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减税降费视角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

甘肃省税务学会课题组

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仍然在供给侧，供给体系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制约着高质量发展。减税降费兼具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属性，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之义，也是解决内生动力不强、需求仍然不足，推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重要途径。而纵观我国减税降费的历程，结合甘肃经济发展和政策实施效果，其经济效应、生态效应、协调共享等效应也显而易见，但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前瞻性、持续性、执行性还需加力。为此，未来减税降费政策所应发挥的效应重点及调整方向，需从前瞻性、持续性、执行性三个方面持续用力，该优化的优化、该延续的延续、该改进的改进，进而释放供给侧潜力，以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要用好政策空间、找准发力方向，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發展”“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延续、优化、完善并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为此，深刻把握当前经济形势特点，研究经济社会对税收优惠政策的需求，有助于推进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方向，做到该优化的优化、该延续的延续、该改进的改进，更好发挥税收优惠政策作用，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减税降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分析

减税降费是用税费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从其政策措施本质上来看，是国家利益的让出。减税降费的根本目的就是国家让利给企业等市场主体后所形成的经济上的积极效应，进而释放经济发展潜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之义，也是解决内生动力不强、需求仍然不足的主要抓手，推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通过减税降费，增强企业盈利能力，为企业创新提供动力支持，塑造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形成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动力

减税降费等激励政策从支持创新链和创新主体两方面人手，在税收政策中融入各种激励创新发展的优惠要素，加大对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优化研发税制，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李香菊杨欢《税务研究》，2019.5），并以税收政策直接或间接的传导机制激励企业的创新行为。

（二）通过减税降费，发挥税收在调节经济结构中的重要作用，营造稳定宏观环境，挖掘市场消费潜力、释放消费能力，进而促进经济循环和协调发展

当下税收政策优先目标是刺激消费、促投资，扩大内需，畅通经济循环，政策作用的着力点主要由供给端企业向需求端消费者延伸倾斜（朱江涛《税收研究资料》，2022.2）。通过减税降费等激励政策，并辅之相关制度和配套措施，可以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切实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保持经济稳中向好运行，进而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经济循环和协调发展。

（三）通过减税降费，发挥税收在绿色发展中的正负激励效应，在供给端鼓励能源节约，抑制环境污染，在需求端推进绿色发展，引导居民低碳消费

过去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给环境和生态带来沉重代价，是较低质量发展（储德银《税务研究》，2023.3）。减税降费政策作为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变量，主要通过供给两端发挥绿色税收杠杆作用，在供给端增强绿色税种间的衔接度，发挥税收绿色激励效应，激励企业绿色发展，在需求端提升各绿色税种间的一致性，强化税收绿色调节功能，引导居民低碳消费（李香菊杨欢《税务研究》，2019.5），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切实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四）通过减税降费，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通过建立与更多国家和地区间的税收协定网络，完善和优化境外税收抵免规则，鼓励企业“走出去”；还可通过制定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相容、与国际税收秩序相称的税收优惠政策努力把外资“引进来”，从而发挥税收政策的沟通桥梁作用，营造开放互利的营商环境，扩大区域经济开放发展。

（五）通过减税降费，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改善民生等为主要手段的调节机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税收政策在落实共享发展方面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归宿，尽量消除对民生的负面影响。短期内，可以通过诸如改革个人所得税扣除项目、降低社会保险缴费比例等措施立竿见影地发挥功效；长期看，应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通过顶层设计将共享发展理念嵌入到整个税制设计体系中，真正让改革红利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二、减税降费政策的基本特征及甘肃实践与成效

（一）大规模减税降费阶段主要举措及基本特征

我国从2008年提出“结构性减税”，到2012年实现普惠性与定向性减税并举，再到2018年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其政策惠及范围不断扩大，直至2022年新增组合式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其深刻反映和贯彻了新发展理念，税收优惠力度不断增强、政策工具组合日益优化。

综观上述政策，在形式上有退税、免税、减税、缓税，具体表现为核心税种的减税步伐加快，以创新、中小微企业发展为主的税收优惠叠加，具有明显的规模性、普惠性、精准性，呈现出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的特点，全方位为企业生存发展提供税费支持政策。期间减税降费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以促进竞争和鼓励创新制度变革为目标，以降低市场主体成本为抓手，着眼于优化经济结构，解决长期性和结构平衡问题（胡怡建周静虹《税务研究》，2022.7），税费红利覆盖了更多市场主体，全方位降成本、提信心、稳预期（储德银《税务研究》，2022.9），对降低微观主体税费负担、激发市场主体经济活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发挥了主要作用。

