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风浩荡

作家简介

陈融，女，出生于新疆，现居山东。系中国作协会员，出版小说集、散文集多部。中短篇小说及散文见于《青年文学》《小说月报·原创版》《福建文学》《长江文艺》《解放军文艺》《清明》《作品》等刊。发表、出版各类文学作品300多万字。作品被《中篇小说选刊》《散文选刊》《齐鲁文学典藏文库》等选载。

1

他说，是这样的，公寓来了个奥地利室友，叫安东尼，会说一些简单中文。安东尼第一次见面叫我翰墨陶。奇怪吧？长这么大第一次发现，把陶翰墨名字颠倒过来竟这么妙。

他说，你肯定猜不到，第一次来中国的安东尼竟然和上海有渊源。1939年，安东尼的曾祖父原本在大学里安静教书，为躲避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赶尽杀绝，他和许多犹太人坐船来到上海避难。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对受难异族敞开怀抱，上海市民的宽容友善，使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得以远离敌视与迫害，在宽松的环境中生活工作。曾祖父在上海一过就是7年，安东尼的祖父1941年出生在上海，幼年玩伴中有好几个中国小朋友。安东尼来香港之前，祖父专门给他打电话，让他一定替自己去上海看看。受家族影响，安东尼对上海这座东方巴黎充满神往。

他说，我也没想到，安东尼有张照片，曾祖父坐在石阶上，5岁的祖父和两个中国小伙伴蹲在地上，玩一辆木头马车。是在一个春天的公园里，可惜看不出是哪个公园。他们几个人脸上平静的喜乐感打动了我。

到香港第4天晚上，陶翰墨这是第一次主动发微信，并且一下说了这么多。而那之前几天都是我问他答：学校环境好吗？很好。公寓住几人？两人。餐厅吃得惯吗？饮食丰富，各取所需。回复简短得可怜，我理解新生刚入学需要办理的各种手续多而繁杂，忙碌在所难免。

兩个小时前刚下高铁，刚才忙着收拾行李，半个小时后我才看到他的微信。抗战时期数万犹太人来上海避难，并形成犹太生活文化圈，这段历史我略知一二。我问他，对此你怎么看？

他很快回了：上海自然是一座有包容性、有国际视野的城市，我放弃同济，和这座城市无关。

其实我是问他对安东尼的上海情结有何看法。

他说，我告诉安东尼，我的外曾祖父在上海生活了60多年，直到老死那里。我的外祖父也出生在上海。安东尼非常惊讶，瞪大了眼睛说，翰墨陶，缘分太奇妙了，命运让我跟你同处一室，说不定那时我们的祖辈在上海已经认识了。请你做我的中文老师吧，暑假我们同去上海。你们中国有个词叫寻梦，我们一起去上海寻梦。我说，很乐意给你做向导，上海没让你的曾祖父和祖父失望，也不会让你失望。

你真的这么认为？我迟疑了一下，还是发过去。

他说，我对我的祖辈可能还不如安东尼了解得多，我一直迷惑于外婆为何那么厌恶上海人，只对外公例外，甚至连“上海”这两个字都不想听到。每当外公跟我说点什么，她就马上打断：别提那些上海人，外公脸上就被一团尴尬笼罩。咱们家弥漫着一种抗拒上海的气氛，这么说也不准确，只是接近那意思。即使外婆都去世了，似乎也没怎么改变。我爸建议我博士毕业后回上海工作，不知你对此什么意见。

心里一惊，我赶紧说，其实并非你说的那样，一直以来我都尊重你的个人意愿，你去哪我都支持。

我似乎能看到陶翰墨脸上依然不满意，依然疑惑。胸口的一阵燥热迅速升腾，向着全身扩散开来。放下手机，到阳台上去凉快会儿。陶翰墨果断放弃同济大学保研，申请到香港大学硕博连读，从头到尾都是他一人的主意，当然申请过程中也出现一些波折。没想到最抵触的是他爸陶秀山，一个堂堂律师竟然对儿子放弃同济保研死活想不通。我说又不是你上学，有什么想不通的。他转而将矛头指向我，雷霆突发：还不都是你挑唆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你家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早成历史了，还想用它操纵儿子，愚蠢女人。我当时手里端着一杯热茶，如果不是最后一点理性向后拉我，陶秀山那张又白又薄的面皮，估计也不比烂谷子好哪去。儿子选择去哪上学跟我没半点关系，那时正值上海疫情最厉害的几个月，谁都知道这场蔓延数年的疫情早晚会过去，会消失，会沉进记忆深处，可每个个体的心理运作方式千差万别。我再三叮嘱儿子，要遵从自己的心愿做出长远的科学规划，我和你爸谁的意见都仅供参考。陶翰墨嘿嘿一笑说，关于上学这点事，我从来没动摇过。

其实我最介意的是自己的家事被别人挖苦嘲笑，那就好比当着人面儿揭人老底，说到底，谁家没有一堆不能揭的老底啊，即便掀开一点，露出头的也最多只有十分之一，剩下的十分之九都烂在自己肚里了，时间久了，还以为自家全是清风明月，温良恭俭，纯粹自欺欺人。陶秀山就喜欢自欺欺人。

我们家族那些事那些人，其实没什么不能说的，只是我不愿搅动已经平静下来的一潭水。我更愿透过水面，望向那沉淀到池底的污泥败叶，它们没有输给时间，也没有输给任何人，只是以另一种形态存在，像那些进入坟墓中的人们。污泥败叶即使诞生不出莲花这样高洁的花，也能生出小小的碧绿浮萍。我一度以为自己喜欢浮萍要胜于喜欢莲花，因为我常觉得自己就是一片浮萍，当然也是污泥的一部分。我为自己能想到这些微小微妙的事儿而喜悦，我为自己能这么想而自得。

前些年，出于一些不太明朗的心理，我在不少散章碎文中偶尔提到过一笔两笔，假若陶翰墨是个女孩的话，大概会敏感地窥见一些秘密。多年来，我和上海的亲戚没有任何联系，没有联系不代表老死不相往来，只是相互都缺乏一些亲昵亲近的动力而已，何况他们又不是我叙述里的重点。重点人物一个比一个活得不耐烦，祖母、祖父、父亲、母亲都已离开人世。如果我的讲述让自己感到某种不安，那是因为他们还在世时就让我入戏太深。归根结底，我们家族的故事就是家族里的人在同一座城的故事，恋也纷纷，怨也纷纷，和也攘攘，离也攘攘，恨应该也有，可份额超不过怨。一场不断升级又和解再升级的战争绵延跌宕了数十年。很难说母亲没有把她的爱憎如遗产一样留给我，很难说这些遗产般的爱憎没有遗落在我的文字里。作为一个旁观者同时又是参与者，我能否保持宝贵的冷静和客观？

我没告诉陶翰墨，昨晚在黄浦江边待了很长时间，吹了分量足够重内容足够多的江风，浩荡江风吹散了一些什么，也一定吹来了些什么，否则我不可能一会儿神思飘散，一会儿凝神静思，我的眼睛也不可能一会儿警醒，一会儿又朦胧。

2

北方的阴历十月初一是寒衣节，这天我早早起来，买回祭品、烧纸、白菊花。陶秀山开车，一路向城北的潜山开去。大半年没去了，路上不知何时挖沟铺管道，多绕了三分之一路程，赶到山上已近中午。去年此时还只有父亲一人，今年这里有母亲来陪伴他了，这样也好，父亲曾在此孤独了6年。程序进行到快尾声时，陶秀山走到墓园前面的小路上去吸烟，留下我自己默默垂泪。

尽管是深秋，但阳光透过浓密的松枝照到墓碑上，照到我身上，没有一丝冷意。雀儿们在枝头清脆鸣叫，却很难看见它们的身影。松柏被风吹动，芳香一阵阵飘散出来。这种独有的波涛般起伏的香气，让人很容易沉静下来。我也是多年中不断来这里，才喜欢上松柏的气味。

我拍了张照片，漆黑沉稳的墓碑映衬着瓦蓝天空，背后是潜山和浓密的墨绿松林，碑两侧各一盆皎洁白菊，两支白蜡烛默默燃烧。我把照片分别发给了弟弟唐映真和陶翰墨。弟弟远在合肥，不方便回来。弟媳和唐映真是研究生同学，家中独女，一待毕业，她立即拉上唐映真，回她老家参与人才引进，然后结婚生子，日子过得安稳富足。我母亲倒是想得开，她说只要儿子舒心就好，反正我身边还有闺女呢。她如此宽容，不知是否因为当年她自己如出一辙把父亲拐到山东来。

过了几分钟，唐映真发来微信：咱妈走快一年了，可总觉得过去的一幕幕就在眼前似的。

我说，明年元月就周年了。到时你请假回来一趟，有两天就够了，还有件事要跟你当面商量。

陶秀山的身影向这边挪过来，我猜他至少吸了两支烟。他没别的嗜好，吸烟是他除了吃饭睡觉刷牙、写律师函和法律意见书之外每天必做之事。20年间戒了吸，吸了戒，折腾多次，不了了之。我说你戒不掉的真正原因，是你从内心深处不认同戒烟是必须的，人怎么可能相信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呢。他龇牙笑，你说的话还挺有哲理。

这块墓地是父亲患病后给自己选的。他70岁那年春天，查出了胃癌，诊断为中期。纠结了一阵，最后我和弟弟商量做手术，这时再想隐瞒也不行了。奇怪的是父亲知道后表现得木讷平静，也许是他的木讷衬托出平静，也许是他自己早有心理准备，平静让他更加木讷，也许他不想在我们面前露出剧烈起伏的情绪。手术后是煎熬的化疗期，这时候的父亲将他巨大的忍耐力发挥到一生最高峰值。化疗结束后，原本的白胖子唐家葆瘦成纸片人。病情被压制下去，出现一段时间的冲淡平稳，他身上也开始一点点长肉了。我以为父亲已经走出最艰难的泥淖，开始走上坦途，我以为连死神都没找到收留他的理由，不仅我，家人脸上都现出久已不见的笑容。

我甚至筹划起父亲未来的美好事物，想到他还从没坐高铁去过上海，计划先带他回上海转转看看，自从祖父15年前去世，他再没回过上海。我自认为懂得他的心思，因为他的确曾向我流露过，却不愿让我妈知道，我妈的精神疾患已很严重，担心她加重。如果他的身体完全康复了，再带他回新疆看看。没料到父亲连考虑都没停顿一下，眼睛也不看我，摆摆手说，不去。我纳闷着说，也好，等你再恢复一阵。过了段时间，我又提出来，他还是面无表情地说，不去，不是跟你说过不去吗？我说，不去上海还可以去其他好地方，比如杭州。他又摆摆手，哪都不去，我的身体自己知道，万一出现不舒服，给你们添麻烦。我跟我妈对视了一下，我妈接过话茬说，哪有什么麻烦，只要你高兴我们全都高兴。今天太阳真好，走，我陪你去楼下草地晒太阳。

仅仅过去大半年，有一天，父亲突然说他觉得胃不舒服，疼痛厉害。我赶紧联系医院，办理住院手续。医生看完CT照影，皱着眉说，原来切除后的部位又出现了癌变。我心里咯噔一下，全身瞬间被冷水泡过。我结结巴巴地问，那，那怎么办呢？医生说，不能做手术了，保守治疗吧。要说上次手术我还抱着康复信心的话，那么这次，我只能相信我的父亲是个正一天天等死的人，一年，还是几个月？同癌症抗争的人们，不是没出现过奇迹，媒体报道有人在发现病兆后，不手术不化疗，卖掉房子卖掉家产，开着房车到处去旅行，逐一完成自己以前没实现的愿望，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一年后，突然发现自己的病兆消除了。这种神话般的治愈引得无数人羡慕，可我不相信这样的奇迹会降临到我们家，正因为寥若晨星，所以才称得上奇迹，只有极个别人能享用这种幸运的配额。而更多时间里，我眼泪长流，为一个即将消逝的平凡生命。

弟弟提醒我，该准备墓地了。这种事怎能想不到呢，我在比较南北几个公墓的优劣。让我感到害怕或者说敬畏的是，几天后的一个早晨，父亲说他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去了一个有山有水有松柏鸟鸣的清幽之地，他十分喜欢。我心里的城池轰然沦陷，立即想到父亲这是在给自己选未来的藏身之所。我装出感兴趣的样子，问他梦里的地方在哪里，他准确地用手指了指北面。潜山公墓就是他梦中的样子。

从父亲这儿，我理解了，中国人对待家园和墓园的情感是同等的。骂一个人，最恶毒的莫过于“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死无葬身之地的人，因为没死彻底，没死通透，所以阎王都看不起。所以，我还理解，父亲对他梦中中意之地的喜爱，就是他对来生的敞开和接纳，对今生的了却放下。

第二年5月，父亲如一枚枯萎的叶子从生命树上坠落。这民间最普通最大众的坠落方式，轻飘无声，唯恐打扰本就过于喧嚷的尘世。从大地上诞生的事物最终回归泥土，哪怕是在只能算作他第三故乡的地方。

除了我们家人，沒人知道墓中的父亲曾有一个身份：上海知青。上海是他的出生地，新疆是第二故乡，山东只能是第三故乡了。现在母亲也放下了她包括知青在内的多种身份，来到他身边，长久相伴。我向陶秀山要了一支烟，吸了一大口，眼泪被呛出来了。对陶翰墨这些现在的孩子而言，知青是个遥远陌生的概念，其实对父母来说，即便在生前，他们怕也早已淡漠了这个名词。

父亲生病的三年，母亲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清醒冷静，精神比正常人都正常，一次也没犯过病。她绝口不提父亲家族给她造成的伤害，一门心思照顾陪伴父亲，脸上一派平和安静。以我的眼光来看，她生命的最后二三十年中，所有的柔情都停留在那三年，她给自己和父亲的婚姻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那三年绝对是个异数，我曾很难理解，直到六年后她也离世，我仍不明白，她是如何控制住自己的，这需要多大的心力和愿望才能做到呢。这其中难道还有其他原因？

