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缦堂日记》的传播与影响

2024-04-24 18:08张桂丽
中国出版史研究 2024年1期
关键词:经典出版书写

本文系2021年度高校古委会直接资助项目“李慈铭全集”(批准编号2153)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李慈铭自青年时期即立志写日记,入京捐官后,更执着于日记写作,家国变乱、琐屑日常,皆录入日记,预备为传世之作。民国间《越缦堂日记》采用预售方式影印出版,是出版史上的先例,具有极高的关注度。问世百余年来久盛不衰,推为“晚清四大日记”之首,作者性情之真、才华之高,折服不少学人,虽受诟病,仍不失为近代文坛的经典。李氏日记写作时已在学人间传阅、评点、摘录,凸显出交流功能,蕴含作者传播、流传的意图。日记由传统的私密记录到公开出版,李慈铭日记手稿上友人的评点,是日记的私密特性演变到公开性的重要实据。

【关键词】《越缦堂日记》  李慈铭  书写  出版  经典

一、个人心境与时代风气

李慈铭十六岁开始写日记,时断时续,从二十五岁开始逐日记录,并确定题名,日记卷端题“越缦堂日记”,序云:

余幼而失学,浸寻岁月,无足纪述。顾素好弄笔,自乙巳即有日记,至戊申忽中辍,迄今忆之,梦缘断续,鸿迹迷茫,几不知前身后身、是人是我矣。嗣是而后,中年哀乐,易感于予心;卜砚光阴,多磨于人事。命宫缠蝎,陈迹踏牛,倘非日记其所存,曷鉴失时之不学?爰于今上咸丰四年甲寅三月十四日始逐日记之,略参国事,感天意之苍流;间采诗词,惧风骚之泯没。至鄙人之断句,亦赘附于行间;即良友之清谈,尚缀存于纸尾。贞淫杂咏,皆李玉溪寓意之言;细大必书,师赵阅道焚香之告。朝婴夕侧,讵资风月以助谈;积玉碎金,聊纪见闻于困学。语无伦次,所不暇详,功有累增,即兹可证。

“乙巳即有日记”,乃道光二十五年(1845),才十六岁;“戊申忽中辍”,乃道光二十八年(1848),十九岁。至二十五岁重头再记,并郑重保存下来。此时他是沉迷于辞赋且小有名气的文学青年,与同乡的十多位好友结成文学社团——言社,恰去王右军兰亭修禊千五百年,以风流自许,吟诗作文,定期雅集,与兴教寺诗僧澈凡唱酬,俨然太平盛世江南士子风流。他的家族号称越中四大巨室之一,但他的父亲出继族叔,田产无多,无功名且早逝。李慈铭是长子,有三弟三妹,他的母亲操持家政,节衣缩食,以助他悠游、沉浸于文学生活。但其时天下巨变,江南世族殷实的小康生活被天灾、战乱打破。他虽然才名早著,却迟迟未能中举,身处末世,前途迷茫,心怀寥落可想而知。

(一)立意较早

李氏日记自序开篇所称“余幼而失学”,颇可以窥见他的自省功夫,及以学业为职志的终身追求。他决定写日记,记录诗文作品,记述交游,记述省过、情绪,记学林见闻掌故及政事,不仅为备忘,且藉此考察“功有累增”,回顾学业积累、思想进步之历程,作为传世著述来写,其立意极为明确。

日记是一种非典型性的文体,虽然发源较早,近年出土的秦汉简牍中已有逐日记事的日记体内容,因其无需高超的写作技巧,虽如黄庭坚《宜州家乘》、陆游《入蜀记》之风致天然,广播士林,终难登堂入室,并未成为文学家正式的书写模式。

私密性是日记的天然特性,撰述者一般秘不示人,但从现存可见唐宋以来的日记著作(有时使用录、志、日历、日志、日注、纪闻、纪略等名称)来看,这些日记的作者是有意传世,私密性便是相对而言。李慈铭以日记为立言,自然蕴含“三不朽”之意图,他对名的追求显而易见。

李慈铭以日记为立言,其后四十年如一日,都是以此范式写日记,虽然他别有诗词稿、丛稿、丛抄等集子,但日记几乎包罗所有著述文字。他本人晚年也从日记中摘录出诗歌、游记、骈文、读书笔记等,结为专集,这也佐证他将日记作为著述来写作的特别之处。

日记是排日记事,但未必每日都记,也可能事后数天追记、补写,也会重温、修改,能始终坚持不辍,须有过人之毅力。

改旧作日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咸丰十一年六月十四日,广陵书社2004年影印本。以下简称“《日记》”,不再详注。

阅旧时日记,至去年今日是德夫诀绝之辰,追念黯然,为之掩卷。《日记》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终日阅旧日记,稍稍涂改之。《日记》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偶阅旧时日记,觉其中多有疵谬,岁月有限,学问无穷,以我曹之荒瞀淫佚,《荀子》所谓出入不远者尚过时知非如是,况精进之士乎?少不努力,良深怅惧。《日记》同治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自前月校书甚忙,至无暇写日记,皆草草札记之邸钞面纸,今日始自前月初四日后补录之。《日记》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

偶取庚申日记检一事,因将其中怒骂戏谑之语,尽涂去之。尔时狎比匪人,喜骋笔墨,近来偶一翻阅,通身汗下,深愧知非之晚。《日记》光绪二年二月初六日。

终日惫甚,多卧,阅丙辰、癸亥两年日记。《日记》光绪四年六月初六日。

夜校日记。《日记》光绪七年九月初十日。

两日检阅历年日记。《日记》光绪十年五月十九日。

夜补写元日以后日记,颇费记录。《日记》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日。

補写日记讫。此亦近年功课不能中程之一端。《日记》光绪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夜补写正月以来日记,追忆甚劳,至三更就寝,达旦不瞑。《日记》光绪十八年二月初二日。

自三月以后日记亦久辍,昨始拟自七月补写之,竟不能记,姑托始是月朔夜。《日记》光绪十八年九月十四日。

相对于诗文辞赋,日记的写作难度要低很多,但若将日记写得雅俗共赏、辞采斐然、篇幅可观,令人百读不厌,却非易事。作者经历丰富、见闻广博固然重要,文学才华更为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坚持。若无自律、持之以恒,断难写成规模可观、令人叹为观止的日记。

李氏特别颇注意对日记的保存:“装订乙丑至今日记,共十五册,分为两函,今日标写签柎,颇极精整。”《日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由于李慈铭写作日记、传之后世的坚定心态,在他病重时,托沈曾植等人妥为照管,逝后二十余年才得以影印出版,广为流传,获得学界的高度关注。

