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略通思想史的阅读者

章益国

一

思想史是很宽泛的领域，有人说它是“有界无边”。彭刚教授在《西方思想史十二讲》（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导论中提出过一个建议：一个读书人，应当把略通思想史作为必备的素养，作为自己知识结构当中应有的一部分。那么适用于“一般教养”的思想史指的是哪一种呢？大体上思想史分两种，一是像彭刚的《西方思想史十二讲》，围绕着重大人物、重大著作和重大思想事件（如科学革命、启蒙运动），这是“要籍选读”或英雄谱式样的思想史；另一种是针对上一种传统思想史的革新，眼光向下或向外。思想史周边还有一系列关联领域，如哲学史、学术史、文化史，还有德国人讲的概念史、法国人讲的心态史、起于美国的观念史—这些都有自身的研究规范和方法门径，很难顾名思义只从研究对象去理解。此外还有精神史、新文化史、文明史、知识史、知识分子史、心理史学史、阅读史等，或者更加宽泛一点，不用学科术语的话，还有“中国文化精神”“西方思想智慧”之类的说法。

精英的思想史流行久了，大家转而关注老百姓的思想。风靡一时的新文化史曾经关注一个小人物马丁·盖尔，但如果马丁·盖尔比马丁·路德更有名的话，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学术研究求新趋异，教育则基于共识和通说。这里提倡的应当成为普通读书人基本教养的思想史，还是指思想家的思想史，即常规的思想史，是马丁·路德的思想史，而不是马丁·盖尔的思想史。

出版家陈原介绍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时说过：“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读书就要神交第一流的人物，讀第一流的著作。喜欢读书的人往往容易沉浸于自我的精神世界，其中有些人不免自大，容易陷入“读得太少、想得太多”的状态，这一成长阶段的人生是需要暴击的。当你面对孔子、司马迁、康德、马克思这些人类当中伟大的心灵，你才会知道相比之下自己的才智是如何的微不足道。事实上，绝大部分人能想出的自以为有价值的东西，在思想史上都已经被思考过了。罗曼·罗兰在《米开朗琪罗传》的最后一页写道：“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纯洁的大气可以洗涤心灵的秽浊……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在那里，他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读者可以偶尔登上人类思想的顶峰上去换换气，超脱凡庸，面对那些思想史上的巨人、那些人类最精彩的头脑，感知一下那些伟大的心灵怎样思考人类的普遍问题。

二

读思想史及相关的经典著作，跟平常的阅读相比有一个优势，人们可以拥有一个大大提升阅读体验的心态。平常读一本书，读者理应心存戒备。有时候读者读不懂、想不通，其实是作者没有说清也没有想通。这样的阅读体验肯定不是最好。

而面对经过了时间筛选的经典，读者可以放下所有防备，采取“完全的信任”。思想史上无庸人，很多时代的很多人积累做出的综合判断，才能让某个人进入思想史。约翰·罗尔斯曾说：“我读前人的著作，如休谟或康德，有一个视为当然的假定，即这些作者比我聪明得多。如果不然，我又何必浪费自己和学生的时间去研读他们的著作呢？如果我偶然在他们的论证中见到了一点错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们自己一定早已见到了这个错误，并且处理过了……他们的著作中决没有简单的一般错误，也没有关系重大的错误。”徐复观曾发愿：“决不读第二流以下的书。”这个决心是从哪里来的呢？早年徐复观弃武从文，投在大儒熊十力门下，第一次去见老师，熊十力向他推荐了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过了一段时间，徐复观再次拜见。熊十力让他谈谈读书心得，徐复观接二连三说出许多对王夫之的批评，熊十力破口大骂：“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读书是要先看出它的好处，再批评它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多年后，徐复观在《我的读书生活》一文中回忆：这对于我是起死回生的一骂。徐复观和熊十力在一起，每谈到一问题，熊十力听了徐复观的意见以后，总是带劝带骂地说：“你这东西，这种浮薄的看法，难道说我不曾想到？”这个故事，有好多可以品味的角度。从思想史脉络上看，熊十力非常佩服且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王夫之，所以徐复观批评别人不说，批评王夫之，肯定要惹恼熊十力。同时熊十力这一派的思想路子，也好搞当头棒喝那一套做派。但熊十力的一个假设，和上文罗尔斯其实一样，就是经典著作不会有一般性的错误，读者轻易能发现的“错误”，通常都是作者已经考虑在内的。