父亲死去的次月，她被打回原形，各种病和精神问题层出不穷，随时都能犯病。伤脑筋的事一件接一件，保姆换了好几茬，没多久就提出辞职，都受不了母亲一天到晚嘴不停地自言自语，疑神疑鬼。母亲用手指给她们看房顶，说快看呢，上面到处都站满了人，都是想来害我的，你把他们赶走！人家听后吓得要死。夜里她经常不睡觉，梦游般在保姆房间来回穿梭，吓得小保姆大声尖叫。她不让人靠近自己，说保姆也是来偷东西害她的。让保姆感到奇怪的是，只要我一进家门，她就变得比正常人还正常，主动给我做饭，给我端吃的喝的，我说什么她都点头附和开心大笑。我說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保姆一语中的：因为她怕你。只要你离开家，她立即变了个人。我只能苦笑，的确，我经常在被她弄得忍无可忍时，情绪爆发，大声吵嚷说，你要再这样就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让那些上海人都知道你有病。每当这时她就表现得乖巧可怜，脸上露出歉疚的笑容：我怎么会进精神病院呢？我什么病都没有。我的声音缓和下来：那你就乖乖的，好好的。她怕我吗？有这可能。

后来我找到一个心宽体胖的中老年保姆，我说，我妈不论说什么疯话你都别理，她就是一痴呆老人，但你要放心，她绝不会伤害自己更不会伤害别人。你只要管好她的一日三餐，按时让她服药，确保她的安全就行了。这个胖保姆张姐在我家一直待到母亲的最后时光，办完母亲的丧事，张姐才离开。走之前对我说了一句话，你妈虽然身子弱，神经也不太正常，但我没看错，她是个善良的人。

白烛燃尽，我们开始返程，汽车驶离墓园那一刻，我突然想到，父亲终生被上海打下烙印，与之纠缠一生，作为最长久的见证者，母亲是他的伴侣，是他的战友，有时也是他最头疼的叛逆者、劲敌，因为母亲终生都在和上海的父系家族较劲斗争。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嘴里的自言自语已经小到让人听不清，天知道她在说什么，抑或责骂什么。我心力交瘁，已经失去耐心去辨别她的自言自语有多少留恋，有多少怨恨。她最后放下那些怨恨了吗？我不知道，可我知道怨恨曾是母亲这一生最大的敌人。

晚上9点，陶翰墨才回我微信：抱歉，回复迟了。在外待得久，手机没电了。今天和安东尼跑了一天，看了浅水湾，爬了座小山。晚上到夜市转转。香港的确太小，我们只用了几个周末差不多就逛完了。在夜市竟看到一家卖旧书的小店，我淘到《新疆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上海知青在新疆》，安东尼淘到英文版《上海的犹太文化地图》、英汉对照版《犹太难民与上海》。对这意外的收获，我俩兴奋之至。

我心头腾起意外的感动，不过仍觉得他们对过往历史的探寻，只是一时兴趣而已，吸引当代青年的更多的是科幻电影、人工智能。我还是给他发出了两个赞。

他发出三个祈祷表情，说，春节如回家，去潜山给外公外婆扫墓。

等我冲完澡回到沙发旁，手机上多了一条陶翰墨的新微信：唐念真，你父母都不在了，儿子也不在身边，你要对自己好一点，别像外婆那样。

这个小朋友呀，你不知道，我的心情才刚平复下来吗？

3

至少在一些年月里，母亲是把我当作闺蜜对待的，否则她那些故事我哪会知道这么清楚，当然有些属于例外。那些年月虽然比不上她在新疆的黄金十年，可也光亮可鉴，与中年后的急转直下、老年时罹患精神疾患形成天壤之别。她比父亲晚两年进疆，至于为什么从内地去了远在天边的新疆，她的说法是因工作不顺利，一气之下报上了名。本来已经定好她进粮食局当出纳，最后的名单上她的名字被一个副局长的女儿取代。恰逢全县上下都在发动鼓励青年知识女性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她被鼓动得热血沸腾，凭着高中地理课本上对新疆的仅有了解，瞒着父母报了名。她不信命运总是亏待自己，人在边疆也可以建功立业。结果，坐上绿皮火车，颠簸四天三夜才到达，她心里方明白支边可不是轻松好玩的事。幸亏同行的女知青不少，一路叽叽喳喳聊个没完，倒不觉得寂寞。抵达伊犁时又正值春夏季，最美的牧场和天山美景让她撞个满怀，最甜的瓜果向她咧开笑嘴，否则要是赶在天寒地冻、寸草不生时到达，她肯定悔青肠子。

青年时期的卢玉敏长得小巧玲珑、肤白如脂，性格活泼开朗。她被分配到农七师织布厂。初到时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工厂就建在戈壁滩边上，天山山脉在南方横亘逶迤，银白耀眼，如一条巨大的玉蟒贯穿东西，将新疆分成南疆北疆。夜晚仰望星空，卢玉敏被头顶如此明亮硕大如此迫近的星群震惊得目瞪口呆。男知青比女知青要多一些，年龄相差不了几岁，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各地口音混杂。在食堂就餐时，各种口音此起彼伏，在热气蒸腾的食堂里搅荡，形成一股鲜活热辣的声浪，卢玉敏身心鼓胀，尽管听不懂。上海知青在一起肯定说上海话，还有武汉话、四川话、苏北话，都是很难听懂的方言，在她听来十分有趣。劳动本身是光荣和快乐的，卢玉敏们常常在雄壮的乐曲声中做完一天的工作，各种颜色的布料一匹匹织出来，被整整齐齐码好装箱，然后发往新疆的每个县市镇街。想到全新疆各民族同胞们身上的衣服，可能都来自她们厂的织布，她心情激荡，给山东的父母写信，汇报劳动成果和丰富感受。

半年后，在卢玉敏身上发生一件事，厂里的出纳生孩子休产假，急需一名出纳，便在每个车间里下通知，让懂财务的职工尽快报名。卢玉敏是快下班才知道的，起初没在意，收拾工具时，她突然想到年初粮食局准备招工时，她曾参加过为期十几天的出纳培训。她想，天哪，自己都差点把这忘了，于是赶紧去厂办报名。厂领导见她是高中毕业生，人又白净伶俐，当即让她第二天就来财务室报到。就这样，一天财务没做过的卢玉敏突然变成卢出纳，她想，没做过可以学啊，谁也不是天生就会。

很难说这件事完全改变了卢玉敏的命运，但没有这件事，估计她不会认识唐家葆，即使认识了，也可能会推迟好几年，那时唐家葆可能早就结婚了。那样，他们也不会成为我的父母。机缘的最大价值，就体现为在最恰当的时机它出现了，早一点不行，晚一点更不行。

每个月发工资，让她得以有机会，一一检阅审视全厂的年轻男性。那时她23岁，正值最美的年龄，有可以信赖的审美力，几个月后，她就注意到了上海知青唐家葆。唐家葆除了个子稍矮，在她眼里几乎完美，长相俊秀，温文尔雅，一口上海普通话说得温温润润，让女知青心里一团酥软。卢玉敏几乎快速给自己定下姻缘。我刚结婚没多久一次闲聊中，她对我说，你爸要是个子再高点，估计就轮不到我，早被别人抢先占下了。说完，她捂住嘴偷笑，一个十足的含羞少女。

问题是唐家葆还没有多余的心思注意到她，每次领完工资，就立即离去，并未多看她几眼或多停留一分钟。一次，离发工资还有半个多月，唐家葆来财务室借钱，脸色羞赧，说家里有急事用钱需汇过去，他先借20元，下个月发工资时扣除。恰巧办公室没别人，卢玉敏紧张得脸都红了，可她没紧张到忘记这是个机会，也没粗心到只会闷头傻傻地工作，她脱口而出，20元够吗？借30元也行。下个月工资也不能全扣完，我一个月给你扣10元吧，否则你怎么应付花销呢？这回轮到唐家葆脸红了，的确，他每个月只有三四十块钱工资。他连声道谢，还是你想得周到，真是谢谢你了。卢玉敏嗔怪道，这么客气干什么呢，互帮互助不是应该的吗？我花销少，以后再有急用，你跟我借好了。唐家葆这会儿脸更红了，他说这怎么好意思呢。她大方地笑了，有什么不好意思，以后我有难题可以向你请求支援啊。唐家葆挠挠头说，那是的，那肯定应该的。卢玉敏换了个话题，听说这周末放什么电影了吗？唐家葆说，好像是《朝阳沟》，以前看过了，你也喜欢看电影吗？是啊，我最喜欢看电影了，可惜片子太少，一部都看了很多遍。唐家葆说，师部那边有电影院，片子都挺新，下次我们再去，叫上你同去。卢玉敏差点欢呼起来，她压下了心底的兴奋，说，好哦，那下次可别忘了带上我。

两周后，卢玉敏果然跟着唐家葆他们几人，兴冲冲地去电影院看了一场《梁山伯与祝英台》，算上她，三男两女。这可是部新片，散场后几个年轻人的激情并没有退却，边走边谈论剧情。路过红旗饭店，卢玉敏提议大家一起吃顿饭，武汉知青吴建响应道，对，去解解饞。吃完饭，卢玉敏抢着去付钱，被唐家葆拦住，怎么能让女同胞付呢？大家平分。卢玉敏不在乎地说，我结怎么不行？我们山东人就是豪爽义气。唐家葆微笑点头道，这次平分，以后大家可轮流请客。他旁边头发卷卷的上海女知青叶小曼含蓄地笑笑。卢玉敏想，怪不得人家都说上海女知青最会打扮，看看叶小曼就知道了，用电梳子把头发卷出波浪不说，还用一根粉色的绸带拢起来，打出一个蝴蝶结。同样是藏蓝色的大棉袄，叶小曼在胸前别上一枚银色胸针，味道立即就不一样了。叶小曼伸出手指时，卢玉敏观察到她的手白白嫩嫩的，一定在手上也抹了很多雪花膏。叶小曼跟唐家葆说话声音细细柔柔，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卢玉敏再看看自己脚上她母亲手纳的一双枣红色厚棉鞋、干皴的手指、分不出年龄的短发，突然就觉得自己矮了下去，浑身不自在。回去的路上，她基本就不大说话。走到宿舍区了，唐家葆问她，累了吧，你觉得今天电影好看吗？卢玉敏赶紧说，不累，好看。唐家葆微笑道，那下次再有新片，还叫上你一起去。她低头小声地说，今天谢谢你了。抬头时，那几人都散了，她摸摸自己脸颊，热得烫人。

五人第二次去看电影《桃花扇》时，卢玉敏发现叶小曼的神情不对劲，那是一种恋爱中的神态啊。她虽然没谈过恋爱，但电影和小说中的爱情情节却没少看。她警觉起来像一只母兽，随时关注唐家葆的表情和一举一动。也许是大家结伴出去玩，唐家葆对叶小曼没有明显亲昵举动。那么，他们两人单独相处时呢？卢玉敏想到此就觉得揪心，有醋意一丝丝流溢出来。没多久，她从一个上海知青嘴里套出话来，叶小曼刚跟唐家葆谈上恋爱，估计在初级阶段，两人还比较矜持，知道的人也不多。

要想占领唐家葆的心，她必须得若无其事地让他对自己刮目相看。卢玉敏开始了全方位的自我修行，从穿衣打扮、说话谈吐到普通话朗诵、唱歌表演，下足了功夫。一次她在唐家葆几人面前表演兼背了一段电影台词，博得了一片掌声。唐家葆惊讶地看着她说，真没想到你还这么多才多艺。卢玉敏幽默地说，在你们这些见过大世面的上海人面前，我这是小卖弄，以后请多指教。唐家葆的眼里闪烁出一点亮光，而叶小曼则面无表情，转过头去。

春节联欢晚会上，卢玉敏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诗《我的爱人叫北大荒》，将晚会气氛推向一个高潮，台下的许多知青站起来，欢呼着，跟着她一起歌唱青春，歌唱劳动。这下，卢玉敏成了全厂的名人，无人不知。平凡的她突然被加冕了耀眼光环，而没有人知道，她这么做，只是为了一个人。再见面，唐家葆的眼里充满了惊喜，像第一次看到她。她也大大方方主动邀唐家葆几人去看电影、逛书店。她感到奇怪的是，有几次，叶小曼并没跟他们同去。

不久后，她听人说，这阵子叶小曼和唐家葆经常发生别扭，弄得不愉快，还有一种声音隐隐约约传出来，说叶小曼和唐家葆闹矛盾都是因为卢玉敏，因为卢玉敏从一开始就打起唐家葆的主意。放风的人十有八九是叶小曼，不知卢玉敏是否知道，还是即使知道了也装作不知。她感觉唐家葆看她的神情增加了过去没有的柔情、热切。的确，卢玉敏有她的优点，比起上海女知青的矫揉造作和过度讲究，她朴实大气，率真勇敢。现在可以这样说，在爱情强大力量的助推下，卢玉敏那两年将她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让自己变成一个发光体，一个周围人很难忽略的发光体。

不知怎么，叶小曼和唐家葆并未分手，仍在温温吞吞地谈着，卢玉敏刚刚燃起的希望，在自己眼里都显得不太真实。她从自己听到的、看到的事实，得出一个结论：为了以后能顺利回城，上海知青是不会跟外省市知青恋爱结婚的。也就是说，在这约定俗成的严酷环境下，她连跟唐家葆恋爱的机会都没有。卢玉敏第一次感觉到无望和忧伤如此让人心痛。她本来就瘦，现在更加清瘦，走路悄没声息。有个周日下午，她去厂房后的芦苇湖边散步散心，见芦苇长得翠绿茂盛，忍不住折下一支，蹲在湖边，用手编起来，一只芦苇船很快有了模样。她把芦苇船轻轻放到水面上，一阵风吹来，小船轻轻向前漂去。正在入神，身边响起一阵脚步声，一个人对她说话：卢玉敏，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湖边风太大了，小心感冒。她心里一惊，虚弱地对他笑笑，看我的芦苇船，它已经漂到远处，不会回头了。唐家葆向湖中心波光荡漾处看了一会儿，说，我从没有过芦苇船，你送我一只吧。卢玉敏转身摘了几片苇叶，手指灵动，很快折出一只比刚才大许多的芦苇船。她把船放到唐家葆手上，低声说，希望这小船载着你的理想驶向远方。说完连头都没抬，转身跑开了，哪怕唐家葆在后面一遍遍叫她，她也没回头，她怕自己不争气的眼泪泄露内心秘密。

边疆的冬天来得格外早，10月份已是严寒天，好在宿舍里都有大火墙，炉火烧得又红又旺。晚上大家都喜欢窜宿舍打牌、聊天，倒是热闹。有来得早的知青相继结婚，结婚的可分到一大间房子，火墙将房子分为卧室、餐厅、客厅。随着结婚人数增多，单身宿舍也宽敞起来。卢玉敏宿舍原先有4人，现在只剩她和河南来的黄梅。果然是上海男知青找上海女知青，曾有一个上海男知青跟湖南女知青恋爱，后来因为家里干预还是散了。卢玉敏还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大概叶小曼放出话来，说自己怎么能输给一个山东来的农村丫头，谁都知道上海男知青不会找外地人。这些话又被其他人渲染加工后变成：卢玉敏这只癞蛤蟆想吃上海天鹅肉。

