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个稻草人吗

陈正宏

说起屈原，很多人会联想到端午节——据说农历五月初五的那个节日，是为了纪念他而设的，那一天是他辞世的日子。再深入一点，大部分朋友会记得屈原写过一首著名的长诗《离骚》，其中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样的名句，曾是不少读者中学时代的作文题。

但细究屈原的生平和作品，会发现那些较早出现的相关文献里，存在好多的谜团。

现存屈原最早的传记，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前半篇。这篇传记记载，屈原单名平，是“楚之同姓”，也就是楚国的贵族，早年在楚怀王手下担任“左徒”的官职，见识既广，记性又好，很懂治国理政之道，还擅长表达。他入宫跟怀王一起商议国家大事，协助对外发布号令；出门则忙着接待外宾，跟诸侯国周旋。楚怀王曾派他起草类似国家大法一类的纲领性文件，遭到同僚的嫉妒和诬告，屈原因此被边缘化。这之后，就发生了震惊楚国朝野的事件——楚怀王被为秦国出谋划策的张仪所骗，失地于秦，身死异国。再后来怀王之子顷襄王继位，又让自己的弟弟子兰做了相当于宰相的令尹。不料子兰特别不喜欢屈原，指使人在顷襄王跟前说屈原的坏话，结果顷襄王一怒之下，把屈原赶出了宫廷。最终，屈原只得在悲愤中怀抱石头投汨罗江而死。

令人迷惑的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前半篇在讲屈原的生平大概时，两次插入了篇幅不太短的评论性文字：前一段出现在怀王时期，是对屈原的《离骚》的评论，文笔很不错，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那样凝练的名句；后一段出现在顷襄王登基后，讨论的是君臣关系和忠君意识，但叙事和评论混杂，而且不知为何又把时空退回到楚怀王时代，还提到了当时屈原有被流放的经历。因此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学术界对屈原究竟被楚王放逐过一次还是两次颇有争论，不少学人也对《史记》这一篇屈原传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近代以来，又有极少数的人，进而怀疑屈原不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只是一个箭垛式的稻草人。

无独有偶。尽管今天我们提到《离骚》就很容易把它跟屈原联系起来，但《离骚》以及为人熟知、同样归在屈原名下的诗作《九歌》《九章》等，追溯上去，现存最早的文本，都只能追溯到六朝時候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因此直到今天，还有西方汉学家怀疑，《离骚》那样长的诗篇，恐怕不是战国时候屈原写的，而是汉朝人用多个模块化的断章拼合而成，附会到屈原身上，并进而编就了《楚辞》。

针对上述种种怀疑，现代中国的许多《楚辞》专家做了大量的考辨探源工作。我们因此知道，司马迁写的屈原列传中间混入的两段文字，来源于同时代一篇解释评论《楚辞》的文献——西汉刘安遵汉武帝之命撰写的《离骚传》。太史公引《离骚传》而造成整篇屈原传出现矛盾的说法，是因为汉代流行的有关屈原的故事，源头虽然是楚国当年的文献，但这类文献，是在秦楚交战且有所忌讳的形势下书写的，其中对于故事发生的时间，做了有意的提前以避祸——换言之，如果把《离骚》等作品的撰写年代下移至楚顷襄王时代，很多问题就能比较清楚地解释了。

屈原作品现存最早的文本虽相对晚出，但在当时，其得意弟子宋玉已既搜罗保存乃师作品，又续写了跟《离骚》很有关系的《九辨》。进入西汉王朝，朝野对《楚辞》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考古发现的安徽阜阳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有屈原《离骚》残简4字，《涉江》残简5字，墓主夏侯灶是汉文帝时人；到汉武帝时，又有司马迁《史记》，对屈原辞赋加以引用和誉扬，可见屈原作品流传有绪。这样传至东汉，王逸为整部《楚辞》作了逐章逐句的注解，成《楚辞章句》一书。其书虽不存，但宋代学者洪兴祖续写《楚辞补注》，大量引用《楚辞章句》意见。通过这些虽不免有所缺失但流传有序的历史文本，屈原及其作品的原本面貌，得以展现在今人面前。