（二）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甘肃实践与成效

1.减免税突出政策导向性，聚焦小微企业和民生全面发力。大规模减免税支持政策全面发力，犹如一场“及时雨”，不仅释放了红利、涵养了税源，还大幅减轻了企业负担。2019-2022年甘肃省落实各类税费减免优惠1714.5亿元，年均增速为17.4%，其中减免税1662.3亿元，年均增长17%。

（l）从减免项目看，促进小微企业发展和改善民生占35.8%。2019-2022年甘肃省落实促进小微企业发展和改善民生优惠政策分别减免税收347.6亿元和248.1亿元，占减免税总额的20.9%和14.9%，年均增速分别为61.4%和2l.9%。充分释放了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和关注民生的政策导向。

（2）从减免规模看，减税免税规模四年年均增长17%。甘肃省减免税额从2019年的315.8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529.6亿元，净增213.8亿元，年均增长17%，所占当年应征税收的比重由2019年的19.4%提高到2022年的28.7%。其中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税收优惠增长61.4%，呈高幅增长态势。

（3）从减免税种看，增企两税占税收优惠总额的68.8%。2019-2022年甘肃省为各类市场主体减免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558.9亿元和584.1亿元，分别占减免税总额的33.6%和35.2%。其中增值税由2019年的94.6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182.4亿元，年均增长17.8%；企业所得税由2019年的82.2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189.1亿元，年均增长23.2%。

2.留抵退税突出政策精准性，聚焦特殊行业群体精准发力。我国自2019年4月1日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以来，有效降低了企业资金占用成本。特别是2022年作为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的重头戏，增值税留抵退税更是突出政策的精准性，聚焦特殊行业和群体精准发力，为企业提供现金流支持，促进消费投资，为市场主体“输血”“活血”、纾困解难。2019-2022年甘肃增值税留抵退税达308.4亿元，其中，2022年退税272.2亿元，涉及全省2.5万户企业，占全国退税总额2.46万亿的1.1%。（下面以2022年留抵退税数据为例）

（1）从行业看，房地产、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制造业三大行业受益明显，占全年留抵退税总额的67.2%。2022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受益最明显的行业分别是房地产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制造业，分别退税80.8亿元、58.7亿元和49.3亿元，分别占全年留抵退税总额的28.7%、20.9%和17.6%。其中，制造业中的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享受留抵退税优惠11.8亿元，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享受留抵退税优惠9亿元。

（2）从注册类型看，民营企业受益程度较高，占全年留抵退税总额的61.8%。从登记注册类型看，留抵退税最大的受益者是民营企业。2022年全省157户国有企业享受增值税留抵退税优惠10.2亿元，占退税总额的3.7%，民营企业享受留抵退税优惠168.3亿元，占退税总额的61.8%，其中1.1万户私营企业享受留抵退税优惠30.8亿元，占退税总额的11.3%。该项优惠政策导向明确，精准支持了民营企业发展。

（3）从企业划型看，中小微企业受益程度较高，占全年留抵退税总额的69.8%。2022年全省中小微企业享受增值税留抵退税优惠189.9亿元，占退税总额的69.8%。其中中型企业享受增值税留抵退税优惠84.7亿元，占退税总额的31.1%；小型企业享受增值税留抵退税优惠47.8亿元，占退税总额的17.6%；微型企业享受增值税留抵退税优惠57.4亿元，占退税总额的21.1%。

（4）从地域看，近一半的留抵退税集中在兰州、酒泉、兰州新区三地，占全省留抵退税总额的49.6%。从退税分布情况看，近三分之一的增值税留抵退税集中在兰州市，退税规模最大，退税户数占全省享受留抵退税企业的38%，退税额占全省留抵退税总额的28.9%。酒泉退税额占全省留抵退税总额的10.8%，约为全省的十分之一。兰州新区退税额占全省留抵退税总额的10%，为全省的十分之一。

3.税费优惠政策精准落地，有力推动甘肃经济高质量发展。税费优惠政策的精准落地，助力甘肃力克三重压力掣肘，经济稳中向好，2022年GDP同比增长4.5%，高于全国GDP（3qo）增幅1.5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三位，位次比上年前移17位，有力推动甘肃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1）以创新为第一动力，新兴产业加速发展。近年甘肃省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发展势头良好，2020-2022年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分别增长121.1%、109.2%和105.6%，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分别增长120.6%、121.7%和115.2%。创新投入不断增加，创新驱动不断增强，全省企业购进研发和技术服务、购进研发设备金额2021年增长124.7%和118.4%，2022年增长110.32%和98.2%。创业信心明显增强，市场活力较好恢复，2022年全省高技术产业企业户数同比增长123.7%。