其实成学之前，必有一个虚心学习的过程。而当我们读一本品质未明的新作时，我们是带有戒心的，七分信任三分怀疑，我们要典当上自己的判断力和鉴赏力。只有读思想史的时候，你可以放下全部戒备，这对阅读者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我们都知道康德很难懂，彭刚教授给我们勇气，说王国维一开始也读不懂。王国维是顶级的天才，一辈子没有庸作。旁人仿佛看不到他有一个学习过程，看他年谱，成学过程那段时间很短，“不知子晋缘何事，只学吹箫便得仙”，我们自己学习的过程会觉得很苦，为什么人家一下子就这么厉害？王国维这样的二十世纪中国学界一等一的天才，一开始看康德也看不懂，这给我们巨大的一个鼓舞，当然后来王国维经由叔本华读懂了康德。读康德的时候，如果你老觉得自己不懂是因为康德搞错了，那怎么行？你就服康德比自己聪明，这多幸福！就像完全付出、完全信任的爱是多么幸福。从这个道理上看，读思想史是阅读者一个高级的享受。

三

以“十分信任的心态”去读思想史，当然不是说我们完全放下批判，缴械投降。瑞恰慈（I. A. Richards）在剑桥大学做过一个课堂实验，他把一些有名诗人不甚知名的诗，掩去作者名字后交给学生品读。结果收上来的作业五花八门，甚至令人啼笑皆非。有人把大诗人的作品说成劣作妄加斥责，有人把二流作品推举成伟大作品不吝赞美，有人分析出的作品意义和原作相去甚远，同一首诗获得的评价甚至褒贬相反。鉴赏能力是一种稀缺的能力，既需要天分，也需要后天训练，掩去作者信息而仅仅根据作品本身，普通人通常不能很好地鉴别优劣。当然不少大诗人也有劣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就曾经吐槽，像“林热鸟开口，水浑鱼掉头”这种劣句怎么可能是杜甫写的？我自己的阅读体验中，像辛弃疾，就不是每首词都好到顶级的程度，当然也在一定的水准线以上，但《稼轩长短句》里面劣作的比例肯定要比苏东坡的高得多，水平更不稳定。如果你告诉了学生这词是辛弃疾写的，一般学生当然不敢贬斥一通。

在二○○六年二月发表于《科学》杂志的一项研究中，马修·萨尔加尼克（Matthew J. Salganik）等人搭建了一个人造音乐市场，他们在一个网站上传了四十八首不知名乐队的不知名歌曲，然后招募了一万多个爱乐少年，将他们随机分配到九个“平行世界”，让他们试听并根据自己的意愿下载喜欢的歌曲。其中第一个“平行世界”，实验对象看不到歌曲的下载量和排行榜，每个人独自作出判断，然后决定下载哪一首歌。另外八个“平行世界”则加入社会影响，显示每首歌的下载次数。结果，每个“世界”里受欢迎的歌都不一样。虽然平均而言，市场表现最好的歌曲本身质量不会差，最差的歌曲质量也不会好。但歌曲是否成功仍然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往往取决于非常随机的初始条件。那些碰巧在一开始被某些人喜欢的歌曲，最终就有可能占据排行榜的前列。也就是说，在人与人互相影响的网络世界里，文化产品的成功是相对随机的事。大众的口味总是跟随着“先居要路津”的几个头部人物的鉴赏力走。

艾柯有篇游戏之作，叫作《很遗憾，退还你的……》，他假设自己是出版社编辑，审读稿件后写退稿函。他退了《圣经》、退了《追忆似水年华》、退了《荷马史诗》《纯粹理性批判》，并一本正经地分别给出了理由。其实我也问过一些编辑，像《马丁·盖尔归来》或者《屠猫记》这样的文章投给我们一些学术刊物，我们的编辑有判断力能把它发表吗？回答是不一定，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鉴别力。但幸好我们已经有一些非常成熟的思想史。我们可能会遗漏一些重要而精彩的思想在思想史之外，但能进入思想史的，还是可以放心地去阅读，在这样完全放松的状态下，才能在阅读中锻炼和培养自己的判断力。

四

思想史对现在还有什么意义？彭刚曾经发问：“思想史是对永恒问题进行探索时所激发出来的永恒智慧的储存所，还是变化不断的问题、变化不断的答案的汇集处，这实在是一个难以索解的问题。”如果思想家是就当时事、当时人发论，那么他对现在的我们还有什么意义？还是说思想家是意在千古、对一切时代的一切人发问吗？如果他口气那么大，他在当时可能就留不下来。如果思想不断地在进步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了解古人的想法？

