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年诗文里的人间秩序

2024-04-24 14:04张战
今古传奇·当代文学 2024年3期
关键词:刘年首诗诗人

诗歌是刘年的宗教,是刘年的天命。刘年一直致力于追求人诗的合一。读刘年诗文,就是读刘年。刘年的生命形态,他的爱恨忏悔,他的愤怒恐惧,他对大地和天空极限不懈趋近于到达,他对走失的生命与流逝的时间近于绝望的打捞和呼唤,都赤裸坦诚在他的诗文里。

他的诗文就是他的命运传记,他诗文的面貌,就是他的灵魂面貌。要写出怎样的诗,你必先成为怎样的人。反过来说,你是怎样的人,才会写出怎样的诗。修辞立其诚。诚者,一颗真心,一个真人而已。

自由

追求自由,获得自由,是刘年以诗文建构的人间秩序中的第一法则,是刘年以自己的血肉生命夯实的地基。他的诗文庙宇,就建立在这一地基上。自由,是一根结实有力的廊柱,撑起了刘年诗文庙宇的高度。

于刘年而言,自由,是生命呼吸的第一空气。自觉地追求自由,打破第一个枷锁,应是他23岁,放弃水泥厂的工作,无身份证,无档案,两手空空,从广东回到湘西之时。那时他依然懵懂,只知我不能怎么活,不知我应该怎么活。他尚未真正看清自己,尚未找到真正的自我,而命运却在此时悄悄给了他指引。他延续了青春时代就开始的诗歌写作,逐渐自觉的写作带来了心灵的澄明。在这澄澈中,他终于认清自我生命应有的面目。感谢他妻子的理解,他得以在家自由地写作。感谢好友在请他喝酒时的直言相劝,他回到家,在悲凉又绝望中写下被许多人视为他成名作的诗——《写给儿子刘云帆》。感谢张家界石继丽女士的推荐,他前往北京参加了一个诗歌笔会,诗作被当时的《边彊文学》主编潘灵看到。潘灵留下一句话:若想从事文字工作,就去昆明找他。于是,2009年11月22日凌晨5点多,刘年的脚踏上了正下着微雪的昆明。两小时后,昆明雪霁,天边,“亮出一缕一尘不染的阳光”。

这是刘年自觉迈向自由的第一步,荆轲已渡过了易水。自我是怎样的,他看清了。想要的是什么,他确认了。然后是全力以赴地追求。

自由,无非是你不断地主动选择,反抗,放弃,并且勇敢承担自由的一切的后果。而无论选择什么、反抗什么、放弃什么,首先要勇敢。如同自由的罕见,勇敢也是地球上的稀土。获得自由,同时意味着付出巨大的代价。勇敢不同于鲁莽。鲁莽是一个人对危险未知而贸然行动。勇敢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勇敢,是可以为真理冒犯权威,是可以为理想挣脱妻子的拥抱。一个内心没有强大精神力量支撑的人,勇敢也许只是停留在纸上的书写。勇敢之后,是行动。自由,只存在于勇敢的行动中!从昆明到北京,从北京再回到湘西,刘年不断以自己的肉身行迹在大地上打着问号,不断地选择、反抗、放弃。

在这个人人以安全感为第一的时代,越没有安全感,越会死死拽着虚幻的安全感不放。刘年的不断放弃,首先是对安全感的放弃,始终让自己处在未知的道路与危险中,警觉又敏感,只朝着自己的光亮奔跑。名利、物质、体面、安全,甚至快乐,越来越多地放弃,使他越来越像一个苦行僧,却也更加自由。他由此获得了一个巨大的空间,他的翅膀打开,舒展。他起飞,像他描写的那只褐色的鹰,飞进苍天,却又把自己的影子投向人间。坐在书斋里空对着自由呼喊是无用的,坐在书斋里控诉着没有自由也是无力的。刘年自称行吟者,这个行,首先是充满力量和勇气的行动的行,然后才是无限遥远的行走的行。