（2）以协调为内生特征，区域协作全面推进。2022年全省企业购、销同比增长9.5%和6.1%，后进优势凸显。全省县域经济企业销售收入占比均保持在20%以上，由2020年的23.2%提高到2022年的24.9%，区域发展协调性进一步增强。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成效明显，制造业内部结构有所优化，2022年全省传统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63%，仅低于制造业整体水平1.1个百分点，行业间差距逐步缩小。

（3）以绿色为普遍形态，节能减耗成效显著。甘肃省绿色制造实现新突破，能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提升，2022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费量比上年增长3.7%，六大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量增长4.1%，较以前年度增速明显放缓。全省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和环境治理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工业购进节能环保设备金额2021年增长83.6%，2022年增长126.5%，清潔能源发电销售收入占电力行业销售收入比重由2020年的37.1%提升至2022年的41.3%，提高4.2个百分点。绿色产业蓬勃发展，2022年全省十大生态产业增加值3278.77亿元，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29.3%，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分别增长20.2%和23.7%。

（4）以开放为必由之路，外贸外资稳重提质。2022年外资企业户均享受税收减免超过50万元，带动全省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8.8%，增速比全国高11.1个百分点，居全国第11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278.3亿元，比上年增长23.8%，占全省外贸总值的47.6%。全年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29个，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比上年增长15.0%；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增长1.58%；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金额增长31.68%。

（5）以共享为发展趋势，民生事业焕发生机。2020-2022年新办涉税经营主体三年存续率分别为77.8%、81.1%和84.5%，涉税经营主体有税申报率由2020年的21%提升到2022年的52%，2022年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14.4%。2022年，为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文化旅游等困难企业，减轻税费负担和增加现金流84.2亿元，带动全省教育、卫生、文化艺术、体育、娱乐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7%，助力居民服务行业恢复向好。

三、减税降费政策存在的不足

（一）税收优惠政策的前瞻性需进一步加强

1.生活必需品增值税税率设定较高，不利于消费扩张。如我国现行增值税政策对粮食等农产品以及食用植物油、食用盐、自来水、暖气、冷气、热水、煤气及天然气等生活必需品按照9%税率计征增值税，对大部分药品按照13%税率计征，仅针对抗癌药和罕见病药实行3%优惠税率。生活必需品增值税税率的设定偏高，会抬高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从而直接导致居民的基本生活成本偏高，其他商品的消费能力下降，不利于居民整体消费需求的扩大。

2.消费税税目未能顺应时代变化作出相应调整，严重制约居民消费升级。如摩托车、小汽车、高档化妆品、贵重首饰、高档手表等也将在消费升级的趋势下成为主要的消费增长点，若仍将其都纳入高档消费品并辅以较高税率，将抑制居民消费，制约消费升级。同时，随着出入境政策优化以及跨境电商行业发展，跨境消费愈加便利，商品适用较高税率，将造成巨大的价格差，会导致消费外流，抑制国内消费。

3.现有绿色税收体系逆向激励作用不足。从现有税种设计目的看，无论是环境保护税和消费税，还是资源税都没有专门针对碳排放量征收，税收收入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没有直接关系，难以发挥税收对碳排放的有效调控作用。

4.环境保护税优惠政策减征門槛过高，减征级距过大，不利于激励企业减排。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30%的，减按75%征收环境保护税，低于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50%的，减按50%征收环境保护税。但因超低排放改造投入大、环保设施运行成本高，企业减排标准从30%升级改造达到50%的排放标准，污染治理资金压力巨大。

5.农业全产业链税收优惠激励机制还未形成，不利于乡村振兴和城乡协调发展。如现行支持农村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田园结合体的税收优惠政策寥寥可数；对绿色有机高附加值农产品、农村电商、农产品及相关物资运输等现代新型农业发展的支持政策缺乏针对性；对农业产品深加工、农机的生产、农用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的生产批发零售征收增值税等。

（二）税收优惠政策持续性有待进一步加力

1.增值税抵扣链条不完整。增值税是价外税，企业所承担的增值税是进项税，如果企业发生销售行为时不能完全抵扣进项税或不能完全转嫁销项税，就会挤压企业利润空间和增加企业税收负担，不利于经济健康稳定增长。