李慈銘在二十几岁即自律地撰写日记,并非在三十几岁遭遇不幸后才以日记为阵地,批评时政、月旦人伦。他是冷静、敏感、自信、执着的性格,日记书写绝非一时兴起,或遭遇巨变后突然产生的念头,含有以立言为不朽的写作意图。当然,他因捐官入京而交游广泛、见闻日增,日记内容更为丰富,又因遭遇不测而愤世嫉俗,表达情感更为激烈,牵涉人事更多,引发关注更高,以日记为立言传世的决心更为坚定,饱含“日记百年万口传”曾朴《孽海花》第二十回以浓墨描写李治民的生日宴会,地点在满族官员盛昱的“云卧园”。当时盛昱遍请京师名流,讨论学问,抽签联句,即行口占,要求诸人“炫宝”。李治民因贫病交加,只能吟一句写实的“日记百年万口传”,赢得了满堂喝彩。李治民的原型就是李慈铭。这是曾朴对李慈铭日记流传情况的一种理解,但毋庸置疑,此语真实反映了李慈铭本人的愿望。《孽海花》(增订本)第二十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8页。的自信。

(二)绍兴、京师士子文人间传观日记的风潮

早年乡居,李慈铭的朋友们也热衷写日记,如周星誉《鸥堂日记》、王星《西凫日记》、周星诒《窳堂日记》、杜凤治《望凫行馆宦越日记》、平步青《栋山日记》,他们互相传观、品评,以为切磋,如:

是日阅叔子日记(《鸥堂日记》),内有友评一则。谓古今名流,虽性情学术有不同,要其源不外一清字。因称许太眉(名棫,阳湖人)清远,子九清和,雪瓯清豪,孙莲士(名廷璋)清超,平子清隽,而以清刚目予。予自谓未确,而叔子谓余作事作文无一不刚,真不知何以得此美名也。《日记》咸丰五年四月初五日。

夜阅素生日记,大有名理,中有王某征铭录上海书事两文,尤佳。《日记》咸丰五年四月十三日。

莲士持予去年日记去。《日记》咸丰五年五月十四日。

阅平子日记。《日记》咸丰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阅周素人日记,素人工古文,而喜谈禅悟,肤似宗门,是其癖也。《日记》咸丰六年五月十六日。

傅节子书来,假日记,即复。《日记》咸丰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吉庵来还日记。《日记》咸丰六年十月初一日。

得余晓云片,并以日记见还。《日记》咸丰八年二月十九日。

叔子以日记见示,内有《海上将归寄季贶》五律两章最佳。《日记》咸丰八年九月初九日。

读叔(周星誉)、季(周星诒)两君日记,甚愤惋予之不得一第,言之伤心,不特过于骨肉,并有非仆所能自言者,甚至其闺人孺子亦形愤叹之声。《日记》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叔子昨日至复持予日记数册去,盖亦四五过矣,无俚之况,概可想见。《日记》咸丰十年二月初六日。

夜看叔子日记,多记近日时事,俱简雅可喜。《日记》咸丰十年七月初四日。

咸丰末年李慈铭入京,发现京师中日记传观也自成风气,具有自荐及交流的功能。

再得绂翁书,言于鄙作日记及《东鸥日记》摘成两书,曰《莼记摘隽》、《云记摘艳》,并以所录见示,皆系手写书。其虚怀嗜学,老而益勤,可谓至矣。即作复书谢之。《日记》咸丰十年六月十八日。

定子书来,索日记及《水仙花赋》,作书复之。《日记》咸丰十年十月二十七日。

子恂来久谈,携日记一册去。《日记》咸丰十年十一月初七日。

夜作书致杜五楼,……以予颇有时名,益忌很,其日记中极口毁蔑,若有杀其父母之恨。予初不知,洎有人为予言,予亦笑置之,反待之益谨。《日记》咸丰十一年二月初一日。

得谱琴书,索日记,即复。《日记》咸丰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得德甫书,索诗集。复德甫书,以近日日记寄阅。《日记》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珊士来还日记。《日记》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得伯寅书,索阅近年日记,即复。《日记》同治二年四月二十日。

得平景荪书,借观近来日记。《日记》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作书致景荪,以日记送阅。……得敖金甫书,借日记。《日记》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得晓湖书,借近年日记,将续钞拙诗也。同乡中酷嗜予文章者无如晓湖矣,自愧近来学无寸进,尤懒作文字,甚无以对良友。《日记》同治三年六月十八日。

杨理庵片来,送还前卷日记,作一书复之。《日记》同治三年十月初八日。

作书致若农、香涛两君,索还日记及所托书纨扇。《日记》同治四年四月初七日。

作片致孙子宜,索还日记。《日记》同治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作书复子宜,借以近年日记三册。《日记》同治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张牧庄来,并以日记见还。《日记》同治十年六月初九日。

致朱肯夫、致张香涛,俱索还文稿、日记各书。《日记》同治十年八月十三日。

得朱鼎甫书,借日记。作书复鼎甫,借以日记四册。《日记》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牧庄携去日记三册,宝卿携去《丛稿》及《游赏志》各一册。《日记》同治十一年三月初八日。

得绂丈书,还日记。得星丈书,复借日记,即复。《日记》光绪三年六月十八日。

得伯寅侍郎书,惠银十两。言昨见日记,知其乏绝,故复分廉,甚可感也。《日记》光绪四年十月初六日。

得桐孙书,还日记,即复。《日记》光绪十年四月初一日。

作书致书玉,以丙辰春夏日记借之,取还今春日记。《日记》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一日。

夜得弢夫书,还日记一帙,即复。《日记》光绪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

得介唐书,还日记并送所钞出笔记两册来,甚可感。《日记》光绪十六年二月十五日。

上举材料中,潘曾绶字绂庭,著有《陔兰书屋日记》;潘祖荫字伯寅,撰有《潘文勤日记》;王彦威字弢夫,著有《秋灯课诗室日记》《绿杨春恨庵日记》;杜凤治字五楼,著有《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平步青字景荪,著有《栋山日记》;杨泰亨字理庵,著有《逊敏斋日记》;朱逌然字肯夫,著有《朱逌然日记》。京师文人圈写日记的风潮,知好间传观,习以为常。

