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代诗词的当代性
——以古典诗歌为参照

蔡世平

当代诗词是区别于近、现代诗词与古代诗词的一个概念，说得更明白、更直接一点，我是指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一个诗词概念。

“当代性”是当代诗词的一个重要特征。“当代诗词”不仅仅是指写于当代的诗词，而是指具有了“当代特征”的诗词，是指具有了文学艺术属性的诗词作品。强调诗词的“当代性”与“文学性”，其现实意义在于，它让我们回到诗词本身来谈论“诗词”，这样可以使探讨的问题更集中、更深入，也会更有效果。因为，比较古典诗词作品的艺术特质，客观地说，“写于当代的诗词”很多是不能称之为诗词“作品”的。而模糊了当代诗词文学性概念的诗词讨论与研究，往往抓不住根本，击不中要害，给人的感觉是不甚了了。

还有一个客观事实是，古代诗词是经过漫长岁月的淘洗而存留下来的诗歌精华，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品。如《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诸选本。它们量少质高，具有稳定的社会信赖度与读者认知度。而庞杂的“写于当代的诗词”，虽然时间短，但其写家之众，作品数量之大，恐怕比历代总和还要多。而今人又无法对其进行甄别、整理，把当代诗词精华拿出来，只能等待时间，由历史来“盖棺论定”。

因此，突出当代诗词的“当代性”，明白什么样的诗词才是诗词，这对当下的诗词创作与研究无疑是有必要的。

一

当代，是从历史中发展而来的，是历史的自然延伸。因此要讲清楚诗词的“当代性”，最好是回到诗歌的元点来言说，回到诗歌发展变化的进程中来言说，回到经典诗歌之所以成为经典诗歌的理由来言说。

过去有一个普遍流行的“劳动创造诗歌”的观点。“原始的诗歌起源于生产劳动，与劳动的节奏相配合，与音乐、舞蹈的产生有密切的关系”。（《中国诗体流变》程毅中著，中华书局2013）因为在《吕氏春秋·古乐篇》中就记载有远古民歌的名称：“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我们从这些诗歌的名称就可以想见原始先民劳动歌唱时的情景，这当然是“劳动创造诗歌”一个很好的例证。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也说，原始人“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

劳动创造诗歌当然很对。但是，诗歌的起源是不是可以再往前推？推到智人出现的那个时候，因为“人”是自然世界的一个“情感”存在，一个“审美”存在，其他动物能否具有情感、区分美丑，不得而知。事实是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已经产生了“诗歌”，诗歌的这个“歌”字不是直接说明，人们的口头歌唱也可以是“诗歌”么？上古时代既然有“结绳记事”，不也可以有“结绳记歌”么？

作为智人来说，人的精神存在与表达是其本质特征。因此，完全可以说“诗歌”是与人共生共灭的一项精神活动。这里的“人”可以指生命个体，也可以泛指地球人类。诗歌是人与生俱来的，当然也就是早于文字的一种艺术样式。人类情感的喜、怒、哀、乐，表现在语言上就是抑、扬、顿、挫。人的这种内在情绪（内容）与外在表现（形式）构成了诗歌的最初样式。后来用文字记录下来，并使之流畅、协和，具有美感，容易记住、流行，就成为我们今天读到的习为常见的诗歌。

“喜、怒、哀、乐”与“抑、扬、顿、挫”，即是诗歌的最初样式，无疑也是诗歌的永恒样式。认识这一点也就认识了诗歌。完全可以说，古往今来的诗人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人”的“喜、怒、哀、乐”，又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语言文字的“抑、扬、顿、挫”相协调，也就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了诗歌。这是古典诗歌的第一个特征，当然也是当代诗词“当代性”的第一个指标。