卢玉敏在冬天刚到时生病，感冒，低烧，高烧，咳嗽，头晕。吃药好点，过几天又加重，两个月反反复复没有康复。医务室刘医生是北京知青，说卢玉敏免疫力低，在边疆生活条件相对差，让她注意提高抵抗力，加强营养，并把家人寄来的维生素C送给她一瓶。她母亲也从山东给托运来花生米、核桃、红枣。唐家葆听说她病了，有天晚上来敲她宿舍的门，给她送来两瓶麦乳精、两瓶鱼罐头，是从上海寄来的。卢玉敏楚楚可怜地望着唐家葆，因同宿舍的黄梅也在，唐家葆说了几句安抚话，欲言又止，只坐了一小会儿就走了。每天一杯麦乳精，一把花生核桃、几颗红枣，卢玉敏的脸色渐渐红润起来。准确地说是麦乳精让她的底气挺起来。元旦过后，和叶小曼在同一个成品车间做保管员的黄梅，表情神秘地说，告诉你一个消息，叶小曼和唐家葆散了，叶小曼眼睛红红的，昨夜可能哭过，原因不太清楚。卢玉敏心里一震，故意做出不感兴趣的样子冷冷地说，管别人事干什么，我只关心你谈得怎样了。黄梅眨眨眼，狡黠地说，我可是给你传递重要情报呢，说着从她床头的小碗里捏起两颗红枣吃。

卢玉敏感觉自己病除了，她望着蓝得深邃的天空，阳光下高而挺直的白桦树上闪亮的叶片，深深吸了口冷鲜空气，嘴里轻轻哼出一支《喀秋莎》。新的一年以她意料不到的方式向她敞开。这个春节联欢会，她再次写了一首长诗《再献我的北大荒爱人》，不同的是，她写成男女同诵格式，这是她为自己和唐家葆专门定制的朗诵诗。全厂再次沸腾，却比上次多了飞扬的青春荷尔蒙气息。卢玉敏用自己的才华向全厂宣告，她配得起上海男知青的爱情。据明眼人观察，朗诵不到一半，叶小曼就从会场撤出来了，有人见她在外面抹眼泪，可也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

春天来时，卢玉敏和唐家葆私下已经拉起了手。星期天休息，他们喜欢骑上自行车沿着厂子后面林带中间的小路一溜向东，或向西，一口气能骑出十几里。春天的林带堪比画卷，各种树木植物吐翠，草地上各色野花璀璨夺目，湛蓝的天空白云轻飘，鸟儿们的欢叫此起彼伏。更好的是林带里人极少，静谧让它如童话般纯净。卢玉敏被这份极致的美震慑，她凝视着小路远处说，真想这样和你坐一生，可是，你和我不一样，你早晚要回上海。如果你走了，我就一个人这样坐在这里回忆我们的今天，也很不错。唐家葆轻声说，你呀，有时聪明绝顶有时也傻得可爱，即使不和你恋爱，我也很难回上海。我有一个极端专权的父亲，胆小瘦弱的母亲见了他像老鼠见到猫。我大弟在云南插队，二弟在黑龙江插队，你都想不到，是我父亲主动响应号召报名，把我们兄弟三人发往天南地北的。不仅是你，我都难以想象兄弟三人某年拖家带口回上海的景象。我们家那四五十平方米的房子，一人一条胳膊都装不下。他握住卢玉敏的手，轻轻抚摩着说，别想太多了，珍惜眼前快乐，大不了我们扎根边疆一辈子。

结婚在之后被排到了最重要的位置，卢玉敏的爸妈给寄钱来，让她买齐各种生活物品包括自行车缝纫机作为陪嫁。唐家葆给他父亲写信，汇报自己准备结婚的事，当然如实告知卢玉敏是山东姑娘，列举了她的一堆优点。万没料到，他爸竟勃然大怒，斥责他为什么不和上海知青叶小曼结婚，即使不是叶小曼，也得是李小曼、徐小曼。真没出息，找个山东人当老婆，知道山东有多穷吗？你还想回上海吗？丝毫不把家长当回事，你太让我失望了。

唐家葆遭到当头棒喝，内心郁闷，心想这是我结婚又不是你结婚，太霸权了。他当即给父亲写回信：“我跟卢玉敏结婚主意已定，不再改变。当初不是你把我推过来的吗？回不了上海又有什么，扎根边疆，开枝散叶，奉献终生不好吗？我们都觉得很好。”

他的回信才刚上路，卢玉敏这边就被唐家葆他爸唐炳太的一封信气哭了。唐炳太给儿子寄出信后，越想越气，肯定是山东那丫头诱惑儿子，并拆散儿子和叶小曼的恋爱。他要给她一点厉害颜色，把她吓退。他紧接着给卢玉敏写信：“作为家长，我们坚决不同意唐家葆跟山东人结婚，他只能和上海知青结婚，因为他还得回上海，请你知难而退，好自为之。看在你还年轻的分上，我不想说出太多难听话，这样对你对唐家葆都好。”

卢玉敏失眠了，上半夜憋屈得难受，心里急得直冒火星，下半夜脑子里开始转悠各种对策。第二天早早起来，她要求自己必须振作。以牙还牙，她开始给唐家葆他爸写回信：“尊敬的唐炳太大人，您的来信我收到，古语云来而不往非礼也。假若我不回信，就是辜负了您的美意。首先，您需要知道，我和唐家葆是自由恋爱，不存在谁拆散谁，谁妨碍谁。我们在革命大熔炉里成长，彼此理解，彼此关心，彼此信任，这是我们能走进婚姻、组建家庭的基础，也是我们将共同面对风雨、共同面对漫长婚姻生活的基础。我们比谁都更了解对方的情感，我们比谁都有权利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您说让我知难而退是不能成立的。其次，您还需要知道，我和唐家葆是平等的，上海也应和山东平等。您戴着有色眼镜歧视上海以外的省市，这本身就有失上海尊严，有失一个国际化大城市的尊严，有失全国领头雁的尊严。唐家葆回不回上海，都不影响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再有，您还需要知道，这里已不是过去的北大荒了，是一代代支边人的艰辛劳动，将这里开垦出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这其中也包括我和您的儿子唐家葆。我们共同决定，以后互爱互助，扎根边疆，奉献一生。山东籍知青卢玉敏。”

卢玉敏对写完的信十分满意，一连看了几遍，顿觉心里自在舒展，昨夜的愤懑一扫而光。她吃了一大碗鸡蛋面条，放了一勺辣椒酱，辣得嘴唇通红，辣得实在过瘾。给唐炳太写回信的事，她没告诉唐家葆，然后一切照常。一个多月后，一封来自上海的信又递到卢玉敏手上，她不用猜也知道是谁写的——“卢知青，从你信里信外看得出来，你不是个简单的人。你拆散唐家葆和叶小曼的恋爱，这也不是我一人的说法，你们厂里许多人都知道，装无辜倒也罢了，可装得这么理直气壮、冠冕堂皇，我是领教了。你也需要明白：首先，你最大的缺点是不知尊重老人，夸夸其谈，以显示自己很特别。其次，你让唐家葆背负不孝恶名，没认识你以前，唐家葆每个月雷打不动往家里寄10元钱，把他养这么大，他不该为父母分担困难吗？可自从跟你谈恋爱，他几个月也寄不了10块钱。你敢说这不是因你造成的吗？最后，我儿子回不回上海，你说了不算，他今天不想回，说不定哪天看别人都回，他也想回去了，你肯定是他最大的阻力。年轻人，别自私到只顧自己那点心思，主动为别人前途着想才是大爱无疆。”

如果说卢玉敏上次只是气愤的话，这次读后可以用怒不可遏形容她的心情，她浑身颤抖。她想在一怒之下把信甩给唐家葆，平息一会儿后，打消了这个念头。她决定给上海再回一封短信，最后一封信：“唐炳太大人，我猜您肯定不知道在边疆生活有多艰苦，您更想不到，唐家葆省吃俭用才攒下10元钱寄回家。如果您在上海比我们新疆还艰难困苦，我会说服您儿子继续努力攒钱给您寄去。另外有件事必须让您知道，您儿子已经跟我领证结婚了。我们现在是合法夫妻，我们很好。这是我的最后一封信。”

上海不再来信了。不知什么缘故，唐家葆好像并不知道她和父亲唇枪舌剑几个回合的故事。她也不想猜测唐炳太的心理，藐视地冷笑道，您就认输吧。这时她懒得再想那些信的内容，无论如何，在和唐炳太的第一场较量中，卢玉敏赢了第一局。她以胜利者的大方姿态，将过往的矛盾纠结全都抛到脑后。

在母亲把我当闺蜜的日子里，她只说过跟祖父写过几次信，内容没有确切说过，即使她曾把我当闺蜜，也不会把某些内容告诉我。我是从其他地方看到的。大概在儿子高三那年，有次回家找点旧东西，家里就我一个人，翻箱倒柜好一会儿，找到几张老照片。在掀起母亲木头大床的床单时，我再次看到卧在床底的一只大箱子，外面包一层薄布。那是她和父亲结婚时买的皮箱，已经很久没用也没人碰了。那一刻的好奇心无可比拟，好像事先就知道有什么秘密将等着我破解。我拉出落满灰尘的皮箱，箱子没上锁，里面多是一些旧衣服。其中一件母亲的黑呢子外套，一叠小孩子的旧衣服，在一件我小时穿过的花斗篷下面，是几本旧书，书皮破损厉害，纸质斑驳发黄，一本《苦菜花》，一本《青春之歌》。她年轻时爱读长篇小说，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艺女青年。书的下面，还有两个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我小心翻开。它是母亲的日记本。蓝黑色墨水的笔迹褪得很淡很轻，辨认出来却并不费劲。神秘的日记本简直是飞到了我眼前。我做出一个推测，既然卢玉敏还把日记本留着，她就不担心我翻看，或者说，她故意把它遗落在一堆旧物中间，是因为她知道，日记迟早会来到她那个要成为作家的女儿手上。

4

陶翰墨每次给我发微信，几乎都必提安东尼：今天跟安东尼去海上玩冲浪，我以前从没玩过，又笨又胆小，安东尼玩得那叫一个酷。在他的反复指导下，我竟然找到诀窍，能冲上一会儿啦。别看他外表健壮成熟，其实比我还小一岁。

安东尼读完上次淘来的《犹太难民与上海》《上海的犹太文化地图》，哭得泪流满脸。过去他只是听祖父讲过家族在上海避难生活的支零碎片，却从未想到去探寻那些历史。他刚刚知道上海有座犹太难民纪念馆，每年的纪念日，都有当年犹太人的后裔从世界各地赶去举办纪念活动。看这些书和影像资料，他觉得上海很了不起，而自己活得很浅薄。

受安东尼影响，我最近也在读那两本上海知青在新疆的书，哦，同样读得流泪。我在想，那些20世纪60年代赶赴新疆的十万知青们，其中包括我外公，他们毅然放弃优越舒适的大城市生活，远赴大西北艰苦环境，投身边疆建设，非常不容易，所以说他们很了不起。每到特殊时间，总有人在网上发起纪念活动，还有许多知青组团去他们支边过的地方重温旧梦。

……

我并没有立刻回复陶翰墨，放下手机和电脑上正在写的一个电影剧本，走到最北面房间的窗前，遥望远处的潜山。在天气晴朗时，从这里可以望见淡淡起伏的潜山身影，可惜现在是阴沉天气。

回到书房，拿起手机回复微信，不知何时，我也随着安东尼叫开了：翰墨陶，无论是“上海知青”还是“知青”，都既是群体，也是一个个体，还是一种现象。群体的命运大致相似，个体的悲欢沉浮各有不同，实际遭际十分复杂。他们不能用“非常不容易”和“很了不起”来泛泛评价，也不能用“幸运和不幸”简单概括。就像狄更斯在《双城记》里的名句“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他说，好像有点理解了。

我说，之前没跟你說太多，因为这本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如果你真想了解，不妨深入下去，否则就没必要了。现在的年轻人对那个年代的人和事普遍没兴趣，我都觉得正常。

晚上10点多时，他发过来一行字：我对20世纪60年代有探究兴趣。

我没作任何回复，可心里还是很高兴他能关注“上海知青”，我还知道他的关注主要跟家庭有关，跟他被外公带大有关。

2023年是父亲作为首批上海知青进疆支边60周年纪念，按说我该做些什么，可心底总有一种茫然，父亲的茫然也许更多，只是都被他带进了墓中，让我永远无法探寻无法消解，只留下憾恨。比如一个问题：他是否真的甘心跟母亲来山东，是否甘心放下心心念念的上海？我知道再思虑这个问题已无意义，甚至相当愚笨，可还是忍不住去想。

可是，说不清的除了父亲，难道不包括母亲？她在新疆度过了10年黄金时期，而后面临家庭中第二个重大问题：回城，并开始了和我祖父的新一轮战争。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眼看许多

战友同事都回到自己原籍，身边的上海知青越来越少，唐家葆想扎根边疆一辈子的大厦开始动摇。这些年随着家庭生活平稳、一双儿女渐渐长大，他和上海的关系也恢复了热度，时常给家里寄点钱。他背着卢玉敏给父亲写了封信，说身边人都开始活动回上海了，他也想回，不知好不好办。第一封信他只是试探家里态度，没说太多。十多年过去了，虽然身体长胖一些，脸色变黑一些，但他对大西北严寒干燥的天气和北地饮食仍感觉不适，年纪轻轻就患上了胃病。父亲很快来信，说如果是你自己还好说，现在一大家子一起回太难了，这话之前早就告诉过你的，我先打听下有没有路子。唐家葆在外面看完信，随即就撕了，他想既然没希望，留信有什么用，如果让卢玉敏看到还要白白生气。

两个月后，上海来信了，唐家葆的父亲说，他找到了过去同事的亲戚，人家答应帮忙。不过这么大事可不是白帮的，得给人家送礼，新疆的鹿茸、鹿鞭酒、葡萄干都是好东西，你买些寄过来。唐家葆马上回信说，只要有希望，送礼品是应该的，我尽快寄回去。一段时间后，唐炳太写信来说，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答应帮忙的人刚回话说没想到这么难，不好办。他不提退回鹿茸，我总不能向人家追回吧。唐家葆回复说，礼品是小事，以后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机会。

