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料库的《江格尔》词语汉译探究

【摘要】《江格尔》是我国三大史诗之一，《江格尔》的汉译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江格尔》的词语翻译是翻译过程中最基本的环节之一，在对原文的理解和对译文的表达中词义的理解和译文词语选择至关重要。基于语料库研究方法，对黑勒、丁师浩汉译的《布和蒙根希格西力格的婚礼》一部的词语翻译方法进行统计与分析后得知，译者灵活运用了各种翻译方法，用恰当的词语准确再现了原文词语含义。

【关键词】《江格尔》；词语；汉译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16-0104-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6.032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22年甘肃省优秀研究生“创新之星”项目—— 《江格尔》史诗的汉译与传播研究（2022CXZX-181）；2022年中央高校项目（31920220088）和国家民委多语种翻译研究基地阶段性成果。

《江格尔》是中国三大史诗之一，也是一部活形态英雄史诗。《江格尔》以其独特的语言艺术形式将人们带进了一个神奇的宝木巴世界，并一直被传唱、翻译与研究。《江格尔》汉译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江格尔》全译本第六册出版说明中记录到“史诗的性质决定了它的翻译是一项艰难的工程，它是文学、是诗，要求艺术的上等美和音乐美；它又是民族知识的总汇，有其科学价值，要求语义上的准确。黑勒、丁师浩、浩·巴岱同志在翻译和校订时恪守原文的忠实而又行文流畅圆润，对他们为全国更多史诗研究者畅通了领略原文门径和积累了翻译史诗的经验，理应得到我们的肯定和感谢。” ①

因史诗独特的表现形式及其所含丰富的文化底蕴，史诗的翻译难度较大。下面以《布和蒙根希格西力格的婚礼》为例试论《江格尔》词语汉译特点。

一、研究背景

《布和蒙根希格西力格的婚礼》（蒙古文）一部选自由内蒙古少数民族古籍编委会、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1988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蒙古文《江格尔》（一）。其汉译选自1993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黑勒与丁师浩先生的译文《江格尔》全译本（一）。

《布和蒙根希格西力格的婚礼》中主要讲述了布和蒙根希格西力格成亲前后的故事。布和蒙根希格西力格是“宝木巴国12虎将之首洪古尔的父亲” ②，并“根据阿拉坦策吉的建议，洪古尔父亲布和蒙根希格西力格召来四大洲的可罕，聚集四十万大众，把政教大权交给圣主江格尔汗” ③。

“英雄史诗作为蒙古民族语言艺术的经典形式” ④，其语言美及史诗诗学特点会在词语的选用上得以展现。但因不同语言词汇系统和表达习惯的差异，译文词语的选择尤为重要。

从“中国知网”上查到的关于黑勒、丁师浩译本的比较研究有《江格尔》三种汉译本的比较、《江格尔》汉文全译本之用韵探讨、“洪古尔娶亲”一章比较、诗性地理翻译研究、“美男子明彦之部”汉译本比较、修辞格翻译比较、“阿拉坦策吉巴布与哈尔萨纳拉之战”之比较研究等论文，这些论文中从不同的视角对《江格尔》的汉译进行了比较与研究。

二、《布和蒙根希格西力格的婚礼》之部词频比较

在本文的研究中，首先通过录入蒙古文和扫描汉译获得了可编辑的蒙汉语电子版，其次对原文与译文进行了诗行对齐，并利用蒙汉语词频统计工具做了词频统计。《布和蒙根希格西力格的婚礼》之部的蒙古文共有799行，3200余詞，汉译共有844行，7800余词。词频统计结果如下：

从词频统计可以看出蒙古语原文和汉语译文在原文词语应用和译文词语选用方面的一些特点。蒙古语原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陈述式词语和归纳链接词语。动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irebe（来）”一词，代词有“ene（这） tere（他它她） bi（我）”，形容词有“?agan（白）”等词，但是汉语译文中出现最多的是助词“的、了、在、着”，代词有“你、他、我”，名词有“马”以及量词“个”和数词“一”等。

原文和译文中的高频词差别明显地展示了蒙古语和汉语的区别。首先，蒙古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蒙古语原文中出现最多的口传史诗《江格尔》的词语程式即陈述式联系动词词频排在第一和第三，但汉语译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则是助词“的”。“的”字也是现代汉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在汉语译文中常用的功能词助词和代词的使用频率也很高。其次，原文中主人公名字共出现34次，汉语译文中译为“布和蒙根希格希力格”，共出现29次。第三，蒙古语原文中出现频率排在前十的名词、动词在汉译文中都未能排在前十。但代词的频次在两个语言中都排在了前十。有区别的是原文中第二人称代词出现了16次，但汉译文中出现了51次，出现频率排在第三。