今人仍能读通古人的思想，以赛亚·伯林在《扭曲的人性之材》中说：“就像我们阅读柏拉图著作或者中古日本的小说一样，即使其世界、其观念离我们何其遥远……在不同的时空当中，彼此的交流之所以可能，僅仅在于使人之为人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相通的，是他们沟通的桥梁。”就“人之为人的东西”而言，古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就像哈佛燕京学社挂着的陈宝琛写的对联：“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

当我们读思想史的时候，大概会有两种立场，一是几乎已经成为现代人思想底色的进化观，与之对立的则是崇古主义。简化地说，以前一种立场看来，人类在不断进步，古人不厉害；以后一种立场看，古人很厉害。贝克尔在《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城》中，一开头就举了但丁和阿奎纳的两个论点，这两段话在今人看来就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废话，但是我们已经把但丁和阿奎纳置于最显赫的人物行列当中，如何解释他们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水平如此之低？我在读到这一段时就想到中国的情形，譬如龚自珍（陈旭麓就曾将他比作但丁），现在一般认为他是个伟大的启蒙者，但你翻开《龚自珍全集》，就看第一篇文章《乙丙之际箸议第一》，看他如何解释水灾的发生，可以说毫无道理。和但丁、龚自珍时代“舆论的气候”相比，今人的思想语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但从某些角度看，古人又是很厉害的。章学诚《文史通义·说林》说：“汉廷重经术，卒史亦能通六书，吏民上书，讹误辄举劾。后世文学之士，不习六书之义者多矣。岂后世文学之士，聪明智力，不如汉廷卒史之良哉？风会使然也。”我们知道清朝的学问叫汉学，清学以汉朝为仰慕对象，汉朝的一个普通公务员真就比清朝一流学者的水准要高吗？章学诚的说法不一定对，但他这个设问可以推广。当下顶尖大学中文系教授写首古诗，能比得上唐朝的一般诗人吗？写篇八股文，能比得上明清的落第士人吗？如果比不上，那是我们这一代人整体落伍了吗？就写诗这个技能或许可以这样说。这里当然不存在智商的整体退化。在某种语境之中，某个时段能把人类才智某方面的能力提高到顶级水平。我们说“天才成群而来”，准确地讲是“某方面的天才成群而来”。不同历史时段，人类的智识兴趣集中灌注于某一领域，这就是“风会使然也”。古人曾经在某些方面超过今人，这是我们读思想史要抱有的虚心态度。

总之，在一定的语境、一定的场景当中，今人跟古人比起来，擅长的能力有变化，有些今人强于古人，而古人有些技艺也已经失传，很难恢复。

彭刚教授曾经讲：“思想史研究所要做的就是沿着人类艰难生存的湿地，探寻那曾经迎风摇曳过的苇草的踪迹。”苇草用的是帕斯卡之喻：“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是它却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这根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然而纵使宇宙毁灭它，人却仍然比致于它以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一无所知”。写过世界简史的H.G.韦尔斯曾说：“人类历史根本上来说就是思想的历史”，这话跟屡被误解的柯林伍德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有点像，但意思并不一样。韦尔斯的意思是世界上有很多荣耀和辉煌，时世变迁都随风而逝了，只有思想，人类不懈探索的伟大思想傲然独立。拿破仑的野心、欲望和荣誉感比起亚历山大，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变化，也没有什么深度可言，人类的爱恨情仇古今如一，只有思想才是独特的。列维-斯特劳斯提出过一个假设：任意消去十几个世纪的历史，也不会影响我们对人性的认识，唯一的损失就是这些世纪里诞生的艺术品，所以对人类这个物种而言可以说，“只有艺术史，没有历史”。这句话说得过于决绝，但如果模仿这个思路说“只有思想史，没有历史”，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成立的。某种意思上说，人类作为一个物种，除了思想之外，搞不出什么值得一提的名堂。

五

思想史的经典那么多，怎么读得过来呢？彭刚教授曾经主张，清华的课程不求学得多、学得全，但要学得宽、学得深，这是很好的一个理念，完全可以移用到思想史阅读上来。

王国维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成学三境界说，第一境界就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进入某一个领域之前，需要一个宽广的视野。做学問，入乎其中之前，你应该有一个全局的视野。出乎其外，故能观之、故有高致。

