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ll 样受体4、降钙素原、高迁移率族蛋白B1 对颅内肿瘤患儿术后并发重症肺炎的预测价值

任艳霞，商留杰，高亮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河南 驻马店 463000

颅内肿瘤发病率居全部儿童肿瘤第2 位，是常见的儿童恶性肿瘤之一[1]。手术切除是目前颅内肿瘤患儿最为有效的治疗手段，可有效延长患儿生存期，提高患儿生活质量[2]。然而研究发现，部分颅内肿瘤患儿术后会并发重症肺炎，对其预后产生不利影响[3]。因此，寻求有效的临床指标预测颅内肿瘤患儿术后重症肺炎的发生风险，对于改善患儿的预后至关重要。Toll 样受体4（Toll like receptor 4，TLR4）是肺泡内皮及上皮细胞产生的表面受体，可对机体细胞产生刺激，传导促炎信号，诱导炎症反应[4]。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水平与机体感染及炎症反应程度呈正相关，可作为反映细菌感染及炎症反应的重要指标[5]。高迁移率族蛋白B1（high mobility group protein B1，HMGB1）是机体发生炎症反应时产生的炎性介质，已被证实在多种炎症反应过程中具有调控作用[6]。本研究探讨TLR4、PCT、HMGB1 对颅内肿瘤患儿术后并发重症肺炎的预测价值，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9 年3 月至2021 年3 月驻马店市中心医院收治的颅内肿瘤患儿。纳入标准：①经病理检查确诊为颅内肿瘤；②年龄≤14 岁；③符合颅内肿瘤手术指征；④未发生转移。排除标准：①合并心、肺等器官重大疾病；②合并免疫功能障碍；③合并除肺炎外的其他严重感染。依据纳入和排除标准，本研究共纳入65 例颅内肿瘤患儿，根据颅内肿瘤切除术后是否并发重症肺炎分为观察组（n=30，并发重症肺炎）和对照组（n=35，未并发重症肺炎）。观察组中，男17 例，女13 例；年龄4～14岁，平均（10.32±2.51）岁；病程1～3 年，平均（1.54±0.21）年；肿瘤类型：髓母细胞瘤14 例，胶质瘤12例，脑膜瘤4 例。对照组中，男19 例，女16 例；年龄5～14 岁，平均（10.15±2.47）岁；病程1～3 年，平均（1.62±0.35）年；肿瘤类型：髓母细胞瘤18 例，胶质瘤15 例，脑膜瘤2 例。两组患儿的性别、年龄、病程、肿瘤类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驻马店市中心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ZMDSZX-2018-600）。

1.2 资料收集

收集并比较两组患儿的临床资料，包括术前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lasgow coma scale，GCS）评分、手术时间、血肿量、引流管留置时间、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ICU）住院时间、心脏病病史及TLR4、PCT、HMGB1 水平。

1.3 检测方法

采集所有患儿入院24 h 内空腹静脉血5 ml，3000 r/min 离心20 min，取上层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清TLR4、HMGB1 水平，采用定量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血清PCT 水平。分析TLR4、PCT、HMGB1 对颅内肿瘤患儿术后并发重症肺炎的预测价值。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3.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颅内肿瘤患儿术后并发重症肺炎的影响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分析TLR4、PCT、HMGB1对颅内肿瘤患儿术后并发重症肺炎的预测价值；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颅内肿瘤患儿术后并发重症肺炎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患儿的手术时间、血肿量、心脏病病史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中术前GCS 评分﹤8 分、引流管留置时间≥3 天、ICU 住院时间≥7 天的患儿比例及TLR4、PCT、HMGB1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表1 颅内肿瘤患儿术后并发重症肺炎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2.2 颅内肿瘤患儿术后并发重症肺炎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以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颅内肿瘤患儿术后并发重症肺炎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前GCS 评分﹤8 分、引流管留置时间≥3 天、ICU 住院时间≥7 天及TLR4、PCT、HMGB1 升高均是颅内肿瘤患儿术后并发重症肺炎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表2）

表2 颅内肿瘤患儿术后并发重症肺炎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

2.3 TLR4、PCT、HMGB11 对颅内肿瘤患儿术后并发重症肺炎的预测价值

ROC 曲线显示，TLR4、PCT、HMGB1 预测颅内肿瘤患儿术后并发重症肺炎的AUC 分别为0.838、0.955、0.827。（表3、图1）

图1 TLR44、PCT、HMGB11预测颅内肿瘤患儿术后并发重症肺炎的ROC曲线

表3 TLR44、PCT、HMGB11 对颅内肿瘤患儿术后并发重症肺炎的预测价值

3 讨论

相关研究表明，颅内肿瘤好发于儿童脑室、颅内窝等部位，严重威胁患儿的生长发育及生命安全[7-8]。手术治疗可快速切除肿瘤病灶，挽救患儿生命。但手术会导致脑组织及血脑屏障出现不同程度损伤，造成患儿术后感染风险升高，且患儿年龄较小，呼吸中枢调节功能及机体免疫功能不完善，部分患儿术后可能并发重症肺炎，进一步导致患儿出现缺氧、心力衰竭以及脓毒血症等严重并发症，增加其死亡风险[9-11]。常规影像学检查方法操作便捷，但其对于评估颅内肿瘤患儿术后重症肺炎的发生风险仍然缺乏一定的准确性，因此，早期需采用积极有效的评估手段以降低患儿术后重症肺炎的发生风险，改善其生活质量。

本研究对颅内肿瘤患儿术后并发重症肺炎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术前GCS 评分﹤8分、引流管留置时间≥3 天、ICU 住院时间≥7 天及TLR4、PCT、HMGB1 升高均是颅内肿瘤患儿术后并发重症肺炎的危险因素，因此临床可依据上述指标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以降低术后感染风险。TLR4 可参与机体各种急慢性炎症反应，对病原分子进行识别，同时激活转录因子，诱导细胞增殖、分化以及炎症介质形成[12]。Zhang 等[13]研究认为，TLR4 可通过与肺成纤维细胞表面相关配体结合，刺激成纤维细胞产生炎症因子，从而调控机体的炎症反应。PCT 来源于甲状腺C 细胞，是反映机体感染及炎症反应程度的主要指标，其水平随机体感染程度加重而升高，可用于评估肺炎严重程度[14-15]。王晶等[16]报道指出，PCT 对于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及预后评估均具有一定的价值。HMGB1 一般在机体发生感染24 h 后开始释放，可持续促进肺部炎症发展，属于晚期炎症因子[17-18]。Raucci 等[19]研究发现，HMGB1 水平与机体的炎症反应程度呈正相关。HMGB1 在肺炎患者中处于高表达状态，可与其他炎症介质协同作用，影响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及机体的炎症水平[20-21]。本研究对两组患儿的血清TLR4、PCT、HMGB1 水平进行比较，结果发现，观察组患儿血清TLR4、PCT、HMGB1 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这一结果与崔文娟等[22]研究结论相似。表明TLR4、PCT、HMGB1均参与了机体炎症反应的发展过程。本研究进一步应用ROC 曲线分析TLR4、PCT、HMGB1 对颅内肿瘤患儿术后并发重症肺炎的预测价值，结果显示，3项指标预测颅内肿瘤患儿术后并发重症肺炎的AUC分别为0.838、0.955、0.827，灵敏度分别为91.43%、97.14%、82.86%，特异度分别为66.67%、86.67%、73.33%。表明TLR4、PCT、HMGB1对于判断颅内肿瘤患儿术后并发重症肺炎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TLR4、PCT、HMGB1 可作为预测颅内肿瘤患儿术后并发重症肺炎的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