自由给刘年带来了什么?幸福,以及诗歌。引刘年2020年1月出版的诗集《楚歌》“自序”中的一段话便可明白。这篇自序中,作者虚拟了一个女性人物小烟,序文以作者与小烟之间的问答形式完成。刘年的诗学思考大部分包含在诗集《为何生命苍凉如水》后序和诗集《楚歌》的自序里。《楚歌》自序可视作刘年诗论的一部分,其中有对自己诗歌来历的溯源,对诗与美的辨析,有自己诗歌创作的经验总结,也有对自己诗歌未来的期许。刘年在其中也提到自由。在他看来,孤独约等于自由,自由约等于幸福。在回答小烟的提问时,他说:走那么远,那么难,一是为了喜欢,二是为了写作。“享受自由的我,最接近幸福,最宽广、最柔软、最悲悯、最敏感。”诗人的精神状态总是与其诗相互生发,相互渗透,相互映照。享受着自由的刘年,他的诗歌,也往往呈现出自由、宽广、柔软、悲悯、敏感的面貌。

自此,刘年的生命形态慢慢开始与诗歌贴合,且贴合程度越来越高。

行走

要自由,就行动,就行走,就开拓。行走是刘年诗歌的取经方式;行走开拓了刘年的视野空间,也丰富了刘年的精神和情感空间;行走,更构筑了刘年诗歌从内容到形式最重要的一部分。刘年成了我们眼前真实的堂·吉诃德。

最初幾年,刘年孤独出行,但2020年春夏两次重回青藏,妻子已和他同行,彼此相互守护,共同经历和分享一路的新奇、绚美与艰险。这里用“重回”,不用“重游”,是因刘年孤独、悲凉而广阔的精神气质,与青藏高原有着高度的契合。游走青藏,于他而言,是对精神故乡的再次确认与回归。追踪刘年这几年的行踪,可以推论:如果一个地方让刘年一去再去,一定是有某种精神力量从那里向他发出召唤。此召唤,如久别后再认的亲人,在他的心里引起雪崩,并伴随着回应的轰鸣。

刘年的摩托,是他的马、他的笔,是他的长矛。踩下油门,就可以出发。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时间,健壮的身体,灵性的摩托,一切都有了。嘴是自己的,只讲真话;腿是自己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眼睛耳朵是自己的,喜爱的事物,想看多久就看多久,想听多久就听多久。这几年,刘年换了三辆摩托,走了十几万公里。他的摩托车轮,向着最西的西,最东的东,最南的南,最北的北,几乎触摸了每一极的国境线。那些雪山、沙漠、高原、森林,那向着他摩托车扑裹而来的雷电沙尘、落石冰雹、暴雨大雪,那沿路让他驻足凝目的河流小溪、夕阳孩童,那海拔5500多米的麻扎达坂尖雪山、凶险的沙漠无人区,那柔糯多雨的江南,南太平洋海浪与渔夫的角力,一并绘制出了刘年无比辽阔的诗歌地图。

刘年于2015年8月出版的诗集《为何生命苍凉如水》收录162首诗,其中56首诗以地名命名。诗集《楚歌》201首,63首以地名为诗名。下面这首诗《七行》则直接由他2019年“反问大地”的一次行走中所经过的山脉名称构成:

以太行山脉开头,阴山山脉/贺兰山脉,祁连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以冈底斯山脉的冈仁波齐圣山结尾/共七行/贺兰山脉最短,昆仑山脉最长/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三十三万平方公里的留白/昆仑和天山之间,累极的行者,和衣而卧/因此多出一行