亲爱的诗人，可别小瞧了这区区八个汉字啊！做到它其实是不那么容易的。我们从留存下来的汉乐府和先秦诗歌看，没有发现哪一首越出这“八字”范围。隋唐以降至清代起码有一些诗人是不能理直气壮地说“我的诗词全是自己感情的真实流露”了。因为除开元代，这些时候的诗歌创作与开科取士联系了起来，不说投时代所好，投考官所好总该是有的吧。文学创作一经与利益挂上了钩，就开始变质变味，变得不那么纯粹与正经了。至于当代诗词创作，一些诗人（不是小数目）就更不敢理直气壮地说自己的诗歌全是“喜、怒、哀、乐”的真情表达了。因为粉饰生活，讨好卖乖，差不多成为一种时代风尚，也就成为不少当代写家的看家本领。诗人有了这种小小的爱好，其人品与诗品自然落了下乘。

虽然当代诗词创作不与“开科取士”相联系，但是写诗的现实利益还是有的。写诗不仅可以获得较好的名声与时人的点赞，有时还可以收到一笔稿费，虽然稿费不高，但有总比没有好嘛；最不济的也可以领取一张旅游景点参观的门票，诗人说“我是来给你写诗做宣传的啊”这样还可以成为上宾，安排美女导游同行，免费为你讲解，并且美酒美食招待。所以，当代诗人的现实感觉可是非常的好，“作品”的自我感觉也是蛮好的。今天的人又特别能“装”，几乎是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形象，就可以“打扮”出什么样的形象来；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就可以“打造”出什么样的产品来。有了这样的前置条件，诗人的“造伪”功夫可是不输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

可是，古典诗歌的产生场域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屈原乱发披肩，行吟泽畔，“哀民生之多艰”，于是有《离骚》。陶渊明放着当朝县令不做，回到家乡浔阳柴桑，种豆南山，写他的《归去来兮辞》，有时候家里实在揭不开锅，只得沿途乞讨度日。

情感喜、怒、哀、乐的真实传达，是当代诗词需要继承的一个优秀传统，任何时候都不可轻慢它。情感的不真，通过玩花样玩技巧是掩盖不了的。创作的笨办法可能也是好办法。这就像谈恋爱，最好的恋爱其实是没有恋爱经验的恋爱，感情的真纯和自然流露才是最好的。

二

相比古代诗歌，当代诗词离我们是最近的，但是残酷的诗歌现实是，当代诗词反不如古代诗歌给读者以亲近感、亲切感。探讨这样的问题很复杂，可以找出审美的距离效应、现实的总不如逝去的好等诸多社会、心理原因。但是总体上看，不得不承认古代诗歌，特别是古代的经典诗歌无一不是贴着人心写的，写出了那个时代的欣喜与悲辛。而不少当代诗词却很少看到一个能感知生命疼痛与社会疼痛的心灵。嘻嘻哈哈的、放荡轻浮的写作差不多成为一些诗人的写作常态。满心的欢乐欢喜，满眼的流光溢彩，而写作缺乏庄重感，要想获得读者的尊重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自然属性，短暂生命的整体悲观感是无法改变与去除的客观存在。古人平均寿命又比今天的人短，所谓生也忽忽，死也忽忽。古人的生命意识是比今人更为敏感的。季节的四时变化，草木的消长荣枯都会触动诗人的生命之叹。“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啊！

考察古代诗歌便会发现，感伤，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色调。对青春易逝，短暂生命的感伤；对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感伤；对爱情不得、婚姻受挫的感伤；对天涯路远，亲朋难会的感伤；对灾荒战乱，民生多艰的感伤，等等，这里的每一项都关乎诗人痛痒，无一不牵动诗人敏感的神经。

我们来看汉乐府中的《上邪》，这是一个纯真少女向苍天吁发的爱情誓言：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多么炽热的爱情宣言，直抒胸臆，任性决绝，誓与天地共存亡，它鼓舞、振奋了古今多少有情人啊！这是坦率直白的作品，而缠绵隐晦的作品又有唐李商隐的《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据有心人查检，这首诗有多达25 种解读，但不知道哪一种接近李先生的原意，也许作者的原意就是多解的，它为诗提供了中国版本的哈姆雷特，当然也为今日之朦胧诗找到了一个来自传统的合法理由。但我还是倾向于爱情说，诗是不能像古之“注经师”那样，先就有了“高大上”的路数，把个《诗经》注解得“面目多非”的。当然一首能够引起古今读者一而再再而三的欣赏、揣摩的《锦瑟》，其艺术手段的高超，“锦”之“瑟”之，自不待言。