他有浓厚的名士气质,胸无城府,口无遮拦,恃才傲物,与世格格不入,孤立京师,更放浪形骸,以狎优为脱俗,以避席为清高《日记》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招霞芬、秋菱两郎来,烟水性灵,远胜当今名士。余非乐冶游者,惟以前日闻金石牙郎之谄数碑目,此在香涛坐上,今夕闻翰林热客之夸诩衙门,江湖穷老之妄言佛鬼,胸中作恶,耳畔满尘,得两郎以解秽耳。先生古之伤心,今之独行,此中陶写,岂足语巍科捷径人知之?付肴馔钱五十四千、客车饭七千、秋霞车饭八千。”“知者以为阳狂,不知者以为儿戏。而岂知六街买醉,出饿隶之剩囊;醉骑蹋歌,当穷途之痛哭。幽忧孤愤,有不可以言宣者焉。”。他读书治学是兴趣,也是谋生手段,不免有所标榜,是己而非人,如菲薄前贤,对赵之谦、王闿运的讥讽,皆是标榜习气使然。入京后,他的日记写作热情更高,彰显学问的读书笔记、显示文学才华的诗文词句,都是精心撰写,京师文士圈的一大热闹和消遣,便是读李慈铭及时更新的日记。

李慈铭日记上有王星控、周星譼、周星誉、吕耀斗、陈寿祺等人评语,谭献日记曾经周星诒评点:“周季贶先生朱笔评注‘浙东西学截分两途句旁云‘二语确,‘尤不喜全谢山句旁云‘鄙意同,又‘卢抱经朱笔易以‘吴西林,‘若当湖陆氏,吾浙不幸有此人也二句各加有一朱圈。”谭献:《谭献日记·补录》卷一,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88页。“周季贶先生朱笔记此条眉云:‘此说宋于庭略同,而高邮王氏不以为然。”谭献:《谭献日记·补录》卷一,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91页。这种点评反映了作者将日记作为著述来写作并传播、传世的意图,日记由传统的私密写作衍生出交流功能,日记评点是重要的例证。

二、个性化书写范式

咸丰、同治、光绪之际的京师,李慈铭的存在,是一道特别的风景。百年来,《越缦堂日记》盛名不衰,大约写清季京师旧事从容不迫,笔底传神,令人回味。辇毂之下,士人奔竞,他寓居保安寺街,足不出户,洞察朝野大事,褒贬人物;而春秋佳日流连园寺,追欢优伶,隐约可见承平风度。关于私人日记的历史意义,张剑先生总结得很到位:

如果说由后世史官撰写的历史,可以表现出一种理性宏大、居高临下的“后见之明”,那么由时人撰写的日记,则虽视角受限,日常琐碎,但却感兴生动、切身关心,恰好能够在细节上弥合宏大叙事带来的缝隙,使骨骼嶙峋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变得情意流转、血肉丰满。张剑:《华裘之骚: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95页。

李慈铭自知文人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他屡次温情回忆康乾盛世文人雅士在京的鸿爪雪泥,他孜孜不倦的书写,是为文人生活留下最后的剪影,这是他日记写作核心的精神。他的择取、品评都斟酌再三:

即日记之所书,本私家之自述,冀存清议,稍秉严科,然一字之加,三思而出,必衡其终始,权其重轻,幽可以质鬼神,明可以视天日。学问有片长,无不暴之;心术有可谅,无不原之。而私衷所寓,又有三例,交好有小过者讳之,微贱有大恶者略之,遇恶虽著而不系人心世道者亦没之。至己有小失,无不大书,所以示名教、存大间也。《日记》光绪三年十月初三日。

他以文事为生存手段,“古今无学问外人才,天下无读书外事业”陈叔通:《冬暄草堂师友笺存》李慈铭致陈豪第卅五通,1968年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虽然“一为文人,便不足道”,李慈铭仍努力遵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教信条,这也是读书人的天然职责、必然追求。

(一)日常直录

李慈铭在日记中不厌其烦,细大不捐,载入天气、心情、饮食起居之细节。每年除夕,他的大门都要贴上绝妙的春联,如“上士闭心下士闭门,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余事只修文苑传,闲身且署户曹郎”“放怀一百五日醉,回头四十九年非”,令人瞩目。而春花秋月,一夜雨来,怜香惜玉,小径徘徊,便生出田园山居般的意境,佳句连篇,令人误以为入深山,或悠游园林,实则只是半亩小园的写照。写閑适如:

夜饭后微云卷霄,初月映宇,须臾天衢碧净,清光满空,较之前夜,便有仙凡之别,因语家人曰:我生于世,虽穷极无憀,然此时之闲中消受,京师亦无第二人也。《日记》光绪元年七月十三日。

写自宽:

比来窘甚,向不能治生,亦不以此为意,釜尘娄积,常晏如也。今年颇自戚戚,入夜尤甚,盖衰征也。生理渐绝,暮气已至,宣圣所云戒之在得者,非特言居货利者不知餍足,亦言安淡泊者将事营求。故苦节之士或白首而不贞,固穷之贤或暮景而致滥,史册所书,不可殚述,学无真得,深以悚然。写诗自适。……近日新栗甚佳,连日鬻食之,今日益以新雁头米,香美尤绝,身为废材,加以穷老,而尚享兹口福,滋余之罪,是姬侍辈之过也。《日记》光绪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写病:

早大溲后觉痛少差,强起。作书致书玉。下午书玉来诊,复觉腹痛,饮蕅汁亦不能进。夜初痛甚,肝疝交发,上攻心背,牵掣要吕,连属右颈,遍体痛不可触,遂不自持,目瞪口开,危在顷刻。家人环泣,书玉、资泉、沈子培皆趋至相视,以青橘皮拌盐及茶叶乘热数十次迭熨之,觉匈背间稍平,三更后唇吻渴甚,娄进玫瑰花露,呻吟待旦。是日冈鹿门自西山归来访,欲作重九之会,辞以病甚。《日记》光绪十年九月初八日。

他的日记如同直播,将日常展示给读者。这些琐屑细节在日记中俯首皆是,但不令人生厌,读者有兴趣了解作者的私生活,况且他的记录情文并茂。雅是李慈铭日记的内涵,文学性书写增强了日记的可读性。

上巳至极乐寺、慈仁寺观海棠,夏至南花泡子赏荷,重九至陶然亭登高,呼朋引伴,醵资宴饮,分韵赋诗,互相传观,尽显其洒脱超然之态。

午步诣肯夫,已先往陶然亭矣。即顾车趋之,坐客甚众,南西两厅已不可入。登文昌阁,肯夫偕杭人四五辈在焉,凭槛看西山久之。是日云物清燕,岩岫朗列,树翠远呈,塔影孤竦,南望宫阙,金碧竫深,遂同至龙树寺。车由芦苇中行,萧飒如江湖。入寺之北院,庭芷、麟伯、清卿、六舟、廉生已先至,味秋、荇翁、香涛相继来,设饮,至日落始罢。同登山看楼,暮霭苍然,群鬟仿佛矣。月上,偕肯夫同车归。《日记》同治十一年九月初九日。