这是他的足迹记录。遥远艰辛的行走打开了诗歌高阔的空间,这首诗有着天神般的俯视视角。诗人没有费力铺排生动的细节或深情的咏叹,没有力图把这七个本源性的名词再还原为自然存在。本有千钧之力,却只轻轻念出它们的名字,它们的走向,先而后,七条亘古雄伟的山脉就被诗人挪到诗里,化为诗中粗黑至简的七行。这还不够,为了求真,也为了美,诗人在第二节里,仿佛书法家写字时笔画的参差,准确交代了贺兰山与昆仑山不同的长度,又以三十三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作为笔画间的留白。最后一节,诗人将自己累极而卧的身体,作为其中的一笔添了进去,至此完成了一个在视觉上可以无限延伸的巨型象形书写。我们可以把诗歌的最后一节,理解为诗人向大自然的自觉皈化。诗人在行走中,在与自然山川不断艰苦的厮磨中,身心既得到自然的滋养,又得到自然的考验与修正,终于在用尽心力累倒时被山川大地接纳,从而获得雄伟苍莽的山脉伟力,在精神上终于完成与山川自然的同构。此时的人,是诗人,也是皈化的理想状态的人,他摆脱了俗世生活里人的物质化,脱胎换骨,变成了与大地山川同等纯粹的大写的人。

诗的言说往往需要外部世界的介入,当行走过程中所遭遇的事物与诗人内心情感和经验迎面相击,发生聚变时,诗由此催化而生。渴望猛虎,即成猛虎。《七行》这首诗由行走而得,在这里,诗人已完全消解了诗歌中惯用的隐喻、转喻或奇喻。“我”是在场的,“我”却已完全消融在客观自然之中。诗人在这首诗里化重为轻,驭繁如简,笔墨却是厚重有力的,其架构结体,有俯有仰,有揖有让,有拙有巧,收放自如,由此可见诗人腕下笔力。

行走带来了刘年诗歌空间的开拓,也赋予了刘年诗歌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肉身在场。除了用摩托代替脚,刘年行走的方式近乎托钵僧,他的肉体是无遮蔽无保护裸露在外的,悬崖上的落石也许就赶在这一秒,毫无征兆地砸在路过的诗人头上。桥断路毁、沙暴蔽日,饥饿干渴,缺氧头疼,路途上可能的危险,都会遇到,不可预知。如同松尾芭蕉孤身一人的行吟,刘年同样以肉身行走天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频频出入险境而不改其乐。不仅是得之于行走中的每一首诗,刘年绝大部分的诗都有他的肉身在场。有些诗中,诗人似乎已经隐形,然而替我们观看的那双眼睛,替我们感受的那一颗心,依然是诗人自己的。比如《王永泉》:

三年来,王永泉每周进两次城,给周立萍做透析/摩托车越来越旧,周立萍越来越瘦//病友批评他,别让母亲坐摩托了/日晒雨淋,一大把年纪了,谁受得了//他说,没办法,要赶回去烤烟,又没班车/他压低了声音,又说,她是我的老婆,不是母亲

此诗六行,口语,却铺陈了三个人物的命运悲剧。诗中一对夫妻,有名有姓,再加上一个无名病友,三个人物都生活在无望的挣扎中,却有着永不放弃的温暖和令人心碎的爱。诗的第二、三节,病友与王永泉的问答,以戏剧化的误会方式,将坐摩托的病人的身份,由母亲反转为妻子,而王永泉压低声音的解释,更是一针双绣,既写出其妻子被病痛折磨的悲苦,也写出王永泉对妻子的体贴和不离不弃。小人物面对命运的痛击,虽然无力反抗,却依然在挣扎中显出人性的伟大与坚韧。此诗虽为短章,场面压缩在一个极为有限的空间,叙事朴直笨拙,用字简省,却在材料的裁剪取舍上表现出诗人高超的叙事技巧,叙事毕,人物出,场景生动,留白盈满,诗歌基调悲而不绝望,疼痛中有安慰,诗人此时并不在场,然处处在场,其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已蕴藉其中。