又过3个月，唐炳太写信说，他又找到一个关系，在劳动部门工作，这人或许能帮忙办成，再寄点鹿茸、鹿鞭酒吧。唐家葆说，好，马上照办。结果几个月后又泡汤了。如此三番五次，一两年就过去了。

买鹿茸和鹿鞭酒花的钱，用掉了他和卢玉敏三四年的存款。卢玉敏之前从没对买贵重礼品有意见，第五次买完礼品后，她气不打一处来，板着脸把账算给他看。唐家葆平时不管钱，对钱也没什么概念。一看这么多钱打了水漂，也感到心疼心虚心慌。卢玉敏说，我不是心疼钱，要能办成，花掉三年五年积蓄也值，只是你爸每次都说差不多能行，每次又都没点可能，再这样折腾几次我要成神经病了。你跟你爸说，别再骗我们了，咱哪也不去，就在新疆过一辈子。

唐家葆苦笑道，他怎么会骗我们呢？四口人回去落户本来就难。行，我就按你说的给他写信，你看完我再寄。卢玉敏的怨气这才平复。

两人都不再提返城事，过了半年，唐家葆手上又有了一封上海来信。唐炳太托到一个人，说把唐家葆自己调回上海安排工作不成问题，建议分两步走，唐家葆带儿子先回上海，然后再以两地分居生活不便为由，争取把家属卢玉敏和女儿办回去，之前就有人这样办成功的。唐炳太说，目前这是唯一的办法，再不试连这个机会都没了，再寄点鹿茸和鹿鞭酒送人。

唐家葆拿信的手好一阵颤抖，他找个没人的地方坐下来，又把信看了两遍，其实他早就猜到会有这种可能。乍看之下，这的确是个可行的办法，假设在他先调走一年两年后，卢玉敏带着女儿也随后落户上海，但这种假设是在最后皆大欢喜的前提下设立的。另一种假设只能站在皆大欢喜的对面，卢玉敏或许永远调不过去，这意味着他必须承受妻离子散的境地，以卢玉敏的好强性格，她不会甘于陷入对自己不利的环境。眼下让他做出选择决定，就好比身上被敌人捆绑上一个手雷，他如果赌是哑雷，可能几分钟雷就爆炸了。

唐家葆望着厂子南方的茫茫戈壁滩和更远的皑皑雪山，心事一片茫茫，甚至感到几分恐惧，回城的甘甜外表下掩藏着不可测的危险。他宁愿自己手上没有这封信，宁愿空无一物，那样他就不用选择了。他把信封叠了几下装进夹克内兜里。这天他走回家的身影，在旁人看来有点夹肩驼背。

由于疏忽，没几天，唐家葆衣兜里的信被卢玉敏洗衣服时看到了。两人吵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架，卢玉敏认为他把信藏起来就是有私心，就是心术不正，就是阴谋。她说，唐家葆，别以为我不了解你，你做梦都想回上海。没人拦你，但是两个孩子都跟我留在新疆，你自己走吧。我就不信我俩孩子不去上海就成不了材。她嘴巴像机关枪发射，狂轰滥炸，唐家葆根本插不上嘴，一次次刚要解释，都被卢玉敏堵回去。

卢玉敏得理不饶人，其实她要的就是这阵势，正好把这两年的烦闷宣泄出来。等她嚷嚷够了，他才不急不慢地说，你都没让我说一句话，至于生这么大气吗？你根本不知道我的真实想法，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咱俩不能分开，两个孩子也不能分开。唐家葆毕竟有些理亏，为几天前生出的选择茫然感到愧疚不安。卢玉敏抛下一句口是心非，就离开了家，和闺蜜黄梅几人，去别的连队看王丹凤主演的电影《海魂》。

卢玉敏几天都没搭理唐家葆，在外面该吃就吃该玩就玩该看电影绝不落下，回家就睡觉。唐家葆以为她还在生气，一味讨好，岂不知，卢玉敏正在不为人知地加快速度办大事儿呢。

早在一年前她就跟母亲诉苦不想去上海，她说上海有什么好，一大家子十来口人，公婆媳妇叔子姑子都挤在几十平方米的鸽子笼里，我才不想住鸽子笼，想想头就炸裂。上海人那么自以为是，什么东西都是他们当地产的好，外地东西在他们眼里都是垃圾，外地人去上海被他们嘲笑得要死。你要为我好，想让我回你身边，赶紧找人把我和唐家葆调回山东去。她母亲就她这一个闺女，日思夜想，都快把眼睛哭瞎了，当然巴望着她早早回山东，只是一时没托到可靠关系。每次盧玉敏给她妈施加压力，她妈就把压力转嫁给卢玉敏哥哥。

这回，卢玉敏给她妈写信，把情况说得非常严重：你再不想办法把闺女女婿调回山东，你女儿就要被休掉了，俩孩子也要被他带到上海去，到时我没脸回去见你，就一个人老死新疆算了，跟谁也不来往。她母亲不识字，让她哥哥读信，听完，母亲哇哇大哭，对儿子说，你妹妹要是回不来，我也活不了几天了，你赶紧想办法去呀。她哥这次也感觉到了很大压力。

没多久，机会竟来到了眼前，他岳父家新搬来一位相识的邻居，竟然就是现任劳动局局长。这次行动快得超出卢玉敏预料，哥哥写信说，回城一事所有环节已打通，应该很快进入实质阶段，只等发调动函了。她竟然愣了一会儿，然后赶紧给哥哥寄去一大堆新疆礼品，当然少不了鹿茸、鹿鞭酒、雪莲花、葡萄干、男女羊毛围巾，甚至还有两件笔挺的男士白衬衣。

卢玉敏喜形于色，当着俩孩子面，用手臂勾住唐家葆的脖子说，家葆，你也许不相信，我们很快就要离开新疆了，调动函应该也快寄来了。我哥哥正在给我们联系工作单位，有两个厂子可以选择，一个是酒厂，另一个是新建烟厂，烟厂过两年有可能会给职工分房子。你说选哪个？

唐家葆看看孩子们，轻轻推开卢玉敏的手臂，一脸愕然，怎么这么快，你上次不是说还没点眉目吗？

卢玉敏莞尔一笑，这是因为找的关系到位，不到位的关系磨人家10年也没用。想给你突然惊喜，有些过程就没跟你说太多。你高兴吗？

唐家葆说，高兴，就是太快了，感觉不太适应。直到这时，唐家葆才看到自己的内心，看到沉淀在喜悦下面的怅然和惶恐，还有一些心绪说不清。假如即将等到的是举家回上海的调动函，心思还会这么复杂吗？他能肯定不会。是的，那样的话他只有纯然的幸福欢喜。对去往山东陌生之地的惶惑，甚至超出当初他从上海出发到新疆，因为有集体做伴的豪迈激情，便有藐视艰难困苦的勇猛无畏。如今他青春不再，迈入中年，在山东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

他立即给父亲写了封信，告知全家即将回山东。唐炳太回信说，我对你去山东感到震惊，以为你有耐心再等等，说不定这次真是个大好时机。不过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你已经自愿放弃回上海的资格。以后你的事自己做主。

父亲的来信无疑加重了唐家葆的怅惘，好在有卢玉敏在，他的怅惘就不会有继续发酵的机会。他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不久前卢玉敏扣留了一封上海来信，唐炳太信里说这次托到一个重要关系，对方已经许诺，咱们也要拿出点诚意来，人家暗示喜欢新疆特产。卢玉敏看到鹿鞭酒几个字脑袋就炸开了，恶心得想吐。她前前后后买过不下十次礼品，耗资巨大，可结果呢？她咬牙切齿，怀着对唐炳太和上海的全部怨恨，将信撕得粉碎，丢进垃圾箱。

到山东后，卢玉敏和唐家葆进了同一家卷烟厂，租了一处带院子的三间平房，宽敞舒适，院子里有两棵大石榴树，一棵结白籽石榴，一棵结红籽石榴。唐家葆给父亲第一次写信汇报情况。唐炳太没表露出任何意见，鼓励他在新的地方新的岗位努力工作，在哪都是为国家做贡献。

卢玉敏冷笑一声，看来你爸根本不是实心实意让你回上海，是呀，我们四口人回去住哪，就挤他那四五十平方米的房子吗？在上海能住上这么大的带院子的房子吗？说完，扭着腰去厨房炒菜了。

30多年后，我在母亲的日记里看到她私扣上海来信的记述，语气里没有一丝内疚，反而对自己打赢了回城这场战役，再次战胜祖父，沾沾自喜，极为骄傲。我以为日记到此就结束了，在翻过几张空白页后，又看到一页字，很短：“即将离别新疆之夜，我和家葆围着厂子转了一大圈，几乎都没怎么说话。11月的夜风十分冷峭，寒星洒下的清辉比白霜还凉。走过芦苇湖时，一只大鸟戛然从芦苇枯枝里飞出来，吓了我一跳。我拉住他的手说，天亮就要离开了，我心里怎么这么不舍和难受呢。才说一句就哽咽了。他慢吞吞地说，我也是。然后，我大脑里像放电影似的，一一浮现15年来的青春印记，那些刻骨铭心的苦辣酸甜。要说没有留恋，那是假的。我猜他也是，因为我俩都流下了眼泪。之所以着急催促哥哥那边办手续，都是因为要和上海较劲哪，我的行动只能赶在上海前面。再见，新疆。再见，青春。”

母亲的日记终结于此，也许她认为已打赢人生最重要的两场战役，打赢上海家族，就没什么值得记录了，最起码我再未发现她后来写过什么。那是她的上半场人生，可圈可点，光华照人，我曾经想，她没能成为作家实在可惜。她的在天之灵，假如能看到我为她下半场人生写下的文字，不知会不会恼火、愤怒，会不会跳起来抽我一巴掌。我的母亲的确需要安静下来了。可有一点无法否认，无论她在后半场里变成怎样的人，她爱唐家葆从没变过。

5

无须闭目凝神，无须大脑苦苦搜索，我眼前总能快速浮现出父亲初到山东那几年的落寞，站在现在回望，那种印象更加真切鲜明。

没有一个朋友同伴，同事关系一时热络不起来，39岁的唐家葆在工作之余，最喜欢带我和弟弟去电影院看电影，或者去南河钓鱼。其实哪有什么鱼可钓，不过是去河边消磨时间躲清闲。他长时间望着河水发呆，有时明明钓饵动了，钓竿在他手里却迟迟没反应，我和弟弟叫他好几声，他才诧异羞惭地转头回应我们。有时我会弄点恶作剧，故意在他发呆时大声叫嚷：刚才明明有条大鱼，被你放走了。他一脸认真惊奇地问道，是吗，我怎么没感觉到呢？后来我觉得没意思，不跟去了，他就只带弟弟去，再后来弟弟也觉得没意思，他就自己去。他在河边往往连一条小鱼都钓不上来的那一天里，天知道他脑子里都在转悠什么。

两年后，厂里给我们家分了一套新房子，上下两层楼，带一个小院子。他立刻将重心转移到收拾新家和小院上去。搬进新家后，他常常没白没黑地躲在自己房里鼓捣组装他的无线电设备，先是收音机，后来升级到录音机、唱片机，他是资深电工。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邻居们家里用的录音机，都是我父亲从旧物收购站便宜买来旧零件，自己再组装出成品，无偿赠送的，丝毫不影响使用。家家都飘出美妙的乐音，这让他在邻里间收割了“好人唐家葆”的美誉。现在可以理解为，他用这种卑微的方式，扩展弥补自己在异乡的人际交往。

几年后，父亲终于又迎来一次回上海探亲的机会，是在暑假，我开学上初三，弟弟上四年级。母亲拒绝同去，她说自己得守老营。尽管坐绿皮火车，一夜颠簸，但我们三人都兴奋得像第一次坐火车，幸亏母亲没看到，否则她会训我的，我从小到大可没少挨过她训。父亲把唯一的卧铺位给了我和弟弟，他去坐硬座。到了嘉定的家，果然只有两间房，母亲没说错。三叔去厂里住集体宿舍，我跟祖母住里间，弟弟跟祖父住外间，父亲睡沙发。第一次来上海我不到5岁，弟弟还被抱在母亲怀里，之前对祖父母的印象，只停留在照片上。祖父个子瘦高，不苟言笑，让人有点害怕。祖母是小脚，十分瘦小，做饭干活倒是麻利。弟弟一眼就把房子看尽了，撇着嘴嘟囔：才这么小房子。父亲狠狠瞪了瞪他，然后往他嘴里塞进一块牛皮糖。我幸灾乐祸对他说，在上海千万别提房子小，识时务者为俊杰，跟你说你也不懂。

第一天的饭食很丰盛，有红烧肉、白斩鸡、红烧鱼，都是祖母的手艺。我们围坐在桌子旁，菜都上齐了，迟迟不见祖母上桌。祖父说，吃饭吧。我问，奶奶怎么不来吃？父亲扫了祖父一眼，起身去叫祖母过来吃饭。她说，你们先吃，我累了，歇会儿再吃。让我奇怪的是，在上海一连7天，祖母从没跟我们坐在一起吃过一顿饭，都是等我们离桌了她才去吃剩菜，然后收拾洗刷一大堆碗盘。而祖父则相当清闲，早晨起来打开收音机先听新闻，然后去河边遛弯，一天中有半天时间躺在他喜欢的那张躺椅上看书，都是线装古籍。他也躺在椅子上指挥祖母：老太婆，去洗洗孩子们的衣服，不然明天他们没换的了。老太婆，今天晚上吃糖醋排骨，你去店里买2斤肋排。老太婆，煤球快没了，让他们给送点来。我压抑着强烈的好奇和紧張，没敢问父亲。

虽然住得紧张，玩起来却疯开了，父亲依然每天带我们去河边桥上玩。小河里缓慢穿梭着一只只乌篷船，船上的人该干啥干啥，根本不理会岸上人的好奇观望，这比我们家的南河有意思多了。我诧异一个小镇怎么有这么多河水和小桥，几乎百步一桥，几天中我看到的桥有几十座之多。这时我大概明白了一些，父亲为何那么喜欢去河边。