2.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失公平。2022年在“6+7”行业实施全额留抵退税，对“6+7”之外行业留抵增量部分实行60%退税政策，帮助企业缓解了经营困难。但从公平竞争视角看，对“6+7”之外行业显失公平。

3.税收优惠政策限制性条件僵化、死板，与纳税人实际业务差异较大，精准性不强。财税【2016】46号文规定：法人机构在县（县级市、区、旗）及县以下地区的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提供金融服务收入，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3qo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同时又规定：县（县级市、区、旗）不包括直辖市和地级市所辖城区。如甘肃省14个地级市市辖区农村商业银行均不能享受该项税收优惠，但甘肃各市州所在地90%以上区域以农村为主，金融服务对象以三农为主，与非市辖县域没有区别，与中东部发达省市“地级市所辖城区”情况截然不同，致使该优惠政策不仅偏离实际，又失公平。

4.所得税扣除政策还不够完善，对提振消费作用有限。如个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物价水平不断提高，居民消费意愿持续低迷，劳动所得及工薪所得扣除限额需进一步提高。2023年7月1日起，提高部分专项附加扣除金额，但仍显不足，如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标准远低于居民实际支出，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效果有限。再如企业招待费、职工工会经费等税前扣除比例或扣除额仍然较低等，不利于企业消费。

（三）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性需进一步提升

1.地方对税收优惠政策缺乏足够的执行动力。在短期，减税降费政策会直接导致税收收入减少，影响相应支出。如甘肃省三年累计减免税收1300多亿元，相当于三年少收一年税收收入，2022年新增退税减税300多亿元、制造业缓税20多亿元，全年全省税收下降12.4%，其中地方级税收同比下降15.4%，对各级政府财政运行带来压力，影响优惠政策执行力。

2.留抵退税税收执法面临一定风险。从政策执行情况看，一些企业因税收筹划，认为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更有利，不愿选择享受留抵退税政策。如甘肃酒泉地区风电企业因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而放弃留抵退税的企业共计25户，个别企业因总公司税收筹划，不同意分公司申请留抵退税。2022年全省推送留抵退税风险任务952户，缴回退税2.8亿元。

3.退税条件制约了退税优惠的执行效果。一方面因大部分小型微利企业纳税信用等级达不到A、B级；另一方面因一些处于筹建期的纳税人，无生产经营收入，纳税信用等级只能评为M级，受制于纳税信用等级限制，无法申请留抵退税。如甘肃公航旅天庄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甘肃灵华高速公路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兰州奥体中心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留抵近10亿元。

4.研发费用归集难度较大，“三新”认定门槛较高，影响加计扣除政策执行效果。准确核算和归集研发费用，是企业享受加计扣除政策的前提，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产品（服务）、工艺“三新”认定标准，是企业享受加计扣除政策的判定条件。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研项目预算中，购置设备、器具费用占科研项目预算总额的50%以上，大部分不具创造性运用或实质性改进特征。同时，由于金川公司下属分子公司属生产企业，研发活动与生产经营同时进行，研发项目购买的仪器、设备，同时又用于生产经营，研发人员又具生产经营身份，客观上造成设备折旧、人工成本、燃料、材料、动力等费用不能准确核算、合理归集，导致研发费用政策大打折扣。

5.减税降费政策优惠领域法定性不足。如所得税加计扣除、鼓励小微企业、绿色转型等优惠政策相对比较集中的出现，又多与其他税收优惠政策叠加，有失政策的严肃性。再如，我国现行有关包括税收优惠政策在内的科技创新优惠政策仅限于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层级，尚未真正提到专项立法的法律层面。同时，因规范性文件存在零星分散的先天不足，存续性、整体性较差，致使科技创新优惠政策体系不完整。

四、推动高质量发展减税降费政策的调整方向

（一）在減税降费政策的前瞻性方面持续用力

1.调整生活必需品增值税优惠税率。可以优先对关系到民生保障的医保类药品、公用事业的水电、煤、家庭生活必需品等实施优惠税率甚至零税率，进一步降低居民生活性消费开支类货物、劳务增值税税率，减轻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成本。

2.优化消费税征收范围和税率结构。及时将高端消费产品或服务纳入征税范围，比如包船出海、购置国外豪华游艇等。剔除不适合继续征收消费税的应税产品，比如化妆品、护肤用品、黄金首饰等。适时调整消费税的税率结构，提高不同商品的税率差距，提高调节精准性。