刘年有大量以赋为法的叙事诗。这些诗绝大部分来自诗人自己的亲历亲见,有些得之于路上,或并不得之于路上,却因诗人的肉身始终在场,诗歌成为可触摸,可嗅听,可视看,有温度,能共情的文字。与坐在书斋里靠玄想,靠捣烂典籍得来的诗相比,刘年的诗原始、直接、真实、新鲜、粗粝,和泪带血,诗中的情感与事件,因此而有了共历性。

读刘年诗,要以血肉读,要忘掉你运用得得心应手的诗学理论,忘掉言必称的里尔克、策兰、艾略特、希尼,忘掉你上过的学,读过的书,忘掉你写的诗,别人写的诗,甚至,忘掉你已读过的刘年的其他诗。要凝定当下这一首,凝在这一口气,这一汪泪,这一刀刺下来的痛,以心撞心,等着陨石落进大海,看它溅起怎样的波澜;等着雪融蜡梅,浸泌出怎样一种奇香。读刘年诗不需要有学问,只需要一颗尚有知觉的心,只需具备一个人的健全情感。如果了解刘年在行走路上曾遭遇多少艰险,了解劉年这些年为诗歌付出过多少努力,你就会理解刘年在每年的诗歌年终总结时,有那样多沉甸甸的珍重和喜悦。

刘年也有些诗因声调高亢,不易被人接受,却又因诗人的肉身在场,其呼喊中的真诚与力量,就变得自然而必然,比如《在昆仑山上的致辞》:

海拔五千五百六十六米,我站的地方/比所有的主席台都要高,请安静下来/我想说三点//一、别老想囚禁我,你们不是棺材/二、不需要那么大,那么多,那么新,那么快/你们需要的是忏悔、宽恕和审美/三、你们把手机显示屏,当成了苍天//被你们遗弃的苍天,被昆仑山苦苦支撑着/你们喝的水,是昆仑的泪。

这首诗的写作方式是有危险的。完全主观化的诗易流于面对虚空的呼喊。这首诗里,外在事物只是引起诗人发声的动机,海拔五千五百六十六米的昆仑山顶,给了诗人一个高高在上的发声平台。登高当然声远,却也容易飘忽散开而没有着力点。诗人讲的几点,原本基于对雪山下俗世生活的批判,其批判并非不深刻,并非没有力量,但以为只要登到极高处,声音就会更有力量,更有深度,更有回响,却并不必然。相反,你若想将声音喊向俗世,应该站在俗世里喊,贴着人的耳朵喊。但这首诗尽管没有撑起空间的张力,却并没有失效,其最重要的原因,就因为有诗人自己的肉身在场,就因为诗的最后一句,“被我们遗弃的苍天,被昆仑山苦苦支撑着”。正因为有诗人的肉身在场,才可能有这样独特的发现,它也让人想到,此刻站在昆仑山顶的诗人,正成为昆仑山的一部分,也正替生活在5566米雪山下的我们每一个人尽力支撑着苍天。因为这一句,这首诗立了起来。

自由,为刘年的诗歌庙宇打下地基,撑起廊柱;行走,为刘年的诗歌庙宇提供建构的方式;而博大深沉的爱,则是筑造刘年诗歌庙宇的一块块沉实的砖瓦,它们高密度高质量的砌叠,使得这座庙宇能稳立于大地。爱,也是刘年诗歌庙宇中供奉的神。

刘年所有文字皆以爱的情感铺底,或就是爱的直接抒发。爱是他一切文字的出发点。与小说、戏剧、散文等其他文体相比,诗歌的使命依然在抒情。人类文明虽已发展了六千多年,人的基本情感类型,其喜怒哀乐,爱恨恐惧却自古如一,只是情感的缘起或表现方式各不相同,故人的情感永远写不尽,也写不够。爱也如此。

