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视域下的建设性新闻理论探源

【摘要】在“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面对因为新闻传播所引发的国家、民族、社会、个人之间的对抗与纷争等问题，全球新闻界开始反思以揭丑、记录、暴露阴暗面为导向的新闻理念与传播实践。于是，融会了“解困新闻”“公共新闻”“积极新闻”“参与新闻”“和平新闻”等理论内涵的建设性新闻概念，逐渐成为国际新闻学界的研究热点。在新闻实践方面，建设性新闻也正成为形成普遍共识的全球性新闻运动。虽然建设性新闻理论经由西方学者提出，但是此一概念背后的哲学基础与文化源流却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将建设性新闻理念置于中华文化视域下，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休戚与共的命运观”“中庸和谐的价值观”以及“挫锐解纷的社会观”四方面对建设性新闻的理论内涵进行解读，以探究其中的中华文化渊源。期望以此促进中国本土新闻传播理论的建构以及中西新闻理论的融通。

【关键词】建设性新闻；中华文化；理论探源

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传播学业界与学界的想象。在媒介技术主导的现代社会里，实体空间、虚拟空间的相互嵌入带动人类知觉空间的快速更迭。自媒体、社交媒体传播的碎片化加速了受众内在安定感的崩坍。处在这样的时代，“新闻业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便是如何与受众建立可持续的关系。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缓解或防止越来越多的人在阅读或观看新闻时产生的焦虑和幻灭感”[1]。

西方新闻界长久以来以社会监测者的角色自居，在新闻价值的追求方面强调奇异性与冲突性，认为矛盾可以促进社会进步。多数新闻从业者所秉承的“客观新闻学”理念亦认为新闻报道的主要职责即客观反映与记录现实，而不去考量被反映的现实是否阴暗，是否全面。在此背景下，建设性新闻应运而生。此一理论源自欧美，是对西方传统的“看门狗”理论的修正。而与此同时，新媒体及社交媒体在建设性新闻方面的努力也在倒逼传统媒体反思自身的报道方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英国、丹麦、芬兰、瑞典、比利时等公共电视台都相继开设了一系列的建设性新闻栏目。在我国，从2014年起，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等机构的倡导和推动，建设性新闻逐步引起理论研究工作者和新闻传播从业者的关注。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专门设置了“互联网治理与建设性新闻研究”的创新工程项目。《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还特别增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建设性新闻的论文，旨在将建设性新闻理念与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探讨此一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國新闻传播实践的契合点，试图探索出一条建设性新闻的中国本土化之路。“中国传统文化，以强调实用理性的儒家文化为主干，崇尚以和为美、以和为贵，建功立业、济世安民，其基本精神乃是建设性的”。[2]从理念内涵来看，建设性新闻理论的中国本土化具有坚实的哲学与文化基础。中华文化追求的天下大同、和而不同、方智圆神的理论土壤更加适合建设性新闻的生长。

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建设性新闻的建设性

从《易经》开始，中华文化即确定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认为宇宙生命的真相乃是自然、天、地、人融为一体的和谐状态。先秦文化将此种状态称之为“道”。如《道德经》所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3]在道的状态下，人类社会是一个凝然的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此种一元论的世界观决定了中国人在面临矛盾纷争时，采用的方法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中的“化”出自于《易经》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4]，意即根据宇宙间的自然规律“天文”以及人类社会的交往规律“人文”来转化二元对立的对抗状态为一元相融的和谐状态。

中国哲学也将媒介作为一种偏离道之“大公状态”的警示、视为调节矛盾的工具或场域。譬如古时作为警示作用存在的“木铎”与“烽火台”，民国时期作为公众意见平台的《东方杂志》以及《大公报》等。《大公报序》即体现了国人对媒介功能的理解，“断不敢有自是之心，刚愎之用；亦不敢取流俗之悦，颠倒是非；总期有益于国是民依，有裨于人心学术；其他乖谬偏激之言，非所取焉；猥邪琐屑之事，在所摒也”[5]。如斯的新闻实践具有鲜明的媒介公共性特点，融通了阿伦特、哈贝马斯等人主张的媒介公共领域理论，即媒介是社会个体从私人领域中进入公共领域，通过公共交往而成为公共人的重要空间。在西方哲学史上，克尔凯戈尔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而中华文明从周朝对殷商巫史文化的扬弃之后，即确定了“人人皆可尧舜”的人文基调。“一个人对动物受伤害，草木被摧残，都会感到不安。这种不安体现了一种宇宙情怀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因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或者说天理就在我的人性之中。”[6]此所谓的“一体性”，乃是人对世界的一种整体感知。

无论社会如何变迁，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不会改变。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是谓真，知行合一是谓善，情境合一是谓美。新闻报道应该遵循并贴近人性对真善美的诉求，这也是建设性新闻所推崇的“建设性”的重要面向。“这类新闻实践强调在新闻报道中除了要坚持内容的客观真实外，也应积极主动介入社会生活，要以解决问题为报道导向”。[7]受传媒商业的影响，新闻媒体经常是以报道负面消息为生，许多电影、电视剧也成为负面能量的载体。似乎场景越血腥，打斗越凶狠就越有看点。这些非建设性的信息不仅会影响个人对世界真相的感知，也会存留在人类的集体意识中，成为群体记忆。