午出城,诣天宁寺,以今日与爽秋、云门、孺初、铁香、仙坪、右臣、云舫期饯献之也。集于山下听事,竹树妍静,炎歊涤除,所惜客好谈诗,山憎俗状耳。傍晚,驱车至南泺,都人所谓南花泡子也。旧有亭,久破凉,数年前袁侍郎保恒葺小屋三间,为庚戌同年消夏公宴地,而太湫隘,又不临流,无足延憩。池分左边,其左少广,周围约里许,荷花已老,略有余红。因偕仙坪、铁香坐小舟泛之,水清可鉴,薲藻交萦,其下出泉,鱼游空际,夕阳返映,荷叶弄香,延缘苇间,足以清心洗俗矣。以迫曛暮,不克句留,匆匆及岸,遂即入城。《日记》光绪六年八月朔。

排日看花,选寺斗酒,雅集清谈,尽显京官之闲、文人之雅。三五好友,诗酒文会,在他笔下雅致隽永,令人向往。他营造出小品式的旷达冲淡的日常,对琐碎日常进行艺术化的编排,即便是反复叙述愁怨、忧患、穷困、疾病,也令人不忍释卷。

(二)宦海得失

李慈铭的名士气息太重,青年时周星譼即规劝他作诗莫贪、见人莫气。入京后坐馆周祖培府上,周也称他“能做学问,不能做官”。潘祖荫、张之洞、李鸿章、翁同龢,看中他的也是文士身份。他既不是含蓄内敛如平步青、甘为县令如谭献,也不是胸怀大略如黎庶昌,宦途坎坷过于常人。

作致金甫书。……入都门以后,乖迕时好,益自沮丧,遂反而为考订章句之学。既苦健忘,又累寒饿,病与懒臻,终无所得。当庚申、辛酉间,时事益棘,痛愤之深,往往酒后与一二知交者言,稍自流露,士友过听,或以为有用世之具,而弟实无所知也。新政以来,朝局一变,上书言事者肩背相望,爱我者争相从臾,谓可骤进。弟深耻之。窃以为朱朴、陈亮辈能少出一人,亦国家之福也。……但弟素性蹇拙,不乐自见。近日曹长如倭公、罗公、寳公,或于弟微有渊原,或有交游,为之地道。罗公尤喜荐达,或讽弟以所业贽之,弟终不往。少司寇灵公累致殷勤,将欲往见,适灵公来摄少农,遂中止。同乡如朱太宰辈,五年未通一刺,此皆戚友所共知者。《日记》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他对自己的剖析、反省可谓深刻。“乖迕时好”“素性蹇拙”“病与懒臻”,集于一身,在仕途上便难以顺遂,他不愿入幕,不愿意为地方官,也拒绝走关系谋差事,拒与隶卒为伍,其名士气质使然。屡次拒绝曾国藩、钱观光等幕宾之邀,居无定所、负债如山之下,入张之洞幕府,却百般不适,两月后即匆匆归里。他性情褊急,不能和光同尘,一言不合即面折人过、冷嘲热讽,难以与人共事。

如杜门七例之矫枉过正:

作复陈蓝洲书,约数千言,皆论近日官吏之害及励品守道之要,不知者以为激愤,其知者以为孤介,然实中庸不易之道耳。余自述门七例:一不答外官,二不交翰林,三不礼名士,四不齿富人,五不认天下同年,六不拜房荐科举之师,七不与婚寿庆贺。皆所以矫世俗之枉,救末流之失,其所谓翰林名士者,亦止指今日之馆阁驱乌,江湖疥螾,称情相待,实非过偏。恐蓝洲读之,已当舌桥不下矣。《日记》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他的标榜心态本是一种自律,而他总要宣扬,引发关注,遂为令人厌恶的高自标置。

他难以割舍对京师的依赖,绍兴老家已经无房无田;更重要的是,他视读书为第一事业的夙愿,只有在京师才能得到更好更完整的实现。他凭借生花妙笔,恣意毒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表达自己的不满,如乡试被弃,吐槽考官胸无点墨:

岘卿来,言昨托人至礼部求得予覆试卷观之,其卷为侍郎魁龄所阅定,惟于文中一致字旁帖黄签,盖其意以致右从攵不从夂也。人不识字至此,伏猎金银,累累省阁,于侍郎何诛焉?前日试殿上者九十二人,连铺接席皆伧楚耳,予自以脚间夹笔,足以扫之。又以故事必派一二品官十二人阅卷,进拟其差弟,皆以律诗,故于八十字中颇推敲之,以求其易解,乃犹在下等,此辈肺肝真不可测。《日记》同治十年三月初六日。

对于积极适应社会变化、学习洋务之人,极尽讽刺:

通商衙门之设,朝廷之不得已,国之大耻也,而保举行走者以为利薮,且夸其名曰洋军机,蒙面丧心,可谓极矣。乃今日复有各国通商差官以保举,而奔竞者复如骛焉。吾知朝廷如开一梼杌馆、设一魑魅差,而少饵以微利,其钻之者复如蝇矣。《日记》光绪元年六月初八日。

他的立身之本是文章与学问,以日记记录见闻及个人日常,自省備忘之外,更想引发关注,获得资源,改善经济状况,甚至试图影响舆论。京师宦海,以失意之人,吐属不俗,易得文人共鸣,如顾颉刚云:

看《越缦堂日记》竟日。李慈铭好学而体弱,又不能不在宦海中讨生活,精神苦痛甚。予学不如彼,而境遇如一,志愿且更奢,安得不困厄乎!看其日记,如写我心也。顾颉刚:《顾颉刚日记》一九二三年六月初六日,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78页。

他的生存状态、社会地位、情感情绪、价值观念等因素,决定了他的褒贬态度。《越缦堂日记》作为一部个人史,毋庸置疑作者的偏见、感性等主观因素必然会造成曲解,他在涉及政敌、竞争对手的评价,如对清流派、洋务派,以及官僚的评价,不免夹带私心。他关注局势,讽刺辛辣,“朝廷依违”“枢臣泄沓无能”,如此敢言,可称“谤书”:

闻近日刘永福为法夷所败,逃入云南竟,越南之山西省已失,北圻全竟皆入法夷,徐延旭亦退入广西,张树声畏懦不敢出广东,吴大澂首鼠津门,不敢复言赴粤,其白面少年如张佩纶辈皆神气沮丧。昨日召见,佩纶不能出一辞,惟请赴天津自效。要之,此辈皆李元平耳,岂足望刘秩哉?徐延旭者,鹿传霖之亲家。鹿传霖者,张之洞之姊夫,亦与高阳有亲。唐炯者,张之洞之妇兄,皆以冗员下吏互相汲引,高自标置,新进浮薄,如陈宝琛等依附推荐,大言不惭,不一二年皆骤跻开府,浮游鼓翼,自以为亲党遍于天下,翕翕自矜,未及旬时,唐炯即弃关外新安所行营,亟履滇抚任,张人骏、盛昱、洪钧等连章严劾之,请旨军前正法,朝廷依违,仅令革职留任。而张树声者连上两疏,主战甚力,词若甚壮者,及朝命彭玉麟赴粤查办沙面焚夷房事,而法夷娄济师至越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移文诘之,势将决战,有旨集兵三万于广东,树声遂规避事,诿彭任其责。吴大澂者吴人,清客材也,向为潘尚书效奔走,浮躁嗜进,遂附张之洞。又呈身于合肥,骤得以三品卿督办宁古塔事宜,地苦寒,思归,又与署吉林将军副都统玉亮不合,诬劾之,朝廷下其事于盛京将军崇绮,按之皆非实,大澂益窘。玉亮者颇得军民心,旋以愤恚发病卒,宁古、珲春诸屯营士皆不直大澂。大澂遂请假省母,未得报而越南事起,大澂遂妄言宁珲三姓等处布置已讫,请赴广西关外助平越难,径至天津矣。方今天子幼冲,东朝从谏如转圜,而枢臣泄沓无能为者,乃付其事于二三纤儿,号召朋徒,轻险败事,可胜叹哉。《日记》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中法战争之始,陈宝琛上疏荐举张佩纶、唐炯、徐延旭,“不一二年皆骤跻开府”,李慈铭颇厌恶宦途中速化之人,“张人骏、盛昱、洪钧”是清流派后劲,有言责,李慈铭与之交好。而张之洞、李鸿章作为封疆大吏畏首畏尾,屡次被他抨击。他极为关注朝廷对越南的政策,是主战派,但对实际参战的官员如唐炯、徐延旭并不认可,讽刺两广总督张树声及吴大澂缩首无能,而陈宝琛、张佩纶因为上疏荐举且连升官阶,也遭他讽刺为“白面少年”。这种即兴式、印象式的批评,难称公正。李慈铭与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等具有趋新经世理念之士相比,思想境界相差悬殊。他与邓承修私交甚好,常交流政见,但也仅限于私议而已。尤其是官御史后上疏所论皆琐碎,且不敢直谏,不如日记中侃侃之私议肆意抨弹,毫无畏惧。

日记属于有意史料,记录气象、观剧、购物、送礼、游览、美食等,因与主体的利益相关度较弱,无关褒贬,往往不会有意虚构。李慈铭把日记给朋友传观,也预备给世人、后人阅览,日记中标榜、预设、褒贬的内容便是有意为之,因此难为定论,这也是日记史料无法避免的局限性。

三、预售的出版模式

在近代出版史上,搞预售活动的书籍,大约《越缦堂日记》属首次。

(一)手稿影印

李慈铭生前将诗文稿、日记稿托付沈曾植协助李承侯保管、刻印。光绪甲午仲冬李氏逝后未几,沈曾植即敦促李承侯先印日记,并请曾坐馆课读李承侯两年的蔡元培批阅,稍后李承侯带着日记回绍兴,在此期间樊增祥承诺刊印,取走日记最后一函。末世沧桑,保存不易。好在李慈铭的一众老友均以此稿之南北流转为念。民国元年(1912)缪荃孙函询蔡元培李氏日记,蔡让李承侯携日记稿本去上海见缪荃孙,蔡元培复缪荃孙云:

越缦先生日记,沈子培、樊云门二君均曾力任付梓,然二公有力时均未暇及此,今则想不复作此想矣。先生拟仿《竹汀日记钞》例,节录刊行,良可感佩。李世兄当尚在故乡,容即函属负箧赴沪,贡之左右。果能流布人间,则先生表彰死友、嘉惠后[学]之盛情,感佩者岂独元培与李世兄而已哉。肃复,敬请道安,惟鉴不宣。后学蔡元培顿首。二月六日。钱伯城整理,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59页。

缪荃孙主张对日记进行分类编辑,先节录刊行其中的治学笔记,他更看重日记的学术价值。后来日记全文影印,他仍不以为然。《缪荃孙全集·日记》十一日:“接教育部信,商印《越缦日记》,全付石印,不加删节,亦新学者见识,殊属不妥。”缪荃孙:《缪荃孙全集·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432页。将整部日记影印,十分不易。首先日记体量大,制作成本高,就当日国事时局及财政而言,要给予作者大笔稿费,承担难以预知的市场风险,是极大的挑战。

李承侯与缪荃孙洽谈无果,日记手稿却一直在沪,沈曾植又谋之藏书家、刻书家刘承幹,刘愿任刻赀,但稿费难以优厚,遂又无果。李氏日记在沪上引发关注,除了蔡元培,另一位绍兴籍由晚清入民国的学人,也表现出对乡贤的维护。此人名叫张弧(1875—1937),原名毓源,字岱彬,浙江省绍兴府萧山县人,民国时任财政总长,他问及蔡元培此事,并称原本石印才能体现出李氏日记价值。蔡元培便积极联络李氏生前故友孙慕韩、李盛铎等,与文化界、政界之赵次珊、杨树裳、傅增湘、汪伯棠、李赞侯、屈文六、王叔鲁、叶景葵、高梦旦、江叔海、陈仲恕、袁道充、邵伯珉、孙伯恒、许寿裳、姒继先等商议印行之法。版权费即稿费三千元,由张弧垫付,而时任浙江省省长齐照岩允垫三千元作为制作费,浙江公会会长孙伯恒请以浙江公会名义付印,有了官方政界的支持,全书影印工作便顺利展开。

当日沪上最负盛名的石印出版社是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时任兼理,蔡元培又联络他,日记手稿便由商务印书馆影印。考察下来印费为六千七百六十元,印行一千部才能回本,而先期所需六千七百六十元的成本费,也需要出版后三月之内卖出三百套,否则仍是亏本。蔡元培又多方联络,请各位故友大僚慨然捐资预购,此即现代出版业之预售模式,然而百年之前,可谓创新之举。

王存《征刊“越缦堂日记”启》对稿费、成本费之介绍说明及规划,均极为细致,此外还采用入股模式,为集齐印资颇费心思:

拟定购印《越缦堂日记》办法:一,购稿费三千元;二,印刷、装璜、广告、样本、邮运等费二万一千元,印一千部,书成后再分别列细帐;三,招八十股,每股三百元,股款分二次交,每次交一百元。

1920年初制作《越缦堂日记》预约券三百张,又制作《影印李莼客先生手稿越缦堂日记样本卷》(附录平步青撰《李君莼客传》),广而告之。由于广告宣传,沪上学人很快就知晓此事,如《符璋日记》记述预约券的详情,与王存所拟一致:

商务馆印《越缦堂日记》,售预约券,价卅元,先收廿,续缴十,阳历四月底止,十二月底出书。书五十一册,四千九百余页。预约如不满三百部,即不开印,凭券还款。备有样本,邮费国内八角。广告见九年二月十日《新闻报》第一张。温州图书馆编,陈光熙点校:《符璋日记》民国八年十二月廿一日,中華书局2018年版,第747页。

可知,日记预计影印三百套,价值三十元,预收二十元,取书之时再付余款十元。“备有样本”,即《影印李客先生手稿越缦堂日记样本卷》。若预约不满三百部,则不能印行。然而认垫印费者颇为热心,是年九月综各处预约之数已达三百部以上,蔡元培如释重负,感慨道:“二十年来经若干人苦心之计划,有此结果,后死者之责稍稍尽矣。”蔡元培:《印行越缦堂日记缘起》,《越缦堂日记》卷首,广陵书社2004年版。

《张元济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开印前各方积极努力:

前三日鹤庼来,将《越缦堂日记》交付,约今日午后往运群社与发起人晤商。到者鹤庼、(慕韩未到,已回浙矣)王幼山、书衡、童峙青(张岱彬之代表)商定以王幼山新购五部,又岱彬售出四百部应续收之千六百元抵过外,约尚欠四千余。拟函达慕韩,并由同人设法归清。余声明前售出三百四十七部及岱彬售出之四百部,找款不知何时可交。如将到期仍不取书,届时另商办法。此外又商定售价五十元,净收三十五元。又书稿交与浙江图书馆,由浙江公会函达省长。张元济:《张元济日记》1920年10月19日,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756页。

于是自《孟学斋》至《荀学斋》五十一册之日记遂得付印。由张元济日记可知,预售三百四十七部,张弧又认购四百部,每部三十五元,已得两万六千一百四十五元,保住成本,且有盈利。

将故去未久之人日记手稿影印出版,在李慈铭日记影印之前十年,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就曾影印出版《曾文正公手书日记》,以曾侯之功业、文章,一呼百应,甚为顺手。而李氏日记之石印,南北辗转前后二十余年,一波三折,最终以预售模式得以印行,其得学林护持,不可谓不幸。若非李慈铭之知名度,此事断难展开。而蔡元培之苦心周旋,故友乡党之鼎力支持,尤令人感慨。

(二)学林传观

日记出版后,迅速传播学林,上海、北京书店均有出售,在青年学子、前清遗老间风靡一时。民国学人日记多次记述此事,如:

连日阅李莼客慈铭《越缦堂日记》。莼客每读一书,必札所得于册,所著诗文亦多录焉。持论似刻核而有特见,惜(阅,读“惜”下疑脱一字。)此等书之晚,且益自伤孤陋,虚生一世也。温州图书馆编,方浦仁、陈盛奖整理:《刘绍宽日记》民国十年三月十三日,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692页。

余自古历三月间重阅《越缦堂日记》,至今日始毕,共五十一册,虽其中探索不尽,而以视前次所阅,又增一番识见矣。刘绍宽:《刘绍宽日记》民国三十年七月初七日,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121页。

近读《越缦堂日记》,觉余之日记大可废。时事不书,个人之胸臆感想不尽书,读书所得又别书,每日徒记起居行止,大无味也,况余之生活又无风趣逸韵足述乎?然莼客以日记为学问,自不可及,亦不必及。郑天挺著,俞国林点校:《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民国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83页。

饭毕,又与婿等至府前街日新书坊买教科书,予取《越缦堂日记》阅之。按是书为会稽李喯伯慈铭所著。书凡六、七函计五十余册,乃北京蔡孑民等所招股石印真迹。其中论史事、论板本、论经说、论古文、论诗学,均殚见洽闻,语有根柢,洵日记中之卓卓者,因坐浏览之,实爱不释手。闻此书为平阳刘次饶所购,以此书首函为轮船寄带被水所浸,拟寄沪换不果,故此刻尚未取去,而予幸得饱眼福也。其书价极昂,非数十金不能得。温州图书馆编,张钧孙点校:《张棡日记》民国十年正月二十八日,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408页。

晚出外,赴墨香簃,将《越缦日记》取来,中二、三、四数函为人取阅未还,因雇店伙某先携此五函送校,当手付大洋拾圆。按是书乃喯伯先生手迹影印者,书计五十一本,定价大洋五十元,预约六扣,然纸系连泗,板本又佳,固希世之宝,未可嫌其价昂也。予本年财力甚乏,然得此好书,竭囊不吝,殊觉喜而不寐矣。温州图书馆编,张钧孙点校:《张棡日记》民国十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492頁。

《越缦堂日记》的市场反响良好,盈利可观,然读者以未见全璧为憾。蔡元培又亲自批阅咸丰甲寅(1854)至同治壬戌(1862)之十三册《日记》,加签条百余张,如“二十二日丙子,‘恭阅至‘太宗崩,《开国大略》如此”“十七日辛未,‘祖妣至‘可伤也已”“‘第一行第二行去蝮字”等,隐去骂周氏兄弟之污秽语,原拟遵从李慈铭遗愿,对《日记》稍加分类,大致甲为游记,乙为诗话,丙为考据,丁为读书笔记,但实际刊行者仍是原文。其《印行越缦堂日记补缘起》序曰:

钱君玄同曾检阅一过,谓不妨循五十一册例,仍付影印,同人咸赞成之。盖先生所引为深咎者,此十余册中恒有与周氏昆弟相征逐之记载,然屡被剪截叠加,涂抹所余,亦复无几,且凶终之故,其咎不在先生,正不必为之讳也。蔡元培:《印行越缦堂日记补缘起》,《越缦堂日记》卷首,广陵书社2004年版。

《越缦堂日记》得益于预售模式的良好运转,因此《日记补》依然采用预售形式,民国二十二年(1933)商务印书馆石印《日记之模范》,继续宣传,《越缦堂日记补》十三册也迅速传播,鲁迅病重之际,也买了一部:

夜三弟来,并为买得《越缦堂日记补》一部十三本,八元一角。鲁迅:《鲁迅全集·日记二十五》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初三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5页。