从字数上看，汉译比蒙古语原文多出了一倍多。这是因为翻译时加了很多解释性的词语，所以加词翻译是汉译《布和蒙根希格西力格的婚礼》时采取的最主要的一个方法。其中汉译时主要加了一些叙事连接新行和修饰词。例如：

原文：nayir-un exin-d'ü/nayaxonoy_a ged/?irgalanɡ-un exin-d'ü/?ira xonoy_a ged

译文：按古老的传统习俗，每到盛大的聚会，举行八十天的宴席；每到喜庆的节日，举行六十天的盛宴。

在以上翻译中，直接加了“按古老的传统习俗”一行，起到了连接上下文和说明性的作用。还加译了“盛大、喜庆 ”等形容词，“每到、宴席、盛宴”等词语。这些词语的加译不仅让译文变得通顺易懂，还做到了每行字数的大致协调。在汉译《布和蒙根希格西力格的婚礼》时加译了大量的承上启下、说明性的语句。蒙古语原文一行大致有3-7个字，汉译文一行则有6-12个字。但是在语义表达层面上基本相同，汉译表达时虽然加了很多解释性词语，但是基本意思与原文没有太大的出入。

三、词语翻译方法

在《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中指出：《江格尔》史诗中，有大量的特定词语间的固定组合关系，可以称之为“程式”。程式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有一定的出现频密度；再一个是程式之间会对接，形成更大序列的成分。⑤《江格尔》中有很多文化负载词和高频词，在《布和蒙根希格西力格的婚礼》的汉译中主要采取了音译与音译加注相结合和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并在词语选择方面做了诸多的调整。比如，大量运用了加词译法，对专有名词采取了音译与音译加注方法，精确选用近义词并根据语言环境和词义，翻译同一词语时运用了较灵活的翻译方法。

（一）音译与音译加注相结合的翻译

《译学词典》中指出：“音译也称转写，即用一种文字符号（如拉丁字母）来表示另一种文字系统的文字符号（如汉字）的过程或结果” ⑥。《江格尔》是一部民族特色浓厚的英雄史诗。所以对一些人名、地名以及一些蒙古族文化特有的专有名词，采取了音译或音译加注的翻译方法。

1.人名的音译

《布和蒙根希格西力格的婚礼》中对出现的十二个人名都采取了直接音译的方法，例如：

在这一章中对“elesün büxe”一名有了两种音译，在《江格尔》第一册中“叶立森布和”只出现了一次，其余10次都书写为“额勒松布和”。从“尔、阿、格”等字的重复应用，可以看出在书写词语方面尽量做到了用同一词语记录原文中相同的读音。

2.地名的音译加类别词的翻译

在这一章中共出现了四个地名，汉译时三个都音译并加了类别词。如：

音译加类别词是翻译实践中一直沿用的方法之一，译文读者虽然不理解音译词语的意思，但通过加译的类别词可以很好地理解音译词的所指意义。

3.文化负载的音译加注翻译

在《布和蒙根希格西力格的婚礼》中除了人名和地名还有三十几个音译词，其中有28个词语如表2有脚注。

《布和蒙根希格西力格的婚礼》一部的汉译中共有28个脚注，且都是文化负载词。由此可见，译者的尽职尽责与呕心沥血。虽然这一译法会给译文读者带去一定的文化障碍，但是通过上下文语境和对注释的阅读不仅可以理解词义，而且还能充分领略原文的民族特色。音译加脚注是译者对音译词做出的翻译补偿，以期帮助译文读者更方便地理解原文词语。

（二）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翻译

直译是指“在译入语语法能力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贴近原文内容与形式的翻译方法” ⑦。意译是指“在译文中另外寻找新的表现法，来表达原文的逻辑内容或形象内容” ⑧。作为两种最基本的翻译方法，直译和意译有各自的特点。直译会尽量保存原文的表达方式和语言特色，意译则能使译文更加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

翻译中虽然不能只注重字词的翻译，但词语翻译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译文的质量和对原文的再现程度。蒙汉语词汇有完全对应、部分对应及无对应情况。在《江格尔》的翻译中灵活运用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翻译方法，并在汉译表达中对原文词义再现、译文词语选用等方面都比较认真和严谨。

1.以颜色词“?agan”的汉译为例

《布和蒙根希格西力格的婚礼》一章的原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除了主人公的名字便是“?agan”一词，在这一章中共出现了29次。其中16次直译为“白”，直译占55.2%。例如：