在很多中国人心中，屈原是一面旗帜。（张雅云 / 绘）

这其中特别有意味的，是有关屈原晚年生平的一种意见。那是复旦大学蒋天枢教授在上世纪60年代初经过细密的考证后提出来的。他认为《史记》屈原传后半部分写到的令尹子兰，其实就是春申君黄歇，他是顷襄王的弟弟，也是屈原的政敌。而春申君之所以跟屈原作对，是因为他在秦国已经步步紧逼的危难时刻，主张的不是坚决的合纵抗争，而是跟秦讲和割地。屈原对令尹子兰讲和举措的反应，《史记》的屈原传里虽然没有写，但在《楚辞》所收屈原作品里，留下了不少线索。归纳相关考证的结果，屈原在楚顷襄王时代的流放，其实很可能是他跟顷襄王商量之后的一种自愿流放，目的是到已被秦占领的当时所称的江南一带，从事反秦复楚的地下军事动员。不幸的是，屈原最后被春申君出卖，由春申君主导的向秦奉献楚国州陵县以求和的计划，使得屈原北归的道路被突然阻断，并有被秦军活捉的危险，屈原在万不得已的情形下才投汨罗江的。据此考证，可以很自然地得出结论：屈原当然不是稻草人。

从汉代到现代中国，屈原一直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特别关注的，是他对于国君的忠；就知识阶层而言，引起共鸣的，主要是他不同流合污的高贵气质、理想操守和独立人格。而对于更广泛的大众来说，屈原是一面旗帜，爱国主义的旗帜。

循着这一意见重读《楚辞》，其中所收大部分屈原的作品，都可获得崭新的解释。像《离骚》中的“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所写的死亡威胁，不是夸饰之语，而是身处异常危难的敌后处境里的写实之词。其不忘初心的无悔表达，也绝不是个人的矫情，而是对自己为祖国摆脱强敌入侵而不屈抗争的真实记录。《国殇》里“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一节，不单单是在写眼前的出征战士如何英勇威武、刚毅不屈，其间饱含着屈原个人躬身入局的悲壮心绪：既已潜入敌后，就要以即使战死魂魄也将化为鬼雄的豪迈气概，直面严酷现实。至于《九章》的《哀郢》篇里“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望之”诸句，《抽思》篇里“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一语，前者以倦鸟归林、狐死首丘为喻，把对家乡故土的深厚眷恋，跟个人遭受不公依然关心国事的复杂心情熔铸为一；后者用灵魂一晚上要飞去九回的写法，表达对郢都沦陷后的无奈与悲愤。

以此我们再去看被太史公抄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的《离骚传》的第一段文字，如说《离骚》中表现的屈原之志向，“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还有王逸的《楚辞章句》里，赞美屈原的作品“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刊不灭者”；叙述屈原身后，“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音同敏）其志也”，当然也就都不是纯文学的泛泛之辞了。

从汉代到现代中国，屈原一直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特别关注的，是他对于国君的忠；就知识阶层而言，引起共鸣的，主要是他不同流合污的高贵气质、理想操守和独立人格。而对于更广泛的大众来说，屈原是一面旗帜，爱国主义的旗帜。任何一个时代，只要出现强敌环伺的困境，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读书人，就会想起屈原，想起他毅然站出来，对最强悍的对手说不。而对于经历不同的个体而言，屈原“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真情表述，显现了他有一种难得的与普通人共频的同理心，他以此成为中国人心头一种永恒般的存在，是普通人坚信君子终将战胜小人、光明终会驱除黑暗的重要的精神支撑。

屈原和他不朽的作品，还为汉字文化圈带来了生生不息的优美文体和语词。骚体辞赋的历史源远流长，自不必说。从《离骚》里“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礼魂》里“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那般香草美人式的隐喻，到《少司命》里“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人生感悟；从《橘颂》里“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的理想品德，到“魂兮归来”的深情呼唤，都显示了屈原通过作品赋予汉语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

回望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末期，既不乏智者，也颇多“流氓”，当然更多的是芸芸众生。像屈原这样，既有不凡的政治才能，又会动笔且写作水准一流的，是不多见的。最难得的，是身处那样一个浑浊的世界，他却依然不改初衷，至死保持着高尚的青松气质和红梅品格。他像一个路标，指示后来的中国人，哪怕粉身碎骨，也要彰显自己坚守的正义，捍卫自己的祖国，祖国的尊严就是个人最高的尊严。

（编审 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