这个视野可以由思想史来提供。我们经常说哲学是一切学科的根源，这话其实是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说的，就是成熟一科、分出一科。思想史可以说是人类知识树的主干，现代学科都是悬挂于其上的果实。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就是提出记忆曲线那位）曾说：“心理学有着漫长的过去，却只有短暂的历史。”实际上几乎所有学科都这样，现代学科体系是随着现代社会兴起之后才出现的，那么学科独立之前漫长的史前史，通常就会被归入到思想史里面，可以说思想史是孕育了所有现代学科的大根大本。现代政治学常以霍布斯为开山祖师，一翻开《利维坦》，第一部分论人类，第二部分论国家；一翻开经济学的祖师爷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一章论分工，这样宏大的题目，就那一代人敢写。我们读现在的政治学、经济学专业著作，往往会读不太懂，因为需要学科知识作为储备，但读霍布斯、亚当·斯密不是这样，这些学科分立之前出现的经典，没有多少专门的技术性语言，它是以“日常的有教养的语言”写出来的。你只要抱有一般的理解力和理性，有爱智精神，你就可以去读。现在的专家之学，就像在山体上打洞，一个隧道越打越深，但是对隧道开在山的哪个地方不关心，在里面越打越深、越打越黑。这个时候，应该“复其初”—追溯到学科分立之前。

追求宽广的视野，并不是求多求全。这里我们要破除一个学习中的“知识体系完备性假设”—这也是彭刚教授多次讲过的教学方面的误区：一开始学习，就要完完整整学完。我是历史系出身的，传统的历史学教育通常追求知识完整性，我们要给学生讲完中国通史、世界通史，讲不完总觉得不对劲，对不起学生。实际上好的教育并非如此。我的母校华东师大历史系的中国古代史课程的隋唐到明清部分，很长一段时间是王家范教授承担的。王老师上课讲到《贞观政要》或者“王安石变法”，一时兴起，就给你讲各方观点纷然杂陈，“两岸猿声啼不住”，那个课堂极其精彩。你听得津津有味，浑然不觉一个学期已经快到结尾。你正担心他明清部分讲不完，他来一个“轻舟已过万重山”，一两次课打发掉。这当然不是王老师只熟悉唐宋史，相反，他的“专业”是明清史，他可能下一次讲，就“明清易代”讲一学期。假设有一个叫作“通识”的东西，你能从王家范教授的中国通史课上获得的“通识”—哪怕他随兴所至、课时分配不均匀，但他足够深入且个性十足—远比一个平庸的老师给你按部就班地讲整个中国通史要多得多。

科学社会学的鼻祖默顿曾经提出一个学科差异的标准，叫“体系化程度”。文理科之间不用讲了，即使人文社会科学内部也有很大差异。例如大学的课程，像历史系，主干课一般是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历史理论或史学理论通常是不被重视的课；哲学系里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是主干课，哲学概论则是一门次要的课，文学系也类似。但是体系化程度高的学科，譬如说经济学，宏观、微观经济学是主干课，经济史或经济思想史是相对次要的课。体系化程度高的学科，它形成了“一般理论”，例如图书馆的书，到经济学门类上，首先就是一些宏观和微观理论，然后是各个更细分领域的书，如财政金融、国际贸易、产业经济之类。对经济学家的思想研究，在这里似乎不那么重要。但走到政治学、法学这些学科书架前，关于研究某人的书就会多起来，再到文史哲艺，那学科知识就是主要以“史”的方式来承载了。以前傅斯年讲中国传统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其实就与学科的体系化有关。体系化程度高的，如经济学，它的内部分科就是“以学为单位”，而像思想史，体系化极低，它几乎完全是“以人为单位”。这个特点，导致读者不需要去追求一个完整的思想史知识。读思想史，你不需要从头到尾、按部就班地读，不用读完柏拉图再去读康德，直接读康德也行。

体系基于分类。很多人小时候玩过一种猜谜游戏，心里想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让别人用最少的问题猜出心里默想的是什么。这个游戏的前提就是假设万事万物都是体系分类之下井井有条的存在。其实，知识的储存并不是“某物必居某位”。中国古代目录学有一个概念叫“互著”，就是某本书可以归在这个架上，同时在另外一个架上也放一本，“一书两载”。知识在我们头脑里的存储，大概不是像图书馆上架图书那样从A到Z一排一排整齐放置的，而是一个巨大的“互著”网络。大家拿起手机，就能找到一个类比，手机里面照片的储存就是个例子。没有手机和数码相机前，我们的照片是冲洗出来，放到照相册里面，遵循“某物必居某位”，一张照片只能在一个物理位置上。但是现在手机里的照片，已经颠覆了这个储存模式。全部照片初看是以拍摄时间来排列的，但时间只是一个逻辑，你打开地图功能，照片就以拍摄地点的逻辑来排列了，时空是基础定位。你还可以根据照片的内容来分类，例如搜索某张脸，搜索“生日”“食品”“春天”“书籍”如此等等，你都能搜出一串照片，各种主题的“相簿”是瞬间生成的。我觉得知识最便利的储存，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检索工具极大发展之后，不是像林奈分类法、中图分类法那种方式，而是像数码照片这种方式。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追求一个知识体系的完整性。明白这一点之后，我们就可以有更加自由的思想史阅读策略，完整的思想史的体量无比庞大，我们的策略是求宽不求全、求深不求多。