对亲情与爱情的抒写与颂赞,是刘年诗文交响乐中最重要且一以贯之的主题。

刘年最被广为传诵、也最令人动容的一首诗,是写于诗歌创作早期的《写给儿子刘云帆》。诗中,诗人向儿子一一交代着身后事,诗歌语调舒缓,悲凉,沉重。“就刻个痛字吧,这一生,我一直忍着没有说出来”“放三天吧,我等一个人,很远。三天过后没来,就算了”。在向儿子回顾自己怆痛的一生时,作为父亲的自己,更为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不能为儿子提供有力的庇护而深感痛苦愧疚。自己即使死了,也依然对儿子怀有强烈的不舍和牵挂,他希望儿子在清明时,能到坟前告诉自己,看了什么书,找了女朋友没有。舐犊之情,动物皆有,何况人类。

中国文学史上,抒写父子深情的诗歌并不少见,陶渊明有《责子》,杜甫有《元日示宗武》,苏轼有《洗儿戏作》,这些诗共同表达了父爱主题,也饱含对年幼的儿子长成后命运的担忧,却大多在诗歌的最后,归结于或放达,或教训,或戏谑。“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虽未流于油滑,却多少显得狭隘浅薄。中国历史上多有以孝治国的时代,往往抒写慈母恩情的诗,更容易受到主流文化的肯定和关注。相比同题材的这类诗歌,刘年的《写给儿子刘云帆》,无论在情感的表达深度,还是在诗歌表现形式方面的创新,都可称前无古人。这首诗透过死亡来写父爱,以交代身后事的独特方式组织诗歌结构,在缓缓而一字一句的叮咛中向儿子传递着父爱的深情与忧虑。

刘年曾说,他生命中的大部分痛,来自对妻儿现状与未来的担忧。但在儿子面前,父亲不能号啕,反而重事轻说,深痛浅说,仿佛若无其事,一一从容交代,却处处隐忍,处处闪烁泪光。爱与死,本就是人类最深刻强烈的感情,刘年将这两种情感交织并写,柔软、悲凉、深沉。刘年写给儿子的诗,其中亦有鲜明的时代性与社会性,因而也具有了普遍性与典型性。这首诗也因语言的真挚朴素,情感的扑人之力被迅速传播,很快就成了刘年的成名代表作。由此可证,现代诗虽然是作为中国传统诗歌的后续,却永不须在古诗面前自卑。唐诗宋词固然已是中国诗歌的巅峰,但今天优秀的现代诗,未必就不是多年后历史上的唐诗宋词。

刘年写给妻子的许多爱情诗读来也令人心旌摇曳。除了《睡前书》《菜单》《土豆丝》《苜蓿花》等朴素深情的爱情短歌外,这首《捞河蚌记》也写得别致动人:

这人世,坚硬的时候像河蚌,柔软的时候也像/天地打开的清晨像,天地合上的傍晚,更像//猛洞河,两三米深,潜一次/捞了四个河蚌,她在岸上夸我厉害/换口气又潜下去,这次一手三个,一共六个/捞了大半蛇皮袋,她说够了就够了//太阳大,路又远,总担心车坏/那是辆三手摩托,800块买的/没有后视镜,每次变换车道,都要她通报后面的情况/半路真熄了火,打不着,叫她推,冲下坡/还好,一冲就叫了