其间他和当年一起去新疆的知青、同学相约聚会，他说，有个女孩会被她妈带去，你也跟我去参加，弟弟太顽劣就算了。是在一个不错的饭店包间聚餐，父亲一一介绍那些阿姨叔叔，有个姓叶的阿姨看着我说，嗯，长得像你爸爸，蛮好。他们开始用普通话聊，聊新疆旧事，聊工作和房子。听说我家的房子有100多平方米，几个阿姨叔叔都说，羡慕你呀，家葆，有这么大房子。父亲谦逊地笑道，哪里呀，我那100多抵不上你们在上海的30平方米，大家哈哈笑了一阵。后来他们就变成上海话了，语气轻而快，气氛很快热烈起来，我几乎都听不懂。幸好同去的女孩也是从石家庄刚到上海，于是我俩用普通话聊了一晚。父亲喝了许多啤酒，满脸通红，一直在笑，我第一次见他喝这么多酒，也好多年没见过他如此激动。有个叔叔家里有面包车，一路将我们分头送回家。回去的路上，父亲将头倚在靠背上，眼睛都睁不开了，却还没忘问我，念真，你觉得上海好不好呢？我说，当然好啊。他不再说话了，我扭过头，呼噜声从他嗓子里响亮地发出。

回到山东浮城，母亲的眼神和平常不太一样，将我们三人打量一番，当然停留在父亲脸上的时间更多。在父亲外出后她问我，你们在上海都见过什么人？我当即想到那次聚会，我说，他们一帮知青聚会，见到一些阿姨叔叔。她问，还记得名字吗？我说有个叫路小明，还有一个姓叶的阿姨。她接过来说，那路小明啊，生了三个闺女，为了让闺女回上海，她把6岁的二丫头硬生生送给上海一户人家，换回一对金镯子，心真硬哪，想回上海想得脑子都糊了。你不知道她以前看我们这些山东河南的女知青时，眼睛都长到脑门上了。姓叶的叫叶小曼，他们单独说话多吗？我想了一下说，不多。其实父亲他们那一桌人几乎都喝多了，个个手舞足蹈，还一起唱了首《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好像记得叶阿姨有一会子眼睛通红，还不停地用纸巾擦眼，我还记得她说过自己没有孩子，父亲低头不知对她说了些什么。不过我觉得这无关紧要，就没告诉母亲。

可那些疑惑我不得不说出来：为什么我爷爷总喊我奶奶老太婆呢？为什么奶奶从不和我们坐一桌吃饭？

她在穿衣镜前试父亲给买的新裙子、白皮鞋，左看右看，慢悠悠地说，不可否认，上海的东西的确好，看看这件衣服的款式面料就知道，我是不喜欢那些上海人。

母亲又转了两圈，脸上露出鄙夷神色，你当然不知道，你奶奶没到30岁就被他唤作老太婆了，她从来不敢跟他坐一桌吃饭，怕他怕得要死。10年前你4岁多，我们全家去上海探亲。你奶奶做完饭了却不和我们一桌吃，当时我就抗议，您要不过来我也不吃。他这才把你奶奶叫过来一起吃。母亲提到祖父从来就一个字，他。

我瞬间懵了，看起来威严儒雅的祖父竟然如此不尊重女性，同时对母亲升起一种崇敬感。我母亲就是从那时把我当闺蜜的，也许她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接下来，她跟我谈了一下午。我为这份信任激动了好几天，并将她讲的内容偷偷写进了日记。

在她和父亲从结婚到回城之间，卢玉敏跟唐炳太其实还有过两次战争，她当然是赢方，只是比起回城这样大的战争而言，中间两次的赢弱了许多而已。

我第一次长途旅行，是在4岁多时跟着他俩回上海探亲。母亲对上海的恐惧来自很多方面。我在那么小的年纪就爱上了河，趁大人稍不留意，就逃出他们的视线，一个人跑到河边，长时间看水看桥看往来的船只。南方小镇水多桥多，这么多的水汇成母亲的滔滔担心。她的担心有充足的理由，父亲上面曾有一个大他两岁的哥哥，6岁那年，顽皮的小哥哥在河边玩耍时溺亡。而父亲的大弟弟唐家骜，在云南插队期间，遭遇澜沧江支流山洪暴发，唐家26岁最壮实的男丁，顷刻间被卷入江水。

所以，当祖父提出要把顽劣的我留在上海，留在他身邊时，母亲坚决不肯。

再往前推，推到50年前，母腹内外虽然是两重天，但我毕竟已存在了。消息通过父亲传到唐炳太耳朵里，他为我起了名字“唐明珠”。这个名字遭到母亲的拒绝，他的“明珠”自然派不上用场，从此世上少了一个叫唐明珠的人。也许真因为少了“明珠”，我至今也没成为一个他期待中的上海女子。

上午跟一位在香港的作家朋友聊了会儿，他偶然看到我的一个电影剧本后，辗转通过数人才加上我微信。他说，你这笔名挺好，乍看分不出性别，我喜欢比较中性的名字。我说，还真不是笔名，是从出生就开始用的本名。他颇为惊讶地说，在我的印象中，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大陆女生名字里大多带红、梅、苹、艳等，你这名字很少见，我以为是笔名。我笑了，说这是我妈给起的名字，她是60年代去新疆支边的文学女青年。他说，你母亲那代人，有很多故事吧？我说，的确如此。

话虽如此，可我对写作父母辈的故事从来都不坚定，始终心存顾虑。于我而言，那些年代已很久远，于现在孩子，他们或许从没听说过“知青”这个词，更谈不上了解。那么，现在再去回溯写作五六十年前那代人的故事，还有意义吗？我感到自己难以做出确切的回答，也许任何一种回答都无法令自己满意。

这天晚上，我主动与陶翰墨联系：你和安东尼最近在研究什么？他很快就回过来：安东尼对上海上瘾了，在学校图书馆又借到几本犹太人在上海避难生活的图书资料。他在其中一本书上意外看到曾祖父奥列为的名字，奥列为1940年受聘于有基督教教会背景的沪江大学，即现在上海理工大学的前身，同时教授英文和西班牙文，1947年初携家人回国，带回去大量景德镇陶瓷和杭州丝绸布匹衣物。但在1948年，奥列为又回到上海，这次他只身一人，只说是应学校邀请回去一趟，并未详说事由。奥列为只在上海待了3个月便离开。安东尼对此极为好奇，因为在这以前他从不知曾祖父二次回上海之事，连他祖父都不知道。他一脸认真地问我，曾祖父第二次回上海究竟是为什么呢？我说这很平常，看不出什么奇特，你曾祖父回来或许是为了一个学术邀请。他说也许并非这么简单，说不定另有原因呢，不管怎样，我都要解开这个疑问，这对我理解曾祖父很重要。你看，安东尼就是这么执拗。

我思忖了一下，说，安东尼曾祖父或许真的另有原因。陶翰墨说，最近接连看了一些“二战”纪录片和书籍，感觉很震撼。我问他：假如你是一位电影导演，还会去拍有关“二战”的电影，或者是你外祖父他们的知青故事吗？他没有丝毫犹豫地说，会拍。我问，理由呢？他说，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代人只喜欢新潮玩意，对历史我们有探究欲。我又问：你觉得“二战”和知青题材还有意义吗？现在还有年轻人喜欢看吗？他说，怎么没有呢？举例说吧，我的许多同学对抗日战争的了解，是从看了《南京大屠杀》后开始的，现在还有人在研究张纯如，对欧洲“二战”的了解是从《敦刻尔克》《拯救大兵瑞恩》开始的。还有《平凡的世界》，让我们了解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和世情，那些青年们的彷徨与奋斗。假如没有这些电影和书籍、影像记录的存在，很多历史细节无从得到具体呈现，也无法令后来者对国家、民族和个体的疼痛欢欣感同身受。至于受众喜不喜欢，这要看导演或作家的写作手法是否不断创新，是否能打通代际障碍，让当代青年乐于接受，这和什么题材没有多大关系。

承认以往对00后们的认识有失片面偏颇，我对着手机使劲点点头，面露谦卑笑容，好像陶翰墨就在我对面。

6

30年前，我正在周边一座城市的师范大学里，消磨着我的20岁。那个多风的春天，某天，家里突然被一封来自上海的电报，搅起惊天浪涛。电报是祖父让我三叔去邮电局拍的，上面说，上海市政府出台政策，为在外地安家的上海知青每家安置一个子女回沪，解决户口和工作。毫无疑问，我们家读到电报最激动的那个人是父亲，也只能是父亲，他被兴奋冲到高高的浪涛顶尖，俯视着过往中所有不能如愿回到上海的那些至暗時刻，神志高涨，自信满盈，好像即将被选中的那个人，将代表他完成一个无上光荣的使命。

母亲说，这事重大，咱俩得先合计合计再做决定，无论是让念真还是映真回去，不仅要征求他俩的意见，还得分析利弊。

父亲终于从最初的激动中回到现实中来，点头道，有道理。

母亲先从弟弟开始分析：映真现在读高二，是最关键时期。以他目前的成绩，即使考不上北大清华，那也是响当当的名牌大学。

父亲说，我从不担心映真的成绩。那么念真呢？

母亲端起茶杯，不急不慌地喝了几口，说，念真读的是师范大学，这是铁定要分配工作的，是光荣的人民教师。上海能给安排到公办中学当教师吗？她的事情让她自己当家。

一个月后，我刚回家母亲就跟我说了情况。我说，谁不向往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啊，刚听说时也动心了。不过，我不想进工厂，否则这几年大学都白上了。再说，这政策最起码几年内都有效，看看毕业分配情况再定也不迟。

其实，我纠结去不去上海，除了不愿进工厂的因素，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正在热恋中，连母亲都被瞒住了。他是我师大的同学，恋爱谈两年了。明明他脸上长满青春痘，长得又瘦又小，可我把他当作白马王子，没办法，这就是爱情的魔力。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市直一所中学担任语文教师，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又过一年，唐映真也传出好消息，被人民大学录取。父亲脸上的光芒更鲜亮，而母亲的笑容里更多的是骄傲，是对自己家庭教育圆满成果的自足，是承诺她在新疆就说过的那句“我就不信不去上海，我俩孩子就成不了材”的胜利姿势。

这样，我和弟弟都没说出一句话，却都做出了至少几年内不回上海的决定，这可惹得祖父再次大发脾气，向父亲发难。他拍过几次电报，指责父亲目光短浅，不让我和弟弟回上海绝对是个错误，他再次抛出以前说过的话：你让子女也放弃回上海的资格，太让我失望了。父亲跟他解释几次都没用，后来索性不接电话不回信。

祖父还直接给我写信，说上海是如何如何适合女性生活，在吃穿用度方面如何优越，没有一个省能与之相比，你没理由放弃。赶紧把工作扔了，到上海来，工厂里都安排宿舍。不愿住宿舍的话，放心，家里有你住的地方。祖父以为山东还穷得缺衣少食呢，而我想到他家总共不到50平方米的房子就头晕。我承认上海适合女性，承认这个城市不可估量的优越和价值，可我的需求不高，一份喜爱的工作，一个可心的爱人，能常伴父母身边，足也。上海那些繁华和我这个渺小的人有多大关系呢，我那有限的想象空间里滋生不出太多东西。

我客气地给祖父回了封信，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决定。我以为他还会继续劝我回去，可他没再写信来，不知是不是想到在写信一事上曾输给我母亲，因而自尊被挫住了？而这次，他无疑又输了。

四年后，我和那个曾扬言要为我跳河的男生，还是分开了，死于七年之痒。父亲委婉地提醒我，可去上海换种心情换种生活，我说过段时间再说吧。其实我不是没动过心，不是没犹豫过，只是我觉得自己太普通了，到了上海怕是连针尖之水都不是。这时恰逢市电视台招两名文字编辑，我决心挑战一番，甚至做好心理准备，假如考不上，就趁暑假去上海适应一段时间。

凭着平日里在报刊上发表些文章的基础，加上积极备考，我竟然在几百个报名者中脱颖而出，被电视台选中。母亲比我还兴奋。前段时间跟相恋7年的男友分手，着实让她沮丧了一阵子。

我进了让人羡慕的电视台做编辑，弟弟从人民大学本科毕业后被保送本校读研。年过五十，母亲尽管每日忙碌小吃店的生意，皮肤却依然白皙细腻，我敢说比上海叶小曼阿姨的皮肤都好。20世纪90年代中期，她和我爸的工厂效益不好，双双提前离岗。母亲立即想到开小吃店，投资不多，每天都有收益，只要把食品卫生和质量做好，加上服务热情周到，不愁没顾客。她果然做到了，顾客盈门，生意越来越旺，雇了两个下岗女工在店里忙活，几乎不用我父亲伸手。父亲有心去帮帮忙，总被她挥手赶走：你去钓钓鱼、玩玩牌、看看报，实在闲得没事，就把家里卫生搞好就行。对待父亲，母亲总有她的主见，她厌烦男人一身油腻一嘴油滑，男人也需要富养，倒不是整天让他穿名牌，而是要养出斯文气，这是当家人的风度，是家的面子。

没过几天，我接到祖父的电话，这时家里都装上了电话座机。他听说我已和男友分手，问我有何打算，为什么不回上海。心里怪父亲多事，我说，我去了能干啥？工厂都要倒闭破产了，我要刚进厂子就下岗失业了怎么办？他说，你就是在上海干临时工都比在山东强，知青子女在上海干临时工的可多了。

听到他这句话我差点笑喷，强忍住心里的不悦：您还以为山东现在吃不饱饭吗？我考进电视台您知道有多难吗？几百人录取一个，我喜欢现在的编辑工作，不想去干什么临时工。

他换了种语气说，要是以后不喜欢了，你还可以回上海。这时候的祖父完全是个絮絮叨叨、啰里吧嗦的老人，如果要深究，只有一个原因，他确实老了，我又是他唯一的孙女。母亲说，他只宠溺女孩。那么，假如我去了上海，他会像宠溺姑姑一样宠溺我吗？有这可能。可那会不会是对母亲的一种背叛呢？这念头一闪而过。

半年后，因为工作关系，我认识了律师陶秀山，谈了一年恋爱后结婚。去上海的事儿在我这里就被画上句号。弟弟研究生毕业，被他女朋友拉去了合肥工作定居，也将去上海的事画上休止符。对此，父亲即使有遗憾，也仅留在心里，他对现在的家庭状况没理由不满意。他依然每隔几年回上海探亲一次，由于我们都忙，基本都是他自己来来去去，从上海带回各式羊毛衫、连衣裙。母亲依然乐意享受上海的衣物，可嘴里仍经常冒出她已说了很多遍的话：我只是不喜欢那些上海人，我就不信我俩孩子不去上海，就成不了材。