六

思想史的体量无比庞大，可以“风吹哪页读哪页”随意选读，但还是有选读的标准的。一般情况下，一个思想家的观点是读者认可的，就会去读他。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建议：选读你“同意”的之外，还可以选你“可意”的。

首先，可以从“审美”的角度去选。彭刚教授的《西方思想史十二讲》讲到科学革命时，就详尽描绘了“神圣的简洁性”这一审美理念在科学革命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托马斯·库恩的第一部著作《哥白尼革命》曾说哥白尼的论证“并不投合实践天文学家的功利观念，而是投合其审美观，并且只是审美观”，以当时的观测条件看，哥白尼体系并不比托勒密体系更精确，那前者为什么能在理论竞争中胜出呢？原因就是前者更简洁，更具备和谐的美。上海天文馆里陈列有两个模型，一个是托勒密体系的地心说，一团乱麻一样的各种圈，另一个是哥白尼日心说，整齐清晰简洁—站在两个模型面前，你就会明白哥白尼体系为何能胜出。因此科学家选择两种相互竞争的科学理论时，起作用的不仅是理论的说服力、实用性，还有审美偏好。詹姆士主张，美感在决定一个人选择哪一种哲学思想上起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宗教上也是如此，“尚文”的人选择天主教，“尚质”的人选择新教。社会学里面有两大宗师，涂尔干和韦伯，读涂尔干如在能见度很高的天气里登山远眺，清晰明了，而读马克斯·韦伯，则如在浓雾弥漫、小径分岔的森林里漫步，很可能搞不清楚他究竟讲什么，但是极其诱人。

第二个标准是“气质”，宋明理学讲读书的目标就是“变化气质”，它和审美相关，但偏向道德修身。有一种比较简化的说法，说东亚的学习模式是美德导向的，西方的学习模式是心智导向。曾国藩有封家书分析儿子曾纪泽的性格，说你“秉气太清”，曾纪泽这样的贵公子，性格自然是“清介”的，“清则易刻”，那么怎么治这个毛病呢？曾国藩的“药方”是，应该去读陆游的诗，“读陆诗以导闲适之抱”，“可化刻为厚”。曾国藩提出的这个读书建议，就是从“学以成人”的角度提出的。今人一般以“获取知识”的动机去读书，很容易忽略读书在“培养道德”“变化气质”方面的功能。

最后一个标准是“格调”，这个有点难讲，我举例说明。思想史上有个人物叫边沁，是功利主义的代表，我们如果把边沁的格调升高一点，那就会得到密尔父子，密尔父子当然是值得郑重对待的思想家。那么把边沁的格调降低一点呢？就会成为一个人，这个人叫马丁·塔珀。马克思在读书之余，受他女儿之邀半开玩笑做过一份类似我们现在性格测试题调查表，此文叫《马克思的自白》，其中一题叫“你最讨厌的人是谁”。我们都读过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恩格斯说马克思一辈子有很多敌人，但没有一个私敌。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对马克思高尚道德的赞扬。那么马克思最讨厌谁呢？就是这个马丁·塔珀。马克思为什么在马丁·塔珀那里就无法释怀？实际上马丁·塔珀就是边沁哲学的一个降级版，把边沁的功利哲学鸡汤化。马克思曾说边沁是“资产阶级蠢材当中的一个天才”，马丁·塔珀把边沁庸俗化为市侩的短浅自负，更是让他嗤之以鼻。马克思自嘲，他写《资本论》获得的稿费，用来补贴他写该书时抽烟的钱都不够，而马丁·塔珀靠售卖那套庸俗的鸡汤，在马克思那个时代风靡一时，挣得盆满钵满，这大概是马克思尊重各色思想论敌，却对马丁·塔珀无法释怀的原因。论点可以不同，格调品位难以调和。顺便说一句，有些图书馆，紧挨着中图分类法A类的B类图书中，就羼杂了极其庞大的鸡汤书，与马克思的著作比邻而居。马克思要知道这种事情，大概会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