3.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税收政策。环境保护税方面将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防治任务较重的污染物列入征税范围；资源税方面，征收项目可扩展到森林、草场、滩涂等各种自然生态空间上；适时考虑开征碳税，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对能源矿产资源税以及成品油消费税进碳税改造，也可以在环境保护税中设置二氧化碳税目。

4.继续优化环保税“减征”政策。建议继续对环保税“减征”条款进行优化，将首次享受“减征”的排放标准降至10%-20%；在降低首次减排标准的基础上，建立减排激励机制、缩小排放级距，减排标准级距保持在10%。

5.健全涉农税收优惠激励机制，完善乡村振兴优惠政策。在对农业产品初加工免征企业所得税的基础上，对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等深加工企业免征部分增值税和全额免征企业所得税，对农机的生产、农用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的生产批发零售免征增值税；加大乡村产业优惠力度，建议加大对生态旅游、精品民宿、森林康养、田园综合体、交通物流、农产品仓储设施等乡村产业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所得税减免，对乡村产业宣传费、广告费支出加大企业所得税加计扣除比例。

（二）在减税降费政策的持续性方面持续用力

1.进一步完善增值税抵扣制度。从短期看，建议首先应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简易计税方法，全面实行增值税抵扣政策，推进增值税抵扣链条完成；建议将一般纳税人银行贷款利息支出、招待费、交通费等全部纳入抵扣范围。从长远看，应适时打破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划型壁垒，推进全行业、全税种、全链条抵扣。

2.加大增值税留抵退税力度。建议对全行业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全额退税政策，且将政策固定下来，采取依企业自愿作为常规政策执行，从源头上减少政策性因素形成的留抵退税，既能直接减少企业资金占用，又能间接补齐增值税制度建设的留抵退税政策短板。

3.增强税收优惠政策的灵活性和精准性。建议参照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服务收入直接享受简易计税方法按照3%征收率缴纳增值税的税收优惠。也可以参照对中国农业银行纳入“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的各县域支行，提供农户贷款、农村企业和农村各类组织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3%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的规定，将市州所在地农村商业银行纳入“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享受该项税收优惠。

4.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和所得税扣除政策。在劳动所得方面制定更大力度的税收优惠，扩大对工薪所得的税收优惠力度，建议再提高工薪收入的抵免额度，合理调整生计费用和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实行生活消费限额扣减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大力刺激全民消费。提高企业招待费、职工工会经费等税前扣除比例或扣除额。

（三）在减税降费政策的执行力方面持续用力

1.积极应对税惠政策带来的财政减收压力。一方面要落实好减税政策，涵养税源。抓紧抓好财源建设，着力培育稳定可靠的骨干财源和群体财源，增强财政收入后劲。另一方面在开源节流、压缩支出总量、优化支出结构、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同时，加大资金统筹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减轻财政压力。针对留抵退税压力，建议延续2022年退税资金中央财政补贴政策，使补贴政策与留抵退税政策相匹配；或充分考虑经济不发达地方的财政困难，出台新的留抵退税补贴政策，并常态化执行。

2.继续抓好政策落实和风险防控。坚持应享尽享，对于符合退税条件的纳税人，秉承实事求是原则，做到应退尽退；坚持愿享尽享，在不增加纳税人负担的前提下，通过日常辅导了解纳税人真实意愿，在充分尊重纳税人的基础上做到愿退尽退。同时，对前期已抵退税的纳税人进行复盘分析，加大政策落实过程的监督管理。

3.减少制约因素，扩大享受范围。针对退税条件制约的问题，建议放宽企业信用等级特别是M级企业的评定条件和简化评定流程，尽快补充完成对企业信用等级的重新评定，以便更多企业得到实惠。

4.坚持实质重于形式，降低研发费用核算难度，放宽“三新”认定条件。建议在明确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范围的同时，适当放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限制性条件。坚持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结合企业实际，在科技部门予以认定的前提下，减少对研发支出准确核算及合理归集的要求，适当增加灵活度，切实保障相关优惠政策在企业能够落地，从根本上激发企业科技创新的动力。

5.增强税收优惠政策的法定性，提高政策执行力。坚决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并将其贯穿于各项政策中，才能够避免减税降费政策执行的随意性、人为性和短期性，避免政策频繁变动甚至相互冲突，有效避免减税降费政策频繁“打补丁”，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