依据西方的理论解读，新闻的建设性包含了和平性、积极性、恢复性叙事，解决之道等内涵。譬如美国建设性新闻的倡导者凯伦·麦金泰尔即将建设性新闻分为解决方案新闻、预期新闻、和平新闻和恢复性叙事四种类型。她认为新闻的建设性是赋予信息以正面的社会意义与公共价值。新闻媒介不能仅仅只是社会的旁观者，还应参与对话，解决问题，提供正向引导的力量。当前，全球越来越多的媒介组织与机构积极投身于建设性新闻实践中。譬如BBC从2013年开始，就陆续创办了“改变世界的人”“我的完美国家”“跨越鸿沟”等建设性数字节目，旨在提供赋予受众力量的新闻。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新闻界关于建设性新闻的理论研究甚少从文化哲学根源上进行理论探讨。研究者没有意识到媒体喜欢渲染冲突、展示矛盾的内在根源是建立在“二元对立”哲学观基础上的西方新闻观，其结果为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漠视。在中华文化系统里，“天人合一”的根本是每一个个体内心与宇宙万物浑然一体的感知。“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8]宋代大儒陆九渊认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据此生发出的中国新闻观一定是将人类社会视为同一个命运共同体，其传播视角必然是向上生发，充满希望的。与其控诉世界的黑暗，不如点亮心中的明灯。近年来，一些本土生产的新媒体节目很好地诠释了一体性的中国哲学理念。此类节目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产生影响，在于它们传播的是一种顺应自然的希望与光明，是一种正向促进的力量。而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地去生发。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9]

二、休戚与共的命运观与建设性新闻的德善伦理观

根据“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华文化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也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来源。传统儒家在一体之仁的心性基础之上，建构了自己的伦理观。其具有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体现了规则与美德的统一，对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西方伦理学是一种纠正与补充。儒家重视个人，提倡民本思想。但儒家伦理中的个人是处于命运共同体关系中的个人，强调人类的共生性。这对于西方现代性中的自我意识、本体虚无以及道德弱化等具有启示。长久以来，全球新闻界秉持的新闻伦理，其主要的关注点在于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此种立基于职业要求的伦理观缺乏根植于心性体验的深厚哲学基础，以至于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因受商业与政治的双重裹挟，往往流于说教。

建设性新闻理论不仅是对既往新闻理论的反思，也是对既成新闻伦理的反思。“建设性新闻融合积极心理学、德善伦理学、社会责任论等理论并形成具有独特性与开放性的核心概念”。[10]此处的德善伦理学已经超越了新闻职业道德的专业领域，上升到德性修养的文化层面。而这正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伦理学的核心。儒家文化本就以伦理为重，而伦理又以日用生活中的实行为重。相对于西方的人格神宗教，中国精神哲学的形态是伦理精神形态，讲求在五常伦理及人事互动当中感悟庄子所言的“万物与我为一”的命运共同体。如同王阳明的“以事炼心”思想，其落脚点是人的生命，而不只关注外部世界与社会问题。“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生命，运转生命，安顿生命。希腊的自然哲学，以自然界为主要课题，对象是自然”。[11]建设性新闻的德善伦理观理应建构在休戚与共的一元哲学观基础上，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一个问题往往有不同的面向。如果德善标准仍停留在受特定民族性格影响的职业道德层面，又如何能在全球化的今天实现建设性新闻的和平与解困目标？

《2018爱德曼信任度调查全球报告》显示，全球只有43%的被调查者选择信任媒体。故此，丹麦广播电视台前新闻总监乌瑞克提出了建设性新闻势在必行的三大原因：“一是受眾对媒体描绘的世界产生悲观、厌恶情绪。他们无法从新闻呈现的世界中找到存在的意义；二是媒体工作者的职业精神沦丧，将新闻视为商品，坚信不流血无头条；三是媒体对世界图景的描绘失真。尤其是推荐算法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受众的感知与现实世界差异悬殊。”[12]从休戚与共的命运观与德善伦理观出发，数字时代的建设性新闻，更应以多样、平等、开放、包容的原则，回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维度，构建人类整体的传播思路。

三、中庸和谐的价值观与建设性新闻的和平性、积极性

社交媒体与自媒体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媒介资源稀缺的问题，迫使新闻传播从传统理论上的旁观者、记录者转向参与者与建构者。建构的基础是好的新闻报道，“好的新闻报道可以激发公众的对话和参与，能解决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推动媒体在公共传播时代社会价值的重新定位”。[13]新闻媒介的重新定位体现在建设性新闻理念中的和平性与积极性。以此新闻理路，西方大众传媒按照资本逻辑形成的“东西巷子南北走，出门遇到人咬狗。扔起狗来打砖头，砖头咬了人的手”的批判奇异的新闻理念必定遭到扬弃。