这首短诗将夫妻的日常劳动生活写得清新逼真,活泼生动,富于情趣。诗歌以丈夫视角,写与妻子出门同捞河蚌,铺陈白描收获后一路回家的种种细节,于叙事中刻画人物,语调平和舒缓到几乎漫不经心,而夫妻两人心性之和谐默契,融融泄泄,丈夫劳动时的自豪与自得,对妻子的深爱与娇宠,皆从不露声色、寥寥数语的叙事中呼之欲出。诗中叙事仿佛轻描淡写,不经意间却生动刻画出妻子的形象,其娇憨天真,心性厚朴又温柔聪慧,极为传神。妻子的心性厚朴,尤表现在“她说够了就够了”一句,及对那辆摩托车的描写上。妻子深谙知足知止之道,不为贪欲蒙蔽,是为厚朴。这一厚朴之美之可赞叹,更在于这一切皆出自天然,并非后天修炼或自我约束得来。而诗中,丈夫对妻子的言听计从,亦表现出夫妻两人世界观、价值观的和合如一。这一对夫妻,仿佛庄子寓言里的人物,仿佛是鸿蒙初开以来天地间的第一对夫妻。捞河蚌这一场景,是劳动,是游戏,亦是证道。道在哪里?禅语有言:“悟得来,担柴挑水,皆是妙道。”此诗中,人是自然,劳动是自然,山水河蚌是自然,天地是自然,不说天人合一,已是天人合一。

这首诗将深挚热烈的爱情藏于平静的日常叙事中,文字朴素如随口道出,简洁至不可再删一字,诗歌节奏明快跳跃,三字句与七字句相互交错,又间以两字句、五字句、六字句,彼此顾盼,摇曳生姿,大有楚辞音韵之美,且音韵节奏处处与诗人情绪相吻,朗朗上口,如歌如诵。

诗歌第一节,以河蚌喻天地人世,化大为小,提炼变形,形神俱备。蕴大宇宙于小河蚌,如《后汉书方术列传》中的壶公之壶,有奇幻之妙。此节为后两节布下一个大背景,既是现实生活的日常布景,又是中国天人合一传统的文化布景。有了这一节,这首诗的意义就超出于其爱情主题。它不仅是一首爱情的颂歌,劳动的颂歌,更是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念的回应与印证。

需要说明的是,这首诗的定稿经刘年反复修改,已与以上所引略有不同。但比较初稿与定稿,初稿也许并不比定稿逊色。不停改诗是刘年的习惯,或曰执念。这也是一位真正诗人应有的匠人精神,是诗人对诗艺不懈追求的庄严态度。但正如劉年自己所说,有的诗改好了,有的诗改坏了,有的诗改死了。毕竟,我们必须尊重诗人自己。

在《戊戌年晚春的抒情》一诗中,刘年秉承诗骚传统,直抒胸臆。“爱夜晚”“爱白天”“爱母亲”“爱妻子”“爱儿子”“爱那些山”“爱那些水”“爱这具肉体”“爱最爱的诗”,刘年将自己的一生所爱一路铺排,情感固然激烈,却并不给人顾影自怜的感觉。他也把内心强烈的爱融入对自然的描写,从雪山到沙漠,从草原到森林,从故乡熟悉的山水到行走途中的夕阳,触目所及,大地上美的一切,无不爱,无不赞颂。

2019年夏,刘年又有一次向大西北的摩托骑行,由此创作出组诗《出塞歌》。这组诗是刘年献给大自然的最美颂诗,其中《青海辞》,短短七行,却境界辽阔,大气磅礴,多种诗歌技巧在这首短诗里有令人惊奇的运用,却又如羚羊挂角,化为无痕。白描式的笔墨里暗藏着强烈的情感之流,其呈现的画面,既是想象的,又是客观的,既是叙事的,又是抒情的。这首诗亦可视作一首充满青春朝气和爱的激情的美丽情诗,诗人与青海之间的关系,如两个在精神与肉体上高度结合的情人,不再可拆分。大色块的青与黄构成这首诗的主色调,明丽温暖。诗人在这组诗里,视昆仑山为故乡,视青海如灵肉合一的爱人,诗人执着地在这片大地上追逐着自由与孤独,寂静与荒凉。

这些山川自然,既是诗人自己的灵魂写照,更是诗人以自己肉体生命的在场,以直接、新鲜、深刻、粗粝、连皮带血、出生入死的方式,截获了天地间的精神秘密:无限广阔而孤绝荒寂的永恒中,同时有着渴求故乡父母爱人温暖的人性永恒。这个追逐着自己灵魂故乡而去的诗人,勇敢,决绝,不顾一切,却最能敏感地辨认出爱的形状与温柔,对爱感恩。