虽然没回上海，我有时还是经常设想一番，假若当年依祖父所愿去了上海，我会过着怎样的生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上海女人吗？但真正上海女人的特质又是什么呢？也许有一种可能，我只能成为自己，但却和上海没什么关系。就如陶翰墨之成为自己，和我们家几代人的喜好厌恶都无关。

7

映真在母亲去世周年的前一天，回到浮城。临近年关，寒潮突降，墓园里的松柏褪去几个月前的苍翠，鸟儿们声音寥落，天空阴沉，随时能拧出冬雨的样子。

弟弟无言垂泪，嘴唇微微颤抖，他想说什么我或许能猜得到。他终于忍不住了：姐，咱妈的病，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结下的？命运对她太不公平了。我说，没猜错的话是从奶奶到咱家后。说完我心里隐隐作痛，要说我没怨恨过一些什么那是假的，可我到底恨什么呢，真要厘清并不容易。

他叹息一声。映真的脾气性格遗传自父亲，特别是叹息时的声音和表情极像，却跟母亲感情更亲近。他对母亲跟上海家族的斗争知道不多，起码不如我清楚。他佩服母亲的勤勉耐劳，对父亲老年的无所事事颇有微词。特别是母亲患病后，他认为问题根源出在父亲身上，假如父亲能多承担一些家庭重担，别让母亲过于劳累，假如及时带她治疗，也不至于后来发展到严重地步。

我说，别这么看待父亲，你并不真正了解他。其实我又何尝没有对父亲生出过怨尤？只是随着他生病去世，怨尤早已消散，只将疼惜和隐痛沉在心底。

回到家，我对映真说，咱妈也过完周年了，这房子归你，你要是想卖掉，我找个房产中介给你先挂上，办过户手续时你再回来。

他两手抱着茶杯，没接话茬，过了一会儿，声音低沉地说，房子能不卖吗？给我留个念想，姐不希望我回来时连个家都没有吧？

我心里瞬间又掀起波涛，环顾了下这套复式房子，喃喃自语：这房子是咱妈的心血，谁舍得卖掉呢。

当初买下这套200平方米的复式房，我母亲付出了所有的心血和气力。她和父亲在双双离岗的日子里，每个月领着微薄的工资，既要供养弟弟上大学，还要满足我父亲孝敬双亲的愿望。母亲在艰难之际，生出开小吃店的主意。最初几年，她一个人在店里从凌晨5点忙到晚上9点，父亲也只是去帮帮手。后来生意旺了，她招到两个员工，才轻松一些。有时见她累成一只狗，我就劝她别干了，她朝我瞪着通红的眼睛说，不开店怎么过下去？你弟弟还上大学吗？他以后咋娶媳妇咋买房？我无法劝阻母亲不开店，只能眼睁睁看她继续累成一只狗。她转而劝导我：你要知道，人没有累死的，等有一天你们住上漂亮大房子，才会明白我辛苦的价值。

五年后，果然，她买下浮城东环一带的一套复式大房，上下两层200平方米，赠送楼顶一个超大露台。她带我和父亲去看房，父亲一脸惊讶道，这房子也太大了吧。母亲瞥了他一眼，慢条斯理地说，大了住得才舒服，上海那些鸽子笼啊，没法待。母亲从来不吝惜自己对上海人住房的讽刺。而我则在脑子里幻化出一幅幅装修后的美丽图景。

一年后，我们被装修后的欧式新房着实惊艳住，我和弟弟在楼上各有一个大房间，有大气漂亮的卫浴室，平日里弟弟上学不在家，整个楼上就我一人独享。我喜欢光脚从北面的侧门走上露台，母亲装置了数个大花架、休闲桌椅、秋千，一年四季露台上鲜花不断。即便母亲从没明说她给我们买这套大房子的用意，可“乐不思蜀”的寓意明显就摆在这里，还用说出口吗？

搬进新家不到两年，几个生疏的身影、几个讲上海话的人打破了家里的平静。起因是祖母被祖父养的狗绊倒，摔坏了左侧股骨头，而她的身体状况无法再做手术，被宣告瘫痪。我祖父一只眼失明，没办法照顾老太婆，我后来猜测是他放弃了对她的照顾。在上海的姑姑和三叔各有各的理由，一个自称得了抑郁症，一个下岗后在私营企业打工忙生计。至于这是祖父的个人意见，还是他们不约而同的想法，不得而知。他们先给父亲打了个很长的电话，相当于发预告，父亲听说后难过得一夜没睡。第二个电话他们直接搬出祖父的意见：身为长子，长期未在父母身边尽孝，现在家里有难，得尽义务照顾老人。父亲无法在电话里拒绝，也没有明确应承下来。这件事他做不了主，得跟我母亲商量。

他的纠结和矛盾不难想象，憋了两天，终究还是惴惴不安地跟母亲说了，没想到母亲竟爽快地答应下来：他们说的也没错，谁都是娘生的，不孝是大过。咱家房子大，你现在闲着也没事，就尽尽孝心伺候几年吧。

父亲长出一口气，拉住母亲的手说，还是你最理解我，否则我真不知怎么面对上海家人。

母亲说，呆子，我是为你，并且只是为你考虑啊。你把东面那个小房间收拾一下，安张小床，他们愿哪天送来都行。

连我都猜测母亲何以如此大度，直到姑姑和三叔用轮椅推着奶奶走进我家，露出他们羡慕又迷惑的表情时，我才猜到几分，后来证明我的猜测有偏差。母亲的态度不卑不亢，既不过分热情，又不至冷淡。面对他们为这复式房子发出的惊奇和询问，她只淡淡说了句，我开餐馆赚钱买的，在我们这，比这更大的房子多的是，不值钱，不比你们上海，房子金贵金贵的。我姑姑和三叔矜持地笑笑，又摇头，不知他们的笑和摇头到底什么意思。他们只在这过了两天，就带着我母亲送的大包小包礼品回去了，说是上海的一大摊子事离不开。

可我始终没看出姑姑有抑郁症的迹象，我妈冷笑两声说，他们兄妹几人中，你姑最精，你爸最厚道，你二叔最有个性，可惜年纪轻轻被卷入大江，你三叔最滑最赖。我问，三叔怎么最赖呢？她说，当时他为了回城，把黑龙江的工作一扔了之，回上海后好几年没找正经工作，干临时工最长干半年，有时一两个月，大多数时候啃他老爹的那点退休金。你祖父看见他就气不打一处来，骂了多次都没用。也不知他怎么混上的媳妇，他那一对双胞胎儿子，可千万别遗传到他那副德行。

我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这姐弟俩一个精一个滑，母亲跟他们打交道可不是件好事。果然，没多久就显露端倪，原先说好的我祖父每个月拿出500塊钱用于祖母生活费，三叔只寄了两个月就见不到钱了，我父亲忍了又忍没吭声，倒是他在电话里大言不惭主动说，哥，我现在太困难了，咱爸给的钱我给你小侄子交幼儿园费用了。你家经济这么好，也不差这几个小钱。等我手头宽裕了，再给你寄过去。父亲还得替他这个弟弟解围：生活费事小，孩子上学要紧。我看了下母亲，她满脸不屑和不在乎。直到祖母去世，三叔都没再寄钱来。

身体不再疼痛的祖母，按说进入一个和缓的恢复期。天气好时，父亲把她抱上轮椅，出去晒晒太阳看看风景。可仅出去几次她就不愿外出，说山东的风里沙子多，太阳猛烈，让她不舒服。说我们浮城的河太少，也看不到桥，没啥好看的。说这里人太多，讲的话都听不懂，她就像个聋子一样。总之，这里处处不如上海好，不如上海舒服，她宁愿天天躺在自己的小床上。

刚开始髋骨疼痛时，给做什么饭她都能吃，并且吃得一口不剩。腿不疼了，她的其他问题逐一暴露。今天给她蒸了又白又软的发面馒头，她要吃米饭。明天再给她蒸米饭，她说要吃最细的龙须面。给她煮了腿子骨汤补钙，她又说不喝汤，吃糖醋小排骨。她越来越挑剔，并且只讓我父亲给她端茶倒饭，别人只要一靠近，她就瞪大眼睛，警惕地看向对方。父亲的耐心似乎也越来越少。母亲问他，你妈原来也这样？父亲摇头说，不是啊，以前可随和了，我们说什么是什么。母亲劝道，人老了是会变的。

没多久，祖母用实际行动让父亲感到了害怕和羞耻。她眼睛老花厉害，父亲给她买来进口眼药水，挤了几滴都没点进眼里，他对我母亲说，你来吧。我妈接过药瓶，一手撑开她的眼皮，刚贴近她身体，祖母嗅到了女人的气息，突然大叫起来：卢玉敏，你想害我，我知道你早就想害我了，把你的手拿开。我母亲突然间被吓了一跳，身体一颤，后退两步说，我害你干啥，你有什么值得我害的？说完把药瓶塞进我父亲手里，离开小屋。父亲恼怒地说，眼药水是我买的，我一直站边上看着，你这把老骨头值得别人害你吗？

随后发生的一幕幕我们谁都想不到，祖母逐步释放升级她的把戏，现在想来说把戏也不对，那就是她有病的表现。

有时，邻居来家里问母亲借点东西，在客厅正聊着天，祖母听到了陌生的声音，突然爆发，还是那些她说了多遍的话：卢玉敏，我的腿被你害残了，赶紧送我去上海。邻居吓得不轻，不知所措地看看母亲，刚好父亲进家，跟人家解释了一通：我妈脑子有问题，精神有病。她在上海摔断了腿，天天躺床上，脑子病得就更厉害了。邻居连连点头说，伺候病人不容易啊。

国庆节时，母亲的两个朋友来家里玩，祖母再次歇斯底里地发作。面对朋友的狐疑，母亲没做任何解释。父亲快步到祖母屋里，小声把她训了一顿，出来再跟那两个朋友解释。母亲始终没发一言，只默默地坐着流眼泪。

没多久，一生好强的母亲抑郁了，开始时对一切都提不起精神，白天像一只蔫菜瓜，夜里常整夜失眠，情绪变得异常躁烈。当祖母再向她发作时，母亲毫不顾忌地跟她针锋相对：你老惦记我害你，能说出来我为啥害你吗？有本事你爬起来，去跟上海打电话啊，让你金贵的女儿和小儿子把你接走，我做梦都想看着你离开我家。

大概母亲恶狠狠的眼神震慑住了祖母，她顿时软下来，避开母亲的眼睛，嘴里不知嘟囔着什么，把身子连头都蒙在了被子里。母亲拨通上海的电话，逼着父亲说话。父亲对着话筒说，咱妈把我们都快折磨疯了，她天天吵着要回上海，要不你们把她接回去吧。

三叔却满不在乎地说，咱妈怎么经得起来回折腾呢？你和嫂子就忍忍呗，跟一个脑子有病的老太婆计较什么呢，她说她的，你们别理就是了。

父亲顿时说不出话，一脸懊恼无奈。

在我家待了一年半，祖母在一个夜里咽气，临终前的几天她安静极了，蜷在被子里像一只无神无力的老猫。父亲握着她的手腕说，脉搏不动了。母亲呆呆地看了一会儿，说，她饶过了我们，再折腾两年，我得死她前头。

发丧那天，祖父没来，我听到他在电话里煞有介事地指挥父亲：丧事的场面要办得大一些，别让别人小瞧了唐家。姑姑和三叔来了，阴沉着脸，不像是为他们的母亲悲哀，更像是来跟我们吵架。母亲披麻戴孝，扑倒在棺材上，哭得声嘶力竭，惊天憾地，谁都拉不住，哭得差点晕过去，倒显得父亲过于平静，祖母离世于他未必不是解脱。我知道母亲为何而哭，她在哭这一生和上海家族的各种斗争，她在哭自己几十年的憋屈，她在哭她自己。哭吧，如果可以从此破除心中壁垒，那就尽情地宣泄吧。

事实上，丧事过后，母亲嗓子失声数天，而后就大病一场，昏迷多天，血压血糖低得吓人，多种病兆齐发，奇怪的是竟没查出病因。幸遇一位良医，将病源直追到母亲生弟弟时那次大出血，原来，母亲是在对自己身体的巨大亏欠中，长期负重操劳所致。出院后，征得她同意，我们将小店转让出去，让她在家休养身心。几个月后，身体见好，她的精神状态却急转直下。就在短短几个月间，仿佛祖母已将自己身上的戾气、神经质都传给了母亲。看着她时而呆滞厌倦的眼神，时而疑神疑鬼的表情，我悲哀地承认，母亲已经是个抑郁的老人，那个活泼好强、不认输不怕累、每天活得兴冲冲的卢玉敏，一去不复返了。

8

映真当天下午乘高铁返回，两个小时到合肥。他去年要了个二宝，在家里单位都忙成一只陀螺。目送映真进站，如果不是身高接近一米八，现在的映真大概会被我认作中年时的父亲。只是他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而父亲一生加起来都没有他十分之一的幸运。

发动汽车时，微信上来了几条信息。我把车开到车站附近的一个公园边上停下，划开手机，是陶翰墨的：没想到，安东尼这么快找到一个上海女友，我给他俩偷拍了张照片，其实也不是偷拍，是抓拍。知道安东尼靠什么俘获上海女孩的芳心吗？他用一首粤语歌《上海滩》，就是叶丽仪原唱那首，我以前经常听见你哼唱的。我觉得他俩挺和谐，发给你看看。

点开照片，应该是在港大校园里，建筑气派壮观，一个高大俊朗的外国男生，侧脸看着几米外一个东方面孔的女生，笑得一副心醉样子，女孩儿竟有几分似钟楚红，而钟楚红又是我喜欢的香港女星。我对着照片也看醉了，年轻真好。当然，我更希望看到儿子和他真心相爱的女孩儿在一起的样子。