如何将“和平新闻”与“积极新闻”实践落到实处，获得知行合一的真效果？这需要全球新闻工作者获得一种超越不同的文化与习俗，基于人性内在道德律的深刻共识，通过内在的自省自察启发良知，在良知的指引下面对问题，化解问题，自觉维护世界和平。否则，和平性与积极性也会沦为新的道德教条。千圣相传，主旨在心。《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被称为尧舜禹的“三圣传授心法”，乃是中华文化的修身治世心法。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宣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所谓中国之意，即文化之中，讲求适可而止的中道智慧。如《中庸》所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4]可见，“中”是一种妙悟天道、情绪未起的“无善无恶性之体”的状态，“和”则是情绪发动后适可而止的良知状态。在儒家文化谱系之中，世界文明的核心是和谐自然的生态结构、活泼盎然的社会生机。和平新闻不仅具有建构和谐社会的现实之意，也具有心性启蒙的教育含义。这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是有传统的。譬如梁启超1902—1907年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民丛报》，报名取《大学》篇中“新民”之意。再如梁先生于1911—1914年创办的《庸言》杂志。梁以为“庸”，暗合儒家中庸之道。意取自《易经乾卦文言》中的“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15]这些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闻实践具有丰富的建设性新闻内涵。

丹麦学者海格拉普将积极心理学研究成果引入建设新闻学，提倡新闻传播更多挖掘新闻事件中的积极面、强化对社会德善的正向引导。与传统心理学相比，积极心理学不再关注如何减轻人们的痛苦，而专注于如何帮助人们建立幸福感，并让幸福感得以持续。该学科认为人类幸福感的获得不在于生活的世界是怎样，而在于对世界的福乐体验。此点暗合了中华文明开发心灵感知幸福能力的东方心理学。如王阳明所说“此心光明，夫复何言？”“明乎新闻事业之特质，乃为国民舆论之代表者，则吾人执笔而为新闻之纪载评论时，即当默察多数国民之心理，与夫人群发达进步之潮流，不敢因一人一时之私见或利害关系，发为非国民的悖谬之议论……”[16]近现代报人邵飘萍关于新闻功能的论述无疑是中华文化克除私欲、立论为公、不偏不倚的经典诠释。他对记者品性特点的描述（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机警、沉着、谦恭）无一不是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

2020年5月25日，美国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死，引发美国多个州及欧洲的示威骚乱，致使势态更加严重。虽然骚乱升级的根源是美国两百多年的种族歧视，但也与美国媒体不能有效化解矛盾，有意（为下届总统选举竞选的政党服务）无意（仅仅报道新闻，不能以和平与积极视角去参与协商，维护社会安定）的报道煽动有直接关系。

四、挫锐解纷的社会观与建设性新闻的解决之道

作为一种新的新闻理念，建设性新闻在西方仍处于争论之中。反对者认为，这种新闻实践背离了客观中立的西方新闻传统。而赞成者认为，建设性新闻并非不尊重新闻规律和新闻专业的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正是尊重了新闻规律及新闻本质。《西雅图时报》副主编吉姆·西蒙宣称，“与其将镜头对准问题及做错事的人，不如将看门狗的镜头朝向那些有希望的事情上”。[17]如果改变了新闻报道的视角与讲故事的方式，就会改变人们的观念世界，进而改变现实世界。支持者强调建设性新闻揭露问题的初衷是为了解决问题，化解纷争，实现社会的整体和谐。譬如凯瑟琳·基尔登斯泰德提出的建设性新闻四大实践导向“公众导向、方案导向、未来导向、行动导向”，就旨在通过行动唤醒社会的公共意识。可见，建设性新闻的重点不在于是否暴露问题，而在于解决问题之道。

中华文化的社会观是“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18]既强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又告诫世人“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19]这种社会观体现在灾难新闻中西报道的差异上。中国灾难报道往往以救灾抗灾为主，西方媒体常常以灾难本身为主。按照西方“监视社会环境”的功能论，中国式新闻报道经常被诟病。但从建设性新闻视角看，中国式的灾难报道恰恰在重大灾难面前，选择积极面向，突出报道灾难中人性的真善美，既鼓舞了人心，又激励了士气，对抗灾起到了正向的引导作用。同时，也并没有忽视灾难发生存在的问题。这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报道、2008年的汶川地震、2003年的非典报道中皆有体现。这些特征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政治制度与新闻制度的原因，其内在的动因乃是中华五千多年文化的“和合”基因。这也正是建设性新闻的解决之道，体现出与挫锐解纷的中华文化的内在相通之处。从此出发，对于灾难新闻，应该是灾前预警，灾中鼓舞，灾后反省。

五、结语

汤一介先生强调，“一个国家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只有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我为什么考虑要建设中国哲学，就是有鉴于现在我们的哲学、宗教、伦理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基本上用的是西方解释学的架构，而不是中国解释学的架构”。[20]在新闻传播领域，刘海龙也提出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进路，“即超越中国与西方、特殊与普世、理论取向与应用取向的二元对立”。[21]建设性新闻的兴起为我国新闻传播界提供了一个反观自身，从西方理论中发现东方价值的良好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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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汤一介.中国文化需要反本开新[N].人民日报，2014-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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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讲用，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上海 200042）。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