内外互动关系重构的要素展延。

The Model Construction， Occurrence Logic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Digital Empowered Rural Resilient Governance

HU Wei-wei， LI Yi-fan

Abstract： Faced with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and uncertain risks and disasters in rural society in China， the tradit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model has shown structural drawbacks. At present， rural society in China is in a window period of moder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digital elements have become an effective carrier of rural resilience governanc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risk governance gap， and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rural risk governance system. This article takes “resil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to construct a new model of digital empowerment for rural resilience governance， called “adaptive cycle”. This model takes resilience governance as the top-level design to reconstruct the systematic “structure”， and uses digital empowerment as the driving factor to update the systematic “function”， aiming to promote systematic innovation in rural resilience governance by achieving structural breakthroughs in 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ecology and tool attributes.

Keywords： digital empowerment; rural resilience governance; adaptive cycle; environmental ecology

【責任编辑：陈雷林舒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