陶翰墨又说，上次说到安东尼对曾祖父二次来上海原因存疑，通过向家中多位长辈询问，他基本探明情况：曾祖父奥列为1948年再次来上海，不是应邀前来，而是主动回来。当年同一只大船来上海避难的犹太人，在抗战结束后，部分人于1947年开始陆续回欧洲，部分人辗转去了美国，还有一部分人哪也没去，而是选择留在了上海。留在上海的犹太人中就有奥列为的朋友。1948年初，刚回到欧洲才一年多，奥列为就不可遏制地思念上海，遂给江沪大学教务处同事发了一封信，表达自己想回去访问讲学的意愿，问能否由校方出具一封邀请函。基于奥列为教授之前的风范和卓越的教学成果，校方欣然应允，向他发出邀请。重返黄浦江畔，奥列为难掩激动心情。在讲学之余，他密切关注时局，和一些老友深入交谈，这才是他回沪的主要原因。奥列为一生痛恨战争，恐惧战争，本以为随着“二战”结束，世界可以消停和平了，但中国那时的时局纷纭复杂，云遮雾罩，令他看不透彻，他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太多了解，更不知道战争何时能完全结束。纠结了几个月，他做出等时局明朗之后再来上海长久定居的决定。只可惜回奥地利不到一年，奥列为不幸染上重病，一年后英年早逝，年仅49岁。临终前，他曾将真实想法和遗憾，告诉自己的侄子和长子，安东尼祖父是他幼子，年龄尚小，自然无法得知。时间如黄沙层层漫上来，掩盖了许多历史，这段往事也逐渐被家族尘封淡忘。直到安东尼长到18岁，出于对远东神秘古国的向往而探究往事，家族在上海生活数年的旧事，才又重新被揭开一角。

我告诉他，所有关于安东尼家族的信息中，这一段内容最让我感兴趣。

他回道，这不奇怪，因为你是剧作家嘛。你那个有关家族故事的剧本写得怎样了？

我说，没有想象中顺利。不过，听到你讲奥列为的故事，我突然被启发了，是否可以把安东尼家族在上海的故事这条副线融进剧本呢？

他捂嘴偷笑，说了句，我就知道你会想到这一点，等你的剧本拍电视剧时，考虑给我安排个角色。然后就不见影了。

放下手机，我哼了一声：翰墨陶，你以为自己是神吗？

其实我知道，他在意的是我这个剧本里的家族故事。

祖母死后第二年秋天，祖父在上海去世。父亲火速买车票，母亲身体不好，弟弟跟领导在国外考察，我怀着7个月身孕。他一人返沪奔丧，一周后回来了，臂膀上多出一个带“孝”字的黑袖章，脸色有些疲惫。

祖父有一张最钟爱的椅子，退休后无事可做又不喜到处闲逛，一天中的多数时间他都在这张躺椅上看书。他不喜欢和街巷里的市井之人一起打牌、聊大天，因为他自认非市井之人。他太爱那张躺椅，以致有时夜间也不愿离开。一个夜晚，他不知睡了多久，直到次日早晨，三叔唤他吃早饭无人应答，才知他永远睡着了，一卷书覆盖在胸前。

家中抽屉里还有他一张照片，身材瘦高，脸瘦长，表情阴郁，好像他总是费力思考着什么，或有太多让他不耐烦的事羁绊着他。顺着这张脸，我可以不太费劲地走进他的青年时期。因有较好的家塾底子，又读到些进步刊物，不到18岁他跑去上海。他的父亲唐老太爷能文善武，早年在义和团里做过小队长。运动失败后为躲避八国联军追杀，一路南逃，在江苏沛县落下脚，被一乡绅看中，将女儿许配给他，从此边务农边收徒教拳。

在上海他喜欢上一个女人，两厢情浓，过起小日子。对老家父母之命定下的亲事，他一拖再拖，惹得在义和团做过小队长的老太爷动了真怒。他谁都不怕，除了他爹。唐老太爷不愿在乡人中留下话柄，亲自把媳妇给他送到上海，强行驱走那个女人。

中年的他喜欢高谈阔论，尤喜谈论政治，是四个孩子的父亲，心高气傲却最终只落得一份警卫的营生。也许不得志的原因，性格越发暴躁。20世纪60年代，他主动将三个儿子送往祖国的西北、东北、西南边疆。

老年，他有了足够充裕的时间读书，又购买了大量历史典籍。82岁，他在一个比较恰当的年龄，将世上最安详诗意、最令人羡妒的辞别揽入心怀。几十年中，我经历了无数人的辞别，都不及他离去时那般儒雅与熨帖，我从没见过比他的死亡更诗意的离去方式。

我以为，听闻他的死法，母亲会惊讶地一遍遍反问：你说这怎么可能呢？可她没有。她曾坚决认定他的暴戾和冷漠，到了晚年，却闭口不提他们之间的战争，反倒常念叨祖父给寄到新疆的上海宝石花手表如何如何耐用，羊毛围巾如何柔软保暖，他一箱箱寄过去的麦乳精、鱼肝油，让我小时候比别的孩子都长得强壮。

在那个特殊时代，他从上海放逐了我父亲，却遭到我和儿子这后两代的放逐，只有父亲，始终对上海心心念念。我曾经犹豫过、纠结过，也不乏惋惜，儿子却丝毫不曾留恋，就舍弃了同济大学，申请到香港的名校。

最出人意料的是，父亲在自己生命最后18年中，一次没回去过。祖父去世一年之际，他去上海怀旧拜祭，到了家门口竟然找不到家了，急得他来回转了好多圈。工地上一派忙碌，拆迁即将结束，新的楼房将在这里建起。他一度以为自己迷路走错了地方，又似走在梦中，诚惶诚恐联系上三叔，三叔轻描淡写地说，咱爸去世没多久就拆了，觉得也不是多大事就没跟你说。

他紧张起来说话会结巴，这次结巴更厉害：这，这怎么，怎么能说是小事呢？你们，竟没一个人对我提过，这简直……他说不下了，只觉得一阵心慌气闷。晚上，父亲跟姑姑、三叔吃了顿饭，一顿摊牌饭，也是散伙饭，是他们三人有生之年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

姑姑说，老大，别怪我多事，是我做主将拆迁赔偿款都给老三买房了，他至今还住在老岳父家。你住着200平方米的复式房子，反正又不回上海定居了，能忍心看着弟弟连50平方米都买不起吗？

父亲沉默半晌，连头也没抬，说，你们既然都定完了，不存在我有没有意见，也没有我说话的份。我尊重你们的决定，可你们尊重过我这个唐家大哥吗？你们给我说一句，难道我会跟你们争拆迁款吗？

三叔解释说，哥，没那意思，当时时间挺紧，没来得及给你说。

父亲端起茶杯一口喝尽，站起身说，你们的话都有道理，我没事，就是有点累了。

他在一家小旅馆待了一夜，倒有半夜無眠。第二天早晨他去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给我和母亲每人挑了一条裙子。坐在返程火车上，他把自己好好安慰了一通，脸上带着一副轻松表情进了家。

母亲为此再次脾气大发，她说，老家房子拆迁怎么是小事？他们拿你当大哥吗？你还算是唐家儿子吗？我们不贪图那点拆迁款，可这事总得跟你打个招呼说声吧。

在父亲心中，老家的房子尽管只有四五十平方米，却是他在上海的根，如今，上海和他的最后一点牵连都消失了，他的郁结心情能向谁诉？听到母亲叨唠，他的心情更加烦躁：你唠叨什么，没完没了，让我心烦。你不就是觉得拆迁款没分给我吗？老三都四五十了，至今没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我爸最后几年不都是他在照顾？你就不能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

母亲猛地愣住了，数十年中，父亲从没这样对待过她，她也从没遭到这样的曲解。片刻之间，万般情绪顿时翻江倒海，汪洋恣肆，大有将他们两人淹没之势。她跳起来指着我爸喊道：唐家葆，你就是个窝囊废，人家早把你开除家籍了，你还念念不忘你的上海。以后别让我听到你说想家，上海哪还有你的家，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只要我活一天，你就别想回去一次。

别看我父亲平时老实顺从，可真要发起火来，那真是雷王爷下凡，不同凡响。他从厨房找出一根铁棍，砰砰砰砸向电视机。看似坚硬的电视机，在他的一顿猛力下，开始扭曲变形，屏幕哗啦破碎。他终于发泄完，扔下铁棍，露出胜利挑衅的表情，眼睛红得像两只灯笼，对我妈突然大笑起来：卢玉敏，你说得对，上海和我早没一毛钱关系了。放心，我要是再提回上海，就让我变成铁棍下的这台电视机，到时你亲自砸。

母亲被这阵势吓坏了，目瞪口呆，看着他甩手而去，直到看不见他的身影了，才想起来继续骂他，唐家葆，你这个混蛋，这是用我的钱买的电视机，你赔我！

我妈哭了两天，我知道后很不客气地把父亲批了一顿：我妈是不是贪财吝啬的人，你难道不知道？你还嫌她病情不够重吗？姑姑和三叔的行为在我看来的确不地道，你起码要有知情权。无论如何，你都需要向她道歉。

父亲低着头，半天没吭声，然后反问我一句：连你也以为我是针对你妈？

第二天我回家，发现客厅墙上有了一架崭新的电视机，比原来的大且薄。两人说话，一如往常。我就说嘛，我的母亲卢玉敏从来就不是小气之人。

父亲后来果然绝口不提上海，即使到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当我提出带他回去看看时，他也总是摇头。如此，是图一份清静，也许心境早已不悲自凉。

9

在陶翰墨的学业选择上，陶秀山和我分歧很大，他极力劝说儿子保送同济大学，而我和儿子站在一起，支持他的选择。直到香港大学录取通知拿到手，陶秀山才消停下来，不再对我凶和吼。

到8月下旬，我说，我们送你到虹桥机场吧，再远就送不了了。陶翰墨说，你们可在上海或周边玩几天。下了高铁，他就去机场，几个小时后乘飞机去了深圳，再转香港。我们在上海只待了两天，没跟那些亲戚们联系。我把拍的照片发给儿子，他说，平心而论，上海的确很有魅力。

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我和陶秀山去了外滩。初秋晚风清凉，江水冲击岸边，发出哗哗低语。摩天高楼林立，华灯溢彩，穿梭的人影在这里尤显匆忙渺小。我曾在好几篇文章、剧本中写到这个场景，女主角在江边吹着江风，听着钟鸣，要么投入这个城市，要么决绝地离开。现在我是自己剧本中的女主角吗？只是我既不会投入，也不会决绝离开。我只是这里的一个过客，短暂停留，理性离开。我跟这座城，甚至不如母亲跟它的情感更浓烈更黏稠更分明。家族几代人和这城市的情结，就像黄浦江上的风，因时因季因风向因冷暖，时而温柔，时而清冷，时而迅猛，时而凛冽。而我此时感受到的则是一江浩荡之风，劲烈湿润，节奏分明，有前奏，有呼应，有回声。

我想跟人说说此刻的心情，跟父亲，跟母亲，还有祖父。又一阵风浩浩荡荡刮过来，眼前呛得一片迷蒙。来不及细细思量，长发飞起，双目闭上，有夜色做掩护，眼睛泪湿又有何妨。什么都不能说，我想说的一切都在江风里了。什么都不用說，一切都被江风裹挟着飞远了。家族里那些翻来覆去的争斗、无法消解的怨尤，曾长期顽固地盘踞在我的记忆中，怪异的是，此刻，我感觉它们竟那么遥远淡薄，在浩荡江风中，它们不堪一击，远走高飞。

身边老陶拍拍我的肩膀，说了句，风太大，该回去了。轻轻一句，惊醒梦中客。

到上海没跟那些亲戚联系，不代表没有联系。其实早在4月末，因为众所周知的上海疫情，我嘴上不说心里焦急，决心放下多年前的隔阂。手机拿起又放下，三番五次，打通了久无音信的三叔的电话，说不担心那是假的。加上了两个双胞胎堂弟的微信，得知他们生活上没问题，我也放下心来。通过堂弟又加上姑姑家两个表妹的微信，自此便有了微信来往。堂弟唐旭建了一个亲友群，方便兄弟姐妹们联络，我那一辈算上各自伴侣，有十几个人。我征求陶翰墨意见，问他想不想进这个群，他想都没想就说，你拉我进去，那些表姨表舅表妹表弟们，也让我认识一下呗。结果，我堂弟表妹们也把自己孩子拉进群，群里顿时增加到了20人。长辈们争先给小辈发红包，平辈间也接龙互发，那些红包雨漫天飞下，飞了足足有两天。

10

春节前，尽管对新冠疫情防范严格，可在周边人十之八九都感染了的大环境下，我和陶秀山还是猝不及防地先后感染，等到身体基本恢复，已是半个月后。陶翰墨假期没回来，和安东尼去了深圳过春节。我每天询问他的情况，他一直说自己没事。听说我俩都康复，他才说出实情，原来在元旦前他和安东尼都被感染了，在房间自行隔离了几天。

我责怪道，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他说，说了怕你们担心嘛，吃几片药，休息几天就没事了，所以身边同学并没有慌张。

3月2日早晨7点，放在床头的手机突然急促响起，是上海双胞胎堂弟中的哥哥。这么早，我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接通后，没有任何寒暄，他第一句话就是：姐，我爸凌晨5点去世，咱父辈都没了，你是长姐，请你来沪参加丧礼行吗？上了高铁，把车次发给我，我弟弟去车站接你。

放下手机，我对陶秀山说，最后一位长辈三叔去世，我得回上海奔丧。陶秀山正在刷牙，满嘴牙膏泡沫，声音含混地问，订什么时间的票？我说，尽量早，我收拾行李箱。他看看车次，说，有趟11点半的，行吗？我说就它吧，然后赶紧往行李箱里装衣服。他一声不响地从壁橱里掏出一只大点的行李箱，放到我面前，带这只大的，买了两张票，我陪你去。心头一热，我脱口而出：老公真好。他没抬头，一边收拾自己的衣物，一边说，不是只有现在好吧？我捂嘴笑了。

4个小时，车到安亭北站，中午在高铁上简单吃了个盒饭。堂弟已提前到达等候。他遗传了唐家人都比较瘦的特点，皮肤白皙，现在嘉定区城管局工作，哥哥唐旭做电子商务，生意不错。路上的话题一直是关于三叔的病和去世。三叔前些年做过喉部肿瘤手术，此后就病恹恹的。元旦前感染新冠病毒，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回来后一直精气神不振。2月份天气骤热骤冷，病情加重，家人赶紧把他送医院，最后还是没挺过来。

三叔家在5楼，大门敞开，一屋子人，不是穿白衣就是黑衣。我一一和他们见过面，这一代的上海人普通话都讲得很好，沟通起来没有任何障碍。我和老陶面朝三叔的大幅遗像鞠了三个躬，按习俗以陶秀山的名义上了3000元丧礼。兄弟俩推辞不肯收，说你们能来就很好了。我说，入乡随俗，我是出嫁的姑娘，这礼是以你姐夫名义上的。