读《越缦堂日记补编》第一、二册。是书亦蔡孑民嘱上海商务书馆代为印行者,其正编五十一本,十余年前,予已于老友杨君志林墨香簃书铺用预约券购来,今此编亦于数月前新出,四儿赴杭之便,亦以预约从商务购到寄来,快翻一帙,已觉珠玑满目,美不胜收。温州图书馆编,张钧孙点校:《张棡日记》民国廿五年十一月廿六日,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4070页。

樊增祥带走之最后八册,直至1988年3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刊载《关于李越缦〈郇学斋日记〉》一文,作者称发现并已阅览了流传海外之《日记》后九册,恰是昔年樊氏所携去者,是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将之影印出版。至此,李氏七十三册《日记》方成全璧。2004年广陵书社合前后三次印行之《日记》为一书,影印出版,近年流传最广。而李慈铭日记的稿本,则分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市文物局及私家收藏,合璧之日,或尚可期。

四、评价与经典化

李慈铭日记记录了清末文人的日常,不少学者批评他将日记作为著作来写,而历史学家则重视它的史料价值。

(一)正反两方面的评价

《越缦堂日记》的魅力在于李慈铭本人的真性情、真才华,引起读者共鸣。虽然他的日记有意建构集才华、性情于一身的自我形象,但他的确成功做到这种人设,且日记久负盛名,几乎一问世就畅销,成了民国阅读史上的经典。然而,这种有意传播的私人日记,始终未能得到正统的诗文辞赋同等的地位。李慈铭在日记中品评人物,稍嫌刻薄,那些厌恶其苛刻、狂傲的批评家,即以同样的刻薄方式来批评他。鲁迅称:

《日记》近来已经风行了。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点很不舒服的东西,为什么呢?一是钞上谕,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响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二是许多墨涂。写了尚且涂去,该有许多不写的罢?三是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鲁迅全集》第四卷《三闲集·怎么写》(一九二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鲁迅先生所讲三点,有必要稍作诠释。第一,李氏“钞上谕”是“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不免过度揣测。李氏钞上谕,一则存史料,并小字注出官员升迁履历、籍贯字号、家世等,一则作辛辣点评、抨击,若蒙“御览”,怕是要酿出文字狱的如《日记》光绪元年十月二十三日邸钞:“两宫皇太后懿旨:以普祥峪吉地办理具有规模,加恩在工出力各员奖励有差。从惇亲王等奏请也。”李慈铭小字议论云:“优叙者凡百余人……盖清流之士无一与者,此亦可见公道矣。旨云办理具有规模,又云著有微劳,而奖励之优已如是,它日工竣而劳不微,将何以酬之乎?……不论何项应转应升,王言之委曲繁重亦已甚矣。”显然讽刺以皇太后、惇亲王、醇亲王为首的政府借修陵工程保举过滥。。第二,“许多墨涂”,日记是原稿,作者在手稿上修改增补,涂抹一二,符合常理,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无法示人的私语;“该有许多不写的罢”,任何著述都无法要求作者书写全部内心,即使是日记,作者有剪裁的选择权。第三,“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读者需要对文本作多角度的了解、探析。

又如张舜徽称:

盖李氏一生好轻诋人,吹毛索瘢,睥睨当世,加以年逾五十,而犹困于场屋。以愤懑发为言谈,无往而非讥斥矣。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2页。

钱钟书称:

李书矜心好诋,妄人俗学,横被先贤。钱钟书:《复堂日记续录》卷首序,转引自谭献:《谭献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97页。

黄侃称:

李慈铭可谓山人而擅主爵之权,铜臭而侵谏垣之职者已。黄侃:《黄侃日记》民国二十三年五月十三日,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98页。

张棡称:

论人则恃才傲物,喜人趋奉。科名失意,借丑诋以泄忿。屡处窘境,以金钱为爱憎。初交南皮,推许备至,因借贷不遂,卒至绝交。合肥入京,投刺冀润,所得甚菲,后聘主天津书院,始辞,终屈就之。故生平于李政策虽反对,而未尝痛斥,亦实由金钱羁縻之力。则其论人,亦实有未尽允者云云。温州图书馆编,张钧孙点校:《张棡日记》民国十年正月二十八日,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4124页。

钱玄同称:

有人说清代绍兴有三个名人,都是口吻刻薄,喜欢骂人的。一毛大可,二章实斋,三李莼客。我以为此三人之中学问最高者为章氏,次则毛氏。毛氏虽常常要诡辩,但特识亦甚多,论到思想开展,恐非清儒所能为。惟李氏最不足道,他除了会做几句骈文以外,究竟有什么学问!论到思想见解,则更可笑,一生逮住一个郑康成,以为上接孔子之道统而已。他自夸是治史学的,不知他的史学在那里,比钱竹汀还差得远哩,不必说赵瓯北了,更不能和章实斋相提并论了。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79—480页。

如钱玄同所言,李慈铭固不足以与毛奇龄、钱大昕、章学诚相比,但他的历史價值仍不可取代。

能对日记本身内容作客观评价的,当数胡适,他以新史学家的眼光,看到了这部私人日记的价值,并用一组六言白话诗来描述他的观感:

五十一本日记,写出先生性情,还替那个时代,留下片面写生。

三间五间老屋,七石八石俸米,终年不上衙门,埋头校经校史。

宁可少睡几觉,不可一日无书,能读能校能注,先生不是蠹鱼。

前日衙门通告,明朝陪祭郊坛,京城有那么大,向谁去借朝冠?

最恨孝廉方正,颇怜霞芬玉仙,常愁瓮中无米,莫少诸郎酒钱。

这回先生病了,连个药钱也无,朋友劝他服药,家人笑他读书。

猪头私祭财神,图个文章利市,祭罢放串爆杖,赶出一窝穷鬼。

买了一双靴子,一著就是十年,当年二十四吊,今回二两几钱?