刘年在《大兴安岭的抒情诗》这首诗里,更将人类与自然界中生存的其他生命的序列做了重新调整,表现了人类之爱的博大与谦卑:

拯救,有时就是加害/他亲眼见过黑熊将小白羊撕碎/只留了没来得及长角的羊头/给迟迟不愿离开的母羊/是不是在干涉上天的旨意/——作为黑熊保护专家的他,常常忏悔/有一次,包扎伤口的时候/为了不伤及黑熊的大脑/他擅自减轻了麻药的分量/黑熊提前醒来,撕下了他的腿/——“放过它”/这是他最后的一句话/黑土地上,每年都会落很厚的雪/黑与白,并没有敌意/

白雪会把黑熊藏起来,躲避冬猎者/有时藏进去一头,放出来还是一头/有时藏进去一头,放出来的是两头/咬死黑熊保护专家的那头/被春雪放出来的时候,就是两头/母熊呼叫掉队的小熊/如同白纸上,一个词在召唤另一个词/小熊一颠一颠地跑过去/雪地上出现了一行诗/中途摔了一跤,滚了两圈/那行诗,出现了停顿和转折

这首诗前半部分以一个黑熊保护专家的内心独白开始,开句即议论。在这首诗里,人自觉地不再将自己放在食物链的最高位置,而是成为自然生命中平等关系中的一环,人的生命与黑熊的生命高下并无分别,以人命换熊命也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的崇高行为。诗人对黑熊专家的行为并未赞颂,也没有人对动物居高臨下的悲悯,人被放低到自然界中与众生完全平等的地位。诗人有意避开佛陀舍身饲虎的神性,语调一再放低,谦卑而不动声色。诗歌后半段写黑熊不但被人庇护,也被大自然庇护,新春降临大地,新的生命如诗,再一次强化了诗人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视。

刘年在诗歌中,更把深沉的爱聚集到那些触目所及、道路所遇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甚至是陌生人身上,以诗歌为这些小人物喊痛,为他们唱出一曲曲爱的悲歌。他的《春风辞》就是这样一首诗:

快递员老王,突然,被寄回了老家/老婆把他平放在床上,一层一层地拆

坟地里,蕨菜纷纷松开了拳头/春风,像一条巨大的舌头,舔舐着人间

短短4行,刘年替多少流离在外的劳动者哭出无声血泪,而故土温情,又多么柔软慈悲地最后接纳拥抱了那些卑微的生命。春风浩荡如柔舌,舔舐一切生者和死者的伤痛。似乎已不能想象出比舌舔更深情温柔的表达。死者因此能安息,生者也能继续活下去。

在刘年这样的诗里,有真正饱满的人民的情感,写出这样诗歌的诗人,是真正的人民诗人。一生能写出一首这样的诗就足以让人民记住。而这里人民的构成,是刘年诗歌里那些一个一个有名有姓的小人物,是《羊峰的稻子熟了没有》里卖凉粉的李四,《楚歌》里冒雨插秧的妇人,是每天推着儿子去朝阳医院的秦大娘,是放羊的老杜,是开黄河大卡车出了韩信岭的穿白波浪裙的年轻女子。这些在生活中苦苦挣扎的卑微者,在刘年的诗里,却被赋予了伟大、庄严、朴素的美。这种美,悲壮,却有力量。

读这样的诗,你甚至会觉得技术不重要,诗人对人类共通的悲伤痛苦的感受、爱与安慰更重要。诗人真正的才华,其实更表现在诗人本身精神境界的高远,诗人对活在世上苦痛者的深厚爱意和慈悲。

张战 湖南长沙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湖南作家协会教师分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 丁怡 159637162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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