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泉眼与自我的唤醒(随笔)

蒋立波

有一年春天我来到诗人伊有喜的老家金华汤溪，这里历史上属于姑蔑古国旧地，古风犹存，环境优美，特别是那里的方言还十分罕见地没有受到普通话的侵染，仍然保留着一些比较古老的独特的发音和词汇，比如古越国的某些口音，可以说汤溪话是中国南方最古老的方言之一。但跟其他方言一样，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汤溪方言肯定也处在某种缓慢的“死亡”当中，使用人数肯定也在逐渐减少，这是一个无可挽回的趋势。那里有一道名菜“烂菘菜炖老豆腐”，所谓烂菘菜其实就是烂咸菜梗，我跟随当地朋友去品尝过，尽管很难说品出了他们描述的那种美味，但我牢牢记住了这道菜，并且在回来后写的一首诗中用了一个词“抱紧”。但为什么要抱紧呢？它们肯定是感受到了某种“分离”和“隔绝”，肯定是害怕某种魅力无穷的“现代性”要把它们分开吧？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诗歌与地理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实际上也是在考验当代诗人的处理能力和回应能力。具体来说，它考察的是诗人对地方的独特观察、感知和记忆，他作品中“地方经验”的个体表达及其真实程度。正如耿占春在谈论沈苇的诗歌时说到的“把外部空间改写为自我的疆域”，这也即是存在的内心化、精神化的一个转化与改写的过程。

诗歌与地理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诗学问题。某种意义上，每个诗人写下的每一首诗歌都是一首“地理的诗歌”，因为每个人都置身于一定的空间当中，他必然会对这样的“空间”，或者说“经验的场所”作出回应。诗人写诗往往是从表现自己最熟悉的环境开始的，几乎每一位诗人笔下都有关于“故乡”或“居住地”的作品，他选择的意象、符号和元素必然会打上“地方”的烙印。无可否认，哪怕一首最纯粹的“纯诗”，比如说爱情诗，或者抽象的形式主义诗歌，它总会无意识地携带某种或明显、或隐晦的地理信息，亦即地域特征、山川风貌、风土人情、社会习俗、精神症候乃至政治、文化、军事、商贸、仪轨、宗教、气候、建筑、遗迹、水文、植物、动物等等综合性的信息。比如杜甫诗歌中的“蜀籁”“杜鹃”“娇莺”，李商隐诗歌中的“月亮”“灯烛”“雨”，比如昌耀诗歌中的“磷火”“荒甸”“老鹰”“整流器”“高车”，张曙光诗歌中的“雪”和“雾”，潘维诗歌中的“雨水”“丝绸”“村姑”，都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和地理特征，从而成为读者解读他们作品的密码与钥匙。

诗人要做的当然不是一个匆匆而过的旅行者和观光客，否则他写出的只能是游记诗或者采风诗，他的诗歌的意义也仅仅是旅行指南或地理教科书，他获得的审美经验最多止于迷醉、惊艳和赞叹。他还必须跨出第二步，那就是在某种距离之中，获得一种超越于“外部空间”的对内心风景的内视和探测。同样是“看”，这种“看”已经是一种“复眼”般的“看”，是“看”的一个升级，或者说现在他看到的已经是一个“陌生的自我”。一个高明的诗人总是能够聆听到来自山川的古老教诲。换句话说，他总是能从“地理”和风景中唤醒一个沉睡的自我。如果说诗歌是一种隐秘的只为少数人知悉并传递的特殊知识，那么，他获得的就是关于一个地方的更高级、更真实的“地方性知识”。

但是，就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在哪里写诗都一样，包括自己身上背负的那些地域文化基因，说实在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曾想努力地摆脱掉它们。我可能更倾向于一种“去地方性写作”。当然有些东西是无法摆脱的，就像一个从母体里带来的胎记，它们肯定在无形之中塑造着、规训着我的写作，比如有评论者说到我诗中的“愤怒，沉郁，牢骚”，包括水袖、唱腔、长亭短亭，抑或是榨面、茶叶、豆腐年糕，甚至是磨石书店背后的茶园里静静蹲伏的那台蓝色搅拌机，我想关键是如何转换、消化、激活这样一些板结了的文化元素与意象、符号。在一首题为《词源学》的诗中，我写到过“记忆的阴面”（耿占春语）那拒绝融化的积雪。我一次次地在返回故乡，那个埋葬着亲人的记忆中贫穷、苦难得让人心酸的小山村，现在的省级小康示范村。儿时的记忆或许已经找不到多少痕迹，除了那三口无法背走的水井，其中一口已经用水泥重新砌筑，并被盖上了铝合金铁皮。所以重要的不单单是那三口井，还有覆盖井口的那块蓝色铁皮，也就是说，这已经是一口几近废弃的水井，只有在水管被冻住时，或者大旱时节，村民才会想到掀开铁皮来取水。这几乎是一个隐喻，当我们谈论地方，谈论诗歌的地理学，我们却忽视乃至遗忘了那个隐秘、仍在汩汩涌动的泉眼。

在诗人和地方之间，不能只是单向的表现，我认为关键的地方在于，两者之间必须发生一种对话关系，在互相的质询、盘诘和征用中建立起真正的“互文性”。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我的老家嵊州，越剧的发源地，那里的人被外地人不可思议地称作“嵊县强盗”，在这么一个越音袅袅、柔情似水的越剧的故乡，怎么也难以跟强盗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嵊州确实出过一个著名的辛亥英雄、绿林大盗王金发。所以说地域文化也不是单一的面向，越地既有愤怒和沉郁，也不乏柔情与逸乐，也就是说我的身上可能同时住着鲁迅和胡兰成。用我的一句诗来说，“滚烫的弹道上/秋瑾追上了王金发”。夏可君曾经说到，他在我的诗中能够读到一个绍兴师爷的“侠客意气”，或者说是一种“决绝的技艺”，我以为是非常准确的。

就像有人一次次问我为什么要把书店建到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中去，我只能说，内心里我不是在寻找读者，而是在逃离读者，逃离那种“閱读的谋杀”。当然我不是不需要读者，而是希望在一个更高的海拔上与你相遇。正如我试图在我的诗歌中还原的，是那条在古地图研究者那里消隐的古驿道，是父亲和邻家大伯下象棋时敲击棋子的那一声重击，是老家阁楼上那只书箱里樟脑丸的“秘密的敌台”般致命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