铁路万不可造,彗星着实可怕,四十年前好人,后人切莫笑话。

胡适先生肯定了李氏日记的史料价值,钦佩他潜心力学,同情他清贫却正直,即使思想守旧,仍不失为文人的典范。着眼于日记的历史文献价值、作者本性,可谓同情之理解、异代之知音。

李慈铭是诗文名家,“会做几句骈文”(前钱玄同语),同时他也是有意将日记当成文学作品来创作,所以行文看似漫不经心,实则遣词造句大有讲究,这也是明清以来日记文学性逐渐增强的重要内因。他书写游记、日常闲适,均是性灵的笔调,语言自由活泼、优美隽永,与晚明小品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谓日记中的美文张桂丽:《论晚清李慈铭的日记体散文》,《兰州学刊》2016年第2期。。

日记由原始的史料性发展到文学性,由原始的私密性发展到公开性的著述,这中间的过渡则是史料性兼文学性的日记体散文,这也是明清日记的特色。日记中的山水游记、新鲜见闻、书画品读、民俗风情、情感宣泄等内容,在保留社会风貌的同时,加入了文学的因素,语言骈散结合,描写细腻生动,叙事曲折,抒情自然酣畅。这些散落在日记中的片段,词采斐然、生动流丽,可读性强、受读面广,而影响也就越大。

(二)关于评点

《越缦堂日记》稿本中朋友王星控廿二则、周星譼卅二则、吕耀斗一则、陈珊士一则、周星誉三则。考察这些评点,一则可以证明李慈铭以日记为著述,与其他学人不同;二则借给朋友传观,允许朋友点评,佐证了其日记的公开性及交流功能。

如《日记》咸丰六年(1856)七月十四日:“夫石(景芬)以战功受知,其不肯一旦释甲,亦属功名之士,至请以钓船援剿,虽事势所难,然古岂无奇兵决胜者?必谓其别立一帜,私心攘功,则苟且无备御者将蒙上赏矣。”这是李慈铭评论时事的文字,此段文字有周星譼眉批:“非也。此公,仆所深知,无益公家事,且又淫戾,不足取。”而李慈铭并不服膺其言,回评道:“素生言何足凭?”这种一来一往的文字交锋,充分凸显了交流功能《日记》咸丰六年七月十四日。。

另外,对于周星譼规劝语,李慈铭也有几处怒怼。如《日记》咸丰六年二月初十日:“早宴于沈氏,余以力疾不耐烦,颇折辱主人,几闻恶言,余人亦皆有怒容,匪寇昏媾,而一军皆甲,甚可笑也。”周星譼于书根批云:“此名士习气也。其实何必日注中见之屡屡?故特以相规耳。霞曼。”又眉批云:“仆尝有言,人不可无高自位置之心,所以高自位置者,则我固自命,在何等矣,则此等人又何必吾目之耶。吾不目之,又何以见其甲不甲哉?又何必计其怒耶?霞曼子。”李慈铭反唇相讥:“此论固正,然我力伯夷之隘,而素人又得毋为柳下之不恭耶?”《日记》咸丰六年二月初十日。他对周氏略带高自位置的长者之言颇不以为然。

李慈铭几乎将诗文词第一稿均录于日记中,友朋评点也侧重于游记散文、诗词,如《日记》同治元年(1862)正月十九日录诗:“《纪梦》梦中田里尚分明,骨肉团圞话别程。母子初逢忘问讯,弟兄相看异平生。乍醒还喜归来速,稍定方知事可惊。鼓角五更天万里,披衣起坐泪纵横。”周星誉眉批云:“学杜至此,炼意炼气炼格,醇乎醇矣。莼客诗体凡三变,始造此境,甘苦唯仆知之最真,故工拙亦唯仆辨之最的,不足为局外人道也。沤公。”又眉批(似是陈骥):“以此为学杜,吾甘作家无外人,不能隨声附和也。”又篇后批语(似是陈骥):“三联情事固逼真,然‘归来速对‘事可惊,尚须再商。结至佳。此诗固好,然万万非学杜之作,叔云语岂得为知言者乎?”又“此古来大家如少陵、东坡多有之,不害于律法也”《日记》同治元年正月十九日。,似是李慈铭的回应。

围绕这首诗,周星誉、陈骥、李慈铭三人之间展开激烈讨论。周星誉以为是李慈铭学杜之成功作品,誉为“学杜至此,炼意炼气炼格,醇乎醇矣”。陈骥则持反对意见“不能随声附和也”,称此诗绝非学杜,周星誉所言非知音之言,并提出中联“归来速”对“事可惊”,尚须再商,对此李慈铭亦有回应。三人均不服,往复论难,并于日记稿上直录,率性风采,令人遐想。

《越缦堂日记》受到学界较高关注,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然而关于这部日记的评点,却鲜有学人涉及:一则因为日记的体量很大,内容丰富,常常忽略了书眉、书根处的小字批语;二则这些评语字迹不易辨认,且落款极为简略,不易考察出评点人的姓名,从而忽略评点内容的价值。

王星控、周星譼、周星誉、吕耀斗、陈寿祺、陈骥在李慈铭日记稿上作评语,以知己之交深谙其才情,简短中有卓见。由这些点评可见,李慈铭打破了日记的私密性,将之借给朋友传观并允许朋友在上面作批注,凸显出日记的交流功能,蕴含传播、传世的写作意图。这也是日记演变史上重要的一环。

五、结  语

晚清民国以来百余年间,日记著作层出不穷,《越缦堂日记》以预售方式影印出版,关注度极高,接受度极广。《越缦堂日记》在朋友间传播,有明显的交流功能,日记由传统的私密著作到公开出版物,日记评点是重要的环节。

李慈铭是一位才情烂漫的文人,自称面淡口钝,却在日记中不乏辛辣点评,也勇于揭露自己的隐秘,凸显出名士气质。其日记在生前身后都很风行,虽然鲁迅、施蛰存、钱钟书等著名学人并不认同李氏日记的书写模式,认为是预留给后人看,然而这正是日记文体发展演变中的关键:它在编年纪事的日记里融入了叙事、描写、抒情、议论,记录备忘功能则退居其次,增强了日记的文学性。《越缦堂日记》在写作意图、体例、内容方面均有创新,突破了传统日记的书写模式,经过民国间学人的阅读、评论、模仿,逐渐成为近代文坛的经典。

〔作者张桂丽,复旦大学古籍所研究馆员〕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fluence of Yuemantang DiaryZhang Guili

Abstract:Li Ciming has been determined to write a diary since he was a young man. After he became an official in Beijing, he became even more obsessed with writing a diary. National turmoil and daily life are written in diaries and prepared for handed dow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Yuemantang Diary  was published by pre-sale photocopying, which was a precedent in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and attracted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In the more than 100 years since its inception, it has been prosperous for a long time, and it is regarded as the first of the “Four Diarie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authors true temperament and talent have convinced many scholars. Although he has been criticized, it is still a classic in the modern literary world. Lis diary has been circulated, commented, and excerpted among the scholars, which highlights the communication function and contains the authors intention to spread and circulate. The diary has changed from traditional private recording to public publication. The comments of friends on Li Cimings diary manuscript are important evidence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diarys private characteristics to publicity.

Keywords:Yuemantang Diary, Li Ciming, writing, publishing, clas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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