在表现爱情的题材上，当代诗词既没有像《上邪》那样痛快淋漓、斩钉截铁的宣示，又没有像《锦瑟》那样欲露还藏，文曲质而意丰盈的表达，通过天地自然之物来状心中或美丽或惆怅之景，其根本意绪乃是生命挥之不去的感伤情调。那个天真泼辣的少女是有了生命快速流逝的恐慌感，青春的紧迫容不得她有半点的犹豫与迟疑，如若不抓住眼前这位难得的意中人，稍一失手，就会成为明日黄花。

完全可以放开一说，古代的经典诗歌无不流溢出感伤情调，《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如此，三曹、李杜、苏辛等等大诗人、真诗人莫不如此。曹操感伤于“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遂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生命异响与壮阔。李白那么一个快意人生的人，在意识到生命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可怕真相后，也借着酒劲，发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入世之豪，这又何尝不是他朝思暮想为国效力的真实想法。辛弃疾那么一个大英雄，反复抒发的就是生命的白白流逝，而不能跃马疆场，匡复中原的内心志义与痛苦。《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做了很好的注脚：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沙场秋点兵”之“豪”与“可怜白发生”之“苦”，英雄生命的劲迈与凋残，千载读后能不发千年一叹！

这正是经典诗歌之所以成为经典的理由。它始终在写人，写一个真实可信的人。写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独”立苍茫的“人”；写一个“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的“人”（曹操《短歌行》）；写一个能见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的人；写一个“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李清照《武陵春》）的“人”。他们的豪是真豪，他们的苦是真苦。但是，他们能扛起生命的大旗，凛然行走于天地之间，给世界留下一个忧郁但却也伟岸的诗人身影。

是真英雄唯本色，是真诗人唯本色。当代诗词的当代性，就是要能够体现诗人的本色与诗作的本色。本色是通向成熟诗歌的重要通道。从古代经典诗歌里，我们看到，感伤是生命的底色与亮色，亦是诗歌的底色与亮色。感伤不是情绪低落，颓废消沉，而是认识到生命之不可重来，生命的唯一与珍贵，得积极作为，与时间赛跑，奋力搏击，赢得短暂生命的灿烂光华。市场不是诗词的“秀场”。没有必要把真实的自己藏起来，也没有必要斤斤计较于一时之得，更没有必要昨晚匆匆草就的诗章，天还未亮就赶集似的大声吆喝于市。慢工出细活。诗词创作考验的也是诗人的诚恳与耐心。

三

当代诗词的当代性最终要落实到语言上。诗词语言的当代性，其难点在于，受文体平仄格律的限制，诗词创作不能像当代小说、散文、自由体新诗等那样，可以让白话文语言，裁红剪翠，任意腾挪驰骋。那么一部分文言进入当代诗词，不仅应当而且必要。但是这个度比较难把握。用多了文言文语言，读者会说当代人写的东西，怎么跟古人写的一样啊！去看唐诗宋词好了，还读它作甚。完全的白话文写作呢？作品又难免直白寡淡，没有诗词那种固有的典雅蕴藉的韵味，读者更是不买账。

诗词是在漫长的农耕文明时代产生的，也是在成熟的文言文时代由士人（读书人）完善其文体的。诗词恒定于一种审美模式，它的历史积淀所形成的超稳定性功能几乎无法突破。文言文时代已然过去，“五四”以后出生成长起来的不只是年轻一代，而且是年轻一代的上代、上上代。这些人普遍接受的是白话文教育与实践，不仅口头语言是，而且文体文字也是。由这么一个完全的白话文语言生态形成的社会读者，去读这种半文半白的、缺少诗意而又大话套话不怎么缺席的当代诗词，其阅读心理的不欢迎、不痛快、不接受，与作者的不合作（读者是要从心里接受了、喜欢了这个作者，才会配合作者进行很好的阅读）完全可以想象得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人们也会去读诗词，但唐诗宋词仍是其首选，对当代诗词的偏见与不信任是显而易见的。