在客厅围坐下来，由唐旭讲丧事的流程，丧仪明天上午10点半在殡仪馆举行，本着从简治丧原则，告别仪式是个重点，之后亲属们护送骨灰盒去墓地安葬。这和山东现在的形式都差不多。我想起祖母去世时母亲披麻戴孝声嘶力竭的情形，想起吹鼓手排了好长队铆足了劲一路不停的喧闹声，头皮就发麻。幸而现在的办丧都简化许多，环顾周围几个妹妹弟弟，包括孩子们，基本都是一身黑衣，胸前别一朵白色小花，脚上一双白色运动鞋而已。双胞胎堂弟沉着冷静，再加上两个妹妹女婿也都事业有成，在嘉定朋友众多，所以诸事有条不紊进行，并不显忙乱。

我和陶秀山被唐庚送到附近的酒店歇息，6点他来接我们去吃晚餐。这会儿我是真觉得累了，躺到床上很快就睡着，这么短时间内竟然还做了个梦，梦见14岁时父亲带我和弟弟在河边玩耍，小河悠悠流淌，我呆呆地看河上小船穿行，有种欢快缓慢的氛围在梦中徜徉。几声短信铃响，在梦与醒的边缘地带，心被一股忧伤惆怅攫住，然后就醒了。

晚餐是在一个酒店包间，一大桌十几口人，菜品十分丰盛，除了孩子们，大家都没怎么吃，又把明天的程序梳理了一下，怀旧了一会儿，回到酒店时已经8点半。

陶秀山问，还出去走走吗？我懒懒地说，到处灯红酒绿，有啥区别？不出去了。是呢，这是繁华的城区，并非父亲的老家南翔小镇。如果是在南翔，老陶不说我也要拉他到河边转上一大圈。心里动了几下，给陶翰墨发微信：现在嘉定酒店房间，你三爷爷去世，我和你爸过来奔丧。

10分钟后，陶翰墨回信：两边重新走动起来很好啊，起码你堂弟挺尊重你，过去的那些旧事和不快，就随着那个时代老人的离世随风而逝吧。我嗔怪道：你还知道什么啊？他倒是不以为意，故作老成地说，不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吗？没什么不好意思。哪个家庭的故事呀，都能写成一部市井小说。

陶翰墨毫不费力就跨越了家族的恩怨纠葛，将那些过往看得云淡风轻。他对我表妹的儿子极尽耐心，指导他表弟如何申请香港的大学，如果不是表妹发微信感谢，我还不知道呢。

这让我有点意外又困惑，这代孩子从出生就比我们轻松得多，自在得多，我们父辈的艰难和重负在他们那根本不存在，我们的纠结和怀疑在他们看来竟然是小题大做。我母亲和上海家族的几十年斗争，陶翰墨能理解吗？能理解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充满局限但也不乏机智勇敢的人生吗？能理解我祖父和父亲对上海偏执的爱吗？我甚至担心，正在写作的和家族有关的剧本，会不会让他嗤之一笑或满脸不屑。那么，这些孩子还需要历史吗？会认同历史的厚重感和命运的荒诞感，是后人必须正视和接纳的吗？

恍惚间，他又发来微信：回溯过往也可以重塑历史，如果换作我，会去外祖父出生长大的地方做一次寻根之旅。与其沉溺怨尤，不如用行动去化解心中块垒，重新发现每个时代的独特和价值。安东尼现在对上海的了解比我还多，他竟然还有一个奇想，希望找到当年和他祖父在一张照片上出现的两个中国小朋友，如果他们还在世，大概83岁。我真是服了安东尼了。

就是这句话击中了我内心的痒和痛，让我开始佩服这代孩子，他仅用两句话就轻松释放了时代附加在人身上的沉重感，用轻盈一跃，跨过数十年纠葛风波，而这恰恰是我母亲辈、祖父辈甚至是我和陶秀山辈都没能完成的。于是我快速做出一个计划，等明天安葬完三叔，我和老陶就坐车前往南翔。

三叔穿着宽大的寿衣躺在灵台上，等候家人们的瞻仰和告别。经过入殓师的化妆后，他面色白皙红润，比临终前不知年轻了多少岁。我这几十年与他见面不过区区数次，早已记不清他从前的样子。对他并没感到特别悲哀，却还是静静地垂泪，为那些曾经窘迫不堪的年月和往事。按我母亲的说法，他懒惰狡猾了一世，所幸两个儿子都踏实勤勉。昨天听唐庚说，兄弟俩的房子都在100平方米之上，哥哥唐旭刚刚买了套140平方米的新房。

从墓地回来，已经下午3点半，听说我要去南翔，唐旭并不惊讶，说现在去有些晚，路上至少得40多分钟，赶到下班时间还会堵车。今天你们太累，好好休息一晚，明天一早我开车陪你们过去。这时，我也考虑太急切离开有些不妥，就答应下来。

第二天早晨8点，唐旭来酒店接我们。我对他说，家里还有不少事需要你，你把我們送到车站即可，我们坐汽车去南翔，随便看看。唐旭说，那怎么行呢，你好多年没来了，嘉定变化很大，开车去方便些。

行路中，唐旭跟我说了一件事：祖父生前曾表示，要将他珍藏了多年的书都留给你，其中不乏珍本。他知道你爱读书，他说孙子辈中，就你是个文化人。你和大伯好像都不愿来上海，那些书给你留了许多年。后来不知怎么回事，书找不着了。

我心里暗想，我不来，你们就不能给我邮寄过去吗？难道是舍不得那些邮费？难道那些书都被三叔当废品卖了？这么想着，嘴上没吭声，心里却疼惜起那些书。

唐旭“咳咳”清了清嗓子，说，我爸病重时，说起过以前的一些事，他说由于自己的自私，在许多事上愧对大伯，经常自责，甚至骂自己浑，伤透了大伯的心。说起来，都是因为那时太穷，穷得连点自尊和颜面都没有了。他还对我说，如果哪一天你们姐弟还能见面，你要替我道个歉。

轰然一声巨响，我的心摇荡震动起来。唐旭这番话太出乎我意料，多年前的酸涩漫过胸口。我看看并排坐着的陶秀山，让震动尽快平缓。我压低声音说，过去那些事，不再提了，你们兄弟俩沉稳踏实，与你们相处让人放心，三叔可以安心离去了。我们的上一辈受困于他们的时代，吃了很多苦，活得多有局限，我们也许不该求全责备他们。

唐旭小声嗯了一声，过了一会儿，他说，很快到南翔镇了，姐姐想看什么？我说，想去看看你大伯他们读过的南翔小学、南翔中学，还有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他说，从这里离南翔小学最近。不过十来分钟时间，车来到一个小学门口，就是它了。这是一所百年小学，不到放学时间，校门口除了我们仨就没人了。保安过来问我们找谁，我笑着摇头说，不找谁，这是我父亲的母校，我就在门口看看。向校园看去，最醒目的是砖红色的塑胶跑道和几栋暖色调的教学楼。我拍了一张照片，对唐旭说，我十分喜欢的当代著名国画大师陆俨少，就是南翔人，跟你们都是校友啊。唐旭笑说，那我们太荣幸了。

南翔中学则要气派得多，白色的教学楼与红色塑胶跑道、绿色足球场相互映衬。我们到门口时正逢下课时分，校园里热闹忙碌，也许正在上体育课，足球场上已经有男孩们开始了跑动、传球。唐旭说，我在这读书时也喜欢踢足球，那时的校园比这简陋多了。我说，你大伯在这上学能打打乒乓球就觉得很满足了。

而对父亲以前住过的地方我完全失去了方向，唐旭说他也很长时间没来了，原来的老房拆迁，三叔换了一套60平方米的二居室，后来随着儿子们长大、出去上学工作，他把房子卖了之后，在嘉定买了套二手房。唐旭转来转去，开进一个院子，院门口刻着“华美小区”字样，这个小区应该是建成于21世纪初，已显陈旧。房子大都是多层，后面有几栋高层。我们从车上下来，唐旭指着右手边一栋多层楼房说，原来的房子大概在这个位置。我围着这栋楼转了一圈，不知怎么，脑子里最先浮出来的，竟然是祖父躺在他最爱的躺椅上看书的画面。那些人和旧事都消失了，唯一可以仰赖的就是一些零星记忆，可是所谓记忆又能成全多少乡愁呢。

你知道祖父临终时读的是什么书吗？不知怎么，想着那画面，这句话脱出而出。唐旭迷惑地看着我说，祖父临终时看的什么书，我好像从没听过，再说，那时我还很小。

我回过神，忙说，没什么，只是随口问问。

你这一问这倒让我想起一件事，唐旭说，我听父亲讲，“文革”时祖父挨过红卫兵的斗，他的左眼就在那时落下祸患，后来完全失明。他专门交代过我父亲：这事千万别告诉你哥嫂，他们在新疆自己养两个孩子，过得很不容易。

心中又是轰然一声，难怪母亲没说过，原来他们都不知祖父左眼失明的实情。原来，在晚年，他就用那一只好眼，想读尽他的浩瀚史书。

汽车开出小区，拐到一条小路上，路南有条小河，像一条绿色绸带，逶迤向南飘去，还远远看见一座石桥。我脱口而出：我想自己去河边走走，你们在路边等我一会儿吧。来到小镇，直到看见了河水和小桥，我才找回一些从前的感觉，找回父亲当年的一些感觉。窄小的河道，暗绿的河水，岸边的柳树已开始泛青，石板小路被磨得光滑发白，河两边粉墙黛瓦，路边零星几个缓步而行的人。一切都这么熟悉，一切又这么陌生。母亲说，4岁多的我总趁大人不留意时，自己跑到河边，踮着脚尖看水看船，南方小镇这么多的水汇成她的担心，为此她再次违逆祖父让我留在南翔的意愿。这片河水和堤岸，是我曾经停留驻足过的地方吗？而悠悠流向远处的河水，是否还记得几个姓唐的过客？其中也包括父亲。眼泪不知不觉流下来。

不能走太远了，拍下几张照片，我开始掉头，沿着河边往回走。南翔古雅依然，又增添了文明富足的新时代因子。突然想到，假如在此地终老，应是个不错的选择。

回到车上，唐旭说，我们去南翔古街吃正宗的南翔美食。他这一说，我方觉肚子饿得咕咕叫。我说，我只记得南翔小笼包的味道，其余的都忘了。唐旭说，今天中午尝过你就不会忘了。到了一家叫南翔记忆的馆子，扑面而来满满的沪上风情，房间音响里传出一首首上海滩老歌。房间不大，却充满怀旧意趣。服务小哥先送来一壶茉莉香茶，然后菜品一样样端上来，三鲜豌豆，笋烧白蚕豆，红烧肉，烤猪脚，白切羊肉，虽然都不是名贵菜，但每一种味道都鲜爽可口，让人难忘。当然小笼包仍是其中的主打特色。在我看来，南翔小笼包不仅是美食，更像种艺术品，起始于清代同治，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刚出锅的小笼包，晶莹剔透，似明珠玉弹，放在笼格内像花朵，提起来则是盏小灯笼。

我把小笼包拍了好几张照片，做了个小视频，连同刚才拍的一些照片，都发给了陶翰墨。没几分钟，他就回了过来：南翔这座古镇值得前往，这小笼包视频把我和安东尼都馋坏了，这怎么办呢？我回了一个坏笑，说，自己来吃。

饭后，唐旭问，下午还去古漪园转转吗？我说以前去过多次了，你还有不少事要处理，我们回嘉定吧。回到宾馆，才下午3点多，我对唐旭说，你赶紧回去忙，不用管我俩。他说，你们休息一会儿，晚饭时来接你们。

唐旭走后，我对陶秀山说，我决定现在打车去黄浦区，在那住一晚，明天坐高铁回家，不再麻烦唐旭兄弟了。陶秀山用手撫摩着下巴，笑了笑说，甚合我意，走是上策。

坐出租车的路上，我给唐旭打了个电话，他对我们不辞而别有点意外和遗憾。我说，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我已得到安慰满足，欢迎你们有时间去山东看看。他说，会去的。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给你准备了礼物，明天用快递寄到浮城。

晚饭后，我挽着陶秀山的胳膊，散步去了黄浦江边。华灯璀璨，高楼入天，我不得不承认，变与不变，无论潮流怎么变，上海只能是上海。在这里，往来穿梭的人流通向未来，而非过去。而上海的传奇性，其实都蕴藏在无数流动的生活常态中，它是不能穷尽的。同样不能穷尽的还有黄浦江的浩荡江风，它见证过一切又化育出一切，送走一些时代又迎来一些时代，没有什么能逃出它的宽阔怀抱，当然也没有什么能瞒得了它的视线。它就那样波浪滔滔着，呼声浩荡着，消融了这座城所有的屈辱与荣光，宽宥着城中人的偏见，容纳着人们升腾不息的欲望，滋生着胆略和智谋。我以为，上海人最应该感谢这条江。

如果母亲父亲还在，我好想给他们讲讲安东尼家和上海的故事，母亲是多么喜欢听故事啊，一直到老都喜欢。

竟是陶翰墨的话启发了我，为什么不踏上父亲以前的征程溯源而上呢？从他的小学、中学、每天穿行其中的河岸小桥，一路北上，告别一帘江南烟雨，去往大漠孤烟的深处。沿着他在乌鲁木齐、伊犁、天山脚下的足迹，将戈壁绿洲揽入胸中，细细描绘天山南北的崭新图景。

早春冷峭，而江风比上次更有节奏感，我从这节奏感里听出了我们几代人的脚步之声，似叹息，似鼓点，是洪流的引领，也是某种内心回应。这次上海之行，即使不能称得上颠覆，至少重塑了一种历史。一股奇异的感觉从内心深渊升起，浩浩荡荡的江水和江风，将我的思绪引到一个邈远之境，那里没有我也没有现实中的一切，更没有以前的家族沧桑。在真实和虚假之外，是一个更广大无垠的空间，里面是容纳、消解、隐藏，也是滋生、滋养，但是没有任何事物会消失。

我拍了张黄浦江夜景发给陶翰墨，说，谢谢你，儿子。他好一会儿没回复，可我知道他会看到的。

老陶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还有一个地方你最该去。

我一歪头，笑道，还真是，幸亏你提醒我啊。

作家一贯思维缜密，还用我提醒吗？他指指自己的头发说，我几年没休过假了，发量越来越少。今年夏天，无论如何我要陪你回新疆。

我说，你哪是陪我啊，分明是自己想去呢。

他哈哈笑出声，是，我的确十分想去。

责任编辑 杨静南