蒙古语的“?agan”一词的基本义为指“白”色，作为定语使用。汉译时用基本对应的“白”一词进行了汉译表达。汉语和蒙古语的词汇系统中有些词义是基本对应的，翻译时选择对应词语即可。但是还有一些词义是部分对应或不对应，此时会根据上下文和语言环境进行灵活翻译。比如从表7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原语中的“?agan”一词表达引申义或比喻义时主要采取了意译的翻译方法。比如，在原文中修饰“门”时没有直译成“白门”而是译为“玉帘”，人名时选择了音译，当定语做修饰时没有译为“白丘”而是翻译成了“雪丘”，还有一些例子中考虑到译入语的表达习惯，选择翻译了所修饰语，没有直译出“白”。顏色词与人们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在人类语言里，存在着大量的颜色词，并具有丰富的感情色彩和文化内涵。译者根据语境和译文表达习惯灵活运用了直译与意译的翻译方法。

2.以动词“irebe”的汉译为例

蒙古语动词具有“时、体、态”三种形态变化，汉译时一般可以通过汉语的虚词、语序和语意等手段来表达。“irebe”表示过去式，在《布和蒙根希格西力格的婚礼》中在句末共出现了26次，主要描述了英雄或事物的状态。

汉译表达时只有两次直译译为“来”，占所出现频次的7.4%。如，把“ayuu tal_a-ban ?oogigad irebe gen_e”译为“像潮水般地涌来”，把“mün bey_e-ber-iyen dagagulugad abugad irebe”译为“亲自牵来交给了主人”。

“irebe”（来）一词在《江格尔》中可视为动词程式语。在汉译表达中有3次未译所属句，21次未直译该词语而是意译了所属句。如，把“arban arxad-iyar alba talbigad irebe”译为“摊派十个撒巴的赋役”，把“naiman say_a sügüdüged irebe gen_e”译为“磕了八百万个响头”等。在以上的译文中可以加“来了”，这种硬译虽然能再现原语的固定表达形式，但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读起来就会有生硬牵强的痕迹。这也充分表明了因两种语言的差异所造成的翻译中的损失。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在名词的汉译中直译比意译多，在动词的汉译中意译比直译占的比重多。直译能保留原文的表达方式和文化特点，意译让译文更加地通顺易懂，译者在翻译《江格尔》时灵活运用了直译与意译翻译方法。

四、结语

一般来说，翻译中最基本的单位是词，而对词义进行正确理解并准确表达是翻译的第一要务。好的翻译是译者在进行翻译过程中，不拘泥于原文，而是充分发挥译入语的优势，使译文更加通俗易懂，完美再现原文的意境。忠实原文是每个翻译作品应首先考虑的问题，《江格尔》的汉译也不例外，黑勒和丁师浩先生在汉译时严格遵循了忠实原文的准则，但因两种语言的差异和史诗的特点在忠实于原文内容的前提下对译文作了润色和调整。从译文中可以看出名词、动词、格范畴的翻译方面译者根据译文的表达习惯和上下文意思灵活运用了音译与音译加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翻译方法，使译文选词精确、多样，使译文读起来更加通顺、确切和地道。从《布和蒙根希格西力格的婚礼》的汉译可以看出，译者没有刻意使用某一个翻译方法，而是根据原文和译语特点灵活运用了多种翻译方法相结合。

注释：

①黑勒、李金花译，浩·巴岱校订：《江格尔（第六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06页。

②贾木查：《史诗江格尔研究新进展》，《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7期，第60页。

③贺希格陶克陶：《〈江格尔〉所描绘的蒙古人早期国家形式》，《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2期，第25页。

④巴·布林贝赫著、陈岗龙译：《蒙古英雄史诗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4页。

⑤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

⑥方梦之：《译学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

⑦姜倩、何刚强主编：《翻译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页。

⑧张今：《文学翻译原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3页。

参考文献：

[1]仁钦道尔吉.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江格尔》[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

[2]敖·扎嘎尔.江格尔史诗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3.

[3]贾木查.史诗《江格尔》探渊[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

[4]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M].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5]约翰·迈尔斯·弗里著.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M].朝戈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张越.探秘《江格尔》[M].辽宁：辽宁民族出版社，2016.

[7]朝戈金.史诗学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8]仁钦道尔吉.《江格尔》的传承与保护[C].“史诗之光—辉映中国”——中国“三大史诗”传承与保护研讨会论文及论文提要汇编，2012-06-30.

[9]斯钦巴图.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与蒙古史诗的产生、发展、传播及研究——以《江格尔》《格斯尔》为例[J].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0，（02）.

作者简介：

宝乐尔，女，蒙古族，内蒙古赤峰人，西北民族大学教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语言比较与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