这样，诗词作者的尴尬与诗词作品的尴尬就造成了当代诗词写作的双重压力。旧体诗词群体之间对于传统与创新、新韵旧韵的不同声音，自由体新诗与旧体诗词之间艺术见解的不同声音，无疑又加剧了读者对当代诗词的不信任感。

事实是当代诗词的写作与阅读欣赏，只是局限在一个非常小众的群体里。农耕社会读书人对于诗词的必修课被取消了；那种全民谈论诗词，分享其创作快乐与阅读快感的美好画面，不复存在了。诗词是千百年以来农耕社会的主流文学样式，但那个时代已经结束，过去的就再也回不来了。

当然，当代诗词还用不着那么悲观，它仍然有较大的活动与发展空间。一方面改革开放带来国民生活水平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普遍提升，那种置中华传统文化于死地的激进情况，估计不会再发生。相反，人们会认同中国传统的诗词歌赋才契合国人的禀赋气质。中华传统文化的回归应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体现汉语言文字美学的诗词，其巨大的艺术魅力征服了千百年以至今天的读者。我们看到，今天爱好诗词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在逐年增加。人们发现诗词的魔力在于，它已进入华夏民族的基因，是一个不想丢，也丢不了的好东西。中华诗词潜移默化的社会文化功能不可低估。诗词仍然在影响着今天人们的生活。今天的人被现实生活快节奏的挤压，发现诗词还可以消解其紧张情绪，常常怀念农耕社会祖辈那种慢悠悠的诗意生活。另一方面，工商文明时代、科技信息时代已经完全取代了农耕文明，这为当代诗词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全新舞台。

当代诗词写作的难点不在诗词体制，纠缠于新韵旧韵不可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因为旧体诗词的平仄格律不是可以凭几个人良好的主观愿望就可以撼动的，旧体诗词审美的惯性思维也是轻易改变不了的，搞得不好还会造成新的混乱与不适应。

其实，语言才是制约当代诗词写作的一个瓶颈。完全的白话和完全的文言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么如何实现文言、白话在诗词写作中的顺利对接，至关重要；如何实现白话语言的典雅和文言语言的通俗，至关重要。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当代诗词写作的一对基本的语言矛盾。有矛盾才会有解决矛盾的办法，问题找到了，矛盾解决了，就能释放汉语言的巨大能量，赢得当代诗词写作的光辉前景。

怎样才能解决好这一对矛盾呢？还是要向我们的古人学习，回到诗歌的源头，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概念化是当代诗词写作的一个顽疾，难以去除。概念化也不是今天才有的，宋诗就有很多概念化的东西。宋朝是一个理学盛行的时代，宋诗说理的东西多。朱熹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句子，苏东坡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句子。同是说理，但这两个句子显然不如唐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更具诗的韵味。这又为何？因为王之涣用的是形象思维，而朱熹、苏东坡用的是理性思维。毛泽东不是也说了吗：“诗要用形象思维。”（《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源头的诗歌很少说理的，一般是通过自然之物，状心中之景，吐口中之诗。古人总结出“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形成的这一诗歌创作理论与传统，直至今天它仍然是管用的，并且需要很好继承的。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发展，文明社会的规范，许多东西被符号化了、概念化了。不少诗歌创作直接拿概念化的句子来说事，来写诗，正确当然是绝对的正确，但诗意却是被大大地消解了，降低了。

因为旧体诗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被边缘化，因此今天诗词的当代文学身份是不明确的。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制度设计的因素，也有旧的诗歌之“旧”似乎不符合新时代需要的观念因素，而这两个因素都在发生着比较大的变化。诗词的当代文学身份是要靠“文学”的诗词作品来获得的。因此，有了“当代性”意识，也许能给当代诗